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商榷

Artvine

作者：汪少华 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杭州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文学博士) 来源：《古汉语研究》，2006/3，78～81页

【内容提要】《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认为：古“冯”有登义。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凭)”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即“凭轼而望之”。本文认为“登”有无凭义，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然而其证据皆不能令人信服，本文逐一商榷，认为“古‘登’有凭义”难以成立，“登轼而望之”之“登轼”亦非凭轼。

《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以下简称《登》文）认为：古“冯”有登义。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凭)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即“凭轼而望之”。

的确，古“冯”有登义。但是，词义渗透并不是无往不适的规律和公式，“登”有无凭依之凭义，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相比于旧注、成说，《登》文缺乏说服力。例如《左传‧哀公十六年》：“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杜预注：“升为大夫。”杨伯峻注：“据杨树达先生《读〈左传〉》，‘登’即《论语‧宪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之‘升’。子伯季子本为孔悝之臣，卫庄即位即升之为己臣也。”“新登于公”译为“近来升官升到卫侯那里”，被批评为“犯增字为训之病”；而《登》文释作“新近依附于卫侯”─“凭依”变作“依附”，较起真来，不也是偷换概念么？鉴于议论文字比较抽象，如《登》文所列举的《诗经‧大雅‧崧高》“登是南邦”、《左传‧昭公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左传‧哀公十六年》“新登于公”等3例，诗歌词语缺乏语境限定，如《登》文所列举的杜甫诗“四登会府第”、“立登要路津”、“晚泊登汀树”等3例，要确证某词只能释为甲义而不能释为乙义，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有效讨论，此6例姑置不论。而《登》文其他证据皆不能令人信服，谨商榷如下：

一、“登陴”之“陴”并非城上女墙。《登》文认为“‘陴’为城上女墙，非可登者”。其实《左传》所说“登陴”、“守陴”之“陴”已经不是指城上女墙。《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东汉贾逵明确指出：“陴，城也。”（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杨伯峻注：“陴，城上女墙也。亦曰陴倪，《墨子‧备城门》云：‘俾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是其制也。守城者必登城而守陴，故守陴即守城也。《备城门》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此亦当近之。”可见“登陴”、“守陴”之“陴”都是指城墙。至少如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左传》言‘守陴’者，是女墙；言‘登陴’者，则是城垣之通名。”此外，即使“登陴”之“登”为凭依，也是指凭依于陴，词义不同于“守陴”之“守”。因而说“‘登’有凭守之义”，岂不是有增字为训之嫌？

二、说“‘乘’亦有凭守之义，如《史记》、《汉书》每言‘乘塞’、‘乘边’者皆是”，这不符合《史记》《汉书》语言事实。《史记‧黥布列传》“乘塞”司马贞《索隐》：“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汉书‧匈奴传下》“乘塞”颜师古注：“登之而守也。”《汉书‧韩安国传》“乘边守塞”颜师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备守也。”虽然“登”的目的是“守”，但词义仍是“登”。否则就无法解释诸如《汉书‧贡禹传》“乘北边亭塞候望”这一类的“乘”（颜师古注：“乘，登也。”）。所以李奇释《汉书‧高帝纪》“乘边塞”之“乘”为“守”，颜师古就不同意：“乘，登也。登而守之义，与上‘乘城’同。”颜注是正确的。《汉书‧高帝纪》“乘城”可为佐证：“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颜师古注：“乘，登也，谓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传》曰：‘授兵登陴。’”假若“乘”释为凭守，那么不仅重复累赘地成了“坚守守城”，而且丢失了“连城数十”的宛郡吏民登上城墙的情节。同样是“乘城”，“乘”的词义不可能不一样：“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人土城，乘城呼。”（《汉书‧陈汤传》）后一“乘”只能是“登”（颜注为“登”），而不是凭守。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乘城”是为了躲避大水，与凭守毫无关系，颜注“乘，登也”是也。总之，所谓“乘”与“登”同义，是指升登而非凭守，这在上古汉语中是一贯的。例如《诗经‧郑风‧子衿》“在城阙兮”毛传：“乘城而见阙。”郑笺：“登高见于城阙。”孔疏：“乘犹登也，故笺申之。”

三、“登木”不是凭木。《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郑玄注：“木，椁材也。托，寄也。谓叩木以作音。”《登》文据郑玄注认为：“‘登木’谓抚据椁木，并不是指登立于椁木之上。若登立于椁木之上而‘叩木以作音’，则只能发出沉闷的音响，且要扣木作音，无需站到椁材上面去，所以此‘登’字亦当训凭，凭者据也。”我们认为，这里的“登”仍是升登。例如《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郑笺：“猱之性善登木。”《尔雅‧释兽》：“犹，如麂，善登木。”“登木”即上树。《檀弓下》的“登木”指登上椁木，前人已经明言，历来并无疑义：“登木，履椁木材之上也”（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十五），“原壤放达自居而不由于礼。考之《檀弓》，于其母死，升木而歌，则可见其人矣”（宋张拭《论语解》卷七）。置疑的关键，是误解了《檀弓下》原文与郑注所谓的“音”。郑注“叩木以作音”之“音”即“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之“音”。何为“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是说：“凡歌曲，都产生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中，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变化而成曲调，就叫做歌曲。”[1][p628]原壤所说“久矣予之不托于音”，是说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歌声来寄托感情了。显而易见，此“音”指他唱出的歌曲，而不是叩击椁木发出的声响。因而就无所谓叩木的音响是否沉闷，无所谓是否站到椁材上面去扣木。再说，“登木”与“歌曰”可以是先后的动作行为：始而升登于椁木之上，继而叩击椁木而唱歌——谁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呢？应当指出的是，《檀弓下》原文并无“叩木”情节。郑玄注“谓叩木以作音”，“叩木”作为唱歌的方式，也只是郑玄的推测之词。原壤唱歌时可能“叩木”，而非必然如此。

四、说“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缺乏证据。《登》文指出：“古人乘车，男子立乘，年七十以上及妇人则坐（跪坐）乘。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此话仅只前一半确切。《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又：“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周礼‧春官‧巾车》“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车，凡妇人车皆坐乘。”《仪礼‧士丧礼》郑玄注：“古者立乘。”《礼记‧曲礼上》郑玄注：“乘车必正立。”凡此可见男子立乘是公例。因为《登》文不能提供“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的证据，所以其下述推论也就难以成立：“曹刿是坐乘于车，先从车上探身往下察看齐军的车辙，再站起来手扶轼木观望齐军的战旗。”

五、说“登轼”即“冯（凭）轼”，不符合《左传》语言事实。首先，将“登轼”释为冯（凭）轼的逻辑前提是：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凭)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但是，《左传》中既有“登轼而望之”，又有“冯轼而观之”：“子玉使豆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僖公二十八年》）这就清楚地表明：《左传》“冯”“登”分工明确，“登轼”不同于“冯轼”。其次，《左传》有“登丘而望之”：“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成公十五年》）“登轼而望之”与“登丘而望之”，句型相同，两“登”字词义应当相同。因而没有理由强生分别，一释为凭依、一释为升登。换言之，将“登轼而望之”的“登”释为凭依，不仅无法解释“冯轼而观之”，而且无法解释“登丘而望之”。

轼的高度也决定了凭之不利远望。《考工记》：“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就是以车厢宽度的一半作为轼的高度，郑玄注：“兵车之式高三尺三寸。”根据出土的春秋至秦车舆实物，轼的高度大约为
40─65厘米，左右两旁的輢低于或等高于轼。（注：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春秋车舆，2号车车轼高出车底41厘米，1号车车轼高64厘米（《文物》1988年第3期）；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春秋车舆，5号车车轼高51厘米（《文物》1989年第9期）。）因而登轼不仅可能而且可行。而“凭（冯）轼”就是“伏轼”，《战国策‧韩策三》“伏轼结靷西驰”，《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凭轼”；《史记‧淮阴侯列传》“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书‧郦食其传》作“冯轼”。可见“凭（冯）”者就其手而言，“伏”者就其首而言。立乘于车上的曹刿若是凭轼，将手扶持在轼上，势必上身前倾、脑袋低俯。

六、《吕氏春秋》“登轼”不足为据。《吕氏春秋‧忠廉》：“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登》文认为：“这里吴王说要离连拔剑举臂、上车登轼这样容易简单的事也做不了，是极言要离的无能。……如果‘登轼’是指登于轼木之上，便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办到的事，更不可能与‘举臂’相提并论。”

诚如《登》文所质疑，要离极其无能。当时的剑有多重？不过720─750克。（注：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吴越青铜技术研究”课题组仿制成功的“越王州句复合剑”，长53.5厘米，宽5厘米，重745克（2002年3月13日新华网）；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11号春秋楚墓出土青铜剑，长54厘米，宽4.2厘米，重720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30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手持不足1公斤的剑，要“举臂”是普通人轻而易举的，但是要离做不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的记载与《吕氏春秋》相同：“乃与子胥见吴王。王曰：‘子何为者？’要离曰：‘臣国东千里之人。臣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大王有命，臣敢不尽力？’吴卫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离即进曰：‘大王患庆忌乎？臣能杀之。’王曰：‘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吾尝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

“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要离，不仅“拔剑则不能举臂”，而且不可能登上车。据《考工记》，兵车和乘车离地四尺（近80厘米），正适合一般人升登。由于车舆距地面有此高度，所以尊者登车时可以借助“乘石”或“几”。先秦车舆，车厢四面置栏杆，后面栏杆正中留有缺口，为登车处。要离并非尊者，没有乘石或几。虽然有绥可执以助（例如《庄子‧让王》“王子搜援绥登车”），但是以他的羸弱体质而言，登上近80厘米高的车舆显然不可能，“登轼”更是匪夷所思。说要离不能登车，还有版本依据。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八六《人事部》二十七《羸》引《吕氏春秋》作：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吴王之友曰要离谓王曰：‘臣请杀之。’吴王曰：‘汝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足，汝能杀之？’要离曰：‘请必能。’吴王曰：‘诺。’”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七百六十四《总录部‧义烈》作“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无“轼”字，与《太平御览》同意。从情理上考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文字更为可信：拔剑用手，可是无力举臂；上车用足，可是无力登足─这就是“迎风则强，负风则伏”的要离。

综上所述，所谓“古‘登’字有凭义”难以成立，“登轼而望之”之“登轼”亦非凭轼。

【参考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