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霜叶红

2007年09月05日 07:37:2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9/05/content_6658995.htm

毛泽东在书房

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在火车上看书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毛泽东和胡乔木在一起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乔木

       胡乔木 （1912--1992）原名胡鼎新，江苏盐城人。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为《北方青年》撰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1937年在上海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1937年到延安，先后任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中央青委会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等职并主编《中国青年》杂志。1941年起，调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参与指导新华社的宣传工作。1948年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并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解放日报》撰写过很多重要社论。1949年7月，他和范长江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并任筹委会主任。195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胡乔木在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1977年后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等职务。还先后担任过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霜叶红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和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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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 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叶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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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陈伯达

陈伯达的书法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

　　                                                                                         陈伯达（左）

      1980年11月13日下午，陈伯达聘请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甘雨霈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来到复兴医院会见被告人陈伯达。他因病离开秦城监狱在这里治疗，住在医院主楼东北不远的三层小楼里。

霜叶红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江青，1913 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终于得以崭露头角，这令她颇为得意，从此江青便开始越出她应有的职权，步入了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江青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国内知名度，她还想要有国际知名度。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她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可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弃，继续寻觅着自己的“斯诺”。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根据自己的笔记还是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 》，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人不要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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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4年在上海以蓝苹为艺名做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 　　

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文革中的江青“风光无限”











毛泽东与江青及孩子李讷在枣园


　江青在大寨的“劳动表演”


1977年3月2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虎子

由毛泽东挑选和使用秘书想到的
2007年02月10日 00:00:26 作者:艾琳 来源：新华网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生中用过很多秘书。他挑选秘书有自己的标准，要求秘书必须有思想、有学问，必须兴趣高雅、博览群书，必须善于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必须人品良好、忠厚老实。

    因为毛泽东对秘书的要求很高，因此，凡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人，几乎没有听到过有谁在生活上传出什么绯闻，在经济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也没有哪个秘书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发号施令。

    毛泽东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工作关系，毛泽东与秘书的感情，也是在工作中结下的，是因为兴趣、爱好、习惯等形成的。

    联想到现在一些领导与秘书的关系，有多少是工作关系，有多少感情是工作感情呢？有些领导与秘书之间，除了工作之外，更多的是吃喝玩乐的关系、利益关系、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秘书如果只知道做工作，只知道把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完成好，而不在生活上把领导照顾好，不在吃喝玩乐上把领导安排好，不在对领导的亲属的关系上处理好，即使工作干得再出色，也不会得到领导的欣赏，与领导的感情也不可能深。一些领导也常常忙于事务，忙于迎来送往，忽视了对秘书的严格要求。

    正因为领导在工作之外依赖于秘书的地方太多，而一些领导有许多秘密掌握在秘书手中，领导与秘书的关系，由原来纯粹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哥们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领导虽然掌握着秘书的去向权，但秘书也牵住了领导的鼻子。少数图谋不轨的秘书，抓住了与领导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在外面打着领导的旗号，为个人谋取私利。

    很多情况下，领导出了事，秘书也跟着出事，秘书出了事，领导也难以推脱责任。最典型的莫过于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李真。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秘书，却在河北省呼风唤雨，成为省里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不仅到处封官，而且大肆敛财，最终走上了断头台。而河北省的这位主要领导，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也是直接因为秘书的出事而案发。

    秘书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位，但是，当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秘书与领导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那么，秘书就变成了一种职务，一种权力很大的职务。

    秘书成职务，是十分可怕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腐败。

    从毛泽东选配和使用秘书的事实中，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否产生一些启示呢？能否在选配和使用秘书时谨慎一些，在与秘书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清白一些呢？

虎子

毛泽东最赏识的三位秘书

        毛泽东一生中用过很多秘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我们从毛泽东和他的三位秘书的交往、言行和三位秘书的经历中，可以获得不少借鉴和启迪。

　　毛泽东欣赏有思想、有学问的人

　　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毛泽东的几个主要秘书都是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例如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发现“乔木是个人才”，所以后来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胡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由于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新闻首脑”。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较为有特色的发言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争论，陈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很高兴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好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都很满意，才正式选调为自己的秘书。

　　毛泽东希望秘书博览群书，兴趣高雅

　　毛泽东本人喜欢吟诗书法，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毛泽东的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嗜好。在上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身边多年，胡在休养期间，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每次习作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江青曾当面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上世纪30年代，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毛泽东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读了好书，感慨一番，还要经常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纪的沟壑，相互切磋，亲密无间。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教导秘书注重调查研究

　　毛泽东做任何事都非常严肃认真，喜欢对每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因此，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不但自己经常深入群众作调研，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例如1961年，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为此，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对调查的人员组成、调查方法、对象、时间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布置，还要求将他以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发给每个组员。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工作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身边人员部署调查任务。

　　毛泽东看重人品，喜欢老实人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毛泽东喜欢老实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大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毛泽东不喜欢的是自作主张，做事事先不报告，爱出风头，喜欢投机钻营的人。胡乔木第一次被毛泽东批评是因胡起草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陈云当时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跃进指标”这些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并请转告毛泽东，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事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十分生气，第一次用颇为尖锐的言辞批评。陈伯达与毛泽东第一次发生不愉快，是在1949年随毛泽东出访苏联，一次在与斯大林会谈时，陈因斯大林对自己的问话而忘乎所以，表现十足，却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之后，陈又不打招呼，私自搬到外面住宿，毛泽东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以后，虽仍然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批评陈伯达:“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可见，毛泽东对陈的油滑心态是多么深刻的洞察和鄙弃。

　　胡乔木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文革”中基本上“过关”，主要也还在于毛泽东平时对胡乔木印象不错，认为胡乔木是个老实人。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句话颇为传神，也说明毛泽东对人的诚实是看得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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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伟人试比高
作者：章立凡 来源：http://suibi2005.blog.163.com/bl ... 643200961392819606/
(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9年第四期)           

名人的身高一直是个公众话题，精明的商家甚至推出了一款标有世界名人身高的镜子，让你与他们一比高低。万民崇拜的伟人中，凡有点身量的，常被拔高成“身材伟岸”的巨人;若是身材矮小，又被冠以“短小精悍”之类的美誉。

由于各种影视作品的演绎，毛泽东的身高近年已上涨至1.80米以上（甚至有1.83米、1.85米、1.86米之说），成了一种“高大全”的英雄传说。“毛泽东身高180公分左右”的记述，出自其前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不少文章以此数据为标尺，求证其他名人的身高，结果搞得莫衷一是。例如有人举毛泽东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照片为证，比照上述传说，认为二人身高相似，其实蒙帅身高在1.75米左右。

近日上网，发现一篇题为《毛泽东最真实身高:172cm》的文章，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作者通过对历史图片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江青、斯大林、尼克松身高的比较研究，得出“毛泽东的身高应在1.72米左右，最高不会超过1.73米”的结论，否定了毛泽东身高1.80米以上的诸般说法。

兹再披露一件口碑旁证:我的父亲章乃器比毛泽东小4岁，两人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相识，正是毛泽东、蒋介石并排拍下那张著名合影的年代。1949年至1957年间，父亲与毛泽东在政府中共事八年，不时在公务场合见面，也曾到毛家中做客，后来因“反右”中止了交往。

“文革”中父亲开始撰写回忆录，也时常谈起一些往事。我有次无意中问父亲:“毛主席有多高?”“1.75米，比我高两公分，我是1.73米。”他的回答很肯定，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毛泽东不像宣传中那么高大。父亲早年受过飞行员训练，其目测数据应有一定可信度;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不算很密，但有近距离接触，“冷眼”目测也似乎比朝夕相处要准确些。

顺着这个话题，我又检索了一下其他中外名人的身高资料，汇总分类，附记于此。

美国总统及政治家的身高相对精准，从维基百科（Wikipedia）上查到:华盛顿1.88米，杰佛逊1.89米，麦迪逊1.63米，林肯1.92米，格兰特1.83米，威尔逊1.80米……自二战至今的总统中，罗斯福1.88米，杜鲁门1.75米，艾森豪威尔1.79米，肯尼迪1.83米，约翰逊1.92米，尼克松1.82米，卡特1.75米，里根1.85米，老布什1.88米，克林顿1.89米，小布什1.80米，奥巴马1.87米。其中的林肯和麦迪逊，分别为美国历史上最高和最矮的总统。近三届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中，麦凯恩身高1.67米，克里1.95米，戈尔1.85米。在美国总统竞选史上，几乎所有的高个子都战胜了矮个子，只有2000年大选是个例外，但获胜的小布什实际得票总数低于戈尔。

俄国领导人的身高有点没谱:列宁1.64米;斯大林1.62米（另有1.68米、1.73米两说）;赫鲁晓夫1.62米（一说1.66米）;勃列日涅夫1.76米;戈尔巴乔夫1.75米（一说1.78米）;叶利钦1.92米（一说1.89米）;普京网站上公示的身高为1.72米（5英尺7.75英寸），但也有人说他顶多1.70米;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为1.62米（一说1.57米）。关于俄国领袖的身高，还有若干轶闻，列宁周围多为“红色矮人”:加里宁1.55米;布哈林1.55米;基洛夫1.54米;拉狄克1.54米;皮亚塔科夫1.54米;伏罗希洛夫1.57米。叶利钦偏爱高个助手，但用过两位不算高的总理。曾有人问他为何选中身材不高、体态轻盈的普京作为继承人?叶回答说:“起先确实觉得分量小了点，但普京其他优势明显。”

一战至二战前的欧洲政治领袖中，被称为“侏儒怪物”的法国总理梯也尔身高1.55米，德国总统兴登堡身高1.95米。二战时期的政治家中，丘吉尔身高1.60米，戴高乐身高1.95米。独裁者不可貌相:墨索里尼身高仅1.60米，裕仁为1.58米（一说1.63米），东条英机为1.61米;据说佛朗哥也是个矮子，但我未查到其身高数据;争议较多的是希特勒，有5英尺8英寸和5英尺9英寸两说，身高当在1.73米到1.75米之间。

美国是个有英雄崇拜情结的国家，著名将领的身材相对魁梧。前面提到身高1.83米（6英尺）的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北方联军总司令，与之对垒的南方军队统帅罗伯特·李将军，身高也有1.80米（5英尺11英寸）可谓旗鼓相当。二战时的盟军统帅、后来成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身高1.79米（5英尺10.5英寸），麦克阿瑟为1.80米（5英尺11英寸），马歇尔是1.83米（6英尺）;巴顿身材最高，有1.88米（6英尺2寸）;史迪威则只有1.77米（5英尺9.5英寸），是这些将军中最矮的。

二战期间的欧洲名将中，德国隆美尔元帅1.70米左右（根据与希特勒的合照推算），曼施坦因元帅1.81米;俄国朱可夫元帅1.70米左右（根据与斯大林、蒙哥马利等人的合照推算）。基于种族原因，日本名将的个子要矮得多，海军的元帅东乡平八郎和大将山本五十六，身高都是1.59米。以色列名将摩西米达扬身高1.70米左右（根据与沙龙的合照推算）。

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们，也是高矮不一:亚历山大大帝身高1.50米;查理曼大帝1.93米（6英尺4英寸）;横扫中亚的“瘸子帖木尔”高1.45米，是君主中最矮的;法王路易十四高1.56米;“征服半个欧洲的矮子”拿破仑，据说身高在1.56米到1.60米之间（但也有1.68米乃至1.69米之说）;被送上断头台的英王查理一世，身高1.62米;俄罗斯暴君伊万雷帝身高1.78米;彼得大帝高2.04米，为历代君主高度之最;被列宁下令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身高1.74米。

世界文化名人中，济慈身高1.54米，伏尔泰1.60米，巴尔扎克1.57米，普希金1.65米，爱因斯坦1.64米，毕加索1.62米。中国文学家鲁迅身高1.58米;另据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推算，孔子身高为2.21米，但有很多人表示怀疑。

在当代国际政治家中，希拉克和德维尔潘都是1.90米，布莱尔身高1.85米，施罗德1.74米，沙龙1.70米，萨科齐1.64米，贝卢斯科尼1.68米（一说1.73米）;克雷蒂安1.77米，萨达姆1.86米（6英尺2英寸）。亚洲领导人的身高普遍低于白种人，卢武铉1.68米，金正日1.55米，小泉纯一郎1.67米（一说1.69米），阿罗约身高不到1.52米。

美国《财富》排行榜上前500名CEO的平均身高，比美国的人均身高高出3英寸（约7.6厘米），其中58%的人身高超过6英尺（约1.83米），这种身高在美国总人口中仅占14.5%。而身高超过6英尺2英寸（约1.88米）的人数，占该排行榜的30%，这种身高仅占全美国的3.9%。可见身高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优势十分明显。另据美国收入调查，身高每高出1英寸（约2.54厘米），年收入就平均增加789美元。而荷兰的调查也显示，管理阶层平均比蓝领阶层高1英寸。

中国近现代政要中，孙中山身高有1.58米和1.60米两说;据日本士官学校的登记记录，蒋介石身高为1.698米;军人中冯玉祥1.83米（一说1.86米），张灵甫1.86米，都是比较高大的;被称为“大元帅袖珍本”的陈诚，身高仅1.60米。台湾领导人中，据说蒋经国的身高与邓小平相仿（1.50米），李登辉身高约1.78米，陈水扁1.67米，马英九则是1.785米。中共领导人中，刘少奇身高在1.72米到1.73米之间，有人说周恩来身高1.74米，其实只有1.69米（据邓颖超言）;邓小平身高1.50米（一说1.52米），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总统阅读美国情报专家的分析材料，得知邓身高4英尺11英寸，折合1.4986米。

上述数据中，有不少来自口碑、目测或照片对比，难免产生误差。最精确的数据来自美国，当是得益于档案完备且信息公开;惟因其以英尺记录（1英尺=0.3048米，1英寸=0.0254米），很多人忽略了1英尺为12英寸，致使在换算时发生错误。误差也与拍照的时间及年龄有关:人在睡眠中身体放松，早晨会比晚间略高一点;人到老年肌腱退化脊柱弯曲，则会比年轻时矮一大截。

国际政要们聚会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比较一下身高，据说叶利钦的“俄国熊”体魄，常令各国领导人感到不自信。身材矮小的元首，总是想方设法令自己显得高一些。例如路易十四就爱穿高跟鞋并戴蓬松的假发，斯大林则穿上加厚底的特制皮鞋，一般人看不出来。

权力越大的人物，其身材也容易被媒体或公众拔高。前苏联电影中的斯大林，就显得高大魁梧。摄影时的位置和角度也颇有讲究，毛泽东访苏时候与斯大林合影，因为毛身材较高，斯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向前跨出一大步，照片上的身高就显得不分轩轾了。

19世纪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身材矮小的人容易争强好胜，以此补偿其心理缺憾。他还创造了“拿破仑综合征”这一概念，认为拿破仑、斯大林、佛朗哥、墨索里尼都患有典型的“矮子综合征”。阿德勒本人就是一位身材矮小、严重驼背的人，但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有志不在年高，成败不在身高。伟人也是人，先天生理构造与常人没有根本区别，后天的教育、思想成长和机遇环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格发育及行为。有名人身高标度的镜子，只能让你比比身高;只有在历史这面镜子里，倒是可以窥见他们的品格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