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岩田礼先生讲地理语言学

霜叶红

作者:曹志耘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269

2008年12月21日，冬至，这是今年甚至近年来北京最冷的一天，零下12度。22日和23日，连着两个下午，日本金泽大学岩田礼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地理语言学系列讲座，题目为《绘制方言地图的目的以及几种基本概念》、《地理语言学对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贡献》。讲座内容丰富，思想前沿，形式生动，听众踊跃，堪称中日两国语言学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岩田先生对汉语方言的深入研究以及流利的汉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寒风凌厉的隆冬，岩田先生给我们送来了学术的春风，也带来了天气的温暖。自22日起，天气明显转暖了。

地理语言学于19世纪后期在欧洲发端，至今已历百余年。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20世纪40年代，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在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宣化等地开展地理语言学调查，创立中国地理语言学一派。但随着全国解放，贺登崧离开中国而告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岩田礼先生作为第一批留华学者前往南京大学，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日本好文出版），这是在贺登崧之后出版的第一本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的著作。

岩田礼先生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尤其是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就卓著。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持绘制了多种《汉语方言地图集》。这些地图基本上是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公开发表的调查材料为依据的，以往绘制的几种都未正式出版，但目前正在编写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中文版）已接近尾声，预计将于明年正式出版。二是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地理语言学的思想。在这方面，他先是把贺登崧的有关论文从法文翻译成日文，再和石汝杰先生一起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即《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无疑是当今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此外，岩田礼先生也积极参与我们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工作，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指导，这也是他对建设中国地理语言学的贡献。

中国既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宝库，也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处女地。因此，可以说地理语言学研究既是我们的劣势，也是我们的优势。而从未来的眼光看，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将是能够为世界语言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科，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地理语言学兴起之初，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方言现象的共时异同和地理分布。然而，历史语言学发现了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历史演变研究中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地理语言学似乎成了历史语言学的附庸。

地理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里讨论过。

在中国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存在“描写还是解释”之争，看来这个问题在地理语言学里面也同样存在。我们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可以说是“描写性”的，当然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侧重于“描写性”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要力求达到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只是把语言事实尽可能完整、实际地反映出来，至于它们的“含义”则是另外的事情。岩田先生提到，地图画出来以后看上去分布整齐、漂亮的（有规律的）就是成功的，否则是失败的。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只是从语言事实本身的特点来分类，至于画出来以后是否整齐则不管它。

其实，“描写”和“解释”不是对立的。描写的目的是解释，解释的基础是描写。所以可以把描写和解释看作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两个阶段。

不过，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拓荒时期，更重要的是描写。此外，在解释的过程中，如何运用通俗词源、同音冲突、同义冲突、类推牵引、类音牵引等各种理论，如何结合移民、行政、地理、交通等非语言因素，仍然需要大量的试验和进一步完善。解释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解释”不能建立在“假设”或“推测”的基础上。解释只能量力而行。如果限于各种条件，我们目前在解释方面所能做的工作还不太多，那么不妨先把重点放在描写方面。

在中国语言学界，大家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仍然很陌生。目前很需要做普及工作。石汝杰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翻译一部法国学者所写的地理语言学教科书，我希望它能够早日在中国出版。当然，我们更需要以汉语方言事实为基础的地理语言学教科书。岩田礼先生的讲座内容，我已邀请他改写成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上。敬请大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