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谁在主导“汉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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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要主导“统一标准汉字”？2008-06-18 来源：《环球》杂志  作者：谢黎 陈昕晔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海子《以梦为马》

　　仓颉字，竹简书，虞夏彩陶，殷墟甲骨，那些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的古老符号为中华文明保存了火种，使历史得以记载，学术得以传承。今天，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勃兴，汉字再次迈出它走向全球的步伐。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汉字使用各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汉字的这一次全球旅程变得不那么平静，其间夹杂着许多意料之外的争议和矛盾——统一之争、编码之争、简繁之争、起源之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陈昕晔

　詹德斌 蓝建中

　　【一】韩国要主导“统一标准汉字”？

　　2007年11月，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在北京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中日三国学界已就“统一汉字”达成协议，决定制作一部汉字“比较研究字典”，并制定以繁体字为主统一字形的5000～6000个常用汉字标准字。

　　此说法被中国媒体转载后，一度引发热议。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这并不是事实。

　　苏培成说，在这次会议上，韩国学者的确提出了这个意见，但中方没有在“统一汉字”上与韩日达成任何协议，更没有认同将汉字以繁体字为主进行统一。

　　“统一的难度是很大的，”苏培成称，“文字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可能向别国看齐。再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事，统一了以后好处并不明显。”

　　据《环球》杂志了解，在中日韩三个主要汉字国家中，韩国在推动所谓“统一标准汉字”方面态度最为积极。韩国学者提出汉字标准化、统一化的理由是，共同使用汉字的东亚国家各自使用不同形态的字，容易引起混乱，为此需要制定使用汉字的数量，统一汉字的形状，即所谓的“标准化”，并认为这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

　　高丽大学国文教授金兴圭认为，“中日韩三国从历史上就共有文化资本，汉字是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非常有用的资产”，“应该使汉字标准化工作因字形不同产生的非效率性层面达到最小化”。

　　事实上，国际汉字会议就是在1989年举行的韩日合作委员会联合总会中，韩国首先提出“汉字标准化问题”的产物。此后，韩国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1991年，韩国首次召开了国际汉字会议，此后又相继举行了7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而在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之后，韩国一些主要媒体积极呼吁政府出面援助“汉字统一”问题，说“否则将受制于中国”。韩国学者希望行使统一汉字的主导权，并声称要警惕汉字宗主国——中国的意图。

　　在韩国，实现汉字标准化受到不少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统一汉字应该是统一到繁体字上来，并且希望中国向这个方向靠拢。韩国方面甚至有学者表示，如果大陆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台湾等方面可能会首先采取措施，实现“第一阶段汉字的统一”。

　　对此，苏培成对《环球》杂志表示：“一些韩日汉学家的愿望是好的，希望推动汉字的使用和交流。但国际汉字研讨会只是三国四方(中、韩、日、中国台湾)一个非官方的学术交流平台，没有固定的机制和常设机构，也不存在哪方当主席的问题。再者，有关汉字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只能是空谈。而如果韩国确实如他们所言，要先采取一些措施去做所谓的‘统一标准’，那么我们没有遵守的义务。”

　　当然，在韩国，同样存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参加了第八次国际汉字会议的高丽大学教授金彦钟就曾表示：“汉字在各国的语言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已经存在很久”，“即使制定了统一常用汉字，但是考虑到各种不便和损失，有没有国家欣然遵守这些也是疑问”。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研究员李浚硕则认为“在常用汉字的概念都没有确定好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常用汉字是颠倒了先后顺序”。直至目前，韩国本身并没有制定过常用汉字。

　　另外，有韩国学者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文字处理软件都带有繁简转换功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统一什么字形。一位韩国媒体评论员尖锐地批评说：“为什么韩国的某些学者和某家报纸死抱着要统一汉字不放？”评论说，要么是这些所谓一流大学的教授们认识一些汉字，但是却不会说汉语，在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想通过写汉字来交流，可是对方并不明白，所以感到很郁闷所致，要么就是他们想通过提倡汉字教育来挣钱。

　　韩国《文化日报》也在一篇评论中称，为了自身的便利，要求他国改变语言体系有些过分。相反，韩国教育当局制定有效的汉字教育体系更符合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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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纸上书写的汉字至今或许还远远谈不到统一，但是在计算机上统一已经实现了——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CJK Unified Ideographs)，就是把分别来自中文、日文、韩文的汉字，按照共同的认同规则，把本质相同、形状相同或稍异的表意文字(主要为汉字，但也有仿汉字如日本国字、略字、韩国独有汉字)在ISO/IEC 10646的标准框架内，形成有序的集合，赋予一套统一的代码。

　　也就是说，中日韩三国在写法上有细微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的文字，在计算机上的编码是同一个虚拟的“汉字”，一个编码；而字形不同的汉字，即使是同样含义，也对应着不同的编码，比如繁体字的“壹”和简体的“一”意义相同，却必须有各自的编码。

　　使用过Win95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繁体字的电邮和网页时，打开会出现一片乱码，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台湾使用的是BIG-5码 ，而大陆的编码标准是GB2312。假设，内码(0000)对应的汉字是(一)，而在台湾，内码(0000)对应汉字是(十)的话，中文的汉字“一个”，在BIG5系统就可能变成了“十万”。GB码的汉字，在BIG5下，就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符号和文字。

　　而在Win 2000和XP系统下，我们已经几乎忘却了乱码的烦恼，那是因为其包含了一个国际标准的通用多文种编码字符集，其中的汉字编码就是CJK——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共同参与，由中国主导完成的。

　　实际上，这套多文种编码字符集的创建、整合和最终成型，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世界IT龙头企业微软发起制定Unicode标准，似乎企图完成一个古老的人类夙愿：修建一座有助于人类沟通的“通天塔”——一个涵盖了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所有已知字符的统一编码方案。

　　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在修建另一座通天塔——ISO10646，中文全称为：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ISO10646国际标准定义了一个31 位的字符集，这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巨大编码空间，总共达21亿4748万3648个码位。

　　也许，即使搜罗地球上古今人类所有符号、所有文字，也不会有字符分配到第20位 100 万码位空间，而这还不过是31位空间的两千分之一。迄今为止被定义了的，也不过其中的前16位子集，称为基本多语言面 (BMP)，包括 65534个码位 (0x0000 到 0xFFFD)，尚不及全部空间的万分之一，但是已基本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已知语言的字符，包括各种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如阿拉伯文、藏文、汉字、彝字以及国际音标符号等等。

　　目前，这两座通天塔其实已经合成了一座：1993年ISO10646与Unicode合作，制定了第二个方案，1993年成为正式的国际标准，即ISO10646-1。两个标准的字符对应的编码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不断扩充的文字编码是继续对齐的。

　　这座通天塔的功用，已经在现实中发挥——微软的MSN可以同时支持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希伯来文。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一起聊天。

　　稍嫌讽刺的是，这个沟通自由的梦想现在正和与垄断纠缠不清的微软帝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从Windows NT开始，Unicode已经成为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体代码，或者说基本代码或轴心代码，各个代码页面表面上在那里存在，但是内部的表示、处理和外部的传输、交换等等都是Unicode。

　　三流的国家制造产品，二流的国家提供技术，一流的国家制定标准。谁制定了标准，谁将掌握未来，在通天塔的理想背后，是一只商业的巨手。

　　“汉字统一编码不仅最大限度地简化了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短信、电子邮件、Web、电子出版物)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输和交流；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软件开发和移植的成本，使一套程序用于多文种的语言环境。”几乎全程参与了汉字内码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轴材对《环球》杂志记者阐明了CJK的商业价值。

　　如此看来，韩国的一些学者提出“统一汉字”的所谓共识，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荒谬和狭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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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电脑上的汉字统一编码起步情况良好，但在日本，却有不少学者认为，不能将ISO10646与Unicode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一个公共标准的制定，却由美国私营企业的联合体制作，很不公平。

　　日本学者认为，西方人无法了解日本传统的汉字文化，而且日本的事情应该由日本人来做主。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太田昌孝就在《日语现在很危险——错误的文字编码国际化》一书中指出，Unicode将全世界所有语言的文字统一起来的精神是很荒唐的。这是愚弄日本文字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做法，对美国希望建立全球标准的危险做法持批评态度。

　　太田昌孝指出Unicode最主要的缺点是，制定者不了解意思就把日语汉字和中国汉字用同一个比特来编码，必然招致混乱。

　　日本不少学者认为，Unicode能够区分结构上的文字，但是无法区分语言，所以在多种语言文字的环境下，单靠Unicode就无法实现精确的区分。

　　现在，日本人在录入含有汉字的日文时，使用作为日本工业规格(JIS)的3个文字编码集合，也就是JIS X0208、JIS X0212、JIS X0221，它们都是与ISO 10646-1国际标准对应的。

　　对CJK统一汉字编码标准，日本学者认为其强令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汉字统一，会出现问题。因为中日两国的简化字也有不少差异，例如“艺”的简体字在日本是“芸”，并非“艺”，这就会与汉语的“芸”相混淆；而日本用的简体字和中文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卖”在日文里是“壳”。而日本的字符集JIS X0208和JISX0212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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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统一编码)这个工作做得很艰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张轴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此间中方的努力从未被公开报道过。但我敢说，这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密切合作，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

　　张轴材应该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他曾是中日韩联合研究组(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是汉字国际编码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他的讲述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浮出了水面。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在网络上能正确无障碍地传输汉字，计算机里处理交换用的汉字代码需要有一套认同规则。在前全国计算机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陈力为的支持下，中国建立起一个跨部委的工作组，其工作内容是被列为“七五”攻关项目之一的汉字内码与数据类型标准化。

　　“我们做着做着就发现原目标设定得太低了，当时代码的混乱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可以说是‘万码奔腾’。IBM、DEC、NEC、日立、富士通、AT&T等大公司使用的汉字内码都不一样。虽然那时还没有一个网络世界，但可以预见到如此发展，这将来会变成阻碍沟通和发展的大问题，”时任工作组副组长的张轴材对当时的忧虑还记忆犹新，“不仅如此，当时台湾已经流行BIG-5码，即俗称的‘大五码’，大陆则在发展多个GB(国标)字符集标准，两岸走了不同的道路，这种分歧已不容忽视。”

　　1988年，中国建立了通用国际代码联合会(ACCC)。“这个协会完全按国际规则来操作。在汉字问题上，如果中国人内部都不同，还怎么跟别人谈，所以首先两岸要同。虽然当时两岸形势复杂，沟通困难，但我们努力跟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问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表示了高度兴趣。这下，统一的基础就有了。”张轴材回忆说。

　　的确，有了态度的统一，也就有了会谈的可能。1989年春节后，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团在香港碰面了。台湾方面为首的是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基董事长施振荣，台北电脑公会的各大电脑公司，而大陆则去的是国家科委、国家语委、电子部、标准局委等部门的代表。

　　“那时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双方都问‘咱们怎么办’，GB(国标)和BIG-5怎么走到一起呢？我们提议先背靠背讨论一下，然后互亮底牌，结果发现想法是一致的，都是要借着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汉字编码的开发，让它近期成为两岸交换之标准，远期成为两岸共通之标准。”

　　会谈结束后，两岸都有了实际的行动。台湾把资料都汇总到大陆，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把字都揉在一起，进行认同和甄别，并建立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同时中方也秘密地把日本和韩国的汉字也纳入了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

　　1989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式提出中日韩统一编码的N480提案，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引起轩然大波。文字工作者、IT界人士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际上，最强烈反对提案的是日本。韩国基本上不表态。而美国作为许多大工业公司的代表，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谈到这些往事，张轴材至今对很多人心存感谢：“这是个技术外交与技术开发并行的工作。在ISO会上，每次都吵架，主要是跟日本人辩论。日本代表很强硬，我虽然是初次当发言人，但一点也不胆怯，因为我身后有国家好几个部委的支持、中文信息学会的支持、团队的支持、两岸四地一大批专家的支持，同时还有一批非常有远见的、在大IT公司任高职的华人的支持，特别要提出的是IBM王学猛、DEC 公司叶三闾、香港ITF的郑家安、台北电脑公会的苏亮、杜全昌。”

　　因为支持派和反对派相持不下，韩国提出到汉城开特别会议。就在1990年的特别会议上，中日韩决定折中建立CJK-JRG，并通过了三国轮流坐庄的机制。后来在进入CJK汉字认同甄别的实质性阶段时，各方觉得老轮流坐庄，效率不高，于是，张轴材被任命为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

　　很快，在ISO的会议上开始讨论汉字编码的方案。产生了一个重要决议：以中国的多字符集为基础，生成字表。这是我们“七五”科技攻关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在字序问题上，曾经相持不下。美国一度提出在字序上把日本JIS汉字放在前头，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中国当然不干。于是，1990年春节那几天，在多伦多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上，中国提出回到《康熙字典》序为首、《大汉和》《大字源》和《汉语大字典》序为辅的排序建议，随后成为了各方同意的妥协方案。


　　在不断讨论中，中日韩已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按文字编码，而不是按国家、地域、语言编码；二是要按字形统一编码，而不是按字音、字义或具体的造型编码。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正确的方向。ISO用投票来表决是否支持汉字统一编码，结果在1990年旧金山会议上，以16比2的表决结果，达成了决议。

　　1993年，ISO/IEC 10646-1《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正式发布。中国等同采用此标准制定了GB 13000.1-1993。该标准采用了全新的多文种编码体系，收录了中、日、韩20902个汉字。

　　“在汉字的国际编码问题上，中方一直是主导，这一点毫无疑问。”张轴材称，现在标准制订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了，虽然在国际会议上，各方仍然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但已经有了基本规则，ISO10646(GB13000/Unicode)已成为主流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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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关于汉字的争议不仅发生在中日韩之间，在中国内部，大陆和台湾学者对繁体字、简体字的优劣也颇有争议。

　　2007年12月18日，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马英九应邀到台湾高雄县辅英科技大学演讲时称，汉字应该称为“正体字”，而不是“繁体字”，因为汉字一点都不“繁”。他甚至打算把汉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世界遗产。

　　就汉字申遗的问题，大陆方面的做法恰恰相反。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王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们刚开过申遗名录的讨论会议，汉字被列在名录上面，但我们把它删掉了。汉字符号不需要保护，它有延续性，几千年都没有间断过发展和传承。申遗是为了抢救濒危的文化，而汉字的情形并不是这样。”

　　简体字与繁体字属于一脉相承。中国出版界前辈陆费逵早在1909年即撰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第一次公开提倡简体字。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有大量文盲的现实，推行繁体字的简化，无疑让更多的人易于学习和掌握了汉字。

　　王宁向记者介绍说：“当初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了一条总原则：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如今，大陆非文盲人口中习惯写简体字的比例高达95.25%。”王宁也直言，“我从不否认简体字存在弊端，我们曾经提出恢复八个繁体字，比如‘乾湿’的‘乾’，和‘干部’的‘干’区分开，但就是这八个字也没能通过。”

　　在大陆，有些人认为简化字还简得不够，要继续简化，对此王宁表示“语委的态度是不再继续简化汉字”。

　　对于目前文言文印刷恢复为繁体字，人们的手写汉字中繁简并用的一些情况，王宁认为，“文言文用简体字印刷，意思是不对的，应该恢复为繁体字。对个人的书写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繁简并存的现象对文字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哪些字该繁、哪些该简，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苏培成教授则认为：“‘正体字’不是台湾的发明，两岸没分开前都叫‘正体字’，也就是规范字。大陆推行简化字已经50多年，我认为它是成功的，并且这种成功超出了中国国境，比如新加坡也在用我们的简化字。不仅如此，现在简化字大量地进入台湾。有相识的台湾学者说他的书架上的书有一半是简化字的。”

　　而学者的共识是：汉字在现实的应用中需要规范，这个规范需要从基础的小学教育开始抓起，让孩子从小学会使用规范汉字。读古籍、研经史的确不是每个老百姓要去做的，但是写规范的汉字，进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才能避免出现在夏天感叹“七月流火”之热的无知笑话。

　　王宁介绍说，由国家语委主持制订的《规范汉字表》将在2008年3月“两会”前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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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汉字是东亚国际文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浮现，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一些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意识到了汉字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提升国民文化共识的一大手段。

　　2007年12月13日，韩国韩联社的文章称，有一家中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示，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朴正秀认为，汉字是由韩民族发明后传播到中原地区，成为现在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教授还建议，韩国政府把汉字申遗。韩联社表示，据调查，首尔大学的韩国历史系和东方历史系里并没有朴正秀其人，韩国政府也没有把汉字作为韩国文化单独“申遗”的打算。

　　据《环球》杂志了解，韩国主流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是汉字的宗主国，普通人基本上没有去怀疑这个共识，但声称汉字是韩民族祖先创造的说法并不是没有。

　　此外，韩国也有一些学者和媒体主张，汉字是东亚的共同文化遗产，并不能说属于哪一个国家，就像他们主张儒教是东亚的文化一样。

　　而在日本，汉字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2007年12月12日，东京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在长1.5米、宽1.3米的特大张纸上挥毫写下一个“伪”字。这个字，正是经日本国民筛选，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反映2007年度日本世态的年度汉字。

　　在这个“伪”字面前，书写者森清范激愤指陈，“这个字被选中让我感到羞耻和愤怒。为个人利益而欺骗他人，真是可悲的社会”。

　　一字一世界。选出一字精准传达社会普遍情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日本年度汉字之选，惊心而有趣。在岁末年终之际，用汉字的力量去塑造国民通识，激发国民思考，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日韩对汉字的态度，应该引起国人的反思，不是愤懑而是反思：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否有足够的尊重和传承？在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与多元文化共处？如何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逐年增强。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海外中文热持续升温，此外，简体字的辐射范围也在拓宽：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已采用简体字；澳洲一些地区近年将高中会考的中文试卷，由过去提供繁体和简体两种中文字，改为只提供简体字；加拿大的卑诗省教育厅早先制订的中文课程纲要是繁、简体并用，但修订后的中文课程纲要，已希望教师先教简体字，适当时机再教繁体字；使用繁体中文的香港地区，近年接受简体字的速度很快，各大企业网站同步架设简体版，贩售简体字书籍的书店随处可见……文化是国力，国力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