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 空前绝后的“时尚之王”

梦的轻波

来源：广州日报 2008-12-09   

陈凯歌花费三年心血拍摄的传记大片《梅兰芳》昨日正式公映，戏迷和影迷似乎都不太领情。一位空前绝后的表演艺术家的舞台风采，岂是流行天王黎明所能呈现；一段颠倒乾坤，牵涉到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梅孟之恋”，到得电影里简化为20分钟，纯净到梅兰芳和孟小冬连手都没牵过，以至红到发紫的章子怡，不甘沦为配角，想另拍《孟小冬》传……

不怪观众无情，演绎了一个时代传奇的梅兰芳，故事比人生还长，哪里是一部电影能装得下的。我们且饶过黎明，去看梅老板自己上演的版本。

资料来源：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著《梅兰芳回忆录》、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齐如山著《梅兰芳访美记》、许锦文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电影世界》等)

名旦之首

梨园F4取代老生头牌位置

晚清前后的京剧舞台，仍以老生表演为主流，而男旦本来只处于附庸地位；可是风水轮流转，到了民国初年，男旦以柔克刚，后来居上，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男旦时代一举取代了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老生时代。当时所谓“四大名旦”，可称当时娱乐圈的F4——区别在于，今天叫“追星”，当年叫“捧角”。

梅兰芳是旦角世家，祖父梅巧玲“扮相雍容端丽，表演细腻逼真”，三十余岁掌管四喜班，与当时的老生谭鑫培(电影中“十三燕”的原型)交情匪浅，后者年老以后，每年初二、三仍必到梅家，向梅兰芳祖母行磕头之礼。梅兰芳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有“胡琴圣手”之称。此外，梅兰芳的姑父秦稚芬也是当时名旦，与梁启超、罗瘿公、魏铁珊有文字之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他也是梅兰芳的启蒙恩师。

摆脱“相公”世风

虽然梅兰芳的姑姑说梅的幼年，“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但他日后学戏，老师们都会格外照顾，“还是靠先祖一生疏财仗义”。这大概也影响到梅兰芳后来在人际关系方面出色的经营。

但梅兰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后来的形象宣传最注重摆脱的，却是出道时的“相公”世风。当时许多人包养童伶，送去学唱男旦，模仿女性的娇羞。在这种不良习俗下，梅兰芳一登台，便被唤作“梅郎”。

梅兰芳曾提到过这些传闻给他带来过困扰，“梅党”支柱齐如山也回忆说，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后，想给他一点建议，但“考虑到自己早在民国元年就应邀在谭鑫培任会长的正乐育化会讲演戏剧理论，不久前又刚从法国归来，现在贸然接触一个唱男旦的伶人，社会风气可畏，恐怕会招惹麻烦”，只好书信来往半年后才见面。

彻底取代老生位置

因为梅家慷慨仗义铺下的基础，也因梅兰芳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谭鑫培和杨小楼的“力捧”下，梅兰芳迅速出头，在1917年谭逝世前形成了“谭、杨、梅鼎足三分”。尤其是杨小楼，在谭渐老后，有了“国剧宗师”的地位，他对梅兰芳的情义在《霸王别姬》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1921年合组“崇林社”，开始编排这个戏，到1922年首演后风靡一时，梅兰芳不仅借助杨小楼的影响力，与日渐崛起的尚小云等对手再次拉开距离，又以富于戏剧性和歌舞性的特点，以“戏”率“技”，从此走在时尚的前头。而且随着《霸王别姬》的成功，很多观众在虞姬自刎后已经不耐烦再看霸王的表演，让杨小楼颇为尴尬，自此平起平坐。

1921年1月8日夜，“崇林社”在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时，梅兰芳还只是当晚王瑶卿、王凤卿、尚小云、俞振庭、杨小楼等十位“超一流”大角中的一个，此后却向着“伶界大王”的位置走，随着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从“听戏”向“看戏”变，旦行的妩媚漂亮变得更重要，到1927年《顺天时报》评出四大名旦就彻底取代了老生的头牌位置。

之前主要是班主制，像梅雨田、俞振庭都可以占据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后者，因为是名角之后，又养了一群武行，许多班子都要经他才有活干。四大名旦还依仗智囊，开发起自己的明星魅力。

梅孟之恋酿成血案的婚变事件

1926年，在《游龙戏凤》中，旦角梅兰芳和坤伶孟小冬乾坤颠倒，既在舞台上成就了一段风流天子与美丽乡姑的露水姻缘，又在舞台下喜结连理。梅孟从相恋到婚变，都是当年媒体大事件，一桩不折不扣、轰轰烈烈的“绯闻”事件，其中更牵扯着梨园家族的感情角力。

1910年，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后来迎娶有“天桥梅兰芳”之称的坤旦福芝芳，福的性格更为凌厉。因此当梅兰芳遇上孟小冬，身边人便热心撮合起他们。

孟小冬出身武生世家，漂亮，嗓音好，在1925年(18岁)来北京前，已经誉满南方。这一年8月，一场演出中，孟演《上天台》，接下来的恰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两人在上下场的交错中第一次相见。

颠倒乾坤的梅孟恋

以后，便有人安排他们同演《四郎探母》，一时“乾坤颠倒”传为美谈。1926年下半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他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1927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冯耿光的公馆里，为梅孟二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说好孟是准备递补当时肺病在身的王明华的，所以孟小冬“暂时”被“藏”了起来：“纵是坤生第一，也只好光彩黯然收”。孟小冬显然甘心换取这样的甜蜜。

一桩血案引发婚变

但在9月14日，一个孟的崇拜者、大学生李志刚，因为她久不登台，迁怒于梅兰芳，于是要到冯宅杀他，结果与梅相熟的记者张汉举自告奋勇出去，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李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但小报却抓住此事不放，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甚至说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梅是夺人之爱。这对梅兰芳“完人”的名声是极大的伤害，福芝芳更以一句“大爷的命要紧”，让许多讨厌她的梅党站到了自己一边。孟小冬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唱戏，并以男儿装出入社交场合，《天津商报》特辟“孟话”专栏，称孟小冬为“冬皇”。但梅兰芳但还是准备带孟小冬访美，他准备的墨盒中有一个就刻着孟小冬扮的古装像。此时已经怀孕的福芝芳毅然请日医堕胎，也要跟去，血光之下，梅兰芳只好谁都不带。

拜师余叔岩再嫁杜月笙

1930年8月，梅兰芳的祧母(即梅雨田的妻子)去世，孟小冬去梅宅奔丧，却被下人称“孟大小姐”被拦了出来，因为再次怀孕的福芝芳又一次以人命相逼。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分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沪、参禅学佛，直到1938年拜到余叔岩的门下，但身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损伤，之后再难应付长时间的演出。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五年，虽然很注意打点讨好余府上下，但余死后，其续弦夫人还是将他手抄的祖传秘本、工尺曲谱本统统烧掉，正是做给孟看的。

坊间传闻，孟小冬与梅兰芳最宠爱的大弟子李世芳有过一段感情，甚至是造成李离开老师，最后飞机失事的原因。但从李遇难时间1947年1月来看，孟小冬当时已入杜月笙府邸，关联性并不大。但梅兰芳对李的感情确实很深，因为他长相酷似自己才收为徒弟，有“小梅兰芳”之称。他陪梅兰芳唱的最后一场是《金山寺》和《断桥》，这让梅兰芳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碰这两段青蛇戏，直到建国后提携梅葆玖才重新拾起。

孟小冬后嫁杜月笙，虽然张伯驹把杜孟的婚姻称为地狱，但孟小冬说不唱就不唱，将老生带到登峰造极的余派从此成绝响。这个女人身上的硬气和委屈，其戏剧性独立出来比梅兰芳更精彩：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三世传奇，梅不过占了一段。

“梅党”之爱军政商文界强大粉丝团

历史上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无数，当时拥护他的戏迷被称作“梅党”，“梅党”恐怕也是最早、最华丽的粉丝团。因为梅党”中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名人名士，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和“戏口袋”齐如山。

梅兰芳结交广泛，其层次之高、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对于戏子们来说，要想成名，或是摆脱班主的控制，必须要有人捧。最初与梅兰芳“兰蕙齐芳”的表兄王蕙芳(影片中朱慧芳的原型)，就“傍”上了因复辟清廷闻名的“辫帅”张勋，一直到他后来躲到天津当寓公。而梅兰芳的厉害就在能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钱口袋”斗“戏口袋”

当其他戏子还和纨绔子弟厮混时，他就第一个注意结交新式实业家。1919年去江苏南通，不仅是研习昆曲，更与张謇成为忘年交。首赴上海，他便立即拜访《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经这些媒体大佬的介绍，又结识了沪上文艺界的吴昌硕、况夔生、朱古薇、徐凌云等，回京后，又与齐白石、陈师曾、汪蔼士等结交。如日中天的他还主动登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出版了能通行世界的《梅兰芳戏曲集》。他还曾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其他三个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搭戏，张伯驹饰黄天霸，他饰褚彪。

1931年“9·18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的正是梅兰芳的戏。这些捧梅的人被称作“梅党”，梅兰芳演出必在前排给他们留一排座。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影片中冯子光的原型)和“戏口袋”齐如山(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

一千大洋买一件羽衣

冯耿光曾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少将，1918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裁，其后都在金融界高层。他挥金如土，人称“六爷”。梅兰芳这一时期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比如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冯耿光闻悉后，即以现大洋一千元之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数次出访国外、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对戏剧造诣极为深厚，19岁就读同文馆，精通三国外语，五年后去欧洲游历考察。他追随孙中山、资助革命。他在1913年开始与梅兰芳通信，此后不仅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剧、导演，还从古画中为他设计了古装打扮。齐如山主导策划了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在当时兵荒马乱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这个决定需要非凡的远见和魄力。《时代》曾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重要性遭到了梅党其他人的妒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冯耿光从追随政界和商界势力的角度，鼓动梅兰芳南迁，齐如山却坚持让梅留在北平，努力无果后给梅写了封分手信，“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梅兰芳点头。他们1947年或1948年在上海再次见了一面，此后齐如山去了台湾，在那有“文豪”之誉，相对的，在大陆也便被有意遮蔽了。

此外，为梅兰芳办理文墨的黄秋岳，当时被赞才高八斗，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中等人家过一年，却乐得为梅兰芳打杂，还有罗瘿公、李释戡这些旧学底子很深的人，对诗歌、词曲颇有研究，曾一字一句地为梅兰芳讲解，这对识字不多的戏子来说是极重要的“深造”。罗瘿公是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的另一个原型，他后来成为程砚秋的主要智囊，这一对搭档没少给梅制造压力。

时尚梅老板

如果说梅兰芳是空前绝后的时尚之王，您肯定不信，那不妨告诉你梅兰芳当年有多红、多时髦！

西装革履

旧上海的时髦是全盘西化，海派贵族往往比肩西方，看的是好莱坞电影，吃西餐、跳社交舞等等。作为他们中一员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是传统京剧演员，但台下却西装革履、极其洋化。

私人照相机

在旧上海，上照相馆拍照都是件时尚事儿，更不用说自己拥有一台相机了。照相机在那个时候是件奢侈品，能买上相机的家庭一定足够殷实、时髦。

梅兰芳先生这看似不经意入画的照相机，难讲不是作为一种品位、一种炫耀的装饰品被放入照片当中。

泳装照

1926年，上海虹口的公共泳池对公众开放，上海便有了男女同游。至1930年，高桥海滨浴场造好，泳装早已是海派人物们的装备。而那时，几乎所有的明星、名媛——上官云珠、阮玲玉等——都有穿着泳装的造型照。1946年戏剧旬刊画报一册，上面就刊有梅兰芳在美国期间的泳装照。

留声机

“王琦瑶放着梅兰芳的唱片，声音很响，要把房间填满，不料却是起回声的，一个梅兰芳呼，一个梅兰芳应，更显得大和空。”这是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片段。不消说，这一定是王琦瑶在旧上海时代的时景。老唱机和梅兰芳，正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物件。

正是留声机，让梅兰芳成为了世界级的巨星，见证着梅兰芳从一介名伶跃升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道路。

化妆术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上海之行，接受很多新生事物，回京以后，首先在旦角化妆上，进行了改革。梅兰芳采用了南方的旦角化妆法，把眼圈画得相当黑，加上一吊眉，眼睛显得格外好看有神，并根据个人的脸型，在适当部位贴上片子，观众看了就有美的感觉。

时装剧

1914年，梅兰芳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根据当时北京著名新闻事件改编。这出新戏虽在草创时代，各方面尚不理想，但当时影响不小，一时报刊连篇评论此剧。《孽海波澜》成为了梅兰芳创编新戏的开端。1915年，他又排演三出时装新戏，其中《邓霞姑》和《一缕麻》反响极大。一时间，穿着现代装的京剧也时髦起来，毫不落后于当时的白话新剧。

好莱坞

1929年，应美国邀请，梅兰芳先生率领梅兰芳剧团赴美国好莱坞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美国文艺界的大腕和政界精英联合为其举行高规格招待宴会。开怀畅饮之时，一位“清洁工”冲进了宴会厅，一把握住了梅先生的手大呼：“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位“清洁工”竟是著名笑星卓别林！当时卓别林正在拍影片《城市之光》，匆匆从片场赶来，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与自己的“偶像”见面。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梅兰芳是进军好莱坞的“中国第一人”。

梅程之争

温良恭俭的激烈竞争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中国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年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四大名旦”中，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结交，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

1942年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宪警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关于抗战期间的爱国故事，本来程砚秋对日本人的拒绝和抵抗更加单纯真诚、直抒胸臆，不过只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才能走入历史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一方面，他成为一个艺人爱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彻底遮蔽掉了程砚秋的光彩。

梦的轻波

空前绝后 揭密梅兰芳当年有多红
来源：新浪娱乐   

梅兰芳舞台造型

对于现代年轻观众而言，梅兰芳只是一个符号，从课本上知道他是四大名旦之首，代表着京剧文化，可能很多人都分不清梅兰芳和梅艳芳有什么区别。而事实上，梅兰芳不仅是艺术大师，更是当年最红的娱乐明星，他和孟小冬的恋情是各大报纸的头条，他演出的场次一票难求片酬天价，他受到的推崇和肯定，更是空前绝后！

如果说梅兰芳空前绝后的娱乐之王，您肯定不信，那不妨告诉你梅兰芳当年有多红！

1，出场费值十根金条 工资是毛主席五倍

当年梅兰芳大师第一次去上海演出，丹桂戏院专门购买了数期当地报纸的版面，只写着‘梅兰芳’三个大字，连着登了好些天，引起不少人关注。演出场场爆满，后来他出场费高达十根金条。身价绝不逊于当今的各路明星。

解放后，中国没富人了，中国工资最高的是谁？梅兰芳！50年代，毛主席的工资四百零四块八，梅兰芳本来是自由职业者，演一场拿一分钱，1956年公私合营改成月薪，梅兰芳主动降薪两次后为2100元。这是什么概念？那时清华教授，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所以抗美援朝，梅兰芳直接捐飞机，大炮都看不上。

四大名旦合影：梅兰芳(中)、尚小云(右)、程砚秋(前)、荀慧生(左)

2，国内最火，群星义演观众只认梅兰芳

在一次义演中，谭鑫培被安排演大轴，压轴戏由杨小楼担当，梅兰芳和王蕙芳的《樊江关》被安排在倒数第三出。由于那天晚上梅兰芳另外还有几出堂会戏，一时未能赶回来，杨小楼的压轴戏便顺理成章地提前上演，却引来观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大声责问戏院老板“梅兰芳为什么不来”，并纷纷表示“梅兰芳不来，我们要求退票”。杨小楼的整出戏就在满场喧嚷声中草草收场。这时，梅兰芳匆匆赶到。他一出场即引来喝彩声一片，然后全场安静下来。

3，国外更红，进军好莱坞第一人

1929年，应美国邀请，梅兰芳先生率领梅兰芳剧团赴美国好莱坞演出。“当时美国盛行歌剧、话剧、杂剧，和歌剧不讲话、话剧不演唱、杂剧没情节相比，中国京剧集合了说、唱、演等艺术手法，进入美国后引起巨大轰动.当时梅兰芳先生“男唱女角”的中国男旦写意艺术特色，广受美国观众好评，一曲《天女散花》将中国传统的长绸舞引入京剧，舞台上彰显出云动、风动、花从天上落的美妙意境，令美国人如痴如醉。

梅兰芳手札

4，卓别林是粉丝 美国总统写信祝贺

在美国演出结束后，美国文艺界的大腕和政界精英联合为其举行高规格招待宴会。就在大家开怀畅饮时，一位穿着破烂，浑身脏兮兮的“清洁工”不顾工作人员阻拦冲进了宴会厅，一把握住了梅先生的手大呼：“我终于见到你了！”后来大家才得知，这位“清洁工”竟是著名笑星卓别林！由于当时在拍影片《城市之光》，卓别林饰演一位清洁工，得知梅先生到美国后，就匆匆从拍摄现场赶来，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与自己的“偶像”见面。翁思再说，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梅兰芳是进军好莱坞的“中国第一人”。

其实梅兰芳赴美演出正值美国大萧条，原以为最多在纽约演3场，卖出一半票就不错。没想到，两个星期的票被一抢而光。当时的美国总统给梅兰芳写信，祝贺他演出成功，并说自己因公不在华府未能看到他的精彩演出，十分遗憾，希望梅先生再来华盛顿演出。

5，国际声誉 无人可比

1956年，中日邦交未正常化，他率中国访日京剧团在扶桑东邻掀起了又一次“梅浪潮”。在访日期间，日本著名演员和各界名流热情接待了梅兰芳一行。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国无邦交的情况下，破例在议会大厦宴请了代表团。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参加盛大纪念活动，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他到莫斯科后又引起了一番轰动，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报到梅兰芳的名字时，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呼喊起“梅兰芳”的名字。

梅兰芳蓄须照

6，国家奖章专门来中国颁发

1957年夏天，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他是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

观众的认可为梅兰芳成为传奇奠定基石

7，对待媒体：气度非凡

有一个小报记者，想自己成名，急于想成名，所以他偏偏做反面文章，反面文章才能够惊动世界。别人说梅兰芳好，我非说他糟！批评梅兰芳，骂梅兰芳，说梅兰芳艺术不行。结果梅兰芳没有反应。后来这事情过去若干岁月，这个小报记者落魄了，跑到了梅兰芳那里，一五一十，把自己的处境讲一遍，梅兰芳知道这些情况以后，拿出两百块钱来，货币不同年代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两百块，大概是比较值钱的两百块，给了他两百块，再也不说别的：“您走吧。”记者没有想到，一个受过他侮辱的、受他欺负的这么一个人，居然会这样对待

他，他的钱会如此容易地得到，他没有想到！他被梅兰芳的气度、胸怀感动，当场“扑通”跪下：“ 梅先生，我真不对！您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以前的文章都是狗屁，我今后再不这么做了……”大大的检讨了一番，梅兰芳说：“没关系，你也要吃饭，没关系，去吧！”

梦的轻波

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绝世情缘
来源：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5981

　　因为大腕儿云集的电影《梅兰芳》，一个名字重被提及——孟小冬。有人说，写梅兰芳可以略去孟小冬，但写孟小冬则不能不提梅兰芳。看着存世不多的图片资料，少女的纯真、妇人的风韵，直到晚年带点木然的安详，一个传奇女子的一生光影就这样翻过了。当暮年的孟小冬一个人在香港守着那份宁静时，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特立独行的京剧名伶了。“一切都过去了罢！”她说。然而，纵然时光流逝，总有些记忆与情谊难以抹去，只是慢慢淡了。

一段奇缘

　　18岁那年，“坤伶老生”孟小冬由上海至京津演出。其时，她在南方已经声名鹊起。不过，对京剧艺人而言，若得不到北方观众的认可，即便名气再大，也仍有“野路子”之嫌。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在京剧艺人间广为流传：“情愿在北数十吊一天，不愿沪上数千元一月。盖上海人三百口同声说好，固不及北边识者之一字也。”

　　1925年，孟小冬在京城登台，一炮而红。据说，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曾将孟小冬的姿色与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露兰春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相比，结论是“无一能及孟小冬”。当年撰写剧评的“燕京散人”也曾对孟腔有过细致的描摹：“孟小冬生得一副好嗓子，最难得的是没有雌音，这在千千万万人里是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是前无古人。”

　　1925年8月，孟小冬演出《上天台》，与同日登台演出《霸王别姬》的梅兰芳初次相遇。据说，在一次堂会戏上，孟小冬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大为成功。此后，梅兰芳每唱堂会遇有《四郎探母》，总邀孟小冬合演。也因此，二人渐生恋情。至于梅兰芳与孟小冬是如何走向结合的，后人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为“友人撮合，终成眷属”。

　　1926年的一天，正值北平政要王克敏的五十大寿，城内数得着的大人物几乎全都赶来为其祝寿。在众多来宾中，不乏名伶俊秀——孟小冬和梅兰芳就在被邀请之列。席间，有人提议梅、孟合演一出《游龙戏凤》：“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结果，二人的演出大受赞赏，一些梅兰芳的“铁杆粉丝”更是跃跃欲试，要为这一对“舞台情侣”谋划一段现实的婚姻。此时，梅兰芳已有两房太太——王明华与福芝芳。前者身染肺病、病入膏肓，后者是京剧名家，有“天桥梅兰芳”之称。据说，有一位冯六爷是梅兰芳的超级戏迷，与其素有交往，他见一些朋友不断地要求促成梅孟百年之好，也就不再坚持梅兰芳已有家室的己见，还正式委托另两位戏迷齐如山、李释戡做大媒。

　　梅孟结合的具体日期已经查不到了，不过，当年的《北洋画报》是报道梅孟之事最多的媒体。1926年8月28日，该报登载了一篇署名“傲翁”的文章：“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佬，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当天，《北洋画报》还同时刊发了梅孟二人的相片（梅兰芳为戏装，孟小冬为旗装），下面的说明文字分别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

　　有一说法，几经酝酿，梅兰芳和孟小冬将良辰吉日定在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洞房花烛就设在东城东四牌楼九条35号冯公馆内。二人均是有着新潮观念之人，头脑里没有封建意识，诸如生辰八字等等，一切全免。也许，正是这一开始的简单草率，注定了这段姻缘最终走向崩溃。多年后，孟小冬曾经回忆道，当初的兴之所至，只是一种不太成熟的思想冲动而已。

一桩命案

　　当时，有记者撰文：“梅之发妻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孟小冬为继室。”据说，福芝芳对梅孟结合并不满意，但最终，她还是选择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孟小冬的姑父仇月祥对这桩婚姻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此时的孟小冬正如树可摇钱，盆可聚宝，一旦结婚，伶界大王的妻子又怎么会继续抛头露面唱戏挣钱？无奈孟小冬执意行事，事情也就只好如此。

　　同样因孟小冬退出舞台而倍感失落的还有她的戏迷，一些小报记者就抓住了这种心理，不时地制造出梅孟的新闻吸引读者。不过，他们所登的消息大多不可信，但1927年9月（一说1928年）发生的一起“血案”却真实地轰动了社会。一个叫王惟琛的大学生（实为纨绔子弟）暗恋孟小冬，在得知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后，他痛苦不堪，终有一日失去理智，携枪闯入冯公馆，吵叫着要找梅兰芳讲理。恰逢梅兰芳与朋友聚会，《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自告奋勇地出去与王惟琛交涉。但刚一见面，他即被王惟琛用枪抵住扣作了人质。王惟琛先要梅兰芳出来论理，后又要梅兰芳拿出5万元（一说10万元）赔偿他失去孟小冬的精神损失。其时，梅家一面筹钱，一面报警。待梅家将钱筹齐时，军警已将宅子团团围住。佣人将钱扔给王惟琛，后者在拿到钱后发现被军警包围，情急中向张汉举开了枪。军警见状，举枪齐射，将王惟琛打死，随后将他的脑袋割下，在前门外的电线杆上悬挂三天示众。对于这起案件，《北京报纸小史》曾有文字记载。

　　血案发生后，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有的说孟小冬原是那个青年的未婚妻，某某伶人是夺人所爱。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这起枪击案后，“梅孟之恋”大受影响。《档案春秋》记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福芝芳终于有了理由：“大爷(梅兰芳)的命要紧。”很快，人们站到了她这一边。梅兰芳深受惊吓，一度避居上海，他与孟小冬的关系由此转淡。据说，孟小冬在一气之下与雪艳琴搭班去天津唱戏。没想到，孟小冬的这次“复出”因为挟带了旧日声望，居然未唱先红。

一件憾事

　　命案的阴影未散，1930年，梅兰芳将要赴美演出一事又引出了一场风波：到底谁跟着梅兰芳访问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以“梅夫人”的身份亮相？齐如山的儿子齐香回忆说：“筹备赴美演出的礼物中，还有一些墨盒、砚台等小工艺品，墨盒上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说明梅兰芳有意带孟小冬同行。然而，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了能够随梅兰芳出访，怀有身孕的福芝芳延请医生为之堕胎。最后，为平息风波，梅兰芳决定只身赴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0年8月，访美回国的梅兰芳一到天津即获祧母（大伯母）去世的消息。按照规矩，梅兰芳的妻房应该披麻戴孝在孝堂接待四方吊唁的宾客。哪知孟小冬奔到梅宅，却被下人口称“孟小姐”拦在了门外。据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回忆：“据我所知，捧梅集团又因为两个妾的关系分为捧福派和捧孟派。梅的原配夫人王氏在世时，孟小冬与她比较合得来；王氏夫人故世后，在捧福派和捧孟派的较量中，前者占了上风。孟小冬不甘继续作妾，遂离婚出走。”

　　对于梅孟分手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赴美风波与吊孝风波，还有说法认为，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对梅兰芳的多妻制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击。至于梅兰芳为什么选择了福芝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时福芝芳已经先后为他生下了7个孩子，而孟小冬无后。

　　晚年居住在香港的孟小冬曾经对人讲过，因为梅兰芳不能答应兼祧，所以她滑脚溜了。多年之后的回顾听起来还带着点轻松诙谐的口气，可当年的情状却没有这么轻描淡写。孟小冬19岁嫁给梅兰芳，离开舞台4年，早已断了生活来源。为离婚一事，她向梅兰芳索要补偿金，但这让因访美亏空了一大笔钱的梅兰芳颇为为难。在杜月笙的出面调停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梅兰芳一次性付给孟小冬4万块钱，从此二人再无瓜葛。关于当时的那笔款子，除了上述“赡养费说”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还债说——梅兰芳访美归来后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虽然已经分手，但仍然给了她几万元用以还债；一是比较说——在赴美前夕，梅兰芳分别给了福芝芳和孟小冬几万元钱。等他自大洋彼岸归来时发现，孟小冬的钱早已用尽，而福芝芳除了将家里照料得井井有条外，钱还剩了许多。梅兰芳由此忽然觉悟真正宜于家室的是福芝芳，于是与孟小冬分手。

1930年，与梅兰芳分手后的孟小冬绝食、生病、避居津沽，甚至一度于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此后数年，她坚决避免与梅兰芳相见。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堂会中，南北名伶汇聚一堂，她却因梅兰芳在场，避而不出。1947年9月，杜月笙利用六十寿诞的机会，以赈灾的名义发帖邀南北京剧名角前往上海唱义务戏，梅孟二人是否同台献艺则成为戏迷最关心的事情。那次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的演出盛况空前，原计划演5天，后延长到10天，票价更被炒到每张1000元。即使如此，剧场两侧也挤满了人，以至马连良要看戏，也只能在过道加椅子。各界人士赠送的花篮排了1里路长，全部花篮折款竟达12亿（旧币）之多。而当年有幸在现场观看和通过收音机聆听的人，除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评价，简直无话可说。事实上，无论是对梅兰芳还是孟小冬而言，同台演出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最终，在杜月笙的精心安排下，避开了让各方都很难堪的场面：10天戏排5天不重样的戏码——梅兰芳唱四场大轴，孟小冬唱一场大轴，5场演毕，翻头重复。事后，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先生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梦的轻波

作者：李花   来源：新京报
  
筹备多日的电影《梅兰芳》上周六终于举行了开机仪式。开弓没有回头箭。导演陈凯歌能否凭此片挽回《无极》中丢失的荣誉，在此一举。

陈凯歌接拍《梅兰芳》消息传出后，不少人都有“舍彼其谁”的感受，认为找对了人。不过，也有更多担忧的声音。除了疑惑陈凯歌怎么又“拍回去了”之外，更大的担忧在于：除了《贵妃醉酒》，除了孟小冬，梅兰芳到底还能怎么拍？

只要真正了解梅兰芳其戏其人，就会知道，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多年来，公众所熟知的，只是作为角色和梨园总班头的梅兰芳，而卸了妆的梅兰芳何如，我们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多年来，甚至成为某种有形无形的言说禁区。陈凯歌这次真的能填补这个空白吗？

京剧耆宿张伯驹先生曾经评价梅兰芳的艺术“无一处有烟火气，无一处不妥帖”。“无一处不妥帖”说的是戏，也是说人。梅历经逊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据、新中国五个时期，与政、军、工商、文艺、江湖各界广泛交接，而均能明哲保身、恪守清誉，除了谦虚恭谨，恐怕更需人情练达。时人皆称颂梅兰芳有水德，却不知道，澄澈清泉下也有涌动的暗流。

举两个历史缝隙中的例子。

据黄裳先生回忆，1944年，伪监察院长、大汉奸梁鸿志嫁女，梅兰芳也应邀出席，时人见到蓄须明志的梅郎竟然也出现在这种场合，无不惊愕。按照黄裳先生的意见，梅兰芳当时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所以“为大节不拘小节可也”。不过，抗战后此事引发了一场口伐笔诛。包括梅本人在内，后人大都对此避而不提，而只记得“蓄须明志”的大节。

1949年10月，梅兰芳赴天津演出，与记者闲聊时提到京剧改革的问题，表示“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经梅本人签字，次日，这篇名为《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发表在《进步日报》上，顿时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包括田汉在内的文艺界实权人士纷纷批评梅兰芳“宣传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容。”梅最后不得不在座谈会上公开检讨。当事记者后来回忆，“批评是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气氛中进行的”，而梅兰芳虽然内心对这种批评并不认同，却“沉着稳重，落落大方，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

1958年罗稷南曾问及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面对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梅兰芳选择了一句话也不说。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有关京剧改革的问题，直到1961年，风暴前夕遽然辞世。

梨园行有句名言，叫做“台上会做戏，台下更得会做戏。”梅兰芳在舞台上扮演的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古代女子角色，但作为伶人、班主、丈夫、情夫、父亲、党员的梅兰芳，人间烟火却不可能不关心他。只是，同样是戏，各有境界高低不同，假作真是真亦假，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能在台上达到这样境界的艺术家很多，但能在台下也达到这般境界的，舍梅兰芳则无。

曾经有人提出，梅兰芳突然去世，虽然给京剧艺术留下了巨大空白，但对其个人来说，未必不是“死得其时”。梅兰芳去世不久，样板之风大兴，牛棚铺天盖地，设想梅如果在世，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将如何面对？又能如何自处？电影《霸王别姬》中，已经假设了历史，给出了答案。

梦的轻波

老者回忆40岁梅兰芳：世上怎有如此优雅的人
作中：郦亮  来源： 上海青年报   

梅兰芳旧照

图片说明：梅兰芳绘制的扇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为人物立传的电影，失真总是宿命般地在所难免。记者日前踏访梅兰芳在上海的一些足迹，一个真实的梅兰芳历历在目。

梅宅：安静的梅兰芳

思南路的一条小巷子，梅兰芳一家人住过的别墅就在巷子的尽头。走进去100多米，思南路87号的梅公馆就在眼前。正在外部装修的这幢别墅悄无声息，很难想象这里曾住过一位绝世名伶。据上海史专家梁永安讲，1933年梅兰芳挑选住所时提出的条件就是“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



陈凯歌选定汤公馆作为电影里梅兰芳的住所，是将这位京剧大师的排场无限夸大了。其实梅兰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一位见过梅兰芳的邻居回忆道，每晚演出结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总是轧着梧桐的落叶，悄然驶过，在87号前停下，梅兰芳下车入门，绝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以至于过了很久他才知道，那条小巷的尽头，是梅兰芳的家。



梅兰芳的老邻居们大多离去了，整条思南路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梅兰芳的故事。80岁高龄的陶先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了这条马路上，他的家与梅公馆隔了一条复兴中路。陶先生始终没有见过梅兰芳，却见过他的儿子和朋友们。“梅葆玖才这么高。”老先生伸出手掌在腰部比划了一下：“常看到他坐在父亲的车里回家去，也是个不大出声的孩子。”梅兰芳的搭档金少山和琴师王少卿，老先生倒是经常见到的，“他们就住在梅先生家里，梅先生对朋友都极好。”

资料图片：梅兰芳剧照

“兰心”：“昂贵”的梅兰芳

不知道为什么，《梅兰芳》剧组到了上海竟然没有去兰心取景。这家老上海著名的戏院至今保持着其庄重的外表，并且依然履行着演戏的功能。大戏院的蔡先生将剧场顶灯打开，硕大的空间顿时陷入一片金色之中。当年的老座位已经全部换了新的，但是当年的舞台还在，蔡先生指着脚下那块并不宽广的舞台，有点激动地说：“梅兰芳复出之后的第一出戏，就是在这里唱的。”



1942年拒绝为日伪政府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蔡先生所说的“复出”，当时梅兰芳连演3天《刺虎》，盛况空前。85岁的老票友陈老先生记忆犹新，他说他看了一辈子戏，再也没有见过那么昂贵的票价，“梅兰芳之前停演了数年，此番复出一票难求，位子稍微好一点的戏票，竟炒到了两根小黄鱼(即金条)。”

“天蟾”：优雅的梅兰芳

一位老者每次路过福州路天蟾京剧中心(原天蟾舞台)时，还总忍不住要向里面张望几眼，似乎此刻梅兰芳正在里面演《洛神》，而台下的一个小男孩则张大了嘴。



1949年的一天，这个小男孩跟着爸爸乘上了一辆“祥生”出租车，向天蟾舞台驰去。那天，梅兰芳要在那里上演他的代表名剧《洛神》。这是小男孩第一次见梅兰芳的真人，在这次庄重的出行中，他紧张得手心里出了汗。已是银行高级职员的爸爸出大价钱买了两张前排的票，因此小男孩能够清楚地看到台上梅兰芳的一笑一颦。若干年后，当男孩变成了老者，他已然忘记了梅兰芳当时的唱词，而梅兰芳的优雅却至今留存在他的心里。“梅先生在台上漂亮极了，当时他不过40多岁，身体还没有发福，身姿都近乎完美，我当时就在想，这世上怎么还有如此优雅的人呢？”

梦的轻波

怀念给梅兰芳开车的日子
作者：康景琳   来源： 中国网 2007-09-10      

　　9月7日晚9时35分，82岁的满善举老人站在太原飞机场大厅里，迎来他的亲人、他的“兄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梅葆玖看到满善举，双手合十行礼，快步走了过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两位两年未曾见面的老人紧紧拥抱。

　　梅葆玖此行是为省城梅府家宴酒店揭牌。此行，他分文不取，只提出一个要求：“9月7日晚，与父亲生前的司机满善举全家吃顿晚宴！”

　　满善举1950年走进梅家，为梅兰芳开车、警卫11年，与梅家人相处得像一家人。1969年，满善举调到太原工作，但梅、满两家始终没有断了往来。

　　满善举从不直呼梅兰芳的名字，敬称“梅院长”，对梅夫人福芝芳的称呼与梅家人一样，敬称为“香妈”。

　　“加双筷子的事,你就在家吃饭吧!”

　　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首任院长,1950年4月,满善举被派往梅府,任梅兰芳的专职司机与警卫。

　　刚开始,每天中午把梅兰芳送回家后,满善举都骑自行车回单位食堂吃饭。大约一个星期后,满善举再次准备骑自行车离去时,被梅兰芳拦住了。“怎么一到吃饭时间你就不在了,以后不要回去了,就在这里吃吧。我听了以后,极力推辞,我说那哪行呢。梅院长说,‘加双筷子的事,你就在家吃饭吧,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也省些事,少跑些路。’我听了以后,还是不敢,向院办公室主任汇报。主任说,既然院长留你,你就吃吧。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中午在梅家吃饭,整整11年。”

　　满善举回忆,当时有五六个人为梅兰芳服务,吃饭时,服务人员一桌,梅家人两桌,饭菜都一样,梅兰芳吃什么,大家吃什么。梅家饭以清淡为主,不刺激,也不油腻。

　　梅兰芳来北京后,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时间,就演戏。戏通常是晚七点开演,梅兰芳下午五点在家吃饭。每当此时,梅兰芳总要拉上满善举共同用餐。“家厨为我们俩专门备餐,吃完后我送梅院长去戏院。晚上10点,演出结束,等院长卸了妆,我把他送回家就快11点了。家厨再为我们准备宵夜。院长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满善举眼神飘渺地回想着逝去的日子,不时回过神来盯着墙上梅兰芳的便衣照,“他把我当成自家人,对我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关心。”

　　两人间的秘密:每次塞钱50元,一月两次,塞了11年

　　梅兰芳应酬多,经常在外面吃饭。而每次和朋友们吃饭,他总让满善举入席。“我知道他为什么总让我吃饭,因为他知道我家庭困难,让我吃饭,就是在帮助我减轻家庭负担。”满善举走入梅家时,不到30岁,有3个年幼的女儿、年事已高的老母亲、患精神病的妻子,家庭生活全靠满善举一人的收入维持。“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80元,按理说已经很高了,但妻子常年在安定医院住院,每月就得200多元的费用。每个月月底,医院的通知一来,我只能向单位借钱,是单位里有名的困难户。去梅家前,我已经欠了单位好几千元。全家人有吃的,没穿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我从没向梅院长讲过这些事,只是和梅家人聊天时提过几句。”

　　1950年6月的一天,满善举开车送梅兰芳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路上,梅院长问我‘你爱人有病是吧’,我说您怎么知道的,院长说他听说的。过了一会儿,梅院长往我衣兜里装了50元钱。”此后,梅兰芳总在车上给满善举塞钱,每月两次,每次50元。“我每次都对院长说,您别给了,单位有补助,他问我是多少,我说20元。梅院长说,那能顶啥事。每个月都给我塞钱,一直给我塞了11年。那些钱,帮我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这是梅兰芳与满善举之间的秘密!第一次塞钱时,梅兰芳嘱咐“对谁也别说”,“这么多年来,我对谁也没提起过,对梅葆玖也没提过。”9月5日下午,采访结束前,满善举眼含热泪向记者道出了心中的秘密。

　　“梅院长的心真善啊,他不仅接济我,只要知道身边人遇到困难了,他都要照顾,都要接济。”满善举说,整个北京梨园行的人,谁遇到困难了,梅兰芳总是会送去救急钱。“梅戏班”百十号人,基本上人人受过梅院长的接济。戏班里的老人,家庭生活困难的、生病的,梅兰芳总是记在心上,给特别的照顾,派人送钱。

　　“每年一进腊月,梅院长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至少唱两场戏,所有的收入全部救济北京梨园行的困难户,他一分钱不留。”

　　满善举比梅葆玖长10岁,两人相处得“就像兄弟一样!”,两人之间的交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刚迁居北京,梅葆玖还没结婚。他一人住一间屋子,经常放音乐、放唱片。在家时,常把满善举请入他房间聊天。梅兰芳去世后,满善举离开梅府,回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但还是经常回府上拜访“香妈”,为梅兰芳扫墓。

　　1969年,满善举调到太原工作,每年都要请假去梅府,梅兰芳夫人见了就留,让在家里住。每次梅葆玖夫妇都给满善举带一大堆东西,临走总给塞钱。上世纪80年代初,满家第一台黑白电视,就是梅葆玖买好送来的。“他只要一来太原,看到我家缺什么就给钱让添置。梅家人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给我的感觉是家中有好东西了,家人一起分享。梅家人从上到下,个个心地善良,厚道,见不得别人受苦!”

　　半个世纪以来,梅、满两家从未断过交往。各种怀念梅兰芳的书籍、唱片、画卷、演出录像资料,梅葆玖总是第一时间给满善举寄来;满善举去北京,也一定要去梅府拜访。

　　节约梅院长时间,勘察次日行车路线

　　“小时候我婶婶家的洗脸盆上,是梅院长《天女散花》的剧照,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中国唱戏唱得最好的人。我从没想过能如此近距离地与他交往11年。”

　　那时候车少,一辆轿车上街后,总会招来众多关注的目光。狭窄的街道上,车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车内的梅兰芳总会被热心的群众发现。当时的车玻璃都是普通玻璃,外面将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刚开始,满善举没有防备,车门不上锁,热情过度的群众会将车门拉开,“成群地往车里钻,向梅院长问好。人越聚越多,根本走不了,误事儿!”以后,只要一上路,满善举就会将车门锁好。

　　梅兰芳是那个时代的妇孺皆知的明星,大家追星的热情并不比现在弱。上世纪50年代,梅兰芳演戏,一张票4元,是普通人家一周的生活费。可就那大家伙儿也是半夜起来排队买票。“人们都说,梅院长上台后,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子,可脱去戏服,台下的他却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满善举说,梅兰芳不仅蓄须明志拒不为日寇表演,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还自告奋勇带着“梅戏班”深入朝鲜战场最前线给志愿军演出。

　　梅兰芳总是睡得晚,每晚都要在院子里练功、舞剑、打太极。客厅里有面大镜子,他需要做身段时,就在镜子前一练几个钟头。“梅院长长期繁忙,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我看着他就心疼。他的社交活动很多,经常拜会同行,可他们的家我又不认识,为了节约梅院长的时间,我总是提前蹬上自行车,将次日前往路线勘察一遍。每次选择的路都是路况最好、最近的路线。”

　　为梅兰芳这样的名人服务,满善举最怕的事情是车子半路抛锚,“保证车况一流是我每日必做的工作。”一有时间,满善举就检查车辆、进行保养。11年间,车子没有一次出过问题,更没有停在路上检修的经历。梅兰芳在京总共用过3辆车,第一辆是黄色华沙,第二辆是美国道济,第三辆是暗绿色的伏尔加。每辆车都被满善举保养得安全、舒适、整洁。

　　8月8日，成了最难过的日子

　　满善举非常爱看戏,11年间,每当梅兰芳演出时,他就搬个板凳坐在琴师身后,整整听一晚。“梅院长总是演压轴戏,最后一个登场。他不仅扮相漂亮,表演手法真叫细腻。”满善举过足了戏瘾,也因梅兰芳的表演将自己胃口提高:“看了梅院长表演,再看别人的戏,总觉得欠火候,做不到家。”

　　演出结束后,梅兰芳总会叫上“梅戏班”的管事与他一同回家。在车上,两人会探讨当晚演出的每个细节。回到家中,用餐后,两人还要再聊到两三点。有演出的日子,梅兰芳总要到次日四五点才入睡。“梅院长能取得那样大的艺术成就,与他对艺术的钻研分不开,他对京剧太痴迷了,谈起台上的事,总是精神十足,不知疲倦。”

　　1961年8月初的一天,梅兰芳早上起床后突然心绞痛。“在医院住了6天,第7天是8月8日,那天凌晨四点多,不到五点时,梅院长起床想活动活动,刚站起来没一会儿,再躺下去时就不行了。‘香妈’当时就在梅院长对面房间住着,护士喊来她时,梅院长已经去世了!”
　　“梅院长故去了!”早晨五点多钟,满善举得到了消息。骑着车子赶到梅府,再开车赶去医院,看到梅院长时,愣在那里,不敢相信是真的,眼泪那个流啊,这么好的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咋说走就走了!整个医院哭声一片。

　　“每年8月8日这个日子,我就难过,站在院长像前就是个哭啊!”满家客厅正墙中央,挂着梅兰芳1959年拍摄的便衣照,眉清目秀,面容俊美。旁边,是梅兰芳《贵妃醉酒》中的3张不同姿势的经典剧照。说到这里,满善举老人已是泪流满面。“年纪越大,越想念过去的事儿,梅院长的音容总在我眼前晃。梅院长与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的布莱希特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的代表人物,那样的一个伟人,人们也许想不到他是那样一位平易近人、善良、厚道的人。我为自己与梅家的这段情缘感到荣幸!”

　　虽然年纪大了,满善举身体还很硬朗,有时间还会去北京为梅兰芳扫墓。“他墓地旁,是大片的绿地,我就采些野菊花,自己编个花环,献在院长墓前。”

梦的轻波

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梅兰芳的君子之交
来源：中国网综合消息    2008-05-13   

备受关注的电影《梅兰芳》近日杀青，片中由黎明、章子怡分别扮演的梅兰芳及其红颜知己孟小冬的最新剧照也首度在网上曝光，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无独有偶，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再次把一个鲜活的梅兰芳推到了公众面前。

该书以另一番独特的视角，讲述梅兰芳之所以成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除了他先天的聪颖与后天的勤奋，他还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在那个人们对艺人普遍怀有各种暧昧心态的社会，梅兰芳对各色人等却能应付裕如，他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好德而自洁，不仅消解了艺术之途的阻碍，而且吸引了诸多有识之士聚集周围，乐意为他的京剧艺术献计献策。

与齐如山的“黄金组合”

梅兰芳是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而且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与齐如山的相识就是缘于“一个建议”。

那还是在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之前，梅兰芳与谭鑫培合作《汾河湾》，他按照既定程式在谭鑫培扮演的薛仁贵在窑外独唱时，自己进窑后用椅子顶住窑门，然后一直背向观众而坐，并无动作。

齐如山曾经留学西欧，对戏剧颇有研究，一直存有改革中国京剧的念头。在看《汾河湾》之前，他对梅兰芳已经注意了很久，觉得他天赋很好，只可惜仅受过传统的师傅手把手的传授，而缺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但他又觉得梅兰芳可塑性很强，便一心想找机会帮帮他，《汾河湾》给了他机会。

他认为此时梅兰芳扮演的薛仁贵的妻子柳迎春，在苦等了丈夫十八载之后，丈夫已经回来，在窑门外向她诉衷肠，她不应该是坐着毫无动作的，恰恰应该有所反应，而且这反应要随着薛仁贵的演唱而深入而不断加大。

为此，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他又以为，此时的梅兰芳名气渐长，恐难听得进外人建议，便不敢抱奢望。谁知，当他再观《汾河湾》时，却见梅兰芳已经为柳迎春加了身段，而且完全符合他的“层层递进”的设想。

梅兰芳看过齐如山的信后，心情与齐如山眼见梅兰芳听从他的建议后的心情一样激动。原因有二：一是齐如山在信中对梅兰芳的称呼是“梅兰芳先生”。那时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对他们的称呼如“戏子”、“小友”等都含有极浓的侮辱之意。因而当他第一次被称呼为“先生”时，感受到了何谓尊重。

另外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梅兰芳的心里一直希望有所创新，却深感自己文化不足而力不从心。他之所以立即就接受了齐如山的建议，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汾河湾》成为梅兰芳尝试“花衫”表演方法的开始。

之后，梅兰芳不断接到齐如山的来信，齐如山在每封信里都详细谈了他的观戏心得。两人就这样通信长达两年，却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

直到梅兰芳的手上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数数足有上百封信后，他们这才终于见了面。率先提出见面的是梅兰芳。那是1914年夏的一天，齐如山仍像往常一样去戏馆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意外地收到梅兰芳托跟班大李送到台下来的一封约他见面的信，这令他欣喜万分。

齐如山如约来到梅宅，虽是初次见面细谈，但因为有百余封信件垫底，两人并不觉得陌生，而且相谈甚欢。梅兰芳嘱咐齐如山以后不必再烦神写信了，有什么问题、什么意见、什么建议可直接上门指教。齐如山自然应允。

见过梅兰芳并与之深谈过一次后，齐如山以往的顾虑已荡然无存。从此，他常去梅宅。他发现梅兰芳交友十分谨慎，他在梅宅常见到的是梅兰芳的启蒙老师吴菱仙、昆曲老师乔蕙兰，他们四人常常一起吃午饭，一起讨论旧剧。

从时装戏《一缕麻》开始，齐如山开始担任“梅派”新戏的编剧，从此辅佐梅兰芳长达二十多年，直到梅兰芳离京迁居上海之后。

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除了齐如山，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经常在此聚会，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丰富的文化素养。

与齐白石的一段尊师佳话

梅兰芳学画，拜过许多画家为师，与齐白石相识，是齐如山介绍的，时间是在1920年秋天。当时，齐白石在画界地位和吴昌硕相当，有“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之誉。

齐白石与齐如山是老相识，从齐如山的嘴里，知道梅兰芳的戏如何好，但他因每日忙于绘画，加上凡有梅兰芳演出的戏票总不好买，所以一直未能亲见梅兰芳。当他听说梅兰芳也在学画时，更想见见他了。梅兰芳亦然，他不但想亲眼目睹齐白石作画，更想在绘画上得其指点。

9月初的一天，齐白石在齐如山的陪伴下来到北芦草园梅宅。后来齐白石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他对梅兰芳的初次印象：“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两人寒暄过后，齐白石对梅兰芳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

梅兰芳画佛像是向画家陈师曾学习的，齐白石的夸赞倒使梅兰芳有些不好意思，他忙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的草虫、游鱼、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

说着，梅兰芳就要动手磨墨。齐白石故意像提条件似的打趣道：“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怎么样？”

“那现成。”梅兰芳不假思索道，“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

齐白石坐在画案正面的座位上，梅兰芳坐在他的对面，果然亲自磨墨。墨磨好，他又找出画纸，仔细地铺在齐白石的画案前。齐白石从笔筒里挑出两只画笔，蘸了些墨，凝神默想片刻后，便画了起来。笔下似有神助，须臾，“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小虫便跃然纸上。一旁观看的梅兰芳忍不住惊呼起来。齐白石画画的速度极快，下笔准确的程度都让梅兰芳赞叹不已。

这天，梅兰芳收获很大，齐白石在为梅兰芳画每一幅时，都不停地将他的心得和窍门讲给梅兰芳听。画完后，他总结道：“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实了，就俗媚，不能传神。”

“这与演戏一样。”梅兰芳说：“演员塑造形象也要讲究传神。”

梅兰芳学画的目的并不是要当个画家，而是想从绘画中汲取一些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

画画好后，琴师茹莱卿正好也来了，梅兰芳信守诺言，为齐白石唱了一段《刺汤》。唱完后，齐白石点头说：“你把雪艳娘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齐白石觉得很动听，一直到回去后，悦耳之声还在耳畔回响，令他激动。他挥毫作诗云：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

难得善才看作画，股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

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次日一早，齐白石就将这两首写在画纸上的诗寄给了梅兰芳，令梅兰芳感动不已。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兰芳尊称齐白石为“老师”。

时隔不久，艺界流传着一段梅兰芳尊师佳话。这个“师”指的就是齐白石。

当时是在一处堂会上，齐老先生先到一步，由于穿着朴素不起眼，又与众多身着锦罗绸缎的达官贵人毫不相熟，便独自坐在角落。正当他暗自后悔不该来时，梅兰芳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而入，却突然挤出包围急步来到齐白石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并唤声：“老师！”然后搀他起身扶他在前排坐下。

梅兰芳的行为让众人诧异：梅兰芳怎么会如此谦恭地去招呼这样一位有些寒酸的老头子？有好事者问梅兰芳：“这人是谁？”梅兰芳大声且自豪地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大家恍然，纷纷上前和齐白石打招呼。

齐白石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他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以这样一个方式为他“挽”回了面子。事后，他精心绘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配诗一首：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

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梅兰芳收到画和诗，也很感慨，他认为学生敬师乃天经地义，却蒙齐白石如此感激，心中不安，便给齐白石回了一首诗：

师传画艺情谊深，学生怎能忘师恩。

世态炎凉虽如此，吾敬我师是本分。

从此，梅兰芳尊师爱师的美名在艺界流传开来。

为泰戈尔演《洛神》

1924年初夏，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在中国诗人徐志摩的陪同下，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和北京进行讲学，每到一处，他和他热情洋溢的演讲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5月8日是泰戈尔63岁生日，他有意选择这天来到了北京。北京文化界。戏剧界人士于10日晚在东单三条协和医院礼堂举行特别的欢迎仪式。之所以说其特别，是因为仪式并非常见的酒会，而是由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成员用英文演出的泰戈尔话剧《齐德拉》。

《齐德拉》作于1891年，在自己生日之际，能看到中国人诠释自己的作品，不能不令泰戈尔兴奋。该剧由张彭春导演，建筑学家梁思成绘景，女主角由梁思成夫人林徽茵饰演，其他演员有：徐志摩饰爱神，刘歆海饰男主角阿顺那，林徽茵的父亲林长民饰四季之神阳春，丁西林、蒋介震等人饰村民，王景瑜、袁昌英饰村女。这是中国人首次演出印度话剧。

演出结束后，泰戈尔对梅兰芳说：“在中国能看到自己的戏很高兴，可我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还能看你的戏。”

梅兰芳笑道：“因为您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定，我定于5月19日请您看我新排的神话剧《洛神》，这个戏是根据我国古代诗人曹子建所作《洛神赋》改编的，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5月19日夜，梅兰芳在开明剧场为泰戈尔和随行人员专场演出了《洛神》。泰戈尔虽然听不懂台词，但他始终看得聚精会神。散戏后，他到后台向梅兰芳道谢，只说了一句：“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天见面再谈。”

次日中午，梅兰芳和梁启超、姚茫父来到泰戈尔的住处。泰戈尔对《洛神》的布景提了意见。他认为该戏的布景“一般而平凡”。他向梅兰芳建议说：“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从各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所以，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经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琪花，并勾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认为泰戈尔言之有理，接受了建议，又请人重新设计了布景。

有人问泰戈尔对《洛神》的音乐歌唱有何感想，他笑着说：“如外国莅吾印土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意思是说，“中国的音乐歌唱很美，但初次接触，还不能细辨滋味”。梅兰芳很赞赏泰戈尔的态度，有意见就提，没有感觉就说，而不是盲目恭维、刻意奉承。

之后，梅兰芳与泰戈尔交换了各自绘画的体会，两人都认为：“美术是文化艺术的重要一环，中国剧中服装、图案、色彩、化妆、脸谱、舞台装置都与美术有关。艺术家不但要具有欣赏绘画、雕刻、建筑的兴趣和鉴别力，最好自己能画能刻。”

临行前，梅兰芳、泰戈尔互赠礼物，梅兰芳送给泰戈尔的是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的几张唱片，其中有《嫦娥奔月》、《汾河湾》、《虹霓关》、《木兰从军》。这几张唱片一直为泰戈尔珍藏，直到他于1941年8月去世后，这些唱片才和1929年他第二次访华时由宋庆龄赠送的京剧脸谱模型一起藏于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里。

泰戈尔送给梅兰芳的礼物是一柄纨扇，他在扇上用毛笔以孟加拉文写了一首短诗，然后又自译成英文。写罢，他分别用两种语言将诗朗诵给大家听。诗人林长民当即将这首诗译成古汉语骚体诗，一并写在纨扇上，并写了短跋。

1961年，在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之际，梅兰芳将珍藏了三十余年的这柄纨扇取出，请精通孟加拉文和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石真夫妇共同推敲泰戈尔孟加拉文原诗的含义。

石真将原诗直接译成白话体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石真还给梅兰芳解释说：“这是一首极为精湛的孟加拉语的即兴短诗，格律甚严，每首只限两句，每句又只能使用19个音缀，这19个音缀还必须以七、五、七的节奏分别排成六行。更有趣味而别致的是，这类短诗正像我们的古典诗歌一样，一定要押韵脚，而且每行的‘七’与‘七’之间也要互叶。石真说，“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读了不少英语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篇，这首短诗的意境，便很有中国的风味。他非常形象地用云雾中的峰峦起伏来描述他所热爱而又语言不通的国家的艺术家那种纱袂飘扬、神光离合的印象。”

通过石真的翻译和解释，梅兰芳更加怀念已逝去多年的泰戈尔，他写了一首题为《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刊登在当年5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了梅兰芳最后的遗墨。这年8月8日，他因病去世。

与胡适的交往

按理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胡适和被新文化运动视作“旧剧”而力图全盘否定的中国戏曲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与当时社会上普遍视戏曲演员为“戏子”而备加歧视不同，胡适与梅兰芳交谊深厚。

早在1925年，胡适与梅兰芳就曾见过面。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已如日中天。

与陈独秀等人对“旧剧”全盘否定的态度相比，胡适对旧剧的态度是温和的。他主张对旧剧进行改良，而并非废除。

从1913年至1918年，梅兰芳连续排演了14部新戏，既有古装新戏，也有时装新戏。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并为大众所追捧。

主张戏剧改良的胡适欣喜地看到了梅兰芳已经将戏剧改良付诸了实践，对传统戏剧的共同态度，或许便是胡、梅二人交谊的思想基础。

不久，胡适参与发起的“华美协进社”邀请梅兰芳赴美演出。胡适帮助梅兰芳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以及美国的戏剧等，还参与梅兰芳的演出筹备工作。比如在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方面，梅兰芳都很仰仗胡适。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有上海各界名流，其中也有胡适。事后，一封登在《中国晚报》上的署名“自在”的公开信，对胡适去为梅兰芳送行感到无限痛惜。信中写道：

“……最近闻着你的一件行动，把我十多年来钦敬崇拜你的心理，降到零点以下，就是关于男扮女性来唱戏的梅兰芳出洋，你竟亲自送行，……我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实在替你十分可惜，适之先生，愿你不要这样腐化罢。”

然而，胡适却于1928年在一次关于“社会职业”的演讲中明确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他强调：“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即谭鑫培）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他并没有因遭非议而中断与梅兰芳的交往，当梅兰芳归国时，胡适仍然亲赴码头迎接。

对于胡适的理解与尊重，梅兰芳自然心存感激。他在赴美途经日本时，曾致信给胡适表达谢意。当他结束在美国长达半年之久的演出并裹挟着巨大声誉返回上海后，立即就往胡宅拜访。

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逢坎坷。他因连续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批评政府、提倡言论自由和独立人权的文章而遭声讨，更接到了国民党教育部发出的“调令”。同时，《新月》杂志遭查封，罗隆基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闭门谢客蜗居在上海的居所。

那次梅兰芳访美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偏见，而且梅兰芳先后两次荣获博士荣誉学位。梅兰芳之所以一回国就亲自登门拜访胡适，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仅限于“梅派”艺术本身，也因了胡适的关系。梅兰芳初到美国即被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邀请参加了茶话会，随后，他又应邀参加了胡适的恩师杜威举办的晚宴。在他们到达美国后，旧金山的一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又编撰了一本纯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表演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适用英文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胡适在文中向西方读者这样介绍梅兰芳：“……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梅兰芳先生的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意愿……”

此后，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1934年底，梅兰芳又成功地赴苏联演出。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作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直到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去世，胡适是从日本电讯中获此噩耗的。

胡适的书架上一直放着一本英文版的《梅兰芳》，上面有梅兰芳的剧照，还有许多美国名人捧场的签名，如杜威、孟禄、威尔逊夫人等，其中也有胡适的那篇文章。

仅仅过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

与卓别林大师的聚首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颇有点戏剧性。

那是在梅兰芳访美期间。抵达洛杉矶的当晚，梅兰芳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当身穿蓝缎团花长袍、黑缎马褂的梅兰芳走进会场，乐声嘎然而止，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是：“东方的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降临敝地，大家欢迎。”这时，掌声和着欢迎曲一起响起。

刚坐下，梅兰芳就发现正迎面走来的一个人似曾相识，此人“穿着深色服装，身材不胖不瘦，修短正度，神采奕奕”。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经理走过来对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两位艺术大师的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梅兰芳说：“十几年前我就在荧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

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相谈甚欢。

两人再度见面是六年后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偕妻子宝莲·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6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乏幽默调侃，梅兰芳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整整一天。这一天，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挨的日子。

《大独裁者》拍摄完成于1940年，香港的几家剧院都想方设法争取首映权。当“利舞台”经理了解到梅兰芳与卓别林关系不一般后，便拜托梅兰芳去电与卓别林商量，购买放映权。卓别林很快复电表示同意。

1941年秋，争取到《大独裁者》首映权的“利舞台”为了感谢梅兰芳，特地在星期天上午为他和两个儿子葆琛、绍武安排了一场专场。这是梅兰芳首次观看《大独裁者》，以后他又陆续看了6遍，仍意犹未尽。对于卓别林的表演，梅兰芳最佩服的是冷峻和幽默。他说：“卓别林在荧幕上几乎看不见有欢乐大笑的镜头，至多是讽刺性的冷笑，或者是痛苦的微笑。他的内心活动深藏不露，不容易让你看透。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然而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不速之客”丰子恺

画家、散文家丰子恺曾经说，他平生一向不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然而，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返回上海，立即就去访问了素不相识的有名的梅兰芳。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对梅兰芳在抗战期间的爱国行为充满敬意。

对于梅兰芳来说，丰子恺可以说是一位不速之客。虽然丰子恺的大名，他早有耳闻，但当他听说丰子恺来访时，不免有些惊讶，因为他曾听说丰子恺不仅是个画家，还是个音乐家，但他崇尚的是西洋音乐，对京剧并无好感。那么，为什么又来访问我呢？

丰子恺好像早已洞穿了梅兰芳内心的疑惑，一见面就解释道：“五四时代，有许多人反对京剧，要打倒它，我读了他们的文章，似觉有理，从此也看不起京剧。不料留声机上的京剧音乐，渐渐牵惹人情，使我终于不买西洋音乐片子而专买京剧唱片，尤其是您的唱片了。原来，五四文人所反对的，是京剧的含有毒素的陈腐的内容，而我所爱好的是京剧夸张的、象征的、明快的形式——音乐与扮演。”

闻听此言，梅兰芳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人理解、被人欣赏的愉悦。他将丰子恺迎进客厅，热情邀坐，问：“丰先生何时见过我在舞台上的演出呢？”

“战前，我曾去天瞻舞台看过一次，那时我不爱京戏，印象早已模糊。后来爱看京戏了，您又暂别舞台了。”丰子恺这么说着，不由想起战时，他流亡在四川时，曾收到友人寄给他的一张梅兰芳留须明志照，那张照片让他在“仰慕梅兰芳的技艺”之外，更添对梅兰芳人格的“赞佩”。因而，他将照片高悬于屋内，每日都要驻足凝视片刻。他时常对着照片中的梅兰芳轻声低语：“无常迅速，人寿几何，不知梅郎有否重上氍毹之日？我生有否重来听赏之福？”

所以，当他于抗战后重返上海，听说梅兰芳果然复出，立即前往中国大戏院，连看了5场梅戏，仍意犹未尽。他之所以想到要去拜访梅兰芳，是“要看看造物者这个特殊的杰作的本相”。

此刻，丰子恺坐在梅兰芳的对面，听梅兰芳讲他在抗战中既平凡又不凡的经历。他边听边暗暗地、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真实的梅兰芳，一时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舞台上的伶玉”。

梅兰芳的叙述音调平和沉着，但丰子恺却从中分明感受到了他所经历的惊心动魄。于是待梅兰芳说完，他感慨道：“那时候，江南乌烟瘴气。有些所谓士大者，卖国求荣，恬不知耻。梅先生您却独有那么高尚的气节，安得不使我敬仰？”临行前，他送给梅兰芳一把扇子，扇子上有他就苏曼殊先生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樵”而作的一幅画，题词则是弘一法师在俗时所作《金缕曲》。

次日，梅兰芳到振华旅馆回访丰子恺。

一年后，又是一个春花烂漫时节，丰子恺第二次赴“梅华诗屋”拜访了梅兰芳。这次，他俩畅谈了京剧艺术，也就具体的某出戏谈到了京剧舞台问题，又谈关于京剧的象征性。如丰子恺自己所说，去年，他是“带了宗教的心情去访梅兰芳，觉得在无常的人生中，他的事业是戏里的戏，梦中的梦，昙花一现，可惜得很”。今春，他是“带了艺术的心情去访梅兰芳，又觉得他的艺术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是应该提倡的。”

1961年中秋，当丰子恺得悉梅兰芳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痛心不已，当即撰文，盛赞他是“一个才艺超群的大艺术家”，“一个光明磊落的爱国志士”。次年，在梅兰芳去世一周年之际，他再次撰文，高度评价了梅兰芳的才情与人格。

青年梅兰芳

《虹霓关》中，梅兰芳（右）反串王伯党，程砚秋（左）饰丫环，尚小云（中）饰东方氏

梅兰芳的时装新戏《一缕麻》

与梅兰芳相伴一生的夫人福芝芳

梅兰芳扮演的早期“虞姬”造型

摘自：《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李伶伶 著团结出版社 编写：伍史
　　来源:文汇报

　　用灵魂打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同时又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个幻想。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毋庸讳言，部分原因来自上苍的特别垂青。他早年识字与学戏的迟钝，不过是小孩子的一时不开窍而已，而非真的愚笨；他少年时期为亲友所着急的相貌，比如面少表情、眼睛无神等，其实正合了传统观念下良家妇女美的特征。温良的性格，柔静的外形，是天生的饰演女性的材料。

　　梅兰芳还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在那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旁及闲人恶霸均以看戏为主要娱乐的时代，在那个形形色色的人们对演员怀有各种暧昧乃至变态心理的社会，一个演员尤其是有了些名气后的角儿，抵挡不住财色的诱惑而堕落了，毁了自己的艺术前程。梅兰芳对各路神仙却能应付裕如，他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好德而自洁，出污泥而不染，遇罡风则回避，遇挑衅则不应，不仅消解艺术之途的阻碍于无形，更吸引了诸多有志有识人士聚集周围，乐意为他献计献策，雕凿艺术，共谋京剧的辉煌。金无足赤，梅兰芳当然未必是一个完人，但是他的艺术很完美，他的为人很完美，他的性格很完美，他的生活很完美，所以，他的人生是完美的。

　　内容简介

　　国内外，梅兰芳先生被誉为伟大的演员和美的化身。他创造了独特的“梅派”艺术，其特点是从没有特点中来体现的，不险不怪，如浑金璞玉而无圭角，其实骨子里处处和别人两样，另有风标特色。因此，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三大主要表演体系之一。

　　梅兰芳被称为20世纪成功地向世界推销中国的两位大使之一人，在他整整56个春秋（1904-1961）的舞台生涯中，先后塑造了许许多多女性艺术形象，世称国剧“美神”，风靡全球。

梦的轻波

袁志英：梅兰芳、莫斯科及其他
作者：袁志英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去年德国《时代》周刊第33期刊登了一篇独占两个版面的长文，标题为《陌生化效果的秘密》，小标题为《梅兰芳的艺术在二三十年代风靡全世界，1935年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在莫斯科领略了这位京剧大师的风范。梅的演出给布氏带来了灵感》，还刊印出梅氏“贵妃醉酒”的剧照和皮斯卡托与上了妆的梅兰芳的合影。皮氏侧脸向直视前方的梅氏看去，有些惊异局促，还有些受宠若惊。作者是德国文化史专家格勒昂·司费尔尼希。

他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有三大演艺明星，一为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一为美国滑稽歌舞家约瑟芬·贝克（1906-1975），再就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他说较之前两位，梅氏唱、念、做、打，样样精通，更是不凡。作者介绍了梅兰芳的生平和京剧发展史，描绘了他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情况，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有的则不一定。

1917年梅兰芳，目的地是东邻日本。1924年再次赴日，从日本载誉归来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瑞典王储分别在北平造访了他。这时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的苏俄作家特列季亚科夫（一译铁捷克，1892-1939）对梅氏京剧有所研究，可是这位“自我未来派”并不看好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说这无非是对中国大众的“美学麻醉”。可是10年后的1935年，苏联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列季亚科夫作为形式主义者受到批判，这时他才引梅兰芳为知音，并亲自到车站迎接梅氏参加莫斯科的戏剧节。

1935年梅兰芳出访欧洲，先到莫斯科参加戏剧节。爱森斯坦多次观看梅氏的演出，他还精心拍摄了他的一次舞台演出，然而据称该影片资料不知所终。他将其《电影形式的舞台艺术》一文送给了梅兰芳，扉页上有他这样的题词：“形式大师梅兰芳惠存，这是我对形式题目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这句题词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苏联的那个时代，谁要是被怀疑为“形式主义者”，谁就有倒霉的可能。

1935年布莱希特在纳粹德国被褫夺了公民权，辗转来到莫斯科。在特列季亚科夫大力推荐下，他观看了梅兰芳的“一个渔夫的复仇”（想是“打渔杀家”）。他这是第一次亲历中国的传统戏剧。舞台上没有任何布景，全靠动作、表情和音乐来演义故事。这段经历大大启发了布莱希特，使他完成了《中国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完善了他的史诗剧理论。

他在文中写道：“西方演员要使观众和其达到共感（共鸣）的境界”，演员本人则要完全转化为他所要表演的人物。而中国艺术家却不是这样，“梅兰芳身着盛装，在一个并不明亮的房间里，周围都是内行，来表现出他的表演艺术元素，西方的演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是李尔王在分配遗产之际还是奥塞罗发现手绢之时？”从中可以看出，梅氏的表演给了他多么深刻的印象。

后来布莱希特流亡到美国，1944年曾写诗一首，名为《前进中的卫兵》，以怀念梅兰芳。战后布氏因缘际会来到东柏林，不久便卷入一场“形式主义大辩论”。195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其名为《为维护进步的德意志文化而开展反对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的斗争》的文艺纲领中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创作方法”。纲领还多次引证斯大林的文化官员日丹诺夫的言论。布莱希特的《对卢库鲁斯的审判》上演后受到激烈批判，布莱希特中箭但没落马，他调整了一下自己，暗地里说，“遭遇到了小家子的酸臭气”。他曾梦想来中国避难。

柴禾妞

来源：文汇报   

1993年，梅兰芳诞辰百年之际，柯灵撰文回忆了当年专访梅兰芳及向梅约稿的经过——

《文汇报》庆祝抗战胜利的画刊请梅兰芳作了一幅《春消息》的寒梅画。抗战胜利，梅兰芳也迎来了新的生活。

今年是梅兰芳诞辰百年纪念。梅氏作古，已经32年，盖棺论定，称之为戏剧界的一代完人，决不算是溢美。这不仅因为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品格的清醇崇高。在抗战中蓄须明志，鬻产倾家，冒着生命危险，摒绝在沦陷区演戏。即此一端，就足以悬诸日月而不刊。

1934年，我在上海沦陷时期接编《万象》杂志，在十月号推出了一期“戏剧专号”，内容以话剧为主，其中有一栏“平(京)剧与话剧的交流”，约请当时在上海的京剧名角写稿，周信芳、杨宝森、童芷苓、童寿苓、白玉薇、金素雯、林树森、陈鹤峰、李宗义、李玉芝等十位，都应约写了，只有梅兰芳婉言谢绝，而他正是我计划中的主要约稿对象。就在这时候，我了解到他隐居避乱的志趣，不觉对他肃然起敬。上海沦陷期间，豺狼当道，魑魅横行，对人是一场灵魂和意志的严格考验。艺人卖艺疗饥，只要不沾泥带水，原也无伤清白；略迹原情，过檐低头，也不同于倚门卖笑。梅兰芳树大招风，能做到独立不弯，冰雪无欺，在祖国危难中，陷身沟壑，坚定不移地捍卫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不能不说是太难能可贵了。

抗战胜利，一时举国欢腾，陶醉于天日重光。我于八月上旬避祸出走，下旬重返上海，在百事丛集中，立即分出时间，和梅作了一次长谈，写成长篇访问记，作为《文汇报》的专栏，自1945年9月7日开始，连载三天，以表彰梅的爱国精神。这篇文章，后来以《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题，收在我的散文集《长相思》里，现在重谈，梅氏谦抑从容、宁静愉悦的神态，依然历历在目。十月十日，是战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内战虽已露端倪，依然有盛大的庆典。《文汇报》除了加篇幅，出特刊，还编印了画报。梅兰芳息影八年之后，这一天登台亮相，以《刺虎》一剧作为期两天的庆祝演出。演的是义务戏。胜利前夕，梅听说日寇败绩，曾手绘寒梅寄意，题为“春消息”，画报就请他新作一幅，配上他蓄须和无须的两张照片，同时刊出。在新闻版里，还请他写了一篇《登台杂感》，由我执笔，郑重地加了编者按语。

梅兰芳抗战胜利后在美琪大戏院正式重登舞台，是在1945年10月，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并不认为梅老而冷淡。梅给我送了票，我看的是梅和俞振飞合演的《游园惊梦》。“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梅演二八年华的少女杜丽娘，万种风情，细腻妥贴，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鲜明如画。

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梅解放后组团来上海演出，我请梅买票看了戏，后来请他到我依白公寓寓所吃饭，邀夏衍、于伶两位作陪。接着梅在马思南路回请，陪客也是夏、于。我第一次访梅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这一次旧话重提。梅说原来就有不少朋友怂恿他写，但觉得要写不容易，下不了决心。经过我敦请，恳切说明《文汇报》的愿望。他同意考虑，但说要有个准备过程。那时梅社会活动频繁，又要演戏，写作当然也不是他的专业。这是容易理解的。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1950年10月15日开始见报的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证每天按时交稿。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连载开始时，许源来曾每晚到编辑部，和黄裳对坐，整理稿件。在北京，则由报馆驻京办事处的谢蔚明负责，帮助梅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当然也含有催稿的任务。

梅兰芳的最后12年，享有的荣誉和艺术成就，达到了一生的顶峰，他自云“解放后的几年，超过他以前的几十年。”年龄并没有对他发生“可怕的”影响。真正的舞台艺术家，不能靠炫耀青春而存在，因为艺术成熟需要不断的磨练，需要时间。1961年，梅逝世，终年也才68岁。次年，黄佐临总结他平生的戏剧研究和实践心得，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阐述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是世界鼎足而三的表演艺术体系。1978年，“文革”下幕，“四人帮”垮台，《文汇报》又在梅逝世十七年纪念日，刊出梅绍武《忆父亲的艺术生活》一文，表达了人民对这位已故中国戏剧大师的怀念。解放以后，黄裳写了大量热情歌颂梅的文章，不下数万言。所有这些对梅兰芳研究，都是极重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