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术时代”的来临与“后学者”们的狂欢

梦的轻波

作者：张德明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270

后学术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被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感觉到，但至今尚未有人给以明确的定义和理论上的阐发。这个事实本身反讽地证明了后学术时代特有的暧昧性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的退场甚至“死亡”。

后学术时代的首要特征是，学术不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成为服务于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活动；成功的文人不再是那种白首穷经，以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一鸣惊人，在某个学术领域中做出贡献的学者，而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资本，奔走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在与后者的博弈和交换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那一类人，对于这些介于学者、商人和官僚之间，或者集三者于一身、难以定义的文人，暂且名之为后学者，以与后学术时代接规、配套。

后学者们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坐板凳的”的学问。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费时费力而又费脑的活动，自由他手下的低职称或无职称的学者或准学者（博士生或硕士生等）去完成。后学者们做的工作主要是灵市面，抓信息，奔走于朝野之间，周旋于资本与权力的夹缝中，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争项目，争学位点，进而从后现代资本中分得一杯羹。

后学者们对学术项目的操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原则和流程进行，他们能根据欲申请的项目的缓急程度和论证的难易程度，在数天或数月之内迅速拼凑起一个课题小组或写作班子，并能按照项目设定的时间，完成从设计论证到实际操作的全部过程。并非从比喻的意义，而是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后学术时代的后学者就是学术包工头，其包工项目的重要性及规模的大小，则视其所掌握的文化权力资本的大小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学术包工头比当建筑包工头容易得多，因为前者的资本是政府或企业买单的，没有任何投资风险，而后者则不得不时刻盘算着如何付息还贷，以最小的投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众所周知，随着民工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建筑包工头再也不能拖欠民工工资了，但是后学术时代的学术包工头，只要他愿意，却可以明目张胆地不付工钱，因为他手中有着诸如学位授予权、职称审批权等文化权力，而这一切足以影响到他手下的“民工”未来的生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学者手下的那些高学历的“打工者”的境遇并不比建筑包工头手下的民工好多少，他们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唯一的希望是有朝一日上升到后学者序列，成为新一轮的学术包工头。

后学术时代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结果并不重要，项目就是一切。只要不要做得太烂，出现低级错误，即所谓的“硬伤”，最终成果大多都能通过，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奖。这是因为，项目的审批人和最终成果的评价人基本上是同一批人。评审、评奖活动本来就是后学术时代文化权力博弈的场所，权力的博弈最终自会取得某种平衡。结果自然是心照不宣、皆大欢喜，比如，这次项目给你上了，下次奖就归我得了。这样，后学术时代的“写”书或得奖，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学术意义，而成了一种显示其“作者”掌握的文化权力的表征行为，和增加其文化权力的法码、以便在下一轮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

国际文化资本的加入是后学术时代的一个相当重要参数。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学者们深谙 “个中三昧”：没有国际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不能算真正的学术会议，没有国际学者参与的项目很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不算真正的学者。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因此，后学者们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们的结交上。尽管为数不少的国内后学者基本上不懂外语或只懂一点点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自己的博士生自告奋勇的协助下，出席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发表一些大而无当、不痛不痒的学术观点；进而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文化权力资本组织几场上规格上档次的国际会议，邀请一些过气的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在五星级饭店里做几场有影响的学术报告，就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论题开几场圆桌会议，最后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于是一本装帧漂亮、合于国际学术潮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就此诞生。主编者往往是国内后学者和国际后学者联合署名，借以显示国际性和世界性。借此，国内后学者们就从国内知名学者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学者，而来自第一世界的国际后学者也在吃到可口的中国菜的同时，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入了第三世界。这样“双赢”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可以期望，在后学术时代后学者们之间的权力博弈下，在层出不穷的重点项目的设计、分派、评审、评奖等一系列貌似“公正”、“严格”、“科学”的学术评介体系和评审程序下，在中国后学者与海外和国际后学者们的心照不宣的互惠、双赢的合作下，在一次又一次国际会议杯盏交错的狂欢中，21世纪中国的学术事业将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得到后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