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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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弱水  来源：《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1999年）2005-07-05　　 八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转折地位。就文学史而言，这个风潮掀动了散体文的复苏与创新，最终导致骈俪文在北宋的衰落；在创作思想上，古文家力倡文章当为政教服务的儒家功利主义，强烈打击了流行于魏晋以下的艺术本位心态。就思想史而言，古文运动是中唐儒家复兴的中坚力量，对于中古思想局面的结束、宋学的形成，起了开端的推动作用。由于古文运动在多方面的重要性，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篇累牍，难计其数。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处理文学与思想的内部问题，关于此潮流之可能社会背景，则罕见探讨。本文的目的，是在就古文运动崛起的环境条件，提出一个看法，希望能对中唐思想与文学变迁的问题，增添新的理解。　　 在进入主题之前，想对「古文运动」的概念稍作检讨。本文所说的中唐古文运动，是指从安史之乱前后到九世纪初宪宗朝，一个持续性的批判近代华丽文风、主张文章复古的潮流。古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有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九世纪初的领袖则以韩愈、柳宗元为最著名。这和一般通论性文史书籍的用法是一致的，但因本文考察的范围止于韩、柳的世代，不及晚唐，题目特别在「古文运动」前加上「中唐」，以明时限。　　 宋古文是传统文学批评关心的一个重点，有关的讨论极多，但「唐代古文运动」一词，则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概念的适当性，最近十几年受到了挑战，由于本文使用这个词语，似应对新近的挑战有所反应。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批评，大约包含了两个要点。首先，所谓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在观念上有很多歧异，并不能构成一个运动整体，把韩愈以前甚至初唐的某些文士视为古文家，可能不妥当。有人认为，韩愈关于「古文」观念的考虑，具有重大广泛的道德意义，在性质上迥异于李华诸人的文学思想。[1]还有学者指出，具有文体意涵的「古文」一词是韩愈提出的，以前并无人使用。[2]其次，在唐代，古文只是个人提倡，少数人附和，不足以当「运动」之名。[3]日本学者小野四平特别强调，「古文」文体的确在韩愈、柳宗元等人手中完成，但在他们之前的先驱，并没有一致而明确的文学理念，只能算是零星的源头。何况唐代古文在韩柳之后很快就衰落了，若论「古文运动」之名，恐怕只有欧阳修以后的北宋古文运动足以当之。[4]　　以上引述的对「唐代古文运动」一词的质疑，有助于学界更深入考虑中唐思想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依个人之见，似乎还不足以动摇这个概念的存在基础。这个概念还是有使用价值的。对于「古文运动」之说最根本的质疑似乎是，明确的古文思想─特别是有关文、「道」关系的看法，以及成熟的古文文体，都是韩愈、柳宗元这一辈人建立的。把韩愈以前主张文章复古的文士当作古文家，是一种时代倒错的说法，这种观点忽略了韩愈的世代与先前文士之间的断裂性。因此，在「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课题上，关键点是，韩柳等人的主张和写作与前几十年的某些文人有没有紧密的历史关联？如果有，这些关联是否能说构成了某种潮流？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不是此处简短的导言所能充分讨论，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个人只是想提出一个看法：如果我们对古文思想的内涵采取比较宽松的认定，以上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从玄宗天宝末年到宪宗朝的七十年左右期间，所谓古文家的思想的确有不小的变化，即使同时代的古文倡导者，也常有观念和关怀重点上的差异。不过，这些人之间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譬如：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作家，在文章写作上成就尤高，并多少对文体的创新有所尝试；他们对六朝以下讲究骈俪声律的文风都很不满；他们大都主张在创作意旨和文字风格上，文学应该以六经为归依。这些相似性应该能显示，学者一般所说的古文运动，是一个有整体性的思潮，在观念纷歧的底层，有一些根本的、持续的特性。此外，中唐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之间也常有亲密的关系，例如，萧颖士和李华是密友，萧颖士、萧存为父子，独孤及和梁肃是师生，韩会与韩愈为兄弟。这也可视为古文潮流具有延续性的一个征候。[5]相对而言，在初期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崛起之前，文章（诗歌除外）复古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就显得远为零散。 至于「运动」一词是不是古文潮流的恰当指称，的确值得考虑，但这个名称也许也不能说一定是错的。古文思潮出现于菁英文人的社群，不可能像宗教运动或近代政治运动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我们也不能太低估这个潮流的冲击。早期古文家多是文坛的重要领袖，他们的思想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传布，只是没有在现存文献得到充分的反映。至于九世纪初的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受到青年士子广泛的崇敬与追随，则是很明显的。　　以上简略的讨论是在主张，「唐代古文运动」涵盖的是一个有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现象。「古文运动」作为这个现象的标志，似乎有缺陷，但也有其正当性。在学者没有找到更适切的称号之前，这个词语还是具有让人快速指认特定历史现象的功用。本文的主旨在探讨中唐古文潮流的一个形成基础，特为「古文运动」之名稍作辩护如上。 一、古文运动领导者的家族背景　唐代古文运动的特性，主要存在于参与者的文学主张、写作风格与思想取向。不过，古文家的出身背景也有相近之处，这一点或许和这个运动的起因有关，值得注意。以下先整理中唐古文运动主要领导者与支持者的家族背景，以为讨论的基础。　一、萧颖士（717-760）。郡望兰陵，为南朝梁宗室之后，梁武帝之弟鄱阳王萧恢的裔孙，家族在西元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前后入关中，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五世祖萧造隋时曾任冯翊太守，入唐后官至刑部尚书。萧颖士自己家在今河南许昌一带（隋时为颖川郡，唐时为许州）。很明显地，颖士家为北迁的南方士族。[6] 二、李华（715-774？）。系出赵郡李氏东祖房，属山东高门。[7] 三、贾至（718-772）。河南洛阳人，郡望长乐。今本《元和姓纂》卷七有贾至家族的资料，知道他们的远祖有贾龚和贾诩，从贾诩到贾至的祖父之间，记录相当简略。根据《三国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贾龚家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其子贾诩是董卓的部将，随凉州军入洛阳，后来投效曹操，获得重用。北朝史上，颇有原籍武威的贾姓山东士人，祖先大概都是随贾诩移入中原的。贾诩有一子贾玑迁居长乐，这就是贾至郡望的来源。在中古时代，名叫长乐的地方有好几处，从贾至曾受封信都县伯一事看来，[8]贾玑迁往的长乐应在今河北冀县。此地十六国时期以后为长乐郡，隋代为信都郡长乐县，唐代则改称信都县（属冀州）。〈宰相世系表〉所载的长乐贾氏一支，东晋时迁往南方，但依《元和姓纂》，此支与贾至家别为一族。《元和姓纂》记载，贾至的六代祖贾琚在北魏任颖川太守，看来贾家是山东士族的可能性很大。[9] 四、独孤及（725-777）。源出匈奴屠各种，代北虏姓，此族刘姓者亦多。中古姓氏诸书与独孤及家谱牒都说，独孤氏先祖系后汉宗室，攻击匈奴遭俘，因入匈奴。此说不可信，学者考辨已详。[10]案，胡人入华，声称上代原为汉人者，为数不少。兹举一例。中唐名相房管（697-763）所属的河南房氏原出高车屋引氏，自称先祖房干本贯清河（今河北清河），晋初出使北虏，被拘未返。[11]据独孤及家史，他的十世祖罗辰从魏孝文帝迁洛阳，子孙任官于北魏、北齐、隋、唐，可见其家久居华北，于中土士人文化浸润应极深。[12] 五、元结（719-772）。鲜卑拓跋氏后裔，代北虏姓。[13] 六、李翰（约去世于770年代）。赵郡李氏，李华族人，山东士族。[14] 七、崔佑甫（721-780）。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山东高门。[15] 八、梁肃（753-793）。关中旧族，先祖为关陇集团成员。[16] 九、萧存（739-800）。兰陵萧氏，萧颖士子，北迁的南方士族。 十、李舟（740？-787？）。出身陇西李氏姑臧大房，山东士族。陇西李氏的始祖是西凉建国者李皓，北魏控制凉州地区后，李皓的孙子李宝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赴京（平城，今山西大同），子孙后随孝文帝迁都洛阳，转居华北平原。姑臧大房为李宝长子李承的后裔。[17] 十一、崔元翰（729-795）。系出博陵崔氏第三房，山东高门。[18]    十二、李观（766-794）。陇西李氏，山东士族。[19] 十三、韩愈（768-824）。韩愈同时人或称韩家郡望为昌黎，或称南阳。查核传世的中古韩姓系谱，两说均非。依《元和姓纂》，韩家的地望则为陈留。案，韩愈的七世祖韩耆是安定安武（今宁夏镇原）人，北魏明元帝永兴年间（409-413），从赫连勃勃的阵营投效北魏。韩耆与子、孙三代都是武将。韩耆据说徙居常山郡（今河北正定），但至韩愈之时，其家已世居河阳（今河南孟县）。韩愈先祖虽然起于军旅，至中唐时，应已久受文教之熏习，或可算是较低层之北方（山东？）士族。[20] 十四、李翱（774？-836）。出身陇西李氏姑臧房李冲支，山东士族。[21] 十五、皇甫湜（777？-835？）。南方人。原籍睦州新安（唐称遂安，今浙江淳化），寄家扬州，以安定为郡望。家族历史不详。皇甫湜是著名文士、宪宗文宗两朝宰相王涯（763？-835）的外甥，彼此关系密切。王涯属于太原王氏之乌丸王氏房，显然是山东士族，父亲王晃曾任温州刺史，皇甫家能与王家联姻，大约也不是贫寒之家。[22] 十六、吕温（772-811）。出身河东（今山西永济）吕氏，亦以东平为郡望，家居洛阳，但族人仍有祖茔在河东。柳宗元〈吕侍御恭墓志〉曰：「吕氏世居河东，至延之始大」。吕恭是吕温的弟弟，延之为其祖父，曾任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依此，吕家虽为北方土著，政治社会地位是新近才上升的，可算是新兴家族。[23] 十七、柳宗元（773-819）。出身河东柳氏西眷房，河东郡姓，西魏至唐初在政治上属于关陇集团。先祖曾于十六国后秦时（396年）南迁，留居淮河流域，南齐末期（500年）北返。[24] 十八、刘禹锡（772-842）。源出匈奴，代北虏姓。七代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世居洛阳以及邻近的荥阳，实质等于山东士族。[25]　　 以上共列举十八位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支持者，包含了三个世代：崭露头角于玄宗天宝年间的为第一代，如萧颖士、李华；德宗前期领袖文坛者为第二代，如梁肃、崔元翰；最后是韩愈、柳宗元的世代。这些人中，有十五位来自北方家族，两位出身北迁的南方士族，南方人只有一个：皇甫湜。在十五位北方家族人士里，高层山东士族占七位，关陇（含河东）旧族两位，代北虏姓三位，较低层的北方旧族一位（韩愈），不能确定但很可能为山东士族者一位（贾至），新兴家族一位（吕温）。附带一提，本文所说的北方与南方，是人文地理的概念，以南北朝时代的疆域为划分标准。隋朝以前多在北朝统治的地区，称北方，否则即为南方。皇甫湜原籍睦州新安，寄家扬州，在中古时代属南方，决无问题；另外如蜀地和襄阳（今湖北襄樊），因一直在南朝治下，本文也视为南方。　　 从以上资料看来，古文运动似乎具有浓厚的传统北方士人文化背景。上列十八人，纯粹的南方人只有皇甫湜一位，他是所有人中年岁最小的，可以说，在古文风气的形成上，扮演的角色比较次要。北迁南方士族的两位，则是萧颖士、萧存父子，来自同一家庭。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出身北方旧族，尤其以山东士族最多。独孤及、元结、刘禹锡等所谓的代北虏姓，虽然源出北朝胡人统治阶层，但以久居汉人文化核心区，在文化趋向上，和中土旧族恐无明显差异。（元结家史较不清楚）附带一提，北方旧族出身者有许多曾在南方居住，这或是因为安史乱起，中原陷入战局，士人大量南徙，或是因为家中有人在南方任官。只要这些家族不是长期居留，它们的文化性格应该不会有重要改变。　　在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讨论前，要先对以上名单的拟定稍作说明。起自安史之乱前后的古文潮流，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除了少数的领导者，很难清楚划定成员的范围。本文选择的标准大约有二。一是中唐时人公认的文章中兴的领导者，包括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韩愈、柳宗元等。这些人是在任何讨论唐代古文的著作中都会出现的。另一标准则是明确支持以上诸人的理念或具有类同思想的文士。这里想强调的是，选样的范围限于文学社群，而不考虑其他形态的士人，如经学家或专务政事的官僚。个人采取这两项标准，主要目的是希望订定比较明确的观察范围，避免印象式的去取。此外，古文运动明显是一个文坛内部的改革风潮，而非局外人的评议，如宋代道学家之论文学，不纳入非文人应当也是合理的。　　 上面所列举的古文运动支持者，有几位是一般比较陌生的：崔佑甫、李舟、崔元翰。这里简单说明他们和古文运动的关系。崔佑甫与独孤及是亲朋至交，也是文学志业的同道。他在〈祭独孤常州文〉中说：「我与至之（独孤及字），思阐斯文，不俾皋契，独谟华勋。」[26]佑甫另撰有独孤及神道碑，其中评论独孤及文章的话还被梁肃引入他的〈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27]至于李舟，他与父亲李岑都是古文潮流热诚的支持者。李舟在〈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公文集序〉记录父亲对他说的话：　　 吾友兰陵萧茂挺（萧颖士）、赵郡李遐叔（李华）、长乐贾幼几（贾至），洎所知独孤至之，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贾为玄宗巡蜀，分命之诏，历历如西汉时文。若使三贤继司王言，或载史笔，则典谟训诰誓命之书，可仿佛于将来矣。呜呼！三公皆不处此地，而连蹇多故，唯独孤至之常州刺史，享年亦促。岂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28]        由这段话和李舟为独孤及集作序一事，可见他们父子与古文家关系的密切。　　崔元翰曾向独孤及求教。〈与常州独孤使君书〉说：「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溥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学者风驰云委，日就月将，庶几于正」，[29]对独孤及的文章有极高的评价，他显然也自居于景从的学者之列。崔元翰曾为独孤及的高徒梁肃撰写墓志，又自称是梁肃的挚友，看来他在〈与常州独孤使君书〉所说的，并不是门面话。[30]　　再来要稍谈元结。一般文学史的作品，都将元结置于古文运动先驱之列。从文章的风格看来，他的确有资格被如此归类，他的文章不拘骈丽的程度，远过于萧颖士、李华诸人。不过，元结的政治社会思想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和其他古文诸子大异其趣。就这一点而言，他似乎稍不符合本文自订的古文家标准，但因出入不大，仍然列入。　　 本文古文运动成员的名单，没有列入柳冕（去世于贞元﹝785-804﹞末年），也须略作说明。在现存中唐文字中，讨论文学问题最密集的作者，可能就是柳冕。他传世的十四篇文章里，论文作品占了八篇。柳冕对文学的看法是清楚而一贯的。他抱持极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对屈宋以下的辞赋诗歌一概否定，认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因此风俗淳美，文学自盛。柳冕主张复古、敌视近世文风的程度，远过于本文所列举的古文家，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视他为古文运动的健将。[31]　　 本文没有把柳冕纳入分析，原因是依个人的判断，无论就社会角色或发言立场来说，他恐怕都不能算是文人。柳冕是著名史学家、谱学家柳芳的儿子。《新唐书》柳冕本传说他「富文辞」，其他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但从传记资料的整体看来，他主要是以史学、礼学、吏事见重于世，在文坛地位不高。《新唐书》所讲的「文辞」，大约多是应用文。[32]本文未将柳冕列为古文家，更重要的根据在于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态度。他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要求「尊经术，卑文士」，全然不以文士自居。他又至少两次表示文才不佳，无法实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曰：「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则云：「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33]柳冕这种缺乏文人认同感而又剧论文学的情况，在隋唐是有传统的，不能算是怪异。（详第三节）　　 附带一提，柳冕未计入古文家之列，并不影响本节的论点。和大多数古文家一样，柳冕也是北方士族。他出身河东柳氏西眷，与柳宗元同族，五代祖柳虬似是北周时反对南朝文学的重要人物。[34]　　综而言之，本文尽量根据中唐古文潮流的历史实态，选出代表人物进行分析，这份名单虽然不见得能获得所有学者的同意，出入应当不大。本文考察的结果相信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上，文学史家罗根泽（1900-1960）在一九四○年代就指出，唐代的古文家多是北方人，甚至宣称：「古文……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罗联添后来对这个论点又有发挥。[35]两位前辈学者着重的是古文诸子的地域出身，个人则更进一步，把他们的家世放入中古社会史的脉络，具体点出了他们的阶级与文化背景。     二、与大历诗人的比较　　 上一节的结论是：古文运动参与者有相当集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大都出身北方旧族，尤以山东士族为多。这可以说是中唐古文潮流的一个性质，但算不算特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从常识和印象来说，中唐古文家大都属于北方旧族，应该是古文运动的一个特点，因为唐代文学家并非普遍为北方士族出身。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初唐、盛唐若干最著名的诗人与文章家，如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白、孟浩然、杜甫、岑参，都不属于这个群体。[36]高适的家史不详，由其祖父为高宗朝名将高侃一事看来，应该也不是士族。[37]不过，为了对古文运动社会背景的问题有更清楚的判断，以下拟稍探考中唐另一个文学群体成员的家世，来与古文家作比对。　　现在要考察一个大历诗人群，也就是活跃于唐代宗大历时期（766-779）的所谓「台阁诗人」。谈起大历诗坛，一般大概会先想起有名的「大历十才子」。根据姚合（781？-846）编选的诗集《极玄集》，十才子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38]关于十才子的名单，北宋以下屡生异议，刘长卿、李嘉佑、郎士元等人都常被放入，有些人则遭剔除。其实，这些歧见完全是出于对名号的误解。姚合所说的，是历史现象发生时实际存在的称呼，称号的来由，则是李端等十人大历初年经常在权臣餐宴上作诗唱和，驰名长安，他们与郭子仪之子郭暧的关系尤其密切。后代有些文人把「大历十才子」误解成文学评价的表示，不满某些次要诗人名列其间，而擅予改动。总结来说，「大历十才子」的本义是一个在大历前期活跃于京师高官群中的文学集团（十才子本人大都位阶甚低），因此，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把他们以及当时一起唱和的一些官员合称台阁诗人。[39]如同蒋氏自己指出的，这个提法并不完全允当。举例而言，除了大历前期，十才子的生活历程和诗风颇不相同，「台阁诗人」之号并不能反映这些人作品的多元性。不过，就本文而言，台阁诗人恰好是极适合与古文家比较的对象。理由有二。首先，和古文运动一样，大历台阁诗人是个中央性（或全国性）的文学群体，地域与阶层背景不是形成群体的表面因素；其次，台阁诗人的时代与古文运动有很大的重迭，这些诗人和古文家有交谊者不在少数。以下先列举大历十才子的出身： 一、李端（去世于七八○年代）。出身赵郡李氏东祖房，山东高门。[40]　　 二、卢纶（生卒年不详）。出身范阳卢氏北祖第四房，山东高门。[41]　　 三、吉中孚（生卒年不详）。楚州（今江苏淮安）人，曾久居鄱阳（今江西上饶），南方人。[42]　　 四、韩翃（生卒年不详）。家世不详，郡望或称昌黎，或称南阳。[43]　　 五、钱起（710？-782？）。吴兴（今浙江吴兴）人。[44]　　六、司空曙（生卒年不详）。家世不详，似乎是京兆人，郡望广平。案，现存中古氏姓书中，广平（今河北永年）着姓无司空，或许是新兴家族。[45]　　 七、苗发（？-786？）。或称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人，或称上党长子（今山西长子）人，壶关和长子在唐代均属潞州，苗发为上党人无疑。据说苗家「世以儒素」，从有关资料看来，显然是北方小姓，地方势族。[46]　　 八、崔峒（生卒年不详）。属博陵崔氏大房，山东高门。[47]　　 九、耿湋（生卒年不详）。据说是河东人，其余不详。[48]　　十、夏侯审（生卒年不详）。无家世资料。        以下是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列举的其他台阁诗人：　　 十一、包何（生卒年不详）。润州延陵（江苏丹阳）人。[49]　　 十二、包佶（727？-792）。包何之弟，同上。　　 十三、李纾（731-792）。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自言赵郡李氏南祖之后，其实是寒门越称。[50]　　 十四、王缙（？-781）。王维之弟，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属于太原王氏的河东王氏房，似乎是该族的小支。[51]　　 十五、王紞。王缙之弟，同上。　　 十六、常衮（729-783）。新旧《唐书》本传都说他是京兆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为新丰常氏。案，唐代京兆府长安城西，天宝七载前有新丰县（此后裁撤），即王维诗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所指，新丰常氏正与京兆人之说相符。一切资料显示，常家为寻常小姓。[52]　　 十七、刘太真（725-792）。永嘉南渡衣冠之后，宣州（今安徽宣城）人，神道碑称其为金陵人，大概是指祖先南渡后的居地。南方士族。[53]　　 十八、郎士元（生卒年不详）。家史不详，诸书均称中山（约在今河北定县）人。根据两份唐宋郡望资料，中山着望确有郎姓，但士元是否为依托，无从判断。他是北方人，则无疑问。[54]　　 以上十八位诗人，计有北方人十位，南方人五位，不详三位（韩翃、耿湋、夏侯审）。北方人中，山东士族有三位（李端、卢纶、崔峒），疑出身山东士族微宗者二人（王缙、王紞兄弟），寻常小姓（恐多为地方势家）三名（苗发、李纾、常衮），疑为小姓者一位（司空曙），不详一人（郎士元）。很明显地，作为两个时代相近的文学社群，大历台阁诗人与中唐古文家的家族背景相当不同。　 首先，就比例而言，大历台阁诗人中的南方人远高于古文家中的南方人。其次，台阁诗人明确为北方士族出身者只有三位，即使加上王缙兄弟，不过五人，占总人数不到三分之一。古文家中，明显具北方士族背景的则有十二位（山东士族、关陇旧族、代北虏姓），若把韩愈和贾至算入，就有十四位。本文探讨的古文家与大历诗人各有十八名，这完全是巧合。但此巧合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北方士族成分的多寡，是这两个集团在社会背景上一个很大的差别。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浓厚的北方旧族成分，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特质。 三、北方士族与文学写作　　 我们既然确定了北方士族的背景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一大特点，就需要考虑，古文潮流何以有此特色，这个背景对古文运动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个探讨牵涉到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末年、隋代唐初─北方士族与文学写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节只能利用已有的少数研究，配合若干史料的分析，提出几点观察，希望有助于阐解中唐古文运动的成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在东晋南北朝，南、北方的文学情态有很大的差别：南方文风鼎盛，北方则大体消沈。永嘉之乱以后，在险恶的局势下，居住北方的士人致力于保全宗族乡党，即使出仕胡族政权，也萦心时务，少有文章游集的雅兴。他们基本上在自己的庄田坞堡过着孤立的生活，学术文艺，俱乏表现。在十六国时期，只有凉州和关中地区文风较盛，北魏统一华北后，又转趋衰歇。　　 北方重视文学的价值，文章家大量出现，是到北魏末年（六世纪初、中期）才开始的。所谓「北朝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在此时的崛起，就是这个转变的清楚表征。北方文学的复盛，除了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带来的文化气候的改变，南朝文学的影响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 东、西魏分立后，北方新生的文学传统遗留于东魏、北齐统治的华北平原，一直持续发展。西魏、北周政治中心关中地区的文学，则是南来文士的天下，尤其以王褒、庾信最为突出。（西魏在西元五五四年攻陷江陵，迁来大批士人。）[55]　　 以上简单的叙述，想陈明两点事实。第一，东晋南北朝的文学以南方为主流，北方文风兴起甚晚。第二，北方文学虽然迟起，在南方优势文化的影响下，诗文写作迅速成为很高的价值。在北朝末年的史传，颇可看到称赞某人学问文辞俱佳的陈述，就是清楚的证明。兹举两例。《北齐书．崔〔忄＋夌〕传》说，「〔忄＋夌〕历览群书，兼有词藻」。[56]同书〈阳休之传〉：「休之好学不倦，博综经史，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57]更是以文章华靡为佳事。这类描述，在唐初北人墓志仍常出现。贞观二十年（646）〈李护墓铭〉称墓主：「少挹家风，长多文艺，三坟五典，莫不精研」。[58]永徽四年（653）〈颜人墓志铭〉则赞颜氏，「学该坟典，文富词林，马上军前，飞书立就。」[59]以上所举的例子，显然都属山东士族。[60]在南北朝末期、隋代唐初，山东士族是全中国地位最高而与南方文人文化渊源甚浅的士人群体。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即使在这个群体，文章写作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在南北朝时代，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重要作家全部出身南方。隋唐以后，至少到九世纪中为止，重要作家似乎以北人占多数。这个巨大转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杨隋统一中土，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北移，另方面则要归因于北方本地文学创作的急速发展。　　 虽然从六世纪初开始，文学就是北方士族文化的重要成分，这个群体对诗文写作一直存在着怀疑和批判的传统。这可粗分两方面来说。首先，从北朝末年到唐代中叶，北方士人中屡次出现贬抑文学地位、甚至否定文学的价值的言论。其次，北方文士经常有批判发源于南朝的近世文学的呼声，要求改革。前者基本上是文坛局外人的观点，后者则为文人自己的意见。以个人检阅史料所及，掀起这些批评声浪的大多是名族中人。现在先谈前者。　　 从北朝末年到唐玄宗时代，对诗文艺术曾作整体性批评的北方士人，就现存文献可见，最主要有苏绰、李谔、王通、刘知几等，魏征也常有类似的意见。[61]前面介绍过的柳冕可说也属于这个传统，惟时代较后。以下先征引李谔上隋文帝书的一段文字，以为讨论的基础：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之奇，争一字之巧。……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62]就字面而言，这段话只是抨击曹魏以后的传统，但从李谔坚持惩恶劝善是一切文辞的根本目的看来（「苟非惩劝，义不徒然」），他的目标实际是美文写作本身。依此，《隋书》本传说李谔「解属文」，指的也是与政教直接相关的应用文字。[63]　　 前引文字，包括了两个主要论点，以及两个隐约带出的观念，可以大体涵盖北方士人贬抑文学的理据。李谔的核心主张是：文辞应该为政事教化服务，政教则当以先圣哲王的教训为依归；六经是一切文字的典范，文章写作如果走错了路，表示统治者的心已经陷溺，政治自然无法上轨道。这是许多北方士人厌弃美文的根本理由。王通《中说‧天地篇》有两则对话，反映了与李谔相同的观点：　　 李伯药见子（王通）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64]　　 子（王通）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65]《中说》不是王通所自撰，对于王通的言行，也有许多夸大伪造的说法。但学者的研究已指出，这部书大体可说是王通思想的记录，至低限度，也是他的家人与门人的追述，诚为隋唐之际北方思想的一部珍贵文献。[66]　　 此外，魏征〈群书治要序〉有言：　　 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熏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计，流荡忘反，殊途同致。[67]        这些文句的意旨，也是要把文辞的目的规定在政理教化、惩善劝恶的范围。　　 李谔上隋文帝书又说，南方文风大盛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李谔宣称，南朝重视文学，导致人们行为浪荡，这是他贬斥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北方士人常有「文人无行」的看法，认为德行与文才很难兼备，诗文写作因此大不利于风教。《魏书》温子升本传记载，「杨遵彦（杨愔，511-560）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邢邵）、王元景（北齐作家王昕）、温子升彬彬有德素。」[68]《中说‧事君篇》对这个观点有特别详细的发挥：　　 子（王通）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摠，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69]在这段文字，王通（或《中说》的另外作者）几乎骂尽了东晋末年以下的头等南方作家，还能欣赏的只有三位。从论述的方式看来，他主要是从文章的风格来判断作者的心性品德。有趣的是，王通虽然大事批判南朝文人，对他们的作品倒是很熟悉的。　　李谔的上书还附带涵藏了两个观念，也常在北方的文学论述出现。其中之一是「淳」或「质」，「淳」是和「华」相对的。李文起首曰：「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宣示「淳朴」是基本的文化价值，其后又说，隋朝创建以来，「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前文未引），认为儒家经典的性格是「素」，而以近代诗文为「华绮」。北周苏绰倡导使用诘屈聱牙的上古文体，理论根据也在崇尚质朴。他奏请宇文泰施行的〈六条诏书〉「敦教化」一节，特别提出「淳和」的理想。此节说：「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70]这与他批评近代文风为「华靡」、「轻薄」的态度是一贯的。[71]　　从现存资料看来，北朝隋唐之际，北方关于「质」的观念的申论，似乎多采取文质调和的立场，而非如苏绰、李谔的极端反「文」论。《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72]《隋书》是魏征主修的，一般以他为这段文字的作者。这段话对文学的艺术性采取了相当同情的看法，但还是很重视「质」的价值。[73]这种文质相辅相成的思想，到了中唐时代，成为早期古文家的一个重要论点。　　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还有一句话，指责文章家「构无用以为用」，似乎意味文辞应以实用为主，无虑其他。这也是北方文论时而出现的观点。《中说‧天地篇》有如下的记录：　　 文中子曰：「吾师也，词达而已矣。」王通以当代之仲尼自居，他所说的吾师，显然是指孔子本人，话也直接取自《论语‧卫灵公》。《中说‧天地篇》又说：「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74]可见王通怀有强烈的文字实用论思想。　　 此外，刘知几（661-721）在《史通》也大肆批评近世的华丽文风，主张文辞应以纪实简省为原则。该书〈浮词〉说：「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75]他虽然是从史学家的立场讨论文辞的问题，但不认为史学与文学写作有何不同。〈载文〉篇明白表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76]知几的文学见解显然也是以实用为依归。　　 关于以上介绍的北方贬抑文学的论说，现在想提出两点简单的看法。首先，倡导此说者多是士族高门出身。李谔是赵郡李氏，杨愔为弘农杨氏，苏绰系武功望族，刘知几则为彭城刘氏。王通家属于乌丸王氏（太原王氏的分支），祖先于西晋末南迁淮河流域，刘宋时北返，基本上仍是北方世家。[77]前述诸人，大概只有魏征出身小族，《北史》称魏征之父是北齐文学家、史学家魏收的族叔，未必可信。[78]从这些贬抑文学者家世背景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判断，许多北方士族对诗文大盛的文化情态是很有保留的。　　 另外要说明，前文讨论的几个观念的出现或流行，决不是偶然的，它们与中古北方士族的文化性格有密切的关系。西晋永嘉乱后，热中玄学与文辞的一等士门大都南渡，留居北方的多为较守旧的地方性士族。因此，与南方士人相比，北人少受玄学与任诞之风的影响，汉代旧儒教的成分保留仍多，士人对政治教化有很深的关心。此外，北朝时代，汉人士族长期在胡族统治的局面下，与复杂的政治环境周旋，特别重视时务。北方旧家又多聚族而居，家庭秩序的维护至为重要，普遍强调家风礼法，立身要求谨饬（但实际情况与理想有不少出入）。入唐以后，北方的高门着房，礼法更是谨严。综合而言，北方士族有长久的儒学传统，人生态度比较严肃、重实际。前文提及的教化、德行、质朴、实用，都是深植于北方士族文化的价值。当讲究吟咏情性、华丽辞藻的南方文学席卷北方时，有些士族中人依据这些价值，抗拒新潮流，是不足为奇的。[79]　　中唐以前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士族成员拥抱文学热潮，产生许多文人后，有些人发出了批判近世文学的呼声，要求改革。这个现象与前述贬抑文学的论说有性质上的差异。首先，文士都是肯定文学的艺术特质的；再者，他们的评论经常是和创作工作联结在一起的，对文学演变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北方文士感觉自身的传统与南方不同，从而强调北方文学的特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邢邵即曾说：「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80]可是，士族出身的北方文人从普遍性的角度鼓吹文风变革，似乎到唐代才出现。几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勃、杨炯和卢藏用。王勃与杨炯都名列「初唐四杰」。如所周知，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文写作上有高超的成就，尤其能以情思浓郁、气势活络的风格，对当时流行的重形式技巧的上官体有所突破（「上官」指上官仪）。　　 王勃的文学思想颇有政教本位的色彩。他的〈平台秘略‧论艺文三〉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上吏部裴侍郎启〉则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81]这种文学功利论的主张与他的文章风格不甚相符，也不能代表他的文学思想的全部，不过，王勃对近世文学传统的不满，以及在写作上的创新，应该还是与他的儒家倾向的文学观有关。杨炯文学评论的文字虽不多，他是明显支持王勃的。[82]王勃是王通的孙子，出于儒学世家，杨炯则属关中名族弘农杨氏。[83]如果说，他们的文学思想受到了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应是合理的推测。　　 八世纪中叶以后，唐代文人普遍认为，初唐作家中，对鼓动复古理想、抑制绮靡文风最具贡献的，非陈子昂莫属。卢藏用是陈子昂文学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好友。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是第一篇为陈子昂作历史定位的文字。文中先微讽东汉以下的文风，认为是「大雅不足」，然后严厉批评梁陈作家，称庾信、徐陵的出现是，「天之将丧斯文」。对于陈子昂，藏用则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84]卢藏用出身范阳卢氏，属山东高门，他强调「质」为「文」的基础，和他的北方士族先辈有一贯之处。（陈子昂出身蜀地豪族）　　 以上就北朝末到唐玄宗朝初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作了一些观察。主旨是在指出，在中古时代，北方文风兴起甚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响。隋唐统一中国前后，北方文风大盛，文学活动俨然成为北方士人文化的主轴。然而，在此情势下，北方也出现了强调质朴政教、贬抑文学的思潮，许多儒学深厚的士族中人尤其有此倾向。在崇尚文学与反文学两种势力相激荡之下，出现了第三种趋势，就是有些北方士族出身的文士鼓吹文章复古的改革，从社会背景与思想归趋的角度看来，中唐古文运动诸子可以说是王勃、杨炯、卢藏用等人的继承者。　　 本节的最后，要再探考一个问题：北方士族中人在唐代前期文坛活跃的情况究竟如何？上文已经提过，照一般的印象，安史之乱以前，北方旧家成员似乎并未笼罩文坛，因此古文运动的北方士族背景，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特色。当时本文列举了一些中唐以前最著名的作家，他们都不属于这个背景。现在想对此问题作比较有系统的观察，使我们对唐代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能有深一层的认识。　　 本文考察唐代前期北方士族出身的文人，是以许总的《唐诗史》（1994）与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1995）所探讨的作家为样本。这两本都是新近出版的大型唐代文学通史，涵盖的流派和作家很多，应当是合适的取样对象。照文学史的一般分期，唐代前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玄宗朝以前（618-712）与玄宗朝（712-755）。对于前一阶段，上述两书共讨论了三十三位作家，其中明显为北方士族出身的有：王绩（王通之弟），「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和卢照邻（范阳卢氏），李峤（赵郡李氏东祖房），崔融（南祖崔氏，清河崔氏的一支），李乂（赵郡李氏西祖房），崔信明（清河崔氏青州房），苏瑰、苏颋父子（苏绰裔孙）。此外，李百药系出汉中李氏，这个家族似乎南北朝时地位不高；崔湜族属博陵安平崔氏，从谱牒资料看来，可能原本是衰支，到唐初才因政治权位而兴起。[85]总结来说，在三十三位初唐名作家里，出身北方士族的大概有十一、二位，约占三分之一，比例虽不低，但以北方士族当时文化教育资源之多，涉入文坛的程度或许不能算特别深。其他作家中，南方人有八位：虞世南、陈子良、骆宾王、杜审言、陈子昂、许敬宗、褚亮、吴少微。沈佺期家据称来自吴兴。此外，王珪出身乌丸王氏，是梁末击灭侯景的王僧辩的孙子，其族本为北方世家，在六世纪时来往南北，文化背景不易判断。[86]其余大概都是北方小姓。[87]　　对于玄宗朝的作家，不计早期古文家与元结所编《箧中集》作者，《唐诗史》和《唐代文学史》共介绍了三十七位，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蓬勃态势。这些人中，明显出身北方高门的有：崔国辅（清河崔氏青州房）、韦应物（京兆韦氏逍遥公房）、孙逖（乐安孙氏）、薛据（河东薛氏汾阴西祖房）。前一节已提过，王维似乎是高门微支，另外疑为北方士族的还有赵冬曦（天水赵氏）、王之涣。[88]除了这七人，尚有生平资料极少，而不无可能为士族出身者，如裴迪、卢象、崔颢。总而言之，玄宗朝的著名作家里，宽松地估计，北方士族可能有八、九人，是相当少的。　　 玄宗朝重要作家中，有很多南方人与南方家族的成员，南方人可确定的有：张九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孟浩然、储光羲、常建、岑参、李白、陶翰、綦毋潜、刘脊虚，[89]出身南方家族的有：杜甫、刘长卿、王昌龄、阴行光，[90]共计十七位，与北方士族出身的作家，在人数上完全不成比例。另外的十人，应该多是北方微族。[91]　　 从唐代前半叶著名作家背景的分析，个人得到两点看法。第一，在唐代前期，北方士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但从本文的考察看来，他们在文坛上表现并不突出。这个现象似乎可以进一步证实，以山东高门为核心的北方士族，对文学活动的价值一直怀有疑虑。第二，依前文的分析，玄宗朝确知为北方士族出身的名作家非常少，但如果加上天宝中晚期崛起的古文运动先驱，数目就可以增加约一倍。这更显示，北方士族文化与古文思潮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总结本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判断，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北方士族与诗文写作有一种欲迎还拒的关系。北方士族中人致力文学，起初大体是受时代风气与标准的影响。唐代以后，贡举渐盛，贡举中地位最高的进士科特重诗赋文才，士人为求仕进有好出身，不得不勤习诗文，旧族高门也不能例外。不过，北方士族成员大举进入文学社群，是带着自身的传统价值与对艺术性文字的批判态度的，他们的价值和观念，对渊源于南朝的中古文学传统，不断造成冲击，古文运动似乎就是这些冲击的一个巨大结晶。 四、小结 　　 本文揭示中唐古文运动具有浓厚的北方士族背景，并指出这在唐代是一个特殊的文坛现象，目的在于说明，北方士族传统文化是古文潮流形成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当然，这不是古文出现的唯一主要因素。学者已经指出，安史之乱在士人间所激起的普遍忧患意识，以及陈子昂开始带动的诗歌复古风气，都与古文潮流有密切的关联。[92]本文只是企图在过去的认知之外，清楚点出另一个背景。需要说明，本文也绝不意味，唐代文章复古的思想完全出自北方士族文化。汉代以后，文学应为政教服务成为一个很强韧的观念，即使在文学艺术思想高张的南朝，它仍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首，就是明确的例证。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之前一些有复古思想倾向的文人，如陈子昂、吴少微、沈千运、李白，也都出身南方。无论如何，本文显示的是，在中唐文章复古的案例上，北方士族传统是核心的文化背景。　　 个人不是文学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寻求了解安史乱后士人群中儒家复兴的成因。在八世纪后半、九世纪初，古文运动是儒家复兴趋势的中心力量，古文运动与北方士族的密切关系，似乎显示，北方传统士族文化在唐宋之际的思想变迁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史研究上有一个叫作「南朝化」的概念，意思是许多在南朝发展出的经济、制度与文化形态，后来成为唐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93]对中国中古史的通体了解而言，这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解释。文学写作在唐代席卷知识阶层的现象，也可以算是南朝化的一环。然而，本文也透露，在南朝化的外表下，北方传统仍在发挥作用，就文学和思想的演变而言，这个力量似乎是中古传统在唐宋之际归于消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的题目以中唐古文运动自限，本来不应谈论韩愈、柳宗元以后的发展，但为说明本文的成果的涵义，还是要约略触及两个这方面的问题。中唐古文运动具有北方士族的背景，是相当明显的，但韩柳的世代以后，这个因素就不存在了。唐代晚期的大部分主要古文家，如沈亚之、孙樵、刘蜕、皮日休、陆龟蒙，都不是来自北方士族，来无择大概也不是。其中沈、刘、皮、陆均为南方人。晚唐古文运动的思想性质与文化角色，都和前此的古文潮流颇有差异，此处无法详论。现在想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古文的观念与写作原则，在韩、柳的时代于文坛广为传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潮流因此脱离了它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　　 再者，个人曾经研究过八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德宗朝末年至后晋）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的文化情态。这两个宗族是山东士族的高门，对了解晚唐时期的北方士族而言，应当有相当的代表性。个人发现，到九世纪中叶为止，崔氏族人家庭大体呈现着双重的文化性格。在行为准则上，他们强调清俭家风，恪守礼法；在知识教育上，则专注于诗文写作，大举参与科举考试，经史之学只是点缀。前者是北朝遗留的传统价值，后者则为入唐后盛行的新风气。九世纪中叶以后，崔氏宗族连家风礼法都很难维持了，除了姓氏地望，他们跟一般士人已经没什么差别。如所周知，作为一个有清楚标志的身份群体，北方士族不久就离开历史舞台了。[94]从这个结果看来，他们是被「南朝化」的浪潮彻底击垮了。可是，然而不然，本文的考察似乎提示，他们虽然消失在「敌营」中──如果允许作这个比喻的话，却促成了敌营性质的改变。  书目一 传统文献 《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文苑英华》，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全唐文》，台北：大通书局景印，1979。《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王通，《文中子中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浙江书局本，1989。王勃着，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李翱，《李文公集》，四部丛刊本。〔唐〕林宝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周绍良 主编，赵超 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柳宗元，《柳宗元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景印，1982。姚合，《极玄集》，在傅璇琮 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徐明霞 点校，《杨炯集‧卢照邻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台北：世界书局景印，1988。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刘知几 撰，浦起龙 释，《史通通释》，台北：里仁书局景印，1993。刘禹锡，《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独孤及，《毗陵集》，四部丛刊初编本。萧颖士，《萧茂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十一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景印本，1991。 二、近人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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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收在氏着《唐代文学论集》，上册，页8-16。 [3]同上，页16。 [4]就个人所见，在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批评中，以小野的论述最为详细。见小野四平，《韩愈と柳宗元─唐代古文研究序说──》，〈序章‧唐代古文研究への视角〉，页15-19；〈第一章‧唐代古文の源流〉，页23-65。 [5]大略的讨论，可见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运动の形成过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九期，页106-23；何寄澎，〈简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集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六集，页301-15。 [6]关于萧颖士的先祖世系与里居，见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页1-10。此书考证颖士家系甚详，但未举出家系重建的资料依据，令读者覆查不易。关于颖士家系的主要原始资料，可见萧颖士，《萧茂挺文集》，〈赠韦司业书〉，页40a-b；符载，〈尚书比部郎中萧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691。 [7]李华家世系见《新唐书》，卷72上，页2481-2583；李华名见页2559。关于李华卒年的考证，见陈铁民，〈李华事迹考〉，页21-22；萧淑贞，《李遐叔及其作品研究》，页12。 [8]《新唐书》，卷119，页4299。 [9]贾至家族历史不甚清晰的一个原因是，传世文献中没有贾至或其近属的墓志。本段的叙述，主要参考〔唐〕林宝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044-51；《新唐书》，卷75下，页3387-90；卷119，页4297；《旧唐书》，卷190，页5027；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3，〈贾至〉（傅璇琮撰），页480-2；《三国志》，卷10，页326-32；《北史》，卷27，页980-2（贾彝家族）；卷47，页1730-4（贾思同兄弟）；《南史》，卷59页1462。传世唐宋郡望资料中都无长乐贾氏。敦煌写本斯五八六一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说，贾姓有三望，其中两个是河东郡和平阳郡，另一只残「武」字，应是武威郡。由此看来，长乐贾氏似非头等高门。参见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89。又，《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页1044说，长乐隶属相州。案，十六国时期以后始有相州，在冀州西南，不知《姓纂》所言，是否有误。 [1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38-52。另参苏庆彬，《两汉迄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氏族研究─两汉至五代蕃姓录》，页366-73。关于独孤及家自述先系原出后汉宗室的资料，见罗联添，〈独孤及考证〉，页21。罗先生相信独孤家的说法。 [1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157-60。[12]罗联添，〈独孤及考证〉，页21-3。 [13]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44。 [14]《旧唐书》，卷190下，页5049；《新唐书》，卷203，页5777-8；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518。 [15]《新唐书》，卷72下，页2800。 [16]参考神田喜一郎，〈梁肃年谱〉，页261-2；郭中翰，《中唐梁肃（753-793）：大历、贞元间的文章中兴和性命之学》，第一章第一节；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页8-9。 [17]李舟生平的研究，参见陈冠明，〈李舟行年考〉，页59-94；David McMullen, “Li Chou, A Forgotten Agnostic of the Late-Eighth Century,” pp. 60-85。李舟的家谱，则见《新唐书》，卷72上，页2443-64。 [18]《新唐书》，卷72下，页2814。 [19]岑仲勉，〈唐集质疑〉，页16-17「中唐四李观」；页50-2，「李观疑年」。 [20]参考岑仲勉，〈唐集质疑〉，页54-7「韩愈河南河阳人」；罗联添，《韩愈研究》，页1-8；〔唐〕林宝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页480-97；《新唐书》，卷73上，页2854-73；《魏书》，卷51，页1127-9；《北史》，卷37，页1349-51。又，从韩耆到韩愈历时约四百年，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只有八世，似不合常理。依韩愈所作〈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推算，应为九世，或许是对的。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 [21]李翱，《李文公集》，卷11，〈皇祖实录〉；卷14，〈叔氏墓志〉；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  [22]关于皇甫湜的资料，参看皇甫湜，〈东还赋〉（《全唐文》卷685），〈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全唐文》卷686），〈悲汝南子桑文〉（《全唐文》卷687）；《新唐书》，卷176，页5267。王涯的家世资料见《新唐书》，卷72中，页2642-7；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刘禹锡集》，页19-22；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5，〈王涯〉（吴汝煜、胡可先撰），页419-20。 [23]参见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5，〈吕温〉（刘德重撰），页537-9：刘德重，〈吕温生平事迹考辨〉，页232-3；柳宗元，《柳宗元集》，〈吕侍御恭墓志〉，页255。吕温之弟吕让的墓志说，其曾祖名崇嗣，以经术闻，未出仕，吕家可能是长居乡里。见〈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在周绍良 主编，赵超 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页2334。 [24]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pp. 34-9. [25]参考卞孝萱，《刘禹锡丛考》，〈父系考〉，页1-6；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刘禹锡集》，页19-22。 [26]《全唐文》，卷409。 [27]同上，卷409，卷518。 [28]李舟，〈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公文集序〉，在独孤及，《毗陵集》，目录前。「唯独孤至之常州刺史」之句，似不甚通，《文苑英华》卷702、《全唐文》卷443同文，都写作「唯独孤至常州刺史」，较合文理。 [29]《全唐文》，卷523。 [30]《全唐文》，卷523，〈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 [31]柳冕的文学思想及若干相关问题，见俞纪东，〈柳冕文论为韩愈所本说质疑〉，页181-92。另见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页468-73。 [32]参考《旧唐书》，卷149，页4030-3；《新唐书》，卷132，页4537-8；柳宗元，《柳宗元集》，〈先君石表阴先友记〉，页306；俞纪东，〈柳冕文论为韩愈所本说质疑〉，页192。柳冕没有诗传世，《全唐文》卷527所收的文章，全为应用性的。 [33]《全唐文》，卷527。 [34]《新唐书》，卷73上，页2835-46；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581-2。 [35]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页103；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页17-19。 [36]简单地说，宋之问出身北方小族；张说是北方人，自称范阳张氏，大约为冒托；陈子昂和李白是蜀人；张九龄的故乡在今天的广东韶关；孟浩然、岑参均为襄阳人；沈佺期家本出吴兴；杜甫祖先久住襄阳，曾祖时开始定居于现在的河南巩县，似与南方文化关系较深。参考〔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144-5（沈佺期）；卷8，页1171（宋之问）；陈祖言，《张说年谱》，页1-3；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杜审言〉（傅璇琮撰），页66-7；卷2，〈杜甫〉（傅璇琮撰），页401。 [37]高侃两《唐书》均无传，重要事迹可参见《旧唐书》，卷4，页68；卷5，页97；卷84，页2798；卷190中，页5027。 [38]姚合，《极玄集》，在傅璇琮 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539。 [39]以上论述，参考蒋寅，《大历诗人研究》，页169-76；储仲君，〈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探索〉，页58-63。 [40]《新唐书》，卷72上，页2534。 [41]同上，卷73上，页2932。 [42]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吉中孚〉（储仲君撰），页13-14。 [43]参考同上，〈韩翃〉（傅璇琮撰），页20-1。此文说昌黎为韩翃托言之郡望，不足为凭，其实南阳也是韩氏着望。见〔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页482。 [44]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钱起〉（傅璇琮撰），页35-6。 [45]同上，〈司空曙〉（傅璇琮撰），页47-9。广平郡望资料可见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小野（上）〉，页330（《广韵》）；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85（北图位字79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页94（斯二○五二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46]《新唐书》，卷75上，页3367-70；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苗发〉（储仲君撰撰），页57-8。 [47]《新唐书》，卷72下，页2784。 [48]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耿湋〉（傅璇琮撰），页30。 [49]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包融〉（傅璇琮撰），页225。包融为包何、包佶之父。 [50]李纾曾祖为高宗朝宰相李敬玄。他本为寒门，以久掌铨选，人多依附，并与赵郡李氏合谱。见《旧唐书》，卷81，页2754-6；《新唐书》，卷106，页4052-3。《新唐书》李敬玄传虽然明说他系冒称赵郡李氏，该书〈宰相世系表〉仍然把李敬玄家人列为赵郡李氏南祖之后，可见〈宰相世系表〉只是直抄家谱，并不加考证检别，使用时须小心。参考《新唐书》，卷72上，页2480-1。 [51]关于王家郡望与里居的资料，见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王维〉（陈铁民撰），页285-6；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545。个人怀疑王缙家为太原王氏小支的原因有二。王缙在封爵时冒称琅琊王氏，显然不以本宗为重，此其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有王家谱牒，世系寡少，此其二。见前引王颜文；《新唐书》，卷72中，页2642。 [52]参见《旧唐书》，卷38，页1396；卷119，页3445-6；《新唐书》，卷75下，页3377-8；卷150，页4809-10。王维诗出自〈少年行四首〉，见《全唐诗》，卷128，页1306。 [53]《旧唐书》，卷137，页3762；《新唐书》，卷203，页5781；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38；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28，页770。 [54]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3，〈郎士元〉（储仲君撰），页522-4。中山郎氏的资料，则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九‧十世纪敦煌写本中心（上）〉，页330（《广韵》）；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94（斯二○五二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55]曹道衡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七至第十章，对北朝文学现象的解释颇具洞识。另可参看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页59-62。唐文与本文的论旨有可以参较发明之处。[56]《北齐书》，卷23，页335。 [57]同上，卷42，页563。 [58]〈李君墓铭〉，在周绍良 主编，赵超 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页85。 [59]〈唐故颜君墓志铭并序〉，同上，页178。 [60]以上四人出身如下。崔〔忄＋夌〕：清河崔氏；阳休之：北平阳氏；李护：陇西李氏；颜人：鲁国颜氏。鲁国颜氏似乎是地方性士族。 [61]苏绰曾仿尚书体作大诰，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称此为「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参考《北史》，卷83，页2781；《周书》，卷22，页370；卷23，页391-4。但他并无批判文学写作的著作传世。 [62]《隋书》，卷66，页1544-5。 [63]李谔今存或留名的文章，全是应用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20。[64]王通，《文中子中说》，卷2，页7-8。 [65]同上，页8。 [66]参见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中说十卷〉，子部一，页31b-37b；尹协理、魏明，《王通论》，第一章。 [67]《全唐文》，卷141。魏征批评近世文学的文字很多，参见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在氏着，《注史斋丛稿》，页365-70。牟文对唐初北方士人的文学观念有广泛的讨论，值得参考。[68]《魏书》，卷85，页1876-7；《北史》，卷83，页2785。杨愔此文已逸。文人轻薄是一个普遍的旧观念，当然不是起于北朝，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页253-5。 [69]王通，《文中子中说》，卷3，页13。「吴筠」疑是「吴均」之误。 [70]《周书》，卷23，页383。 [71]同上，卷22，页370。 [72]《北史》，卷83，页2781-2。另参考北周卫元嵩的〈三易异同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卷24。 [73]上段引文也出现在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序，可能是延寿取自《隋书》。理由如下：李延寿是修《隋书》「志」的重要人物，纪传部分似乎参与不多；其次，《北史》成书在《隋书》纪传之后。参考〈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在《隋书》，页1903-4；《北史》，卷100，页3343-5；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页27-32，60-3。 [74]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王通，《文中子中说》，卷2，页11；卷3，页14。 [75]刘知几 撰，浦起龙 释，《史通通释》，页161。另参考〈载文〉，页123-7。 [76]同上，页123。 [77]见尹协理、魏明，《王通论》，页60-2：杨永安，〈乌丸王氏世系探疑〉，在氏着，《隋唐五代史管窥杂稿第一辑》，页41-9。 [78]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在唐长孺 等编，《汪籛隋唐史论稿》，页132-49。 [79]关于北朝士族文化的大体情况，可参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165-78，225-37；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页218-39；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页200-9。唐代北方士族风习的概说，则可见何启民，〈唐朝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之考察〉，在氏着，《中古门第论集》，页287-311；田廷柱，《隋唐士族》，页136-44。 [80]转引自郁沅、张明高 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页405。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卷3。[81]王勃 着，蒋清翊 注，《王子安集注》，页302-3，129-30。 [82]关于王勃与杨炯的文学思想，可参看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页102-14。 [83]中古士族多迁徙，弘农杨氏发源于华阴（今陕西东部），称关中郡姓，但该地未必为族人久居之所。据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这位堂弟归葬华阴，可见杨家仍与关中有密切的关系。见徐明霞 点校，《杨炯集‧卢照邻集》，页154。 [84]《全唐文》，卷238。 [85]以上诸人的家世背景无法细论，现仅举出一些谱系资料：《新唐书》，卷72上，页2546（李峤）；卷72下，页2738（崔融）；卷72上，页2585（李乂）；卷72下，页2772（崔信明）；卷72上，页2598（李百药）；卷72下，页2775（崔湜）。 [86]《新唐书》，卷72中，页2642-4；《梁书》，卷39，页556；卷45，页623-36。 [87]除了已经提及的二十二位，其他名列两本文学史著作的初唐作家有：唐太宗、魏征、宋之问、苏味道、上官仪、上官婉儿、杨师道、李适、郭震、富嘉谟、王梵志。 [88]参考《新唐书》，卷72下，页2772（崔国辅）；卷74上，页3083（韦应物）；卷73下，页3004（薛据）；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页165-7（孙逖）；卷3，页446-8（王之涣）；〔唐〕林宝 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006-7（赵冬曦）。 [89]以上诸人，家世资料较复杂的有储光羲和常建。参考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页211-3；卷2，页263-4。 [90]刘长卿家世资料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页311-2。王昌龄是肃宗朝宰相兼术士王玙的族兄，出身琅琊王氏。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页252；《新唐书》，卷72中，页2619。阴行光是陈朝作家阴铿的后代。见〔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5，页749-50；张均，〈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在《全唐文》，卷408。 [91]除了已经提及的二十七位，其他名列两本文学史著作的非古文系玄宗朝作家有：张说、刘希夷、李颀、祖咏、高适、王翰、尹懋、王琚、梁知微、崔曙。 [92]安史之乱的影响是一般普遍认知的。至于古文潮流有诗歌复古为先导的讨论，则见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在氏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页16-19。 [9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陈寅恪先生文集》，页141-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486-91。 [94]Jo-shui Chen, “Culture as Identity during the T’ang-Sung Transition: The Ch'ing-ho Ts'uis and the Po-ling Ts'uis.”

虎子

作者：陈弱水  来源：《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1999年）2005-07-05　　

八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转折地位。就文学史而言，这个风潮掀动了散体文的复苏与创新，最终导致骈俪文在北宋的衰落；在创作思想上，古文家力倡文章当为政教服务的儒家功利主义，强烈打击了流行于魏晋以下的艺术本位心态。就思想史而言，古文运动是中唐儒家复兴的中坚力量，对于中古思想局面的结束、宋学的形成，起了开端的推动作用。由于古文运动在多方面的重要性，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篇累牍，难计其数。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处理文学与思想的内部问题，关于此潮流之可能社会背景，则罕见探讨。本文的目的，是在就古文运动崛起的环境条件，提出一个看法，希望能对中唐思想与文学变迁的问题，增添新的理解。　　

在进入主题之前，想对「古文运动」的概念稍作检讨。本文所说的中唐古文运动，是指从安史之乱前后到九世纪初宪宗朝，一个持续性的批判近代华丽文风、主张文章复古的潮流。古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有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九世纪初的领袖则以韩愈、柳宗元为最著名。这和一般通论性文史书籍的用法是一致的，但因本文考察的范围止于韩、柳的世代，不及晚唐，题目特别在「古文运动」前加上「中唐」，以明时限。　　

宋古文是传统文学批评关心的一个重点，有关的讨论极多，但「唐代古文运动」一词，则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概念的适当性，最近十几年受到了挑战，由于本文使用这个词语，似应对新近的挑战有所反应。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批评，大约包含了两个要点。首先，所谓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在观念上有很多歧异，并不能构成一个运动整体，把韩愈以前甚至初唐的某些文士视为古文家，可能不妥当。有人认为，韩愈关于「古文」观念的考虑，具有重大广泛的道德意义，在性质上迥异于李华诸人的文学思想。[1]还有学者指出，具有文体意涵的「古文」一词是韩愈提出的，以前并无人使用。[2]其次，在唐代，古文只是个人提倡，少数人附和，不足以当「运动」之名。[3]日本学者小野四平特别强调，「古文」文体的确在韩愈、柳宗元等人手中完成，但在他们之前的先驱，并没有一致而明确的文学理念，只能算是零星的源头。何况唐代古文在韩柳之后很快就衰落了，若论「古文运动」之名，恐怕只有欧阳修以后的北宋古文运动足以当之。[4]　　

以上引述的对「唐代古文运动」一词的质疑，有助于学界更深入考虑中唐思想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依个人之见，似乎还不足以动摇这个概念的存在基础。这个概念还是有使用价值的。对于「古文运动」之说最根本的质疑似乎是，明确的古文思想─特别是有关文、「道」关系的看法，以及成熟的古文文体，都是韩愈、柳宗元这一辈人建立的。把韩愈以前主张文章复古的文士当作古文家，是一种时代倒错的说法，这种观点忽略了韩愈的世代与先前文士之间的断裂性。因此，在「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课题上，关键点是，韩柳等人的主张和写作与前几十年的某些文人有没有紧密的历史关联？如果有，这些关联是否能说构成了某种潮流？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不是此处简短的导言所能充分讨论，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个人只是想提出一个看法：如果我们对古文思想的内涵采取比较宽松的认定，以上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从玄宗天宝末年到宪宗朝的七十年左右期间，所谓古文家的思想的确有不小的变化，即使同时代的古文倡导者，也常有观念和关怀重点上的差异。不过，这些人之间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譬如：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作家，在文章写作上成就尤高，并多少对文体的创新有所尝试；他们对六朝以下讲究骈俪声律的文风都很不满；他们大都主张在创作意旨和文字风格上，文学应该以六经为归依。这些相似性应该能显示，学者一般所说的古文运动，是一个有整体性的思潮，在观念纷歧的底层，有一些根本的、持续的特性。此外，中唐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之间也常有亲密的关系，例如，萧颖士和李华是密友，萧颖士、萧存为父子，独孤及和梁肃是师生，韩会与韩愈为兄弟。这也可视为古文潮流具有延续性的一个征候。[5]相对而言，在初期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崛起之前，文章（诗歌除外）复古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就显得远为零散。 至于「运动」一词是不是古文潮流的恰当指称，的确值得考虑，但这个名称也许也不能说一定是错的。古文思潮出现于菁英文人的社群，不可能像宗教运动或近代政治运动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我们也不能太低估这个潮流的冲击。早期古文家多是文坛的重要领袖，他们的思想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传布，只是没有在现存文献得到充分的反映。至于九世纪初的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受到青年士子广泛的崇敬与追随，则是很明显的。　　

以上简略的讨论是在主张，「唐代古文运动」涵盖的是一个有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现象。「古文运动」作为这个现象的标志，似乎有缺陷，但也有其正当性。在学者没有找到更适切的称号之前，这个词语还是具有让人快速指认特定历史现象的功用。本文的主旨在探讨中唐古文潮流的一个形成基础，特为「古文运动」之名稍作辩护如上。

一、古文运动领导者的家族背景　
　
唐代古文运动的特性，主要存在于参与者的文学主张、写作风格与思想取向。不过，古文家的出身背景也有相近之处，这一点或许和这个运动的起因有关，值得注意。以下先整理中唐古文运动主要领导者与支持者的家族背景，以为讨论的基础。　

一、萧颖士（717-760）。郡望兰陵，为南朝梁宗室之后，梁武帝之弟鄱阳王萧恢的裔孙，家族在西元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前后入关中，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五世祖萧造隋时曾任冯翊太守，入唐后官至刑部尚书。萧颖士自己家在今河南许昌一带（隋时为颖川郡，唐时为许州）。很明显地，颖士家为北迁的南方士族。[6]

二、李华（715-774？）。系出赵郡李氏东祖房，属山东高门。[7]

三、贾至（718-772）。河南洛阳人，郡望长乐。今本《元和姓纂》卷七有贾至家族的资料，知道他们的远祖有贾龚和贾诩，从贾诩到贾至的祖父之间，记录相当简略。根据《三国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贾龚家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其子贾诩是董卓的部将，随凉州军入洛阳，后来投效曹操，获得重用。北朝史上，颇有原籍武威的贾姓山东士人，祖先大概都是随贾诩移入中原的。贾诩有一子贾玑迁居长乐，这就是贾至郡望的来源。在中古时代，名叫长乐的地方有好几处，从贾至曾受封信都县伯一事看来，[8]贾玑迁往的长乐应在今河北冀县。此地十六国时期以后为长乐郡，隋代为信都郡长乐县，唐代则改称信都县（属冀州）。〈宰相世系表〉所载的长乐贾氏一支，东晋时迁往南方，但依《元和姓纂》，此支与贾至家别为一族。《元和姓纂》记载，贾至的六代祖贾琚在北魏任颖川太守，看来贾家是山东士族的可能性很大。[9]

四、独孤及（725-777）。源出匈奴屠各种，代北虏姓，此族刘姓者亦多。中古姓氏诸书与独孤及家谱牒都说，独孤氏先祖系后汉宗室，攻击匈奴遭俘，因入匈奴。此说不可信，学者考辨已详。[10]案，胡人入华，声称上代原为汉人者，为数不少。兹举一例。中唐名相房管（697-763）所属的河南房氏原出高车屋引氏，自称先祖房干本贯清河（今河北清河），晋初出使北虏，被拘未返。[11]据独孤及家史，他的十世祖罗辰从魏孝文帝迁洛阳，子孙任官于北魏、北齐、隋、唐，可见其家久居华北，于中土士人文化浸润应极深。[12]

五、元结（719-772）。鲜卑拓跋氏后裔，代北虏姓。[13]

六、李翰（约去世于770年代）。赵郡李氏，李华族人，山东士族。[14]

七、崔佑甫（721-780）。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山东高门。[15]

八、梁肃（753-793）。关中旧族，先祖为关陇集团成员。[16]

九、萧存（739-800）。兰陵萧氏，萧颖士子，北迁的南方士族。

十、李舟（740？-787？）。出身陇西李氏姑臧大房，山东士族。陇西李氏的始祖是西凉建国者李皓，北魏控制凉州地区后，李皓的孙子李宝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赴京（平城，今山西大同），子孙后随孝文帝迁都洛阳，转居华北平原。姑臧大房为李宝长子李承的后裔。[17]

十一、崔元翰（729-795）。系出博陵崔氏第三房，山东高门。[18]   

十二、李观（766-794）。陇西李氏，山东士族。[19]

十三、韩愈（768-824）。韩愈同时人或称韩家郡望为昌黎，或称南阳。查核传世的中古韩姓系谱，两说均非。依《元和姓纂》，韩家的地望则为陈留。案，韩愈的七世祖韩耆是安定安武（今宁夏镇原）人，北魏明元帝永兴年间（409-413），从赫连勃勃的阵营投效北魏。韩耆与子、孙三代都是武将。韩耆据说徙居常山郡（今河北正定），但至韩愈之时，其家已世居河阳（今河南孟县）。韩愈先祖虽然起于军旅，至中唐时，应已久受文教之熏习，或可算是较低层之北方（山东？）士族。[20]

十四、李翱（774？-836）。出身陇西李氏姑臧房李冲支，山东士族。[21]

十五、皇甫湜（777？-835？）。南方人。原籍睦州新安（唐称遂安，今浙江淳化），寄家扬州，以安定为郡望。家族历史不详。皇甫湜是著名文士、宪宗文宗两朝宰相王涯（763？-835）的外甥，彼此关系密切。王涯属于太原王氏之乌丸王氏房，显然是山东士族，父亲王晃曾任温州刺史，皇甫家能与王家联姻，大约也不是贫寒之家。[22]

十六、吕温（772-811）。出身河东（今山西永济）吕氏，亦以东平为郡望，家居洛阳，但族人仍有祖茔在河东。柳宗元〈吕侍御恭墓志〉曰：「吕氏世居河东，至延之始大」。吕恭是吕温的弟弟，延之为其祖父，曾任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依此，吕家虽为北方土著，政治社会地位是新近才上升的，可算是新兴家族。[23]

十七、柳宗元（773-819）。出身河东柳氏西眷房，河东郡姓，西魏至唐初在政治上属于关陇集团。先祖曾于十六国后秦时（396年）南迁，留居淮河流域，南齐末期（500年）北返。[24] 十八、刘禹锡（772-842）。源出匈奴，代北虏姓。七代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世居洛阳以及邻近的荥阳，实质等于山东士族。[25]　　
以上共列举十八位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支持者，包含了三个世代：崭露头角于玄宗天宝年间的为第一代，如萧颖士、李华；德宗前期领袖文坛者为第二代，如梁肃、崔元翰；最后是韩愈、柳宗元的世代。这些人中，有十五位来自北方家族，两位出身北迁的南方士族，南方人只有一个：皇甫湜。在十五位北方家族人士里，高层山东士族占七位，关陇（含河东）旧族两位，代北虏姓三位，较低层的北方旧族一位（韩愈），不能确定但很可能为山东士族者一位（贾至），新兴家族一位（吕温）。附带一提，本文所说的北方与南方，是人文地理的概念，以南北朝时代的疆域为划分标准。隋朝以前多在北朝统治的地区，称北方，否则即为南方。皇甫湜原籍睦州新安，寄家扬州，在中古时代属南方，决无问题；另外如蜀地和襄阳（今湖北襄樊），因一直在南朝治下，本文也视为南方。　　

从以上资料看来，古文运动似乎具有浓厚的传统北方士人文化背景。上列十八人，纯粹的南方人只有皇甫湜一位，他是所有人中年岁最小的，可以说，在古文风气的形成上，扮演的角色比较次要。北迁南方士族的两位，则是萧颖士、萧存父子，来自同一家庭。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出身北方旧族，尤其以山东士族最多。独孤及、元结、刘禹锡等所谓的代北虏姓，虽然源出北朝胡人统治阶层，但以久居汉人文化核心区，在文化趋向上，和中土旧族恐无明显差异。（元结家史较不清楚）附带一提，北方旧族出身者有许多曾在南方居住，这或是因为安史乱起，中原陷入战局，士人大量南徙，或是因为家中有人在南方任官。只要这些家族不是长期居留，它们的文化性格应该不会有重要改变。　　

在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讨论前，要先对以上名单的拟定稍作说明。起自安史之乱前后的古文潮流，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除了少数的领导者，很难清楚划定成员的范围。本文选择的标准大约有二。一是中唐时人公认的文章中兴的领导者，包括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韩愈、柳宗元等。这些人是在任何讨论唐代古文的著作中都会出现的。另一标准则是明确支持以上诸人的理念或具有类同思想的文士。这里想强调的是，选样的范围限于文学社群，而不考虑其他形态的士人，如经学家或专务政事的官僚。个人采取这两项标准，主要目的是希望订定比较明确的观察范围，避免印象式的去取。此外，古文运动明显是一个文坛内部的改革风潮，而非局外人的评议，如宋代道学家之论文学，不纳入非文人应当也是合理的。　　

上面所列举的古文运动支持者，有几位是一般比较陌生的：崔佑甫、李舟、崔元翰。这里简单说明他们和古文运动的关系。崔佑甫与独孤及是亲朋至交，也是文学志业的同道。他在〈祭独孤常州文〉中说：「我与至之（独孤及字），思阐斯文，不俾皋契，独谟华勋。」[26]佑甫另撰有独孤及神道碑，其中评论独孤及文章的话还被梁肃引入他的〈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27]至于李舟，他与父亲李岑都是古文潮流热诚的支持者。李舟在〈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公文集序〉记录父亲对他说的话：　　 吾友兰陵萧茂挺（萧颖士）、赵郡李遐叔（李华）、长乐贾幼几（贾至），洎所知独孤至之，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贾为玄宗巡蜀，分命之诏，历历如西汉时文。若使三贤继司王言，或载史笔，则典谟训诰誓命之书，可仿佛于将来矣。呜呼！三公皆不处此地，而连蹇多故，唯独孤至之常州刺史，享年亦促。岂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28]        

由这段话和李舟为独孤及集作序一事，可见他们父子与古文家关系的密切。　　

崔元翰曾向独孤及求教。〈与常州独孤使君书〉说：「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溥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学者风驰云委，日就月将，庶几于正」，[29]对独孤及的文章有极高的评价，他显然也自居于景从的学者之列。崔元翰曾为独孤及的高徒梁肃撰写墓志，又自称是梁肃的挚友，看来他在〈与常州独孤使君书〉所说的，并不是门面话。[30]　　再来要稍谈元结。一般文学史的作品，都将元结置于古文运动先驱之列。从文章的风格看来，他的确有资格被如此归类，他的文章不拘骈丽的程度，远过于萧颖士、李华诸人。不过，元结的政治社会思想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和其他古文诸子大异其趣。就这一点而言，他似乎稍不符合本文自订的古文家标准，但因出入不大，仍然列入。　　

本文古文运动成员的名单，没有列入柳冕（去世于贞元﹝785-804﹞末年），也须略作说明。在现存中唐文字中，讨论文学问题最密集的作者，可能就是柳冕。他传世的十四篇文章里，论文作品占了八篇。柳冕对文学的看法是清楚而一贯的。他抱持极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对屈宋以下的辞赋诗歌一概否定，认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因此风俗淳美，文学自盛。柳冕主张复古、敌视近世文风的程度，远过于本文所列举的古文家，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视他为古文运动的健将。[31]　
　
本文没有把柳冕纳入分析，原因是依个人的判断，无论就社会角色或发言立场来说，他恐怕都不能算是文人。柳冕是著名史学家、谱学家柳芳的儿子。《新唐书》柳冕本传说他「富文辞」，其他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但从传记资料的整体看来，他主要是以史学、礼学、吏事见重于世，在文坛地位不高。《新唐书》所讲的「文辞」，大约多是应用文。[32]本文未将柳冕列为古文家，更重要的根据在于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态度。他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要求「尊经术，卑文士」，全然不以文士自居。他又至少两次表示文才不佳，无法实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曰：「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则云：「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33]柳冕这种缺乏文人认同感而又剧论文学的情况，在隋唐是有传统的，不能算是怪异。（详第三节）　　

附带一提，柳冕未计入古文家之列，并不影响本节的论点。和大多数古文家一样，柳冕也是北方士族。他出身河东柳氏西眷，与柳宗元同族，五代祖柳虬似是北周时反对南朝文学的重要人物。[34]　　综而言之，本文尽量根据中唐古文潮流的历史实态，选出代表人物进行分析，这份名单虽然不见得能获得所有学者的同意，出入应当不大。本文考察的结果相信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上，文学史家罗根泽（1900-1960）在一九四○年代就指出，唐代的古文家多是北方人，甚至宣称：「古文……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罗联添后来对这个论点又有发挥。[35]两位前辈学者着重的是古文诸子的地域出身，个人则更进一步，把他们的家世放入中古社会史的脉络，具体点出了他们的阶级与文化背景。     

二、与大历诗人的比较　
　
上一节的结论是：古文运动参与者有相当集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大都出身北方旧族，尤以山东士族为多。这可以说是中唐古文潮流的一个性质，但算不算特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从常识和印象来说，中唐古文家大都属于北方旧族，应该是古文运动的一个特点，因为唐代文学家并非普遍为北方士族出身。举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初唐、盛唐若干最著名的诗人与文章家，如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白、孟浩然、杜甫、岑参，都不属于这个群体。[36]高适的家史不详，由其祖父为高宗朝名将高侃一事看来，应该也不是士族。[37]不过，为了对古文运动社会背景的问题有更清楚的判断，以下拟稍探考中唐另一个文学群体成员的家世，来与古文家作比对。　　

现在要考察一个大历诗人群，也就是活跃于唐代宗大历时期（766-779）的所谓「台阁诗人」。谈起大历诗坛，一般大概会先想起有名的「大历十才子」。根据姚合（781？-846）编选的诗集《极玄集》，十才子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38]关于十才子的名单，北宋以下屡生异议，刘长卿、李嘉佑、郎士元等人都常被放入，有些人则遭剔除。其实，这些歧见完全是出于对名号的误解。姚合所说的，是历史现象发生时实际存在的称呼，称号的来由，则是李端等十人大历初年经常在权臣餐宴上作诗唱和，驰名长安，他们与郭子仪之子郭暧的关系尤其密切。后代有些文人把「大历十才子」误解成文学评价的表示，不满某些次要诗人名列其间，而擅予改动。总结来说，「大历十才子」的本义是一个在大历前期活跃于京师高官群中的文学集团（十才子本人大都位阶甚低），因此，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把他们以及当时一起唱和的一些官员合称台阁诗人。[39]如同蒋氏自己指出的，这个提法并不完全允当。举例而言，除了大历前期，十才子的生活历程和诗风颇不相同，「台阁诗人」之号并不能反映这些人作品的多元性。不过，就本文而言，台阁诗人恰好是极适合与古文家比较的对象。理由有二。首先，和古文运动一样，大历台阁诗人是个中央性（或全国性）的文学群体，地域与阶层背景不是形成群体的表面因素；其次，台阁诗人的时代与古文运动有很大的重迭，这些诗人和古文家有交谊者不在少数。以下先列举大历十才子的出身：

一、李端（去世于七八○年代）。出身赵郡李氏东祖房，山东高门。[40]　　

二、卢纶（生卒年不详）。出身范阳卢氏北祖第四房，山东高门。[41]　　

三、吉中孚（生卒年不详）。楚州（今江苏淮安）人，曾久居鄱阳（今江西上饶），南方人。[42]　　

四、韩翃（生卒年不详）。家世不详，郡望或称昌黎，或称南阳。[43]　　

五、钱起（710？-782？）。吴兴（今浙江吴兴）人。[44]　　

六、司空曙（生卒年不详）。家世不详，似乎是京兆人，郡望广平。案，现存中古氏姓书中，广平（今河北永年）着姓无司空，或许是新兴家族。[45]　　 七、苗发（？-786？）。或称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人，或称上党长子（今山西长子）人，壶关和长子在唐代均属潞州，苗发为上党人无疑。据说苗家「世以儒素」，从有关资料看来，显然是北方小姓，地方势族。[46]　　

八、崔峒（生卒年不详）。属博陵崔氏大房，山东高门。[47]　　

九、耿湋（生卒年不详）。据说是河东人，其余不详。[48]　　

十、夏侯审（生卒年不详）。无家世资料。        

以下是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列举的其他台阁诗人：　　

十一、包何（生卒年不详）。润州延陵（江苏丹阳）人。[49]　　

十二、包佶（727？-792）。包何之弟，同上。　　

十三、李纾（731-792）。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自言赵郡李氏南祖之后，其实是寒门越称。[50]　　

十四、王缙（？-781）。王维之弟，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属于太原王氏的河东王氏房，似乎是该族的小支。[51]　　

十五、王紞。王缙之弟，同上。　　

十六、常衮（729-783）。新旧《唐书》本传都说他是京兆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为新丰常氏。案，唐代京兆府长安城西，天宝七载前有新丰县（此后裁撤），即王维诗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所指，新丰常氏正与京兆人之说相符。一切资料显示，常家为寻常小姓。[52]　　

十七、刘太真（725-792）。永嘉南渡衣冠之后，宣州（今安徽宣城）人，神道碑称其为金陵人，大概是指祖先南渡后的居地。南方士族。[53]　　

十八、郎士元（生卒年不详）。家史不详，诸书均称中山（约在今河北定县）人。根据两份唐宋郡望资料，中山着望确有郎姓，但士元是否为依托，无从判断。他是北方人，则无疑问。[54]　　

以上十八位诗人，计有北方人十位，南方人五位，不详三位（韩翃、耿湋、夏侯审）。北方人中，山东士族有三位（李端、卢纶、崔峒），疑出身山东士族微宗者二人（王缙、王紞兄弟），寻常小姓（恐多为地方势家）三名（苗发、李纾、常衮），疑为小姓者一位（司空曙），不详一人（郎士元）。很明显地，作为两个时代相近的文学社群，大历台阁诗人与中唐古文家的家族背景相当不同。　 首先，就比例而言，大历台阁诗人中的南方人远高于古文家中的南方人。其次，台阁诗人明确为北方士族出身者只有三位，即使加上王缙兄弟，不过五人，占总人数不到三分之一。古文家中，明显具北方士族背景的则有十二位（山东士族、关陇旧族、代北虏姓），若把韩愈和贾至算入，就有十四位。本文探讨的古文家与大历诗人各有十八名，这完全是巧合。但此巧合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北方士族成分的多寡，是这两个集团在社会背景上一个很大的差别。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浓厚的北方旧族成分，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特质。

三、北方士族与文学写作　　

我们既然确定了北方士族的背景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一大特点，就需要考虑，古文潮流何以有此特色，这个背景对古文运动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个探讨牵涉到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末年、隋代唐初─北方士族与文学写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节只能利用已有的少数研究，配合若干史料的分析，提出几点观察，希望有助于阐解中唐古文运动的成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在东晋南北朝，南、北方的文学情态有很大的差别：南方文风鼎盛，北方则大体消沈。永嘉之乱以后，在险恶的局势下，居住北方的士人致力于保全宗族乡党，即使出仕胡族政权，也萦心时务，少有文章游集的雅兴。他们基本上在自己的庄田坞堡过着孤立的生活，学术文艺，俱乏表现。在十六国时期，只有凉州和关中地区文风较盛，北魏统一华北后，又转趋衰歇。　　

北方重视文学的价值，文章家大量出现，是到北魏末年（六世纪初、中期）才开始的。所谓「北朝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在此时的崛起，就是这个转变的清楚表征。北方文学的复盛，除了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带来的文化气候的改变，南朝文学的影响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 东、西魏分立后，北方新生的文学传统遗留于东魏、北齐统治的华北平原，一直持续发展。西魏、北周政治中心关中地区的文学，则是南来文士的天下，尤其以王褒、庾信最为突出。（西魏在西元五五四年攻陷江陵，迁来大批士人。）[55]　　 以上简单的叙述，想陈明两点事实。第一，东晋南北朝的文学以南方为主流，北方文风兴起甚晚。第二，北方文学虽然迟起，在南方优势文化的影响下，诗文写作迅速成为很高的价值。在北朝末年的史传，颇可看到称赞某人学问文辞俱佳的陈述，就是清楚的证明。兹举两例。《北齐书．崔〔忄＋夌〕传》说，「〔忄＋夌〕历览群书，兼有词藻」。[56]同书〈阳休之传〉：「休之好学不倦，博综经史，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57]更是以文章华靡为佳事。这类描述，在唐初北人墓志仍常出现。贞观二十年（646）〈李护墓铭〉称墓主：「少挹家风，长多文艺，三坟五典，莫不精研」。[58]永徽四年（653）〈颜人墓志铭〉则赞颜氏，「学该坟典，文富词林，马上军前，飞书立就。」[59]以上所举的例子，显然都属山东士族。[60]在南北朝末期、隋代唐初，山东士族是全中国地位最高而与南方文人文化渊源甚浅的士人群体。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即使在这个群体，文章写作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在南北朝时代，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重要作家全部出身南方。隋唐以后，至少到九世纪中为止，重要作家似乎以北人占多数。这个巨大转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杨隋统一中土，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北移，另方面则要归因于北方本地文学创作的急速发展。　　

虽然从六世纪初开始，文学就是北方士族文化的重要成分，这个群体对诗文写作一直存在着怀疑和批判的传统。这可粗分两方面来说。首先，从北朝末年到唐代中叶，北方士人中屡次出现贬抑文学地位、甚至否定文学的价值的言论。其次，北方文士经常有批判发源于南朝的近世文学的呼声，要求改革。前者基本上是文坛局外人的观点，后者则为文人自己的意见。以个人检阅史料所及，掀起这些批评声浪的大多是名族中人。现在先谈前者。　　 从北朝末年到唐玄宗时代，对诗文艺术曾作整体性批评的北方士人，就现存文献可见，最主要有苏绰、李谔、王通、刘知几等，魏征也常有类似的意见。[61]前面介绍过的柳冕可说也属于这个传统，惟时代较后。以下先征引李谔上隋文帝书的一段文字，以为讨论的基础：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之奇，争一字之巧。……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62]就字面而言，这段话只是抨击曹魏以后的传统，但从李谔坚持惩恶劝善是一切文辞的根本目的看来（「苟非惩劝，义不徒然」），他的目标实际是美文写作本身。依此，《隋书》本传说李谔「解属文」，指的也是与政教直接相关的应用文字。[63]　　 前引文字，包括了两个主要论点，以及两个隐约带出的观念，可以大体涵盖北方士人贬抑文学的理据。李谔的核心主张是：文辞应该为政事教化服务，政教则当以先圣哲王的教训为依归；六经是一切文字的典范，文章写作如果走错了路，表示统治者的心已经陷溺，政治自然无法上轨道。这是许多北方士人厌弃美文的根本理由。王通《中说‧天地篇》有两则对话，反映了与李谔相同的观点：　　

李伯药见子（王通）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64]　　 子（王通）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65]《中说》不是王通所自撰，对于王通的言行，也有许多夸大伪造的说法。但学者的研究已指出，这部书大体可说是王通思想的记录，至低限度，也是他的家人与门人的追述，诚为隋唐之际北方思想的一部珍贵文献。[66]　　

此外，魏征〈群书治要序〉有言：　　 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熏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计，流荡忘反，殊途同致。[67]        

这些文句的意旨，也是要把文辞的目的规定在政理教化、惩善劝恶的范围。　　

李谔上隋文帝书又说，南方文风大盛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李谔宣称，南朝重视文学，导致人们行为浪荡，这是他贬斥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北方士人常有「文人无行」的看法，认为德行与文才很难兼备，诗文写作因此大不利于风教。《魏书》温子升本传记载，「杨遵彦（杨愔，511-560）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邢邵）、王元景（北齐作家王昕）、温子升彬彬有德素。」[68]《中说‧事君篇》对这个观点有特别详细的发挥：　　

子（王通）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摠，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69]在这段文字，王通（或《中说》的另外作者）几乎骂尽了东晋末年以下的头等南方作家，还能欣赏的只有三位。从论述的方式看来，他主要是从文章的风格来判断作者的心性品德。有趣的是，王通虽然大事批判南朝文人，对他们的作品倒是很熟悉的。　　

李谔的上书还附带涵藏了两个观念，也常在北方的文学论述出现。其中之一是「淳」或「质」，「淳」是和「华」相对的。李文起首曰：「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宣示「淳朴」是基本的文化价值，其后又说，隋朝创建以来，「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前文未引），认为儒家经典的性格是「素」，而以近代诗文为「华绮」。北周苏绰倡导使用诘屈聱牙的上古文体，理论根据也在崇尚质朴。他奏请宇文泰施行的〈六条诏书〉「敦教化」一节，特别提出「淳和」的理想。此节说：「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70]这与他批评近代文风为「华靡」、「轻薄」的态度是一贯的。[71]　　

从现存资料看来，北朝隋唐之际，北方关于「质」的观念的申论，似乎多采取文质调和的立场，而非如苏绰、李谔的极端反「文」论。《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72]《隋书》是魏征主修的，一般以他为这段文字的作者。这段话对文学的艺术性采取了相当同情的看法，但还是很重视「质」的价值。[73]这种文质相辅相成的思想，到了中唐时代，成为早期古文家的一个重要论点。　　

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还有一句话，指责文章家「构无用以为用」，似乎意味文辞应以实用为主，无虑其他。这也是北方文论时而出现的观点。《中说‧天地篇》有如下的记录：　　

文中子曰：「吾师也，词达而已矣。」王通以当代之仲尼自居，他所说的吾师，显然是指孔子本人，话也直接取自《论语‧卫灵公》。《中说‧天地篇》又说：「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74]可见王通怀有强烈的文字实用论思想。　　

此外，刘知几（661-721）在《史通》也大肆批评近世的华丽文风，主张文辞应以纪实简省为原则。该书〈浮词〉说：「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75]他虽然是从史学家的立场讨论文辞的问题，但不认为史学与文学写作有何不同。〈载文〉篇明白表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76]知几的文学见解显然也是以实用为依归。　　

关于以上介绍的北方贬抑文学的论说，现在想提出两点简单的看法。首先，倡导此说者多是士族高门出身。李谔是赵郡李氏，杨愔为弘农杨氏，苏绰系武功望族，刘知几则为彭城刘氏。王通家属于乌丸王氏（太原王氏的分支），祖先于西晋末南迁淮河流域，刘宋时北返，基本上仍是北方世家。[77]前述诸人，大概只有魏征出身小族，《北史》称魏征之父是北齐文学家、史学家魏收的族叔，未必可信。[78]从这些贬抑文学者家世背景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判断，许多北方士族对诗文大盛的文化情态是很有保留的。　　

另外要说明，前文讨论的几个观念的出现或流行，决不是偶然的，它们与中古北方士族的文化性格有密切的关系。西晋永嘉乱后，热中玄学与文辞的一等士门大都南渡，留居北方的多为较守旧的地方性士族。因此，与南方士人相比，北人少受玄学与任诞之风的影响，汉代旧儒教的成分保留仍多，士人对政治教化有很深的关心。此外，北朝时代，汉人士族长期在胡族统治的局面下，与复杂的政治环境周旋，特别重视时务。北方旧家又多聚族而居，家庭秩序的维护至为重要，普遍强调家风礼法，立身要求谨饬（但实际情况与理想有不少出入）。入唐以后，北方的高门着房，礼法更是谨严。综合而言，北方士族有长久的儒学传统，人生态度比较严肃、重实际。前文提及的教化、德行、质朴、实用，都是深植于北方士族文化的价值。当讲究吟咏情性、华丽辞藻的南方文学席卷北方时，有些士族中人依据这些价值，抗拒新潮流，是不足为奇的。[79]　　

中唐以前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士族成员拥抱文学热潮，产生许多文人后，有些人发出了批判近世文学的呼声，要求改革。这个现象与前述贬抑文学的论说有性质上的差异。首先，文士都是肯定文学的艺术特质的；再者，他们的评论经常是和创作工作联结在一起的，对文学演变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北方文士感觉自身的传统与南方不同，从而强调北方文学的特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邢邵即曾说：「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80]可是，士族出身的北方文人从普遍性的角度鼓吹文风变革，似乎到唐代才出现。几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勃、杨炯和卢藏用。王勃与杨炯都名列「初唐四杰」。如所周知，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文写作上有高超的成就，尤其能以情思浓郁、气势活络的风格，对当时流行的重形式技巧的上官体有所突破（「上官」指上官仪）。　　

王勃的文学思想颇有政教本位的色彩。他的〈平台秘略‧论艺文三〉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上吏部裴侍郎启〉则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81]这种文学功利论的主张与他的文章风格不甚相符，也不能代表他的文学思想的全部，不过，王勃对近世文学传统的不满，以及在写作上的创新，应该还是与他的儒家倾向的文学观有关。杨炯文学评论的文字虽不多，他是明显支持王勃的。[82]王勃是王通的孙子，出于儒学世家，杨炯则属关中名族弘农杨氏。[83]如果说，他们的文学思想受到了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应是合理的推测。　　

八世纪中叶以后，唐代文人普遍认为，初唐作家中，对鼓动复古理想、抑制绮靡文风最具贡献的，非陈子昂莫属。卢藏用是陈子昂文学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好友。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是第一篇为陈子昂作历史定位的文字。文中先微讽东汉以下的文风，认为是「大雅不足」，然后严厉批评梁陈作家，称庾信、徐陵的出现是，「天之将丧斯文」。对于陈子昂，藏用则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84]卢藏用出身范阳卢氏，属山东高门，他强调「质」为「文」的基础，和他的北方士族先辈有一贯之处。（陈子昂出身蜀地豪族）　　 以上就北朝末到唐玄宗朝初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作了一些观察。主旨是在指出，在中古时代，北方文风兴起甚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响。隋唐统一中国前后，北方文风大盛，文学活动俨然成为北方士人文化的主轴。然而，在此情势下，北方也出现了强调质朴政教、贬抑文学的思潮，许多儒学深厚的士族中人尤其有此倾向。在崇尚文学与反文学两种势力相激荡之下，出现了第三种趋势，就是有些北方士族出身的文士鼓吹文章复古的改革，从社会背景与思想归趋的角度看来，中唐古文运动诸子可以说是王勃、杨炯、卢藏用等人的继承者。　　

本节的最后，要再探考一个问题：北方士族中人在唐代前期文坛活跃的情况究竟如何？上文已经提过，照一般的印象，安史之乱以前，北方旧家成员似乎并未笼罩文坛，因此古文运动的北方士族背景，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特色。当时本文列举了一些中唐以前最著名的作家，他们都不属于这个背景。现在想对此问题作比较有系统的观察，使我们对唐代北方士族与文学的关系能有深一层的认识。　　

本文考察唐代前期北方士族出身的文人，是以许总的《唐诗史》（1994）与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1995）所探讨的作家为样本。这两本都是新近出版的大型唐代文学通史，涵盖的流派和作家很多，应当是合适的取样对象。照文学史的一般分期，唐代前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玄宗朝以前（618-712）与玄宗朝（712-755）。对于前一阶段，上述两书共讨论了三十三位作家，其中明显为北方士族出身的有：王绩（王通之弟），「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和卢照邻（范阳卢氏），李峤（赵郡李氏东祖房），崔融（南祖崔氏，清河崔氏的一支），李乂（赵郡李氏西祖房），崔信明（清河崔氏青州房），苏瑰、苏颋父子（苏绰裔孙）。此外，李百药系出汉中李氏，这个家族似乎南北朝时地位不高；崔湜族属博陵安平崔氏，从谱牒资料看来，可能原本是衰支，到唐初才因政治权位而兴起。[85]总结来说，在三十三位初唐名作家里，出身北方士族的大概有十一、二位，约占三分之一，比例虽不低，但以北方士族当时文化教育资源之多，涉入文坛的程度或许不能算特别深。其他作家中，南方人有八位：虞世南、陈子良、骆宾王、杜审言、陈子昂、许敬宗、褚亮、吴少微。沈佺期家据称来自吴兴。此外，王珪出身乌丸王氏，是梁末击灭侯景的王僧辩的孙子，其族本为北方世家，在六世纪时来往南北，文化背景不易判断。[86]其余大概都是北方小姓。[87]　　

对于玄宗朝的作家，不计早期古文家与元结所编《箧中集》作者，《唐诗史》和《唐代文学史》共介绍了三十七位，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蓬勃态势。这些人中，明显出身北方高门的有：崔国辅（清河崔氏青州房）、韦应物（京兆韦氏逍遥公房）、孙逖（乐安孙氏）、薛据（河东薛氏汾阴西祖房）。前一节已提过，王维似乎是高门微支，另外疑为北方士族的还有赵冬曦（天水赵氏）、王之涣。[88]除了这七人，尚有生平资料极少，而不无可能为士族出身者，如裴迪、卢象、崔颢。总而言之，玄宗朝的著名作家里，宽松地估计，北方士族可能有八、九人，是相当少的。　　

玄宗朝重要作家中，有很多南方人与南方家族的成员，南方人可确定的有：张九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孟浩然、储光羲、常建、岑参、李白、陶翰、綦毋潜、刘脊虚，[89]出身南方家族的有：杜甫、刘长卿、王昌龄、阴行光，[90]共计十七位，与北方士族出身的作家，在人数上完全不成比例。另外的十人，应该多是北方微族。[91]　　 从唐代前半叶著名作家背景的分析，个人得到两点看法。第一，在唐代前期，北方士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但从本文的考察看来，他们在文坛上表现并不突出。这个现象似乎可以进一步证实，以山东高门为核心的北方士族，对文学活动的价值一直怀有疑虑。第二，依前文的分析，玄宗朝确知为北方士族出身的名作家非常少，但如果加上天宝中晚期崛起的古文运动先驱，数目就可以增加约一倍。这更显示，北方士族文化与古文思潮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总结本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判断，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北方士族与诗文写作有一种欲迎还拒的关系。北方士族中人致力文学，起初大体是受时代风气与标准的影响。唐代以后，贡举渐盛，贡举中地位最高的进士科特重诗赋文才，士人为求仕进有好出身，不得不勤习诗文，旧族高门也不能例外。不过，北方士族成员大举进入文学社群，是带着自身的传统价值与对艺术性文字的批判态度的，他们的价值和观念，对渊源于南朝的中古文学传统，不断造成冲击，古文运动似乎就是这些冲击的一个巨大结晶。

四、小结 　　

本文揭示中唐古文运动具有浓厚的北方士族背景，并指出这在唐代是一个特殊的文坛现象，目的在于说明，北方士族传统文化是古文潮流形成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当然，这不是古文出现的唯一主要因素。学者已经指出，安史之乱在士人间所激起的普遍忧患意识，以及陈子昂开始带动的诗歌复古风气，都与古文潮流有密切的关联。[92]本文只是企图在过去的认知之外，清楚点出另一个背景。需要说明，本文也绝不意味，唐代文章复古的思想完全出自北方士族文化。汉代以后，文学应为政教服务成为一个很强韧的观念，即使在文学艺术思想高张的南朝，它仍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首，就是明确的例证。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之前一些有复古思想倾向的文人，如陈子昂、吴少微、沈千运、李白，也都出身南方。无论如何，本文显示的是，在中唐文章复古的案例上，北方士族传统是核心的文化背景。
　　
个人不是文学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寻求了解安史乱后士人群中儒家复兴的成因。在八世纪后半、九世纪初，古文运动是儒家复兴趋势的中心力量，古文运动与北方士族的密切关系，似乎显示，北方传统士族文化在唐宋之际的思想变迁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史研究上有一个叫作「南朝化」的概念，意思是许多在南朝发展出的经济、制度与文化形态，后来成为唐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93]对中国中古史的通体了解而言，这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解释。文学写作在唐代席卷知识阶层的现象，也可以算是南朝化的一环。然而，本文也透露，在南朝化的外表下，北方传统仍在发挥作用，就文学和思想的演变而言，这个力量似乎是中古传统在唐宋之际归于消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的题目以中唐古文运动自限，本来不应谈论韩愈、柳宗元以后的发展，但为说明本文的成果的涵义，还是要约略触及两个这方面的问题。中唐古文运动具有北方士族的背景，是相当明显的，但韩柳的世代以后，这个因素就不存在了。唐代晚期的大部分主要古文家，如沈亚之、孙樵、刘蜕、皮日休、陆龟蒙，都不是来自北方士族，来无择大概也不是。其中沈、刘、皮、陆均为南方人。晚唐古文运动的思想性质与文化角色，都和前此的古文潮流颇有差异，此处无法详论。现在想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古文的观念与写作原则，在韩、柳的时代于文坛广为传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潮流因此脱离了它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　　

再者，个人曾经研究过八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德宗朝末年至后晋）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的文化情态。这两个宗族是山东士族的高门，对了解晚唐时期的北方士族而言，应当有相当的代表性。个人发现，到九世纪中叶为止，崔氏族人家庭大体呈现着双重的文化性格。在行为准则上，他们强调清俭家风，恪守礼法；在知识教育上，则专注于诗文写作，大举参与科举考试，经史之学只是点缀。前者是北朝遗留的传统价值，后者则为入唐后盛行的新风气。九世纪中叶以后，崔氏宗族连家风礼法都很难维持了，除了姓氏地望，他们跟一般士人已经没什么差别。如所周知，作为一个有清楚标志的身份群体，北方士族不久就离开历史舞台了。[94]从这个结果看来，他们是被「南朝化」的浪潮彻底击垮了。可是，然而不然，本文的考察似乎提示，他们虽然消失在「敌营」中──如果允许作这个比喻的话，却促成了敌营性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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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完成后，承王国尧（Kwok-yiu Wong）先生提示修改意见，谨此申谢。

[1]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pp. 23-4.

[2]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收在氏着《唐代文学论集》，上册，页8-16。

[3]同上，页16。

[4]就个人所见，在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概念的批评中，以小野的论述最为详细。见小野四平，《韩愈と柳宗元─唐代古文研究序说──》，〈序章‧唐代古文研究への视角〉，页15-19；〈第一章‧唐代古文の源流〉，页23-65。

[5]大略的讨论，可见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运动の形成过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九期，页106-23；何寄澎，〈简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集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六集，页301-15。

[6]关于萧颖士的先祖世系与里居，见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页1-10。此书考证颖士家系甚详，但未举出家系重建的资料依据，令读者覆查不易。关于颖士家系的主要原始资料，可见萧颖士，《萧茂挺文集》，〈赠韦司业书〉，页40a-b；符载，〈尚书比部郎中萧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691。

[7]李华家世系见《新唐书》，卷72上，页2481-2583；李华名见页2559。关于李华卒年的考证，见陈铁民，〈李华事迹考〉，页21-22；萧淑贞，《李遐叔及其作品研究》，页12。

[8]《新唐书》，卷119，页4299。

[9]贾至家族历史不甚清晰的一个原因是，传世文献中没有贾至或其近属的墓志。本段的叙述，主要参考〔唐〕林宝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044-51；《新唐书》，卷75下，页3387-90；卷119，页4297；《旧唐书》，卷190，页5027；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3，〈贾至〉（傅璇琮撰），页480-2；《三国志》，卷10，页326-32；《北史》，卷27，页980-2（贾彝家族）；卷47，页1730-4（贾思同兄弟）；《南史》，卷59页1462。传世唐宋郡望资料中都无长乐贾氏。敦煌写本斯五八六一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说，贾姓有三望，其中两个是河东郡和平阳郡，另一只残「武」字，应是武威郡。由此看来，长乐贾氏似非头等高门。参见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89。又，《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页1044说，长乐隶属相州。案，十六国时期以后始有相州，在冀州西南，不知《姓纂》所言，是否有误。

[1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38-52。另参苏庆彬，《两汉迄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氏族研究─两汉至五代蕃姓录》，页366-73。关于独孤及家自述先系原出后汉宗室的资料，见罗联添，〈独孤及考证〉，页21。罗先生相信独孤家的说法。

[1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157-60。

[12]罗联添，〈独孤及考证〉，页21-3。 [13]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44。

[14]《旧唐书》，卷190下，页5049；《新唐书》，卷203，页5777-8；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518。

[15]《新唐书》，卷72下，页2800。

[16]参考神田喜一郎，〈梁肃年谱〉，页261-2；郭中翰，《中唐梁肃（753-793）：大历、贞元间的文章中兴和性命之学》，第一章第一节；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页8-9。

[17]李舟生平的研究，参见陈冠明，〈李舟行年考〉，页59-94；David McMullen, “Li Chou, A Forgotten Agnostic of the Late-Eighth Century,” pp. 60-85。李舟的家谱，则见《新唐书》，卷72上，页2443-64。

[18]《新唐书》，卷72下，页2814。

[19]岑仲勉，〈唐集质疑〉，页16-17「中唐四李观」；页50-2，「李观疑年」。

[20]参考岑仲勉，〈唐集质疑〉，页54-7「韩愈河南河阳人」；罗联添，《韩愈研究》，页1-8；〔唐〕林宝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页480-97；《新唐书》，卷73上，页2854-73；《魏书》，卷51，页1127-9；《北史》，卷37，页1349-51。又，从韩耆到韩愈历时约四百年，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只有八世，似不合常理。依韩愈所作〈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推算，应为九世，或许是对的。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

[21]李翱，《李文公集》，卷11，〈皇祖实录〉；卷14，〈叔氏墓志〉；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  

[22]关于皇甫湜的资料，参看皇甫湜，〈东还赋〉（《全唐文》卷685），〈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全唐文》卷686），〈悲汝南子桑文〉（《全唐文》卷687）；《新唐书》，卷176，页5267。王涯的家世资料见《新唐书》，卷72中，页2642-7；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刘禹锡集》，页19-22；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5，〈王涯〉（吴汝煜、胡可先撰），页419-20。

[23]参见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5，〈吕温〉（刘德重撰），页537-9：刘德重，〈吕温生平事迹考辨〉，页232-3；柳宗元，《柳宗元集》，〈吕侍御恭墓志〉，页255。吕温之弟吕让的墓志说，其曾祖名崇嗣，以经术闻，未出仕，吕家可能是长居乡里。见〈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在周绍良 主编，赵超 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页2334。

[24]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pp. 34-9.

[25]参考卞孝萱，《刘禹锡丛考》，〈父系考〉，页1-6；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刘禹锡集》，页19-22。

[26]《全唐文》，卷409。

[27]同上，卷409，卷518。 [28]李舟，〈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公文集序〉，在独孤及，《毗陵集》，目录前。「唯独孤至之常州刺史」之句，似不甚通，《文苑英华》卷702、《全唐文》卷443同文，都写作「唯独孤至常州刺史」，较合文理。

[29]《全唐文》，卷523。

[30]《全唐文》，卷523，〈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

[31]柳冕的文学思想及若干相关问题，见俞纪东，〈柳冕文论为韩愈所本说质疑〉，页181-92。另见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页468-73。

[32]参考《旧唐书》，卷149，页4030-3；《新唐书》，卷132，页4537-8；柳宗元，《柳宗元集》，〈先君石表阴先友记〉，页306；俞纪东，〈柳冕文论为韩愈所本说质疑〉，页192。柳冕没有诗传世，《全唐文》卷527所收的文章，全为应用性的。

[33]《全唐文》，卷527。

[34]《新唐书》，卷73上，页2835-46；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581-2。

[35]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页103；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页17-19。

[36]简单地说，宋之问出身北方小族；张说是北方人，自称范阳张氏，大约为冒托；陈子昂和李白是蜀人；张九龄的故乡在今天的广东韶关；孟浩然、岑参均为襄阳人；沈佺期家本出吴兴；杜甫祖先久住襄阳，曾祖时开始定居于现在的河南巩县，似与南方文化关系较深。参考〔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144-5（沈佺期）；卷8，页1171（宋之问）；陈祖言，《张说年谱》，页1-3；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杜审言〉（傅璇琮撰），页66-7；卷2，〈杜甫〉（傅璇琮撰），页401。

[37]高侃两《唐书》均无传，重要事迹可参见《旧唐书》，卷4，页68；卷5，页97；卷84，页2798；卷190中，页5027。

[38]姚合，《极玄集》，在傅璇琮 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539。

[39]以上论述，参考蒋寅，《大历诗人研究》，页169-76；储仲君，〈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活动探索〉，页58-63。

[40]《新唐书》，卷72上，页2534。

[41]同上，卷73上，页2932。

[42]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吉中孚〉（储仲君撰），页13-14。

[43]参考同上，〈韩翃〉（傅璇琮撰），页20-1。此文说昌黎为韩翃托言之郡望，不足为凭，其实南阳也是韩氏着望。见〔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页482。

[44]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钱起〉（傅璇琮撰），页35-6。

[45]同上，〈司空曙〉（傅璇琮撰），页47-9。广平郡望资料可见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小野（上）〉，页330（《广韵》）；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85（北图位字79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页94（斯二○五二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46]《新唐书》，卷75上，页3367-70；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苗发〉（储仲君撰撰），页57-8。

[47]《新唐书》，卷72下，页2784。

[48]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4，〈耿湋〉（傅璇琮撰），页30。

[49]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包融〉（傅璇琮撰），页225。包融为包何、包佶之父。

[50]李纾曾祖为高宗朝宰相李敬玄。他本为寒门，以久掌铨选，人多依附，并与赵郡李氏合谱。见《旧唐书》，卷81，页2754-6；《新唐书》，卷106，页4052-3。《新唐书》李敬玄传虽然明说他系冒称赵郡李氏，该书〈宰相世系表〉仍然把李敬玄家人列为赵郡李氏南祖之后，可见〈宰相世系表〉只是直抄家谱，并不加考证检别，使用时须小心。参考《新唐书》，卷72上，页2480-1。

[51]关于王家郡望与里居的资料，见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王维〉（陈铁民撰），页285-6；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545。个人怀疑王缙家为太原王氏小支的原因有二。王缙在封爵时冒称琅琊王氏，显然不以本宗为重，此其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有王家谱牒，世系寡少，此其二。见前引王颜文；《新唐书》，卷72中，页2642。

[52]参见《旧唐书》，卷38，页1396；卷119，页3445-6；《新唐书》，卷75下，页3377-8；卷150，页4809-10。王维诗出自〈少年行四首〉，见《全唐诗》，卷128，页1306。

[53]《旧唐书》，卷137，页3762；《新唐书》，卷203，页5781；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38；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28，页770。

[54]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3，〈郎士元〉（储仲君撰），页522-4。中山郎氏的资料，则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九‧十世纪敦煌写本中心（上）〉，页330（《广韵》）；唐耕耦、陆宏基 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94（斯二○五二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55]曹道衡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七至第十章，对北朝文学现象的解释颇具洞识。另可参看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页59-62。唐文与本文的论旨有可以参较发明之处。

[56]《北齐书》，卷23，页335。

[57]同上，卷42，页563。

[58]〈李君墓铭〉，在周绍良 主编，赵超 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页85。

[59]〈唐故颜君墓志铭并序〉，同上，页178。

[60]以上四人出身如下。崔〔忄＋夌〕：清河崔氏；阳休之：北平阳氏；李护：陇西李氏；颜人：鲁国颜氏。鲁国颜氏似乎是地方性士族。

[61]苏绰曾仿尚书体作大诰，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称此为「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参考《北史》，卷83，页2781；《周书》，卷22，页370；卷23，页391-4。但他并无批判文学写作的著作传世。

[62]《隋书》，卷66，页1544-5。

[63]李谔今存或留名的文章，全是应用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20。

[64]王通，《文中子中说》，卷2，页7-8。

[65]同上，页8。

[66]参见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中说十卷〉，子部一，页31b-37b；尹协理、魏明，《王通论》，第一章。

[67]《全唐文》，卷141。魏征批评近世文学的文字很多，参见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在氏着，《注史斋丛稿》，页365-70。牟文对唐初北方士人的文学观念有广泛的讨论，值得参考。

[68]《魏书》，卷85，页1876-7；《北史》，卷83，页2785。杨愔此文已逸。文人轻薄是一个普遍的旧观念，当然不是起于北朝，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页253-5。

[69]王通，《文中子中说》，卷3，页13。「吴筠」疑是「吴均」之误。

[70]《周书》，卷23，页383。

[71]同上，卷22，页370。

[72]《北史》，卷83，页2781-2。另参考北周卫元嵩的〈三易异同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卷24。

[73]上段引文也出现在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序，可能是延寿取自《隋书》。理由如下：李延寿是修《隋书》「志」的重要人物，纪传部分似乎参与不多；其次，《北史》成书在《隋书》纪传之后。参考〈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在《隋书》，页1903-4；《北史》，卷100，页3343-5；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页27-32，60-3。

[74]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王通，《文中子中说》，卷2，页11；卷3，页14。

[75]刘知几 撰，浦起龙 释，《史通通释》，页161。另参考〈载文〉，页123-7。

[76]同上，页123。

[77]见尹协理、魏明，《王通论》，页60-2：杨永安，〈乌丸王氏世系探疑〉，在氏着，《隋唐五代史管窥杂稿第一辑》，页41-9。

[78]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在唐长孺 等编，《汪籛隋唐史论稿》，页132-49。

[79]关于北朝士族文化的大体情况，可参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165-78，225-37；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页218-39；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页200-9。唐代北方士族风习的概说，则可见何启民，〈唐朝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之考察〉，在氏着，《中古门第论集》，页287-311；田廷柱，《隋唐士族》，页136-44。

[80]转引自郁沅、张明高 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页405。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卷3。

[81]王勃 着，蒋清翊 注，《王子安集注》，页302-3，129-30。

[82]关于王勃与杨炯的文学思想，可参看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页102-14。

[83]中古士族多迁徙，弘农杨氏发源于华阴（今陕西东部），称关中郡姓，但该地未必为族人久居之所。据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这位堂弟归葬华阴，可见杨家仍与关中有密切的关系。见徐明霞 点校，《杨炯集‧卢照邻集》，页154。

[84]《全唐文》，卷238。

[85]以上诸人的家世背景无法细论，现仅举出一些谱系资料：《新唐书》，卷72上，页2546（李峤）；卷72下，页2738（崔融）；卷72上，页2585（李乂）；卷72下，页2772（崔信明）；卷72上，页2598（李百药）；卷72下，页2775（崔湜）。

[86]《新唐书》，卷72中，页2642-4；《梁书》，卷39，页556；卷45，页623-36。

[87]除了已经提及的二十二位，其他名列两本文学史著作的初唐作家有：唐太宗、魏征、宋之问、苏味道、上官仪、上官婉儿、杨师道、李适、郭震、富嘉谟、王梵志。

[88]参考《新唐书》，卷72下，页2772（崔国辅）；卷74上，页3083（韦应物）；卷73下，页3004（薛据）；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页165-7（孙逖）；卷3，页446-8（王之涣）；〔唐〕林宝 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7，页1006-7（赵冬曦）。

[89]以上诸人，家世资料较复杂的有储光羲和常建。参考傅璇琮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1，页211-3；卷2，页263-4。

[90]刘长卿家世资料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页311-2。王昌龄是肃宗朝宰相兼术士王玙的族兄，出身琅琊王氏。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2，页252；《新唐书》，卷72中，页2619。阴行光是陈朝作家阴铿的后代。见〔唐〕林宝 撰，岑仲勉 校记，郁贤皓、陶敏 整理，孙望 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5，页749-50；张均，〈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在《全唐文》，卷408。

[91]除了已经提及的二十七位，其他名列两本文学史著作的非古文系玄宗朝作家有：张说、刘希夷、李颀、祖咏、高适、王翰、尹懋、王琚、梁知微、崔曙。

[92]安史之乱的影响是一般普遍认知的。至于古文潮流有诗歌复古为先导的讨论，则见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在氏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页16-19。

[9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陈寅恪先生文集》，页141-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486-91。

[94]Jo-shui Chen, “Culture as Identity during the T’ang-Sung Transition: The Ch'ing-ho Ts'uis and the Po-ling Ts'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