漢字是一種高級階段的文字

春秋遺民

繼承光大偉大的中華漢字經典文化（系列论文）

作者：周祖庠  来源：作者惠寄

第一論  漢字是一種高級階段的文字

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前夕，錢玄同先生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曾說：

“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固有的漢字，固有的名詞，實在不足以發揮新時代之學理事物。”“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說幾句話：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吋代。”“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⑴   

錢氏此後，一方面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而飲譽海內,一方面又以傳統“國學”大師特別是“小學”大師的盛名而被人們所稱頌：這尖銳矛盾著的兩種聲譽, 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存在 ,本身就是咄咄怪事。然而這樣的典型在近、現代，卻是屢見不鮮的，這說明了其中存在的問題。
由彼至今，將近百年過去了，飽受折騰的漢字不但沒有被廢除，反而被證明是世界上輸入電腦最快的文字，贏得了現代信息科學的考驗，在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發揮著自己的巨大作用；而以儒學和道學為代表的中華本位典籍文化，也經歷了空前絕後的磨難，在如今的商品大潮中卻折射出熹微曙光，引起有識之士的注視，在悄然中逐漸復甦。
在這世紀之交、時代更替之際，對漢字以再審視，對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傳統典籍文化以再審視，無疑對中華民族自身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於更好地發揮中華民族在世界現代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也是具有巨大意義的。
縱觀世界上一切國家和民族文字發展的歷史，不錯，最初都是象形、表義文字。即開始是用簡單的圖畫表示一定的意義，當這種圖畫一旦與語音結合後，便成為了文字。這些文字都可以從它們的書寫形體上直接看出它所表示的意義，如中國的甲骨文、埃及聖書字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爾美文字等都有   、   、   、   、   這類的形體，一看便知道它們指的是太陽、山、水、雨、眼睛等事物；但它們在語言中唸作什麼音，卻是無法從形體上直接獲得的。?

以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的文字都走上了表音的道路，即用簡單有限的字母或字母組合表示語音的音素或音節：只要通過簡單的字母訓練後，人們便可以直接從字形上讀出它的聲音，如英文、俄文、徳文、法文、日文等；唯有中国的漢族及其它極個別民族如中國的納西族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等依然在使用幾千年來的象形文字(雖然其間漢字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象形文字變為方塊式的象徵性符號)。

西方現代語言學家對西方的文字史進行探索研究後曾作出過這樣的結論：象形（圖畫）文字、表義文字分别是文字的原始初級阶段、中級階段，表音文字是先進的高級階段。⑵

我們認為：這種結論是符合西方文字發展歷史的。
   
至於漢字，西方語言學家一方面承認對它沒有深入瞭解，但一方面又判定它是一種表義文字。如著名瑞士現代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vssvre)提到表義文字時就說過：

“這種體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漢字。”⑶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國內有不少文章介紹：西方視漢語為無形態變化之孤立語——一種落後的語言；視漢字為象形表義文字——一種原始落後的文字；視中華文化為封建的不變的文化——一種落後文化；視中華民族為“東亞病夫”——一種落後民族云云。
如英國Anson《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就說：

“說到中國字，他們的固執和荒謬更令人驚訝，經過這麼長的歷史，在眾多國家中，只有中國仍用那粗糙的符號，他們必須精通一大堆超過人類記憶所能負荷的字，書寫起來也需要奇異的功力，沒有人能完全精通它。”⑷

L．le comte亦雲：

“這些繁多的字，是中國人無知的來源。”⑸

他們都不是語言學家，其中不乏帶著有色眼鏡者、淺薄者的胡謅。
語言學家、學者也有明確地指出過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一種落後文字的。如：
美國學者肯尼士·卡茲納《世界的語言》就雲：

“漢語用數千個不同的文字，即表意字書寫，這些文字與詞的讀音沒有關係。”⑹

（蘇聯）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也曰：

“所謂表意文字……在歷史上是圖畫文字之後的一種文字類型，如古漢字和古蘇爾美文字。”⑺

日本學者田中春美等為世界文字分類時就把甲骨文、金文、篆書劃為：“中國象形文字”（《語言學漫步》）。
但對這一觀點作出具體論述者則很少，也許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太簡單，一看就明白，不須論證。
倒是我們自己有大量的文章追隨西方論述漢字的落後，如一九零八年，巴黎留學生著《新世紀》，就主張中國當廢漢文而用世界語：

“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為未開化人所用，合併字為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⑻

由此還引出章太炎先生等與之的一場大辯論。
吳玉章《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也說：

“中國的文字注重在形體，表示一個物體的詞，就是這個物體的圖形。比方，馬、日、月等，就像馬兒、太陽、月亮的樣子……這種就叫做象形文字的系統。”⑼

本文前所引述的錢玄同的文章也是這樣，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可勝舉。
因此，國內許多有識之士出於強國智民的美好願望，認為漢字難認難寫、數量巨大而嚴重影響國民接受科學文化教育，而主張對漢字進行改革；其中以拼音文字代替漢字的呼聲為最高。趙元任、黎錦熙、吳玉章等先生都是這一主張的積極倡導者，當然也包括錢玄同先生。
魯迅先生的《人生識字糊塗始》、《門外文談》便是這方面膾炙人口的代表作。
    新的中央政府建立後，主席毛澤東一九五零年曾說：

“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

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

“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工作。”

至此，關於漢字的改革及其方向問題似乎已經成了定局。?
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這一段歷史：應該說，語言文字(改革)工作早期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製定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不少教訓。
?前輩們提倡改革漢字的良苦用心是無可非議的，他們在漢字改革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活動也應該歷史地看待，筆者在此不想作這方面的討論，因為本文主要是針對漢字的性質問題進行探討。
  漢語拼音是為了推廣普通話、正音識字用的，它是一種注音符號，不是一種文字，更不是所謂未來漢字拼音文字的雛形。但實際上，在《漢語拼音方案》教學中，在作業、考試中，甚至在《漢語拼音小報》、《中國少年報》等報刊中，往往有拼音字母獨自單列成詞、成句、成文，要求學生去翻譯、讀者去閱讀的情況，這實際上是把漢語拼音字母當成一種文字對待了。現在，這種現象還屢見不鮮。這無形中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漢語拼音字母就是未來表音文字的雛形。這種作法，完全違背了製定漢語拼音時的精神：漢語拼音字母是注音字母，只能用來注音，也就是說只有在漢字出現的情況下它才能出現，並且只能注在漢字的下邊或後面。
    漢字簡化方案的第一、二表，總的來說是成功的，但也存在著一部分文字不按照語言文字規律簡化反而增加了社會用字負擔的現象，主要是指假借法的簡化字。至於在文革中公佈的第三表、第四表簡化字，則因突出地反映出這方面的問題而早已被廢除。?
漢字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文字？如何進行改革？這本來是個學術問題，本來應該是允許不同意見的專家群眾充分發表意見、進行討論的。但在已經過去了的那個時代，它實際上被當成了政治立場問題：不同觀點不能發表，發表了就會遭到批判，甚至會被戴上政治帽子。表面上是形成了所謂“上上下下一致的共識”，實際上是窒息了學術的百家爭鳴。這種作法造成的嚴重後果是：
人們普遍認為：漢字是一種落後的文字，很快就會被未來先進的表音文字所代替；而以漢字記錄下來的傳統典籍文化，是一種封建文化，它將隨著漢字的改革而最後歸於滅亡，就如本文開頭所引錢玄同的話那樣。因此,在國民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了一種漢字典籍文化臨時心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個人“原罪”負罪心理。到了“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從《國際歌》到樣版戲，中間沒有真正的革命文藝”的說法更是把一切文化都打成了“四舊”，大加鞭韃——讀書識字成了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
    現在有人曾提出過這個問題：當代知識份子為什麼完全喪失了傳統知識份子的骨氣——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認為，以上就是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因為他們都負有這樣的“原罪”感。
    您想想，中國所謂“知識分子”者，無非就是認識相當數量漢字者也。由傳統漢字文化培養起來的這些知識份子，一旦知道自己視為特長視為精神支柱的漢字和漢字典籍文化都成了落後、反動的東西時，他們還能有什麼底氣、骨力來支撐自己挺起腰桿？他們惟有老老實實、唯唯諾諾，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文化大革命”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極“左”思潮如錢玄同消滅漢字消滅漢字典籍文化之類的主張推到極至之時，它也就迎來了對自己的撥亂反正之時。
“文革”一結束，八十年代初，美籍華人袁曉園女士即放棄了國外豐厚的物質條件，離別親人，隻身回國在北京創辦了“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以及《漢字文化》雜誌，衝破種種阻力，首先舉起了在漢字問題上撥亂反正的大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現在，至少，漢字不是一種落後文字的觀點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共識；以表音文字代替漢字的聲音漸漸稀去；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製定國家語言文字法明確指出：今後一段時期不再提改革和簡化漢字的口號，要讓漢字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以袁曉園、安子介先生為代表的漢字非落後論的努力，終於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目前，對漢字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還在不斷深入，這是百家爭鳴的可喜現象，雖然其中不乏少數人的干擾，但大勢已不可阻擋。作為一個漢語言文字工作者，筆者當然有責任參加這一討論。
筆者認為：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漢字就走過了自己的表音文字中級階段，而進入了音義皆表的語素文字高級階段，又怎麼可能走回頭路，重新以表音文字(不管這種文字是字母符號文字或者是象形符號文字)來代替呢？更不能說：漢字是依然處於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落後文字了。?
說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似乎不錯的（且不論這種文字發展到中古時期已經不再象形而方塊符號化了），但你只能是就它的書寫形式來說；而這種象形文字並不是所謂初級階段的象形、表義文字，這是就它與語言的關係來說。
在書寫形式這個意義上說，現代西方文字只能稱之為字母文字而不能叫表音文字,因為二者的劃分標準必須合乎“同一律”。如果把西方文字稱為表音文字，則是從它與語言的關係上這一語言學的角度上來說了；那麼，我們的漢字則應該稱作既表音又表義的音義文字。
漢字是一種音義皆表的最小書面單位，它不僅僅記錄了語言的意義，同時也記錄了語言的聲音。
西方文字，由於它記錄了語言的聲音，因此叫表音文字。但它不能直接反映出語言的意義。如英語book、money之類，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你是不可能知道它的意思的。?
    而漢字，一看形體就知道它所表示的意義和讀音，如“河”字，一看就知道它是指水，而且水的名字就叫“可”；“松”字，一看就明白到它是指樹，而樹的名字就叫“公”(至於今天“輕鬆”的“鬆”字簡化為“松”字,則是一種同音假借現象了)。
這樣的字，從秦代（以小篆为例）開始，就占漢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一半表音(也兼表具體意義)，一半表義(類屬意義)，你怎麼能夠說它是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原始文字呢？同樣地，你也不能說它是表音文字，因為它的形旁是表示意義類屬的。唯一正確的認定是：它是音義皆表的文字。
    不錯，最初的漢字，如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都是象形、表義文字，但這僅僅是個短暫的時期。?
    十九世紀末年發現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漢字系統了。就已經發現的四千多個甲骨文單字中考釋出或隸定了的一千多個字來看，假借字已占了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形聲字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⑽。這假借字實質上就是表音文字，它表示一個詞的讀音，只能從讀音上、而不能從形體上去瞭解它的意義，它的意義只能通過語音間接地瞭解，就像西方表音文字一樣。如：
       丂（   ）  。
作可（   ）時則為從口丂聲，疑為呵、歌之初文，形聲字；假借為宜、肯之可，或方國名，則為兩表音字；
又作河（  ）字之聲旁，從水丂聲，形聲字。
注意：甲骨文荷槍實彈之荷初文，不從人可聲，而從人從戈，戈亦聲，為會意兼形聲。河亦以荷之初文為聲母（   ）。
    這一類的例字在甲骨文中很多。
而其餘那些尚未破譯的甲骨文字，許多都是表示人名、地名、物名的名詞，大多也是表音字。
    不同於西方文字的是，漢字的表音是用象形符號，西方文字的表音則是用字母符號；但不能因為是用象形符號表音就說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所以，怎麼能說甲骨文這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系統不主要是一種表音文字而是一種象形表義文字呢？儘管西方是用字母表音，我們是用象形符號表音，但這絲毫不能掩蓋甲骨文表音機制的實質。更不能說字母符號表音就先進，象形符號表音就落後，它們各有自己的優、缺點。?
    甲骨文是盤庚西遷後的產物，時間是在西元前十三世紀，但這並不意味著漢字就是在盤庚西遷後才發展成為表音文字的了，而遠在這之前。?
    漢字表音文字階段以前，則是表形表義文字階段了。這個階段至遲在夏代中葉就已經發生了。這個階段是短暫的，嚴格來說，它只是一個文字萌芽、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因為它不可能自己單獨成為（或以它為主地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字系統，來全面記錄語言。?
    我們知道，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只有文字發展到基本上能記錄語言、成為語言的代用系統後，它才能夠使用而成為書面語言系統；否則，它只能像電影中的小兵張嘎不會寫的字就用圖畫來表示一樣，成為一種文字、圖畫夾雜的東西。而圖畫，它既不能表示確切的意義，更沒有與語言語音結合。?
漢字象形、表義文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這些字是不能單獨負擔起記錄語言的職能的。因為語言中的很多辭彙，如表示抽像的概念、複雜的事物的辭彙，是表義文字難以表達的，因此才產生了表音文字、形音文字。現在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統，如中國的甲骨文、埃及的聖書字、巴比侖的楔形文字，它們都不是完全由表義文字構成（或不主要是由表義文字構成）的,因此，表音文字一經誕生，它和形音文字合在一起就可能占文字的大多數，這是由文字本身的表達功能所決定的。所以漢字的表音文字階段，至遲還可以上推到殷商初期甚至夏代晚期。
到了西元一百年左右的東漢，許慎所作《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小篆中，形聲字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說明漢字這時已進入了自己的更高級階段——音義皆表的音節—詞文字階段。當然，漢字進入這個階段的時間也不能以《說文解字》的撰寫時間為標準，《說文》雖然是以小篆為體，但說解的大多是先秦典籍文字，因此我們認為這種變化早在春秋末期、戰國以前即西元前六世紀左右就發生了。?
這就是說，漢字由夏朝中葉的萌芽成長象形、表義的初級階段，經歷了殷商成熟的表音文字中級階段，到東周後已進入音義兼表的高級文字階段。其第一、第二個階段時間不過一千多年，即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漢字就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而西方文字至今仍處於漢字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就已經進入了的並且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經走過來的表音文字階段！?
筆者無意在這裏指責西方表音文字相對漢字來說仍處於中級階段，是一種落後的文字；而只是說明漢字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原始文字。
任何古老的文字能生存發展到今天都有它自己的優秀之處，而它的一些優點又是和它所記錄語言的特點密不可分的。以自己語言文字的特點作尺度去衡量其他的語言文字，就可能只看到皮毛而看不到實質，是不科學的；而那些人云亦云的作法，則是盲目的。?
    至於西方現行表音文字的局限性，西方語言學家早有論述，我想，由他們自己做出評價，比我們去論證，恐怕更具有說服力。鑒於讀者的不一定瞭解，在此僅論述一二：
只要掌握三千來個漢字，就可以閱讀現代所有報章雜誌和基本讀懂三千年前的古籍。
但是要讀通現代英文報刊，則非得認識五萬個單字不行，而這，美國的高中畢業生都很難做到；至於說要閱讀西方古籍，則根本不可能，那就要重新學習認字了。
現代漢字至少有四千年的歷史，而現代英文的壽命不過三百多年。?
任何字母表音文字的壽命都不可能太長，因為任何語言的語音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語音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字母表音文字跟語音的距離太大了，文字就要改革，就要重來。這是歐洲語言文字本身的歷史已經證明了的。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漢字在甲骨文時期就走上了表音文字的道路，為什麼以後未能堅持走象形文字表音的道路或走上字母文字表音的道路，與世界文字同流，卻走上了音義皆表的象形詞文字道路呢？
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象形音義文字比字母表音文字的先進。說到這裏，筆者不得不再次讚歎中華民族祖先的高明！
    甲骨文單純表音的道路未能堅持下去，根本原因當然在於這種文字不適合於古漢語。不適合古漢語的原因，我們認為是：
    古漢語是一種以單音節詞為主的語言，它沒有當代印歐語系那樣繁瑣的形態，而是一種大形態或叫做簡形態語言。一方面，一個音節如果負擔起過多的意義即詞，必然會造成歧義；另一方面，象形表義符號與純表音符號混在一起，不易分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象形表音文字可兼表音、表義，能全面地記錄和表達語言的語音、意義，這就是漢字沒有停留在表音文字中級階段的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表音文字難以適應地域遼闊的中華大地上漢語方言的差異；難以維持政治、文字統一的長期局面，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闡述。
應該說，漢字發展到第三階段，作為一種語言的記錄符號，它已超越了本身的職能。作為一種書面文學語言，它與口語已經有了一定的距離，許多口語難以表明的辭彙，還得靠書面語表達才清楚了。就是說，漢語的文學語言，還得要佐以漢字形體——即目治才行，而不僅僅是一種耳治的符號系統。索諸爾所說：

“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實為音義字——庠案)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是這種代替因為可能是絕對的，所以不致像在我們的文字裏那樣引起令人煩惱的後果。”⑾

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認為漢字是以形表義的落後文字，提出“改革漢字，要以表音文字來代替”的論點，實質上就是要漢字回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去。而象形表音文字都無力擔負起的記錄漢語的重任，字母表音文字又怎能負擔得起呢？這一點，毋須詳細論證了，因為漢字自己發展的歷史早已做出了雄辯的論證！
若違反漢語言文字本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強行改革漢字，帶來的必將是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近一百年的事實已經兆示了這一點。
記得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揚言：電腦信息時代的到來，將最後宣判漢字的死刑。然而餘音未了，漢字輸入電腦的巨大成功，使這些人目瞪口呆。
    之所以有漢字必將滅亡的錯誤認識，在於論者不僅不瞭解漢字，也不瞭解西方文字。他們認為表音文字的“字”就是字母：拉丁文、英文、德文二十六個，俄文三十三個；而漢字僅現代常用字就有三千多個，是一百多倍，懸殊如此之大，當然無法進入現代化了。?
    這種看法之所以錯誤，就在於他們所謂的文字——如英文的字母，在書寫上實際上只相當於漢字的筆劃。漢字“‘永’字八法”再加上其他變形筆劃也不過是十幾種，遠遠小於二十六種。而漢字的“字”，則相當於西語的“單詞”；西語詞根詞綴之類，只相似於漢字的偏旁部首(構造部件)。西語一個單詞一般都是由四、五個以上的字母組成,而我們的詞卻是古代一般由一個字、現代一般是由兩個字構成的。如果可以用這來比優劣的話，那麼誰優誰劣已經明明白白了。當然，在這裏我們也無意指明西方表音文字比音義皆表的漢字低劣，而只是說明漢字並不比西方表音文字落後。四千年古老的漢字經受住了現代信息化的考驗，今天依然在發揮它的巨大作用，這一事實就比一切理論都要來得生動有力得多，現代環宇所使用的文字之中，還有哪一種是使用了四千多年的古老文字呢？可悲的是：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內有的語言文字學家還在教科書中、論著中大發：“漢字一直停留在表意文字階段。”“漢字是一種象形表意文字。”的濫調，貶損我偉大的漢字。

注：?
⑴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
⑵（蘇聯）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第27頁。
⑶ (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 1980  P.51。
⑷ 轉引自王漪《明清之際西學之東漸》第四章。
⑸ 轉引自王漪《明清之際西學之東漸》第四章。
⑹（美國）肯尼士·卡茲納《世界的語言》第215頁。
⑺（蘇聯）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第29頁
⑻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二十一號）》第49頁。   
  ⑼ 吳玉章《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文字改革文集》）。
⑽ 見周祖庠《已釋甲古文字形音表》（未刊）。
⑾（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 1980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