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瓦尔登湖:被忽略的郭家桥》

柴禾妞

[编者按] 朋友发来此文让我读读,帖此,与坛友们分享.

作者:雷立刚　　
　　
　　（一）
　　
      是谁忽略了草丛
　　
　　这些文字,最初写于2001年夏末秋初,那时候,我刚刚租住在郭家桥南街一幢老旧的楼房里。那段时间，经常半夜梦醒，有一个清晨，天仍未明，我突然被对面楼房的一只猫叫醒。它在叫春。
　　确切地说，应该是“叫夏”，甚至可以说是“叫秋”，因为当时已是阳历8月，若按阴历，前几天刚立了秋。所以，我十分地佩服这只猫，作为一只猫来说，它的情欲多么绵长啊。
　　我甚至怀疑那是否真是叫春，竖起耳朵听，内心深处，希望不是。然而，那单调凄厉的尖锐声音，除了猫叫春，不复有其他可能。我有些失落地睁大眼睛，在黑暗笼罩着的床头坐了一会儿，发了一阵子呆。然后，开灯，起床，随手从书架里抽出一本书，居然是《格非文集：树与石》。
　　那本书，之前的日子刚刚看过，但是我懒得把他放回去了，我是比较随缘的人，既然无意中拿到的是它，那就读它好了。灯光散淡地涂抹在我和那本书身上。当天色逐渐发白的时候，我再次读完了《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说实话，在格非的这个短篇集子里，这篇小说不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是多么奇异的感觉，那些隐秘的陈年旧事，那些飘逝的鸡毛蒜皮，那些夹在书页里的早已干枯的树叶，甚至那些……那些曾经打湿了信签，如今却也只剩下一些淡淡印痕的泪斑……都象夜色里的草一样，伴着时光，无声地生长。
　　生长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啊。
　　
　　2001年7月初，我开始在郭家桥生长了。
　　从成都的“九眼桥”，往南两公里，经过古代美艳妇女薛涛的“望江楼”，就是郭家桥了，它指一座横跨锦江的桥，也指这一片区域。
　　成都，是一个慵懒松散并且夜郎自大的城市，位于交通历来不算便利的西部，但这里的人对于时尚的追逐从来快的惊人。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城市，我讨厌她，却又喜欢她，我想，抛开外出旅行不说，近几年内如果不出国，我不会离开这里，尽管，她远远不如北京和上海乃至广东适合有创造力的人生存。是的，这是一个善于扼杀人的闯劲和创造力的地方，我看到过很多在成都生活经年的男人，除了淫巧奇技或许有所提高之外，别的什么都退步了。
　　而郭家桥，则尤其集中了成都的优点和缺陷。这就是一个微缩的成都。它紧临川大南门，夜夜笙歌。这里的年轻女孩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可以把路都照得光洁滑爽。方圆4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大约有网吧40家，酒吧20家，茶坊10余家……另有烧烤摊，麻辣烫，冷淡杯等不计其数。
　　对于深夜里营业的那些小烧烤摊，麻辣烫，冷淡杯等，成都人有一个贴切的称呼，叫做“鬼饮食”，每次我听到或者自己说起这个名词，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多么有趣啊——鬼饮食，我想，这些有趣的细节，或许就是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早已让我极度厌倦的城市的真正原因吧。
　　200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和朋友一起，在郭家桥的河边吃“鬼饮食”，我们喝了不少酒，醉眼迷离中，我看到身边的路旁，有不少我平时忽略了的茂盛的草丛，那些如同女人秀发般的在风中微微摇曳的草的细长叶子，令我感到有些忧伤：如果女人的头发也能象草一样，年复一年地不断恢复青春，那将是怎样的人生？然而，不可能的，再秀美的容颜也抵抗不过两鬓的微霜……又或者，当真能够持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又该是怎样的人生？但是，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一生只爱一次，实际上只是个神话，何况，一生一世的爱情，成本实在太高，是脆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因此，许多时候，对于真正扎了心的爱情，我们反而只能装作忽略。不，不是装作，而是切切实实地把它忽略。这其实不难做到，这世间，有什么样的人与事是不可忽略的呢？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不可忽略的呢？记忆是磁盘，会磨损也会受潮，即便用什么记录下来，比如文字，比如图片，但它们就是牢靠的吗？而今，我用文字讲述着郭家桥，但我心里清楚，郭家桥终究还是会被忽略和遗忘——在这个泛商品时代，一切不产生经济价值的人与物，都必然会被忽略和遗忘。但是，还是写吧，因为我实在爱这个地方，把它写下来，是我唯一能为它做的。
　　我还知道，我的讲述必将是平淡无奇的，因为郭家桥本身就是个平淡无奇的地方。所以我不奢望有太多的人愿意静下来倾听。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听，我还会苛求你，会挑剔你有没有听的心境，你真的静下心来了吗？如果静下来了，我就要开始讲了，我要从瓦尔登湖开始讲起。
　　
　　
（二）
　　从瓦尔登湖开始
　　
　　很久以来，我一直不常写日记，也没有专门的日记本，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如果想记录下一些什么，我会随手找一本正在阅读的书，在它的空白处写下一些零碎的思绪或者经历。200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整理书籍时，无意之中，翻到了《瓦尔登湖》书页上我的一些昔年的笔迹，它们是这样的：
　　
　　2000年4月30日，清晨，日隆镇——昨晚，可能因为高原反应，我头痛，气紧，半夜醒来，很久无法再入睡，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以，为了通过思考什么来忽略头痛的感觉，我构思了一篇小说，叫《德格印经院》，如果哪天真有兴致把它写出来的话，会是很唯美的作品。就这么过了一两个钟头，我终于又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天已大亮，只听得布丁在兴奋地大叫：“天晴了，天晴了”。我抬眼从窗口望出去，不远处群山的雪峰在阳光下圣洁地闪亮着。只能用圣洁这个词语，别无其它选择。起床，站到走廊上，才发现，近旁的田地和房顶上积了白白的一层雪。原来，昨夜“嗽嗽”下着的，居然是雪，而我却还一直以为是雨，还为今天的天气担心了一夜呢。看来，四姑娘山的神灵在护佑着我们旅程的快乐。
　　
　　这些文字，今天读来，还是泛着一种清新的优美，虽然我已经不再喜欢清新的感觉了。我将这本精装的《瓦尔登湖》放在手里轻轻地摩索，往事扑面而来，令我措手不及。
　　我是在99年12月6日，在成都“西藏饭店”近旁的图书批发中心购买了这本《瓦尔登湖》的，在此之前，我认识的好几个“艺术工作者”在我面前声情并貌地推崇过它，反而使我对它有了抵触情绪——我本能地反感那些前卫人物喜欢的东西。而我那天之所以买了它，仅仅因为我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喜欢那封面上金黄的树叶，和那个异国男子手拿船浆的背影，以及那些模糊的水中倒影。
　　时至今日，我非常怀疑那封面上的湖泊是否就是瓦尔登湖，我认为应该不是，因为梭罗笔下的瓦湖，有着一种永世不会变更的幽远，而封面画中那湖，美则美矣，却有一种无法释怀的世俗之气。
　　
　　2000年五一假期，我和布丁应一个藏族女友的邀请，到四姑娘山看望她和她的新郎。这一对藏族新人，就住在四姑娘山脚下的日隆镇。布丁带了很多的换洗衣服，而我简单的行囊里，除了一些旅行必备品，就是一本《瓦尔登湖》。之所以带这本书，原因也简单，就是当时我虽买它将近半年，却一直没兴趣读完，常常是读几页就丢在一边，我怀疑，是否因为在都市里心静不下来而导致如此。我想，如果在遥远的雪山下面，我依然没有兴致把它读完，那说明，我真的不喜欢梭罗。我想要验证一下，如果我确实不喜欢他，我不打算为了显得自己象个隐者而宣称喜欢梭罗。
　　但是，在雪山下的头两天，我依然没兴趣看它。第二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2000年5月1日，下午，日隆镇——昨天下午，去了双桥沟，风光如此动人，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心静如水。在峡谷纵深处相对较易攀登的一座山峰上，我和布丁一直登上了雪线。回来后，累极，倒头便睡。今晨，吃了早饭，我们一行四人便往长坪沟而去，汽车一直将我们送到了海拔4000米的喇嘛庙，然后我们步行进沟，路况极差，费尽力气，也只到了“枯树滩”，那儿已是极美，但据说，后面的风景更美，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
　　
　　“后面的风景更美，可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这是多么无奈啊，人的一生中，如此的无奈究竟有多少？有没有一千？有没有一万？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不也无奈地说过，“愈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明知前面的风景更美，但我们却已经无力向前，这是永恒的遗憾，这是与人的生命如影相随的无可奈何。
　　在这美丽的雪山之下，在这远离尘嚣的静谧之处，我终于有了阅读《瓦尔登湖》的心境，但是，在这高原上，我已经太累，回到寓所，只想睡一睡恢复体力。我知道，不仅是隐居，哪怕是欣赏隐居，也需要力气和条件，需要悠闲和物质的基础，尤其在这个时代，象梭罗那样低成本的隐居，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我用手轻轻将这本书放到枕头下面，我和它在梦中作别。
　　
　　第三天上午，我拒绝出去进行“集体活动”，终于获得了一个人独自面对雪山发呆或者阅读的时间。那天，我的记录如下：
　　
　　2000年5月2日，上午，日隆镇——今天上午的阳光特别晴好，我坐在旅舍的走廊上，任阳光温柔地在我的肩上，头上，背上荡漾。所有的游客都进山去了，整个走廊里除了我就再无旁人。于是，我翻开《瓦尔登湖》里“倍克田庄”一章，轻声地朗诵起来，因为用眼睛默读，我时常会走神，趁现在没人，不会有人笑我，我赶紧念出声来试试。
　　但是，在颂读的过程里，我依然时不时忍不住侧过头看看四周的景致：近处，是稀疏散落在山间斜坡上的用片石砌成的藏族民居，稍远，也就是一百米开外吧，是几座高约两百米的馒头般的小山，当地人说这些山象女子的乳峰，不过我认为太牵强了。这些馒头山的后面，便是雪山了，我左侧视野内正好有一座秀挺的雪山，在蓝得无限澄澈的天空下，它洁白得如同天鹅的羽毛，还如同天空中那些大朵大朵的白云，那些云朵，如此纯净，象游牧民族般在无边的天空中忧伤地流浪。
　　
　　实际上，“倍克田庄”一章，并非书中写得最好的。我最喜欢的是“声”和“寂寞”那两章，另外，“湖”那章也很好。梭罗最让我感动之处是，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当一个隐士而隐居，甚至他根本就不在意隐居，他有一颗孩子般纯净的心灵，他说，“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得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见第六章《访客》）”他是如此的真诚，一点也不加掩饰，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总会厌倦，弄得很糟糕。（见第五章《寂寞》）……我到瓦尔登湖去，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而是为在那里可以尽量减少些麻烦（见第一章《经济篇》）”他还颇为得意洋洋地说，“我最大的特长就是需求极少。”呵，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商品时代里，这是一个必将永远失败却永远在自己内心世界里自我加冕为帝王的小孩儿。
　　
　　2000年5月3日，我们又返回了都市，我的日记也便就此中断，而我对《瓦尔登湖》的阅读，也便中止，直到去郭家桥居住之前，我依然只读到“旧居民，冬天的访客”那章的开头处。
　　人生是无法预测的，当时我不可能想到，从2000年5月初读《瓦尔登湖》开始算起，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我与相恋八年的布丁会突然劳燕纷飞，又过一月，我会到成都二环路东南角一个叫做郭家桥的地方，过上一种远离人群的自由生活。我深深地明白，自己与梭罗是不可比的，我从来不敢以隐者自居，因为我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也缺乏真正直面贫寒的勇气。仅仅是，当时，我有些累了，想过一段哪怕贫困但却轻松的时光。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过客，这条路反正没有尽头，为什么不在走一程之后，停下来歇息一阵子呢？许多人永远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象一匹骏马，虽然神采飞扬，却从来没有细看路边的风景。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当一头牛，犁一阵子地，就休息一阵子，顺便仔细欣赏一番身边的风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至少于我而言，比前一种快乐，我当然要选择这种即便困顿但却因自由而快乐的生活，毕竟，无论如何，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三）
　　自由
　　
　　轻易不喜欢谈论哲理性的东西，因为实在非我所长，而且我也实在从来没有坐而论道的兴趣和习惯。但是，前面既然说到了自由，我以为，就自由谈自由是很容易偏颇的，说自由而不把视野放大到生命层面，没有太大意思。说起生命，就不得不考虑人生的问题。尽管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我们每个人，包括昆德拉自己，依然无法回避思考，这是生命的悖论，同样无可奈何。
　　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的扉页上写着：“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
　　这正是最让人悲哀的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参与这荒唐的人生。我们象蚂蚁啃骨头一样为利益操劳，但那些骨头除了延续我们的生命，究竟还有什么其他意义？
　　
　　很喜欢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曾经看过这么一部记录片，关于美洲一种美丽的蝴蝶。它们一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破卵而出剩下的卵膜，然后立即一刻不停地吃树叶，连排泄时也在吃着，一分一秒也不浪费。很快，他们就变成了茧，仅仅七天之后，它们便化蛹为蝶。然后一刻不停地由美洲北部飞到南部，因为它们必须在南部交尾。而此时，天气总是开始变冷，寒流自北而下，它们必须和寒流赛跑，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冻死。那些运气好的蝴蝶终于飞到了南方，自由地交配，我很好奇，它们的交配有什么样的快感？有几分钟或几秒钟的快感？蝴蝶中有没有性无能分子——那它这一趟万里长征岂非白费功夫？从它们整个生命里程看，它们的觅食和远征都只要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而它们交配的目的其实在于——延续它们的种群。此刻，它们的个体完全是延续种群的一个机器，个体的生命或自由其实是多么荒诞。
　　由于它们生命的短暂，我们人类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目睹了它们数代蝴蝶的历程，从而发现它们每一代蝴蝶其实都是类似的，于是我们发现了它们个体生命的荒诞与微小，对于这些微小的东西，我们往往不看在眼里，但对于人类自己，我们却在意的很——现在，如果有另外一种生物，它的生命是人类的数百数千倍甚至数万倍的话，它目睹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在它的眼里，或许我们每一代人其实是多么类似，尽管所谓社会制度在不断变化，可人心中的那些欲望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今天的痛苦感觉或许五百年前的一个书生完全经历过，我们今天的愉快感觉或许与五千年的一个祖先偶尔捕到一条大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贵重，其实我们也只是蝴蝶般的一个机器，延续种群的机器。
　　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下去，更能发现造物主的极度的残酷阴毒。你看，它既要那些蝴蝶为交配而不懈努力，又偏偏不让那些蝴蝶轻松地交配，它非让它们跑几千里，到南方才能交配，还要适时地让寒流袭击而来，象追击流寇一样，让蝴蝶们惊恐不安。太残忍了，它为何不让这些蝴蝶就地交配呢？再看造物主对我们人类的手段，何尝比对这些蝴蝶温柔半分？它让人类互相倾轧，将人类分成金字塔塔般的阶层，给每一个人一定的社会分工，利用人来收拾人，利用人来整人，利用人来羞辱人，利用人来吃人。让每一个人企图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向上再向上，以期获得相对优势的社会地位，并在这种“向上”的过程中，将人性的丑与恶像病毒一样传染和扩散。
　　
　　我从小是一个逆反的人，无数的教训，使我懂得了一些关于逆反的秘密：适度的逆反可以使你获得一些捷径，因为永远的人云亦云不会令你与众不同，而不与众不同，就不可能得到社会额外的份额。
　　但是，当你的逆反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你就将开始付出惨重代价了。这个限度就是不能与大多数人为敌，也就是不能与造物主制造的规则为敌。造物主很狡猾，它制订的规则说到底，其实就是“如何有利于人类物种繁衍就如何干”，但是，它给这些规则披上了美丽的外衣，美其名曰：道德。道德是可以杀人的，而且不见血。
　　我还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关于道德的秘密。就象那些蝴蝶一样，你压迫其他蝴蝶，你不按游戏规则飞翔，其实都是造物主允许的，因为这样有利于物种的繁衍。但是，你若不按造物主的要求到南方去交配，那你就只有冻死的份了。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你吃人，没关系，因为剩下的没被吃的人拥有更有利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繁衍下去的良好生存能力基因。但是，你如果不按造物主的要求遵循金字塔规则，不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你就等于慢性自杀。因为你违背了这个物种的潜在要求，你明明是反造物主，但造物主懂得怎么修理你，他不用自己动手，他借刀杀人，他给你的罪名永远不会是“反造物主”，而是一个更具道德威慑力的罪名——“反人类”。
　　造物主是我所知道的最可耻的东西。如果我的灵魂可以不灭，如果我对造物主的仇恨可以在这宇宙间不断轮回，那么，我将用无限的时间来诅咒这可耻的叫做造物主，或者叫做神，或者叫做命运的东西。我恨控制别人的那种力量，恨控制者的嚣张，恨“一切尽在掌握”所导致的压制和一成不变。这是与生俱来的仇恨。
　　
　　这种仇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不愿意做一个套中人，不愿意过那种一眼望得到尽头的人生——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无非程度不同而已。我的缺陷在于，总是掌握不好追求自由的分寸。这就使我的自由的成本，总是有些偏高，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最后不得不以逃离曾经熟悉的生活圈收场。逃离了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到了“别处”，每个人寻求他自己的自由应该是有不同方式的，我的方式可能就是“到别处去”。
　　
　　

（四）
　　到别处
　　
　　“生活在别处”，我以为，这永远是一件浪漫而感伤的事情，如果是在曾经拥有过卡夫卡、昆德拉、克里玛等我喜欢的人的布拉格，则尤其如此。我没有去过布拉格，但我很久以前就爱上了那座未曾谋面的城市：爱上了布拉格之春，爱上了弥漫于那城市的淡淡地忧伤着的空气，如果可能，我还打算爱上那里的一间拥有碎花窗帘的房间，但是，显然这太奢侈了，能有一张床就已足够，这张床必当有着洁白的床单，必当有着一睡就可以陷下去的柔软的垫子，必当有着散发着太阳味道的干燥的褥子，必当有着高高的枕头，最好，枕头旁边，能随意地摆放着几个异国的水果，既可以让我懒懒地伸手就够得着，咬一口，满嘴芬芳，又可以作为视觉和嗅觉的调剂品，使我的床充满生命。
　　于是，我不断猜测，布拉格出产什么样的水果呢？最好能有番石榴，因为我莫名其妙地喜欢“番石榴飘香”这个词语组合。但是，我担心它或许只产于南美，担心我的布拉格没有。我在这种担心的驱使下，开始比较全面地阅读曾居住于布拉格的写作者的文字，因为我知道我将是他们某种意义上的邻居，他们旧日的生活将在我的今天以稍有变化的方式重演。始料不及，这些阅读令我忧伤起来，我以前不知道生命可以如此脆弱，它不能承受过重或者过轻的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文字可以将一种疾病传染，这个疾病叫自闭症。
　　
　　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些句子：
　　
　　 那些透明玻璃球里的彩色夹心
　　 那些自闭症的人
　　 我们的，时代的疾病
　　 这个时代太热烈了，他们说
　　 只有别处才有安宁
　　 ……
　　
　　有时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或许是双重的，一方面，知识分子陷入了普遍的自闭，另一方面，社会主流陷入了普遍的媚俗——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所谓媚雅，其实也是一种媚俗。“反对媚俗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无法言说中藏有严酷的真理，振振有辞中含有美丽的谎言”，我个人以为，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每个人的生命共同组合成人类的生命，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奈的，那么人类的生命也是无奈的，所以，一代又一代人，其实都是无奈和不快乐的，只是有人意识到了，有人则没有意识到。
　　在当年的布拉格，莎宾娜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一章第一节，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这些语句触目惊心，与我们的今天何其类似。今天，一方面，所谓精英，正在普遍性地接受“资本决定发言权和表决权”的理念。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但我讨厌这种绝对的倾向性，就如我反对国家机器的绝对化宣传一样，我同样反对民间知识界那种占压倒优势对西方的迎合，我讨厌那些动辄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我并不认为敢于跟政府对着干就是勇敢，我相信真正的勇敢在于面对人人心中皆有的黑暗。
　　然而此刻，我看到了太多的人企图把他们的英雄形象简单建立在政治制度的抗衡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普遍人性弱点的抗争上，对于这些，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如此渺小、无用而懒散，无力改变什么，并且不合时宜，以至于我越来越怀疑——到别处去，其实并非我的喜好，而是作为一个表面坚强但内心深处十分懦弱的人的一种习惯性的逃避。
　　
　　
（五）
　　2001年7月，郭家桥
　　
　　虽然决定到别处去，我起初并没专门圈定郭家桥这么个地方。于我而言，所谓“别处”，和空间上的距离无关，只要与我以往居住的成都长顺上街在人际和气氛上没有什么瓜葛，就是别处；或者说，只要是一个可以离开我熟悉的人与事的独立的房间就行，远在布拉格固然好，近在成都也无妨，所以可选范围很广。我比较倾向于在大学附近租住，一来我在心理年龄上一直像个孩子，最喜欢大学周边那种氛围，二来便于听讲座、上自习、学外语、泡图书馆，三来，当时还有个隐秘的念头，希望能再遇到纯净的爱情。这些，都是要在大学附近才容易实现的。
　　最初打算到成都东郊狮子山去，但是那里因为紧临四川师范大学，楼房基本出租殆尽，平房则低矮零乱，很容易失窃，安全系数太低，只好做罢；而后又有些想到清水河畔的西南财经大学附近去，但当时那里正在修路，居住环境实在不好；于是，只好比较不情愿地在川大周边找房子——不情愿，是由于我曾在川大念了四年书，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那里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旧识，如若不是别的地方真没找到合适的房间，我还真不会到川大附近去。
　　说起川大附近，我们这些90年代初入校的人首先想起的肯定是九眼桥。92年秋，我进川大读书的时候，清代修建的九眼桥还在。那座老桥，有九个桥洞，并因此得名。我并不喜欢这名字，因为觉得不够雅致，不过，我喜欢那桥：旧旧的，桥面的水泥坑坑洼洼，很好。更好的是，桥头总是站着各种各样的人，卖“叶儿粑”的、擦皮鞋的，算命的，做假文凭的……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装作老练成熟的样子，那时我才十八岁，其实是那么幼稚天真……十年了，往事这么一晃而过，仿佛就在昨天。
　　93年的时候，据说是怕防碍新修好的九眼桥排洪，将老九眼桥拆了。那之后，总感觉整个九眼桥一片陡然没韵味了。不过，因为交通便利的关系，我们这些学生们娱乐和消费的地点，基本都在九眼桥一带：吃饭主要在文化路，看录像主要在共和路，泡茶馆和苍蝇酒吧主要在培根路，吃烧烤主要在红瓦寺，以上这些地儿，都在九眼桥近旁。那时候的川大和成都科大还没有合并，九三公路自北朝南贯穿而下，将两所大学隔开，顺着那条路越往南走，人气就越散淡，到了竹林村后面，就几乎已是乡村，一派田园风光，我偶尔也曾骑车去那么逛过，只是当时不知道，那一片乡野便叫郭家桥。到了95年，读大四时，我和布丁曾考虑过到大学外面租房子，我们曾一同骑车沿川大外围转过一遍，路过郭家桥，此时，成都的二环路已经竣工通车，郭家桥的农田早已长出成片的楼房，人丁兴旺，但是很脏很乱，不大符合我们的审美，于是匆匆而过，那一次，我依然没关注过那一带的地名，依然不知晓它叫郭家桥。
　　2001年7月，我再次到了郭家桥时，我和它都又有了变化，我已是孑然一人，更孤单了，而它则人来人往，热闹喧嚣，更繁华了。其时，我本来已经打算租九眼桥的一个单间，价格都讲妥了，却未能最后谈成，就在那时，突然在川大校园里看到一个小纸片，说是南门外面的郭家桥有房廉价出租。按图索骥，我第一次从川大新修的南门出去，走着走着，猛然感觉似曾相识，再仔细看，依稀竟是曾经来过的地方，不禁感叹造化弄人，人世间的阴差阳错，使我在6年前未曾租住的地方居住下来，开始新的生活。
　　只是，物在而人非。确切地说，物也不是以前的物了，几年时光，变化实在太多。2001年7月的郭家桥，酷热、吵闹，我租住的地方要从一个菜市场穿过去，每一次总要闻到浓郁的鱼腥味。道路很窄，平均每两天看到一幕不严重的撞车事件；平均每天看到一个野三轮车被城管人员收缴；平均每半天看到路边一场比较激烈的吵架……但是，这些我都来不及去在意，那些天，我累得人仰马翻。我那时候才发现告别一段旧生活比预计的要累很多——不但是心力上感到交瘁，更是在体力上也有一种深度的疲劳。那段时间，空闲的时候我重读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在某一页空白处随手写了段完全与该书无关的日记，全文如下：
　　
　　2001年7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清早赶到租屋，搬了些日常杂物过去，中午赶回来，天气热的惊人，浑身汗透。然后，将一大箱打印纸搬回父母家，一个人根本搬不完，我把王怡喊上，一起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搬过去，来回都是打的，我预计了30元钱，没想到20元钱就够了，来回都是10元。
　　为节省钱，其他每趟都是我自己骑车驮东西。下午，我最后一趟搬着东西往租屋赶，自行车前后各放两个纸箱，身上还背着三个袋子，象蜗牛。搬家就是这样，哪怕你根本没有多少东西，可也老搬不完，总有东西落下，比如今天，我搬了那么多次，依然把刮胡刀和袜子搞忘了，晚上，我给王怡的妻子打电话，让她提醒布丁把刮胡刀和袜子拿给她，我过些天去王怡家拿，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我和布丁再见面。
　　晚上，先去租了两盘VCD，然后去网吧上了一小时的网。
　　晚上1点过，等房东一家人都洗完了澡，我去洗了个冷水澡。然后睡觉。
　　
　　
　　（六）
　　郭家桥的原住民；我的房东
　　
　　现在该谈谈我的房东了，他们是郭家桥真正的原住民。
　　每个地方的原住民，都因境遇的不同，在这个时代的光线里，留下不同的影子。比如深圳的原住民，靠着卖地和原始股大发横财之后，大多过着富足而闲适的生活，又如成都“荷花池”一带的原住民，因为紧临西部最大的批发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多作生意，普遍都已经有百万家财。郭家桥的原住民，和以上两地的原住民一样，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生活也都还算舒适，但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郭家桥不占地利，所以这里的原住民集体一次性“农转非”之后，没有几个发了财的。
　　不过，有趣就有趣在这儿。正因为没有发财，郭家桥的原住民保存了一种原始的淳朴。表现之一，就是对九眼桥有着根深蒂固的向往。历史上，九眼桥是水路码头，交通枢纽，其影响辐射成都东南的田野和村庄，如同上海之于长江三角洲。其实，到了今天，九眼桥已经不比郭家桥热闹多少了，但原住民们谈起五公里之外的九眼桥来，依然是一幅羡慕的神情，那种羡慕可以使最狡诈的眼神都显得憨厚可掬。
　　这天中午，天气闷热，每个人都期望能下几滴雨，可雨老是将下不下的样子。我从屋里出来，经过路口时，突然听到两个老头在对话。一个说，你看，九眼桥那边，天黑黑的，肯定都已经在落雨了。另一个附和说，是啊，每次都是九眼桥先落雨，才轮得到我们，不过，雨很快就要跑过来的。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为了免得这两个老人惊诧，我快步走到前面小桥上，对着水，嘿嘿嘿嘿地窃笑起来。真的很感谢生活，它给予了我们多么丰富的笑的素材啊，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这些素材。
　　或许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认定他们是原住民？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绝对是的。对于郭家桥的人员构成，我早已经观察良久，心中有数了。无非是这么几类人：一是知识分子，即川大的大学生和教师，他们占了郭家桥人员总数的大约50%。二是外来打工人员，因为这里很多楼房正在修筑过程之中，所以搞建筑的民工相当多，另外还有一些卖菜，开店，做小生意的异乡人，他们总共大约占30%。最后剩下的，就是原住民了。他们以前的乡间农房，都因拆迁而变成了楼房里的某一套。他们离开了土地，住进了“鸽子笼”里，逐渐忘却了最初的不适应，爱上了这种悠闲的生活。刚农转非时他们一般摆点街边小摊，运气好的则在东郊的国营厂子里上班，现在普遍下岗了，生活比较拮据，对有的家庭来说，为数不多的出租住房的租金竟然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比如我的房东家，便是如此。房东是很朴实的中年人，他们的房子是三室一厅，为了多赚点钱，他们夫妻和20岁的儿子共住一间房，以便将剩下的两间屋子都租出去。我租一间，另外还有一对同居的大学生情侣，租了一间。房东因此每月可以有500元的房租收入。
　　女房东年轻时应该还是比较漂亮的，如今五十出头了，还是保存了化点妆的习惯；男房东话少，见人总是一副有点谦卑的样子。有一次，我在我的房间里居然听到他在客厅大声地喝斥什么，我吃了一惊，心想，他究竟是在骂谁呢？我装做如厕，故意出去看看，发现原来他是在批评他家养的猫。当他把猫大骂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把生活中的被漠视和被损害，都忽略了。
　　
（七）
　　夜游神
　　
　　其实,在生活中被被漠视和被损害的何止是我的房东，善于把那些漠视和损害忽略的也何止是我的房东。在郭家桥的河边，这些例子实在太多。
　　郭家桥紧挨着一条河。这条河，在九眼桥附近的“合江亭”以上分为两支，北面的叫“府河”，南面的叫“南河”，汇合之后，合称锦江。小小的一条河，因为杜甫的茅屋和薛涛的小楼，而弥漫了许多文化的味道。当然，同时还弥漫着淤泥和城市排泄物的味道。
　　市中心的锦江两岸是成都市民的露天广场。天气好的时候，每到周末或者黄昏，总是人流如织。而一旦到了深夜，则成了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在某些地段，从晚上零点到三点左右，几乎每张石凳上都会有一对情侣。
　　郭家桥因为在锦江的下游，已经属于城市的郊区，来这里休闲或者谈爱的人都少得多。但这里有另外一些深夜游走的人。其实，他们并不可怕，这是我的切身经验。我自己就经常在深夜里游走，反正不带多少钱，十来块，如果真有人抢我，我就主动把那点钱奉上，免得他空手而归，脑羞成怒，彼此伤了和气，就没必要了。但这么久，我居然一直没机会送出，看来郭家桥还是好人太多了一点。
　　那些深夜里游走的人，对很多早已入睡的人而言是被忽略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名字的人。我给他们笼统地取了个称呼，叫“夜游神”，他们多数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白天，城市只属于城里人。他们被固定在脚手架上和工棚里。脚手架像水泥丛林里的藤本植物，而他们像那植物上小小的触须。工棚则像张着嘴死了的鱼，他们像死鱼嘴里进进出出的蚂蚁。只要监工的不在，他们就在藤本植物和死鱼之间兴高采烈地打闹，他们也说黄色笑话，本能地看女人，他们凑着工地的水龙头喝凉水，拿一张帕子，擦脸，擦背，擦腋窝，再擦脸，于是他们的脸上终日有腋窝的气息，但他们浑然不觉，将那些气息忽略了——他们似乎都没有太多奢望，从不在白天向城市要求太多， 只有深夜，他们才自如地在这城市边缘弥漫开来。他们将屁股搁置在河边的石凳和商厦前的铁椅上，他们笑得满足而纯真，为终于用水泥隔开了土地而欢欣鼓舞。
　　另一些深夜游走的人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因为天灾，或者人祸，忽略了家乡。他们白天的时间用于上访，在城市中心政府门前的马路边，铺一张白底黑字的纸，但他们其实大多无法接近有权力的人，因此注定要一再失望。不时有巡警来驱赶他们，说他们损害了城市美好的外形。其实，他们内心深处已经投降了命运，大多已经不对未来抱太大指望，但是，告状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这样简直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于是他们就习惯性地继续着上访的马拉松，习惯于一再的被忽略。
　　
　　2001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顺着郭家桥的锦江河堤前行，河已经入睡了，但河边的人还没有。这些夜游神，这些城市里的流浪者，在市中心，即便深夜，他们也依然存在着不能忽略的被警察驱赶的危险，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比如郭家桥。我发现流浪者们在深夜里的表情显得轻松得多，有的甚至洋溢着笑意，仿佛在说，这城市，如果在白天不属于他们，那么现在终于也属于他们了，或者说，他们自认为也属于他们了。他们因此而轻松。
　　河边的石凳并不太多，不是每个深夜游走的人走累时都能有石凳坐，于是多数只好席地而坐，或者干脆在路边的小树下面躺一躺。但是，我惊异地发觉，他们不挣不抢，那么地自安天命，即便是连席子也没有便躺在水泥地上的，也看不到有什么悲呛的神情。或者，他们已经麻木了？又或者，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一个能够无限忍受的民族？
　　2001年入秋以后，成都总是夜雨绵绵，郭家桥的夜晚成了湿露露的夜晚，石凳上，草地上，街道旁，到处都是水渍，于是那些深夜游走的人陡然全部消失了。秋天的一个深夜，我上网上到一点，出了网吧，我撑着伞，再次沿河而行，时隔一个多月，夏季里那坐无虚席的石凳，全部空空荡荡，我在河边站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猜想那些人消逝到哪里去了，又像是什么也没想，只是发呆而已。雨点打在我的伞上，“啪嗒，啪嗒”，仿佛是从很高很高的云层里坠落下来的泪滴，一掉到人间，就化作寻常的水，被忽略了。
　　
　　
　　（八）
　　网游
　　
　　2001年夏天和秋季，我之所以时常看到那些夜游的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租住的房间无法上网，所以不得不经常深夜去网吧。那时候，在郭家桥，我最主要的生活就是在网上游走。
　　最初，我喜欢到处上网，每家网吧都去体会一下，心里悄悄比较比较，哪家干净些，哪家老板态度好些，哪家空调效果好点，哪家出没的美女多那么一点点。几乎把全郭家桥的网吧，都转了一遍，仿佛跟每家网吧试婚了一次。
　　比来比去，发现其实都差不多。干净不干净随伙计的勤快与否而变化，老板的态度随他的心情而变化，空调的效果，随这一带电压的稳定而变化，这一带由于空调激增，电压已经不稳了，网吧时常跳闸，一跳闸，空调就不敢开了，热得要命。至于美女，她们是流动的，她们从这家网吧不时流动到那家网吧，所以，与其跟踪追击，不如守株待兔。
　　我曾经在一个夜晚，在不同的两个网吧，两次与同一个美女相临而坐。开始是在“搜狐网吧”，我先是闻到一股微微的香气，我知道，用这种很淡很淡香水的女人，一般是有格调的女人。我好奇地侧过脸去，于是，我看见了美女。
　　
　　郭家桥一带，一旦九月份川大开学后，的确美女如云，川大据说是全国高校中美女最集中的大学之一。我曾在某宣传部门工作多年，和文艺界有一点点接触，没吃过猪肉总还见过猪跑，所以对于美女，的确有点见惯不惊了。但是，当我发现身旁的美女在上QQ时，我依然忍不住想看看她的QQ号码，唉，这就是男人。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感到很可怜，总是控制不住那些下意识的愿望。而这些愿望又总是那么难以满足。比如那次，正在我将看未看时，该美女突然关了QQ，下线离开网吧了。
　　我有些悻悻然，后来也下了线，转到川大报林去看报纸，然后又找了家烧烤摊吃了几串土豆和一瓶啤酒。这时候，离刚才上网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因为实在无聊，我又随便踱进一家网吧，好象叫“探索网吧”，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才坐了三分钟，一个女子在我身边的空位坐下，我立即又闻到了那似曾相识的气味，我知道，又遇到了她。
　　其实，在一个夜晚，在不同的两个网吧，两次与同一个人相临而坐，显然是概率极低的，然而，即便这算是缘分，我却一点也不敢前进一步，因为此时任何话语都依然显得很唐突，我能怎么样呢？我依然只能任由相遇变成路过。我和对方，依然只是陌生人。对于那种把陌生人变成恋人的过程，我现在已经实在感到心力不逮。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白头偕老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必一遍遍地重复那个把陌生人变成恋人的艰难的过程。那个过程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充满刺激和挑战性，但我觉得过于辛苦，过于无法把握，过于患得患失，过于消耗时间。
　　所谓一生相守，我理解，就是爱上一个人之后，便不再对旁人有念头，其实，这样真的很好，因为这么一来，就再也无需重复追逐的艰辛，求爱的惶惑，彼此试探的小心翼翼，互相闪躲的悲悲喜喜，那该多好。
　　但是，人的心，似乎是不可能满足的，当生活真的一平如镜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忍不住要制造一些波折。得到了，就会害怕失去，失去以后，反而无需再担心什么了，这是多么无奈的嘲讽啊。也许，对完美的恐惧疑虑，是潜伏于每个人内心的无法避免的天性。又或许，每一个灵魂，都注定要在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之后，才能躲在被忽略的空隙里，回复平静。
　　
　　
　　
（九）
　　喷火者
　　
　　说起阴差阳错的失之交臂，不禁想起了一幅油画。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发生紊乱，那么，那幅不断打动着我的油画应该是2001年上海双年展上的作品，那是一个孤独的杂耍艺人，在大片的黑色的背景中，口里正喷出火焰。火焰象蛇一样妖娆，邪异而风情万种。然而在火焰的后面，喷火的艺人孤独并且落寞，这种落寞因火焰的万般风情而尤其令人揪心，那是一种可以将心撕成玫瑰花瓣般碎片的纠缠撕扯。
　　1995年，当我和布丁的爱情第一次出现裂痕的时候，我爱上了一首歌谣，那是一首英文歌，叫《卡萨布兰卡》，我费了很多功夫，才终于将它的歌词抄全，然后拿着词典，逐行逐行地翻译给自己，再唱给自己听。我在反复的独自吟唱中时常自己感动自己，我就象歌中唱道的那样，猜测着在卡萨布兰卡，那座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有许多破碎了的美丽的心，那些心因破碎而美丽，二者无法俱全。我以为，这是一个符合自然的解释，对于完美的事物，我有着天生的惊恐疑虑，完好的美丽似乎总存在于即将破碎的危险里，而破碎之后的美丽使我感到安全。
　　
　　就象那首歌谣里的歌者没有到过卡萨布兰卡一样，我没有到过上海，所以我自然也没有参观到双年展。我是在互联网上看到那幅油画的，在看到的第一个瞬间，我就被打动了，或者说，我被画里的忧伤打动了。因为被打动，我几天没敢再看，当几天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想要再看时，页面却已经更新了，我后来用搜索引擎找到网上双年展的作品集，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幅画儿了，它就象一场被记忆忽略的梦一样，陡然消逝无痕。
　　我只好在脑海里不断回忆那幅图画，如同那个歌者反复去电影院里看那场远去的电影。歌者因为电影里的怀旧爱上了忧伤，而我则因为那个制造火焰的喷火人爱上了异乡——只要是异乡就可以，不必是上海，确切地说，我不喜欢过于灯红酒绿的流金之城，我渴望生活在类似于普罗旺斯或者阿尔那样阳光明朗而平实的地方——但是，它必须是异乡，我可以在那里担当一个异乡人的角色，如同那个孤独的喷火人，将寂寞制造成火焰。
　　我知道，把寂寞制造成火焰，是一种彻骨的浪漫主义。我还知道，关于浪漫的一些小小的机巧：适度的浪漫如同在夜风里拉小提琴，可以为你赢得爱情，又如在普罗旺斯写点轻松的随笔，可以为你创造隐士的美名同时又带来实惠。但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却是狰狞的，比如顾城远逐自己于小岛，比如温森特·梵高要“向南，向南，再向南”，他们对普罗旺斯不屑一顾，如同高更说的，“如果你认为在普罗旺斯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阳光，那么你错了”，梵高不打算犯这种错误，于是他选择了“阳光可以把你晒疯的阿尔”。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失去了耳朵，后是失去了生命。
　　无疑，后一种浪漫更为惨烈，因此作为旁观者更容易被震撼，但我并不认为前一种浪漫就是虚伪的浪漫，这和每个当事者的心性相关，都可能是彻骨的浪漫主义，因为都可能不失真诚，只要真诚，就可以彻骨，我作如是观。
　　
　　还是不谈浪漫了，我想说的是，在郭家桥，我几乎再次看到了那个喷火的艺人，不过，不是在画中，而是在我租住的灰色楼宇下。
　　我租住的那个大院是由几幢拆迁楼组合成，很明显地比那些“高尚商住社区”色彩单调得多。灰色是这些楼房的主体色，如同这些拆迁户们面容的颜色。在那几幢灰头土脸的楼宇下面的空地上，有大约4家简易露天饭馆，说是饭馆，实在有点夸张，其实就是一些随时可以拆走的小摊。自从2001年7月初我搬到郭家桥居住以后，就一直在楼下院子中间的临时炒菜摊上吃饭。成都的物价不贵，这些小摊的价格尤其便宜，一份单锅小炒3元，饭随便吃。稀饭干饭都有。
　　这里的顾客，以民工为最多，郭家桥紧靠二环路，有很多在建的楼房，因此也就有很多的民工。他们大多三五结伴而来，仿佛在城市里连吃饭也不敢落单，他们黝黑着膀子，赤膊上阵，还喜欢喝二两小酒。他们其实构成了这些炒菜摊最主要的客源，但是，掌柜们却并不热情相待，在同时点菜的情况下，掌柜们一般先给那些在此租房大学生们炒菜。当然，大学生们受到的礼遇又不如白领，这里的白领也不太少，大多是和女大学生在这里租房同居，每次他们来时，掌柜们最为笑脸相迎，他们的眼睛从来都不忽略人与人的差异。
　　其实那时，我大学毕业已经5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有幸具备白领气质，混杂在人群里，如同一个大四的学生。我刚搬到郭家桥时，每次去吃饭，掌柜们都会大着嗓子招呼：“嘿，同学，吃点什么？”
　　尽管早已经接受了“同学”的称呼，但当我看到一个比我晚来的白领，先吃上炒菜时，依然心绪难平，或者说，心情十分复杂，简直使我对自己曾那么坚定地选择的这种远离社会分工的自由而贫穷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候，我感谢命运使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喷火人。
　　
　　那个制造火焰的人就在三米开外，他正赤着上身，满背淌汗，他一手拿着铁锅，一手拿着锅铲，他在炒菜。当他用力一抬手，将菜翻动时，火焰腾空而起，无限妖娆。炉火熊熊燃烧，他就在炉火之侧，在当时7月流火的夏天，在那正午的阳光下，气温起码接近摄氏40度，他正在制造着火焰，而他却浑然不觉——为了生计，他担当了一名炒菜人，在掌柜者的驱逐下，他必须将烈日和高温忽略，必须将与付出不成比例的收入忽略，他还因为社会没有给予他足够受教育的机会，主动地将自己是一个火焰制造者这一身份忽略——他永远也意识不到，自己每天都在制造火焰。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尽管他不关注自己是否在制造火焰，尽管他没有运气进入双年展的画中，但他和画中那个孤独的喷火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曾在未曾意识到的某一些时刻，制造出感动了旁人的比烟花更美也更热烈的火的变幻之花，这是不能被忽略的，而这，也就够了。
　　
　　在我幸运地再次看到美丽火焰的那个晚上，我坐在我10平方米的租屋的窗前，心里泛起一种隐隐约约的感恩之情。我实在说不清楚那种感觉的细节，但我突然对周围的一切涌起一种宽容。曾经，我是一个极度苛刻的人，无法容忍别人得意的笑声，或者那些在我看来很愚蠢的言行，然而此刻，我恳求那些曾被我刻薄相待的人和物都原谅我，那些被我追着一脚踩死的蝴蚣，那些被我故意划脏的墙壁，那些被我刻上“到此一游”的风景区里的树，请你们都宽恕我，好吗？
　　
　　
　　
（十）
　　在郭家桥怀念长顺上街
　　
　　我还想请求一条街道宽恕我，那条街道叫做长顺上街，它曾给予我那么多的温馨，而我却曾那么毫不在意。2001年初冬的一天，我坐在郭家桥租屋的窗前，从下午坐到晚上。窗外夜色未深，有着一些冬日里少有的温柔的风。我的怀念如同那些风一样羽翼轻柔，我记得长顺上街附近所有街道的名字。
　　在那一带，有一条林荫覆盖的街道，叫商业街。199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时恰巧考进四川省委当公务员。省委在商业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街名。我办公的地方在正对商业街那幢大楼的第十层，记得刚上班时，很新鲜，也很有干劲。有时我加班，夜色渐深时，从宽敞的玻璃窗看出去，外面的楼宇重重叠叠，每一个有光的窗口都像一盏小橘灯，有一种飘渺的温暖。如今我离开了那里，但必须承认，里面是有一些温暖的东西的，它们至今让我怀念，我从不记恨生活。
　　刚工作时，单位给我们三个新来的单身汉分了个单间，那个单间位于一幢建国初年修建的红砖老楼里，那幢老楼有一个古怪而有意味的名字，叫作“多楼”，在“多楼”的第三层，也就是顶层，我们房间的窗口紧临喧嚣的东城根街，即便在深夜两点，汽车的呼啸依然穿耳而过。
　　我想这世间的缘分，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在人与物之间，比如我与多楼，肯定是有缘的。大学快毕业时，一个傍晚，我从母亲居住的火车北站骑车返回川大，当时，东城根街拓宽不久，我还很少走那条路。碰巧的是，突然下起雨来，我躲到路边一幢楼房下，又很碰巧地，抬头看了看门牌，上面居然写着“多楼”二字，这个奇怪的名字让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幢普普通通的楼房。只是，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后会住进这楼里。
　　多楼是筒子楼，年久失修，里面灰暗潮湿，但那时，能在单位附近有一张床，已经让我们心满意足，正如第一次拿到工资时，虽然只有400多元，已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曾勇、张弛，三个单身汉在里面“同居”了一年多。我和曾勇是川大校友，我是法律系的，他是新闻系的，他性情的温和让我至今欣赏。张弛则是南开英语系毕业，不知为何，他与我的关系从一“同居”开始便很不融洽，我想，少半的原因或许在于他性格有几分古怪，但多半的原因应该在于我性情太过古怪吧。生活中我委实不好相处，如果某一天张弛能偶然看到这篇文章，我希望他能接受我对当年自己的不宽容的歉意。
　　万物流转，世事无常，短短一年多后，我们便各自东西。最先是张弛调回老家重庆工作，不仅离开了多楼，也离开了成都。过后是我和布丁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我们单位福利很好，我们的运气也很好，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在东城根街近旁的长顺上街，靠近金河的地方，我和布丁拥有了一套65平方的住房。单位里的人都说，你们这一批进来的，真幸运呵。是啊，记得刚拥有自己的房子时，幸福得如同置身天堂。房子在二楼，窗外是一棵大树，清晨，树上居然会有鸟叫，这在闹市里是多么让人惊喜。
　　长顺上街不仅慷慨地送给我天堂般的住房，送给我鸟儿的鸣叫，甚至还把四周其他优美的街道作为后花园顺带送给了我。从北往南，我的后花园依此是：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它们离我均只有几十米之遥。我时常在夜色温柔的晚上，散步于这些清代的古巷里，巷子悠长，古韵十足，却不阴森，这就尤其难得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不怀念长顺上街，那里曾经有我一生中第一个女人，第一套房子，第一个自己组建的家。从98年7月到01年7月，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三年，我熟悉那条街的每一个细枝末节。98年，那条街还很狭窄，两边全是低矮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店铺前面居然还有成排的街边菜摊，将路挤得更窄。小贩象过江之鲫，噪音喧嚣，人们面庞上颜色杂乱，不过我倒很喜欢那时候的市民气，如果不是每到雨天肉摊前血水横流，似乎也是一种很完美的生活环境了。记得那时我比较喜欢到一家叫作“张卖面”的老号小吃店去，点一碗喷香的牛肉面，午餐就解决了。晚餐有时候在家里做，但我和布丁都是不擅厨艺的人，因而多数时候还是在小馆子里吃。有时侯吃“麻辣烫”，有时侯吃面，有时侯吃烧烤，成都的确物美价廉，两个人吃那些，都花不了多少钱，发了工资，我们偶尔也奢侈一下，打一顿牙祭，便感觉幸福得不得了，我们那时候是多么容易满足啊。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了。可能是周围的一切都在变，我们也便身不由己吧。99年的时候，“张卖面”已经被拆迁走了，2000年底，长顺街建成了成都最大的室内菜市，街道干净多了，但沿街叫卖的那种亲切的风景，也便消失了……新的东西不断取代着旧的，生活总是以一种始料不及的方式让你应接不暇。因为厌倦了那种无聊而无趣的工作，我辞别了原来的单位。之后半年，永远不知道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我和布丁突然劳燕纷飞，我也就此离开了长顺上街。
　　2001年10月底，一个深夜，久久难眠，大约零点过，我骑车从郭家桥来到长顺上街，来到自己从前的家所在的居民院子外，徘徊了很久，我想看看从前的窗户，是否还有熟悉的灯光，然而没有，布丁应该已经睡了，我怎可再打扰她的宁静？但我又怕自己只要在成都， 就总还是忍不住去打扰。就在那夜，往回骑到郭家桥的时候，我萌生了离开成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