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读书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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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1月6日

人与事件，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构成历史。如果说时间中的历史，像是有机体，那么2008具有典型秋天特征，恰遇事多，可谓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读书，别有一番滋味。  

                                         1  

手头上正在读的，是日本戏剧家松本清张的《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人民文学1975年版本），120个页码，薄到刚刚成书，与其沉重主题，颇不相称。北一辉是宋教仁的老友，宋称他“老北”，老北称宋“老宋”。1920年，俩人上海告别不多日，老宋遇刺身亡。11年后，“二·二六事件”前夕，老北预感事态不妙，准备携妻带女重访中国，实为躲避——日本少壮派军人，皆宗师老北，以其“日本改造计划”为“起事”行动指南，若“起事”失败，皇道派对立面统制派，非拿老北开刀不可。老北高人，预感成谶。“起事”失败，老北被处死。  

我以为，全剧高潮，不是“起事”本身，也不是事后少壮派军人的表现，而是“起事”酝酿过程中，老北与老宋（阴魂）的一段长长的对话，准确说，是老宋对老北毫不容情的批评。老宋的批评焦点，是驳斥老北“日本改造计划”中看似坚定，实则躲躲闪闪的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1911辛亥年同盟会武昌起事，最后导致清廷（和平）逊位，建立共和，老宋为之自豪，老北心有戚戚焉，但老北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却偏偏要保留天皇（制），老宋、老北，到底谁对？  

刚好此前读到美国人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详尽披露老麦（麦克阿瑟）秉承美国决策者旨意，实施对日本的彻底改造计划过程中，极其激进地引入包括新闻自由、劳工保障、打击工商寡头等各项原则，更不用说废除日本军队作战能力的既定政策，却偏偏保留下天皇（制），甚至为此不惜放弃追究天皇、乃至皇家（宫廷）的战争责任。是老麦与老北心有灵犀，还是客观形势比人强？  

                                         2  

今年出版业，与帝国有关的话题，热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也随波逐流，买了许多，读了若干。能记得的，包括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科文献，2008）和邱立波编/译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2008）。并非巧合，俩人都出生在俄罗斯，年纪轻轻获得盛名，盖达尔36岁出任俄罗斯代总理（1992），着力推进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科耶夫1930年代在（1933－39）巴黎高师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三十出头，1945年向戴高乐密呈《法国国是纲要》时，也才43岁。不同的是，科耶夫离世时（1968），盖达尔年仅12岁。这一不同，是否决定了俩人对帝国的不同看法，不得而知。但我以为，俩人决然不同的帝国观，却出自同一逻辑起点——对帝国形态的检讨。盖达尔痛批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弥漫的后帝国情绪，指出，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冲动，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如果当代俄罗斯人仍躺在往昔帝国梦的大床上，酣睡不醒，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而无辉煌可言。

联想到年初俄罗斯总统交接班，年尾杜马通过延长总统任期法令，和流播甚广的普京光着身板、手持长枪的照片，我很怀疑盖达尔的警告，是否如同冬雪中的一片羽毛，悄无声息。相反，亡命法国的科耶夫，却找到了一片发挥想象力的天地。尽管多有人批评他曲解黑格尔，但不要紧，科耶夫要找的不是黑格尔，而是能承载其帝国梦的绝对精神支柱。《法国国是纲要》石沉大海，但其影子却晃动在不久之后成立的欧洲媒钢联盟的文件中。媒钢联盟是欧盟的前身，——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梦想似乎在欧盟帝国壮大的脚步声中，花开一枝。这不是什么历史的吊诡，或正如某些论者所说，帝国是人类合群的常态。  

                                             3  

中国现代政治社会研究，是近年持续不断讨论的话题，2008也不例外，且有更加积极而必定影响深远的进展。“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史”，涵盖面愈益广泛，今年被关注的话题，主要是清末立宪和民国宪政运动、民国成立及政治社会演变、国共关系以及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奋斗历程。有关立宪与宪政运动，作品多而杂，随手举例便有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人民）、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中国社科）、常保国《中间党派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宪政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包括去年出版、今年受到关注的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大）。有关民国成立及政治社会演变的作品，不胜枚举。举其要者，有《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张永，北京大学）、《话说民国（上下）》（韩文宁等，凤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美]李怀印，中华书局）、《民国政制史（上下）》（钱端升等，上海人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王向民，上海人民）、《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姜朝晖，中国社科）、《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张泰山，社科文献）、《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杨天宏，社科文献），等等。关于国共关系以及中共夺取政权的奋斗历程的出版物，尤其后者，无以计数。  

不能不谈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这部著作无论其规模还是立论，都堪称国共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巨著。是继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科文献，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2005）等作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作对涉及两党关系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不绕弯、不回避，坚持让史实说话，不轻易下结论。仅拿人所共知的“皖南事变”一案为例，杨奎松调动大量原始资料，对事变涉及到的若干方（除国共外，还有汪伪、日本等）决策过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工作，多有创见，比如清晰画出曹甸战役影响蒋介石、顾祝同等决策示意图，给出事变后毛对国民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及其转变的机理分析，等等。杨的研究，首先是基于事实，即使出现证据链暂时无法完全链接时，其谨慎判断，也首先依靠常识和经验，比如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推动联共政策时，出现右翼倾向的心理原因。  

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下册，山西人民），是一部文集，出版过程虽有插曲，但最终得以结集问世。新书发布会上，杨先生于此颇多感慨。不光是书名的原因吧——寻找“真实”，意图不在简单的“翻案”，而是还原。历史上的蒋介石，在大陆传统说法中最遭诟病的，是他对中共的态度以及对日关系（包括对日战争）的立场。杨先生多次前往胡佛研究所，解读该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配合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日记、信函等史料，对上述问题，给出迄今为止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对日关系，杨的研究证明，蒋不但毫无媚日、降日的企图，甚至对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有心理和实际物资、军事上的计划与准备，就是对日和谈，应该说，大体坚持了有理有节原则，并无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4  

几部作品，令人开心，特别值得一提。  

尤里斯《出埃及记》（中国青年，2008）。这部反映以色列建国历程的大作品，我是一口气读完。以我阅读经验，作品提供的背景史实，相当可信。“出埃及号”与英军周旋、也门犹太人营救行动、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建国议案的博弈几场大戏，惊心动魄，是全书精彩篇章。阅读该作，佐以张倩红的《以色列史》（人民，2008），不失上佳选择。  

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大，2001）。此前，中华读书报登载过我写的《读不尽的欧洲》，里面提到该作，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这部难得的作品，给我提供了赏心悦目的阅读标杆，使我对此类研究，能以如此短的篇幅，如此优美的文字，如此史论契合，给予可看到的更高期待。  

再次向读者推荐《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山西人民，2008）。也是在《读不尽的欧洲》中，我着重谈到此作。  

《王云五文集之伍：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下）》（黄山书社，2008），是友人向我推荐的，阅读中的感受，难以描述。这部编年史，恰如书名所示，几乎是日记般地展开商务建馆、发展与民国新式教育的血脉关系，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它呈现给我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开放、开明且希图进取的气象与激情画面。后人理当永记。  

迟到的侯家驹先生《中国经济史（上下）》（新星，2008），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作品。台湾联经版1997年问世，11年后我才有幸读到。作者研究、写作精神和精到不加粉饰的结论，使我获得此前读同类作品不曾有过的感受——学术作品，也能打动人。  

冯·米瑟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社科，2008），是我不得不结束此篇文字，最后向同好推荐的伟大作品。学术、出版两界能连续向我辈读者推出鸿篇巨构，使我辈真心感激它们，——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米著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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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2008我读的书
作者：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1月6日

《周易》

一向不敢读《易》。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的不读《易》，倒不是对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懵懵懂懂的不愿意读不想读。可是  
去年和今年，忽然想读《易》了。版本用的是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取其简便，字体行款均适合阅读。纸张也轻，可携之舟车。顺序先读系辞，次读像辞，再读彖辞，又次文言，最后爻辞。等于倒着读。主要读白文，个别语词参考周注，译文则未及寓目。系辞上下传，原来已经熟悉，但总有常读常新之感。余敦康先生近年治《易》有成，遇有难解处，则电话求教，彼此谈而乐之。

《孟子》

《论语》和《孟子》是我童幼时念的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念完，就是这《语》、《孟》。两厢比较更喜欢《论语》，字少好读，背也容易。《孟子》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先产生厌倦心理，常念不下去。虽也记住许多段落，终究引不起兴趣。50年代之后，便与《语》、《孟》基本隔绝。《孟子见梁惠王》以及“鱼我所欲”、“今夫奕之为数”等篇章中学课本里有，属单篇阅读。大学古代文选文论课，再次接触《语》、《孟》，也仅限于诗论等一小部分，并未逐章通读。1988年我提出小学应设《论语》选读课，而未及《孟子》。平时给学生开书目，也常有《语》无《孟》。我对孟子的成见够深的了。今年五月地震，想起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于是细细地读了几遍《孟子》。已往认为孟子的话说得太多，现在知道他面对国君世人的置疑，无法不把问题讲个周身透彻。于是开始亲近孟子。儒家心性学说，孟子的论述大大向学理的深层走了。他相信道德理性的绝对价值。他是痛乎言之，不得不如是。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由于正研究宋儒的思想，孔、孟是宋儒直接承续的思想源头，无意中闲适阅读又和学理探求结合了起来。我用的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方便参酌《论语》，兼及《大学》、《中庸》。

《二程集》上下册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王孝鱼点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书，我最早读的是王阳明，连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也读了，读而大好之。还明白了义宁陈氏之学何以宗王学。《周子通书》也喜欢，但他的《太极图》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语类》，当然也多次读过。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来研究马一浮，无法不碰这洛阳两兄弟。马的义理直承程朱，而归宗“六艺”。没想到明道（学者称程灏为明道先生）、伊川（程颐为伊川先生）的书，引起我如此大的兴趣。他们语简理近，自我守持得牢。“行事在审己，不必恤物议，恤物议而忘审己，岂心驰矣”，是他们的名言。学问上是否有真收获，可“于心气上验之”。二程说：“思虑有得，中心悦豫。”因此他们主张学问是快乐的。甚至，心中和乐，方可以减少鄙诈之心。故曰“学至于乐则成”。宋儒都“主敬”，二程著力尤甚。人心易纷绕，患在无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其论诚、敬的关系：“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诚和敬都是当下之人性所匮乏者。我曾说“敬”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理念，是中国文化背景下通往信仰的直捷桥梁。读《二程集》，持论益坚。
  
  　　二程子敬天恤民，对“视民如伤”四字体味无逾，明道为县吏时，尝书之坐处，自愧弗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的话，二程发挥说：“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古之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今之强有力者将以为乱。”学者为己，证明学风之纯正，官吏为己，证实吏治的腐败。而“强有力”的权势阶层，本来应该好礼如仪，而宋代的此一阶层，实际上是在制造秩序的混乱。如无切肤之痛，二程子不会作如是的批评。宋的走下坡路，实缘于吏治的腐败。理学家为“理”所障，是未曾细读宋儒之书的悬拟之词，现在我不这样看了。难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长二程十有余岁的张载，见二程谈《易》，自己宁可撤帐让贤。二程子精于《易》道，重新诠释孔孟，回归“六艺”经典，而最终又归于一《易》之大道。  

《张载集》  

“理学丛书”本，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的墙壁上，一直镶嵌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对“关学”的创主张子，自不陌生。但《张子全书》以前却不曾读过。我所说的读，是指闲适的阅读，而不是为了写论文竖摘横取的读。不过今年写了《“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张的《西铭》，而探其源流，似亦难避“功利阅读”之嫌。心安者是张集诸文，未尝一字有遗。张亦通《易》学，著有《易说》，但最重要的著作仍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论“气”向为治哲学者所重视。《红楼》第二回冷氏关于气之赋人一段，实来自张子。张主敬重礼，曰“不敬则礼不行”。张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八字真经。程朱都推张子，称其为孟子后之第一人。张诗“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似亦颇自许。但和程朱比较，气尚不够宽舒。张子文简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对待佛道“二氏”的态度，子厚（张载字子厚）和二程一样，未免不够彻底，尽管明显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却千方百计“辟佛”，仿佛彼此了无干系。  

王船山《张子正蒙注》  

中华书局1975年版。因读《张载集》而连带读此书，非闲适阅读，可不论。  

马一浮《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

近年一直在读马，研究兼闲适阅读。手边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马一浮集》三厚册，早已勾划签夹得不成样子，承吴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两《会语》是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为浙江大学师生所讲论，始在江西泰和，继在广西宜山。浙大竺可桢校长尝前往听讲。但《会语》并非讲课记录的整理，而是马先生为讲课手写的文字稿。此次阅读，更关注马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论述，已成《马一浮和六艺论》，刊于《中国文化》今年秋季号。当世言国学者多矣，然取义甚歧。国故之省称，固有之学术，传统之盛宴，无称不有。其实马一浮对国学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说：“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盖此定义可避免国学的泛化和虚热，可惜学界未予重视，弃置70年之后，本人于2006年重新提起，今年更详加论说。马的两《会语》阐发义理深广，容另文逐一掘发，兹不赘。马的思想直接与宋儒与《语》、《孟》与“六艺”相接，是通往先儒经典的桥梁，也为通往释氏的义学和禅学辟一方便法门。马和宋儒的不同处，是对待“二氏”的态度，他不赞成既已吸纳了“二氏”的学说，却又隐其来路的做法。他认为只有从佛学翻过身来，才能真正了解儒学。马的特点是儒佛会通。马著实为我的案头书，研究、涵永、闲适兼而有之。  

熊十力《论六经》  

见于《熊十力全集》第五卷，页657至775，景海峰点校。写于1951年，原题《与友人论六经》，系写给董必武、林伯渠和郭沫若的信，析论“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冀图当道斟酌采纳。熊与马（一浮）理或同道不尽相同。即如对“六经”的态度，两人旨趣归一，都把“六经”视作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马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则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此处“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一语，不啻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化性格的金石之言。今次读《论六经》，为的是参证马一浮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马虽钟情“六艺”，却从不曾向当道建言。他知道晚清民国以还佛教已成“末法”，儒学的社会资源尚没有释氏广泛，故虽受命创办复性书院，却深知不过是“教外别传”，在他实不得已而为之。这是马和熊的不同处。那么他们因复性书院的宗趣路向发生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走出中世纪二集》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均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可见出维铮治史的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组）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憎恶。如果说于康熙还稍所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他对儒家殊无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他的冷骏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9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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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我和书
作者：陈乐民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12月30日

读书人离不开书；离开了书，心里便无着落。

1955年奉调出国工作，要在国外住很久。我怕没有中国书看，便带去了不少喜欢看的书，其中有李杜诗集各一、唐宋笔记小说若干、《缀白裘》一函等等。四年匆匆而过，1959年秋，陪同一个奥地利文化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一个月，原说访问后即与代表团同返，突然领导告诉我，决定我调回国，不再回维也纳了。我四年前带去的那些书就此与我不辞而别。后来得知，我们在维也纳的住处成为中国商务代表处的驻地，便请他们设法把书弄回来；不料答称不知有这些书，答应给找找。但从此泥牛入海再无下文。丢了那些书，心痛很久。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来革文化的命来了。“扫四旧”时家藏旧书遭了劫。“横扫”到我家左邻时，家兄时时听到被“小将”们抽打的喊叫声，不禁心惊肉跳，赶忙寻一辆板车，把我家的藏书几乎悉数送到“造反派”指定的地点。家兄之得免皮肉之苦，料颇赖此“主动”之行为也。他送书时发现若干我少年时期醉心书画买的一些名家画册，不忍交出，藏于箱底，侥幸免遭秦火。我当时住机关宿舍，得知此事，一方感激老兄的苦心，一方为家藏旧书之失，再次心痛很久。

机关“造反派”分成两派。“军代表”入驻，命令大家“主动”“自愿”交出“黑书”，否则后果自负！我在埃及开罗工作过一年多，买了一些如《丘吉尔战争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外文书。我本以为所谓“黑书”者，系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的书。但我胆子小，搞不准丘吉尔的“颜色”，便向一位能跟“军代表”说得上话的青年试问，她竟去问“军代表”。“代表”厉声曰：丘吉尔！反动的！当然是“黑书”。我交书时附了一张条子，说这些书对研究国际问题有用，希望转送给有关单位或某图书馆。意思是希望不要当废纸处置。“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抄走的一些衣物，廉价卖给一些愿买的人。《丘吉尔战争回忆录》居然在此时退给我了；其他交去的书，则全无踪影。

“文革”落幕后不久，听说琉璃厂书肆卖抄家时抄来的旧书，赶忙跑去，重购得失去的《春秋左传》、《毛诗郑笺》、《通?辑鉴》等等。一天又去买书，从邃雅斋出来，遇见一个身穿灰旧中山装，满脸胡须，形容枯槁，已入老境的熟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吴学谦；数载未见，恍同隔世。他说他刚从监狱中出来不久，当初是带着手铐被抓走的。他是老革命，解放前在上海搞学生运动，解放后调到北京团中央、中联部。五六十年代出国开会，我们常在一起。他爱读书，所以从监狱出来就到琉璃厂淘书来了。我在文章开头说了：读书人是离不开书的。

过些时日，国家发行了“外汇券”，专供来中国的外国人使用；于是手上没有这种特殊货币的中国人，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我买《韩昌黎集》就碰上了这个问题。那是在一家叫四宝斋的店铺里发现了一函，版本不俗，标价只四十元，正要付款时，售货员说需付“外汇券”。我说：难道外国人要买线装书！他不屑地说：日本人可喜欢这玩意儿呢。边说边把书放回原处。我立即有一种自尊心受到屈辱的感觉，回家便给市政府写信，口气委婉，措辞严厉，写了诸如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买不了自己的“货”、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过了半月居然见效：市府文教委员会责令四宝斋负责人携书登门道歉。那位负责人带来两种版本的《韩昌黎集》，我仍买了我原来看中的那一函。那人始终态度恭谨，笑容可掬；在离开我办公室时问：冒昧问一句：您在欧洲研究所工作，为什么对韩愈有兴趣？我笑笑反问：我在欧洲研究所，为什么就不能对韩愈有兴趣？

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不久后，古籍书店索性在楼梯口贴出：楼上古旧书，需付“外汇券”。书价也翻了几番——这表明外国游客和华侨来的越来越多了；我即使有“外汇券”也买不起了。这是一段已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写出聊作谈资。

日前听说，现称中国书店的邃雅斋长廊形书店很快要拆了；这个“长廊”长约公交车一站，书最全，北京市中心有名的大书店买不到的书，十之八九能在这里找到。几年前我腿脚还灵便时，常来走走。拆旧盖新，城市建设之常理，只是不知主持其事者（不论是行政当局，还是能量很大的“开发商”）心中可有书的位置？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12月30日

梦的轻波

我的读书方式及其沿革  
作者：叶秀山 来源： http://www.lotus-eater.net/2009-1-2 10:23:38    

　　 "读书人"以"读书"为"生存方式"。本文从"读书"的种种"形式"折射出作者"读书"的背景环境，而随着环境的变迁，"读书"的内容也相应有所变化。作者以"文/革"前后作一分界，勾画出自己"生活"的历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读书人"在那一个时期的具体情形。　

　　大体说来，我的读书方式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坐式的，一种是卧式的；在坐式的当中，又可分为以书桌面作支撑的和以手作支撑的两种，而我没有半躺的椅子，于是卧式就只有一种,没有细分出"半卧式"来。这种分别，主要是以专业来分的，而与书本身的其他属性关系不大。　

　　我是做哲学的，所以坐在书桌边读哲学书当然是主要的方式，但是以卧式读的书，也有许多是重要而有趣的，有的在这两方面会超过专业书。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交叉和转换，就形成了我的读书方式史。　

　　我小的时候在上海读小学和中学，好象家里没有为我设什么书桌，我也不记得我是如何完成每天的作业的，不过我倒记得我读那些武侠和侦探小说都是采取卧式的；那时在家里，就连我父亲自己似乎也没有书桌，也许在他的店里有，我也不记得了。不过，等到我到北京上大学暑期回上海，从这时候起，他老先生就有了一个很小的书桌，老是坐在那里鼓捣他的字帖，俨然一个学问家。　

　　在大学期间，宿舍里桌子不够，我是经常在图书馆念书，每天晚上抢占图书馆的座位是一大战役。　

　　自从毕业以后分到哲学所工作，我的读书方式就逐渐成了上述的格局。　

　　我1956年9月到哲学所，那时还在中关村，我的宿舍离所很近，每天在所里读书。我有一张小书桌--那时书桌和椅子的分配是分级别的，高级人员的桌子大一些，有的桌面上还配一块玻璃版，椅子是软的，而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就只能用小三屉桌，一张硬椅子。那时侯够用软椅子、大桌子的高级人员也都不每天来上班，于是就有那调皮一点的年轻人虽不敢换桌子，椅子就换过来用，也没有人管；不过又有那嘴碎的，倒没有换椅子，却嚷嚷桌椅分等级是等级制度等等，到后来就成了"右派言论"了。　

　　我在那时侯的三屉桌上，读了贺麟先生布置的书，大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古典著作，读后就写一篇读书笔记给贺先生审阅；不过那时侯专业方面我能读的书有限，因为我只能读有中文翻译的，而有些重要的原著，那时还没有来得及译出来。这时在宿舍里也有卧式读法的书，那是些古典小说的译本。我当时计划先读法国的，后读俄国的，不过巴尔扎克的书没有读几本，就是反右斗争了。　

　　1958年底，哲学所从中关村搬进城里，直至现在，除了新盖了一幢科研大楼外，大的格局没有变。　

　　1959年到1960年我随所内同事下放至陕西洛川锻炼一年，回来后不久就参加当年周扬主持的系列高等教材中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自然有一张书桌一张床，可以维持坐式和卧式的方式读书。　

　　我那时一心想专搞美学，读的书大都和美学有关；但是在书桌上念的书，倒也都是和哲学有关的美学书，象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叔本华的《意志作为表象的世界》等，而且有时也找来英文译本来读。　

　　其实，就是在那时，作为卧式读的书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的一些导演手札的中译本，还有那一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都是我卧式中常读的书。　

　　于是，坐式和卧式，逐渐地就自然有了一个观念的区别：坐式是正襟危坐、集中精力的；卧式则是轻松愉快、兴致勃勃的。我读书的过程，似乎是要努力使这两种方式的精神观念贯通起来。使严肃的轻松起来；使有趣的也显示它的严肃的内容。　

　　这要有个较长的过程。往往是，坐式读书是件苦差使。读不懂，硬要读。为什么？因为有许多有学问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包括自己的老师们，都告诉我它们值得你花工夫去读。你信不信？我信。一两个人可以骗你，这么多人就不大可能骗你；先信信他们，比只信你自己要可靠些。所以我信。凡是历史上公认有价值的书，你可以比较放心地去读，只要用功，早晚会有先苦后甜的体会，而且甜度会随着你下的工夫而增加。　

　　我做哲学也有大半辈子了，现在可以说是兴味盎然地在做，要是倒退几十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抽象的"应该"。我只是觉得，这个抽象的"应该"也还是起了作用的，保持住它，这张书桌就会有"魔力"，只要往这张桌子跟前一坐，就会全身心地"进入"书的世界，跟着古人在思想的境界中遨游。是不是"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也不是。"读书"总要暂时地跟着"书"走一段，如果"窗外"的事都要一一过问，大概就读不了书了。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我的书桌就在窗下。那时我正在做古代希腊的哲学，大概在读伯奈特的书，一天，我的邻居在我的窗下批评我，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我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Tian/An/Men去凭吊、致哀，针对什么，每人心里都清楚。于是我接受了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Tian/An/Men去了。只见那人山人海，却庄严肃穆，那种凝重的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所里几位同事，大家以目示意，心照不宣，这使我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然则，读书人仍要回到书桌，回到家里，又坐在书桌边，读起伯奈特的书来。我做古代希腊的哲学，想象着当年雅典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制度，虽是奴隶社会性质，也有一番风光，想到这里，好象我读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书，和"窗外"的事，又有些许的联系了。　

　　这已经是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以后的事了。我们之所以在干校呆的时间短些，也要感谢周/恩/来总理。　

　　文/革时期，社科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非常"复杂"的地方。一方面，它自身有许多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那时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威"、"学霸"、"学阀"；还有一部分原是革命的，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有的从延安来的，有些也都是名人名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文/革中叫他们为"走资派"、"三名三高"，"走资派"意思很清楚，至于是哪三名，哪三高，现在我都顺不出来了，反正是文艺界先说出来的。光这第一类人倒也好办。旧社会过来的，除了有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有一个共同的第二专业，那就是"改造"，"改造"成绩好坏，也要考核，当时叫"排队"，不言而喻，这个第二专业的考核，比第一专业的职称还要重要；至于那原来是革命的，原先一般也都在领导岗位上，有所长副所长或更高的职务，等到经不起运动考验，犯了什么的，就只能下来了，还要带上一顶帽子，于是也要做两项专业工作了。　

　　我想，从自上而下的眼光来看，麻烦的还有另一部分人，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接哪个班的问题，而是那些原本在很高很高的班上而现在又不适合于上那个班的人。回想当年，我们学部还真有一些大人物被贬到这里来了，象张闻天、杨献珍，都在我们学部呆过。上面之所以重视学部，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这样的单位，当然不能长期撒在外面不管，于是我们就乘机早早回北京了。　

　　而且，我们在干校的期间，似乎也比较的"宽松"一点。当然，干校还是干校，虽叫"学校"，可不是让你读书的地方。"干校""干校"，重点在"干"，不在"校"。每天出勤地里劳动，什么活都干，我干了很长一段时间菜地里的活，那一个阶段别说坐式读书，连卧式的也不易坚持的。　

　　所幸这种劳动不到一年，我们奉命到河南信阳明港的一个兵营中"集中搞运动"，停止了一切田间劳动，天天开会"抓""五一六"。至于什么叫"五一六"，现在的年轻人只能从书本上得一点知识了。按我粗浅的印象，就我们学部来说，就是那些最初进行革命造反的，这时候都有可能被怀疑为"五一六"，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集团。详细的情形，恐怕要有待于以后的史学专家了。反正当时的学部，抓"五一六"是大大的重点单位。以这个名义，大家苟且偷安，只是委屈了那些被选出来的"五一六"对象了。　

　　对于我们这些"逍遥派"来说，明港兵营干校，倒是又可以有些坐式和卧式的读书机会了，不过，专业书转入地下，变成卧式的了，而坐式的就只许读语录和老三篇等。当然，兵营中哪里来的书桌？每人床前用自己箱子摞起来，就是"书桌"了，好在这时以卧式为主，"书桌"的晃动，也就不太在意了。　

　　卧式当然有卧式的局限，况且还是打着手电的"地下活动"，不容易读很厚的书，也不容易思考太深入、太专业的问题，于是我主要就加强了专业外语的学习。　

　　我在别的文章中说过，我们这代人搞专业的外语都不好，也不很重视，因为我搞西方哲学史，感觉特别深，乘着"抓五一六"的机会，好好补补课。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种学法，带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除了英德法外，我还学了意大利、西班牙等语种，加上希腊、拉丁，和大学学的俄语，同事们偷偷戏称之为"八国联军"，幸亏那时学部的问题太"复杂"，要在别的单位，就这个"雅号"泄露出去，就够我受的。其实，我这些"外国兵"，只是些"乌合之众"，不用交锋，都已"溃不成军"，有的本来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或者竟是"小猫三只四只"而已，后来大多数自动解散，连遣散费也发不出来的。我存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现代希腊语等语种的语法书和字典，还有这些语种的《语录》，但愿有一天能"东山再起"，"人还在。心不死"嘛。　

　　在名港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一年，在1972年，我们学部就全体撤回北京了。回来的任务仍是"抓五一六"。说句心里话，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抓的"或者是"被抓的"，都已经疲了，因"疲"而"油"，大家也都知道用什么办法度过每天的批判会；而会后，倒都是精神抖擞地做自己的事。一般也都偷偷地读点专业的书，有那智慧高的就利用这段时间，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写出了皇皇大著，不久就派上了用场了。　

　　回城以后，运动照搞，但不再集中居住，各人回家，坐式的时间甚少，卧式读书内容，就不再受管制了。那时我承干校余绪，学外语正在劲头上，于是白天从汽车制造厂劳动回家，先以坐式学古代希腊文，兼读古代希腊的哲学著作，晚上则德、法、意、西、俄、拉丁一起俱上，轮番作战，其效果可想而知，不过我自己却乐在其中。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学习、阅读）就是一切。那时谁也料不到就在不久的时间，大开大放，竟然需要直接置身于外国学人之中，进行学术交流，当其时也，只要能够读读外文书就算不错了。　

　　这一天果然来到。1980年我被派往美国进修两年，这一下我这个"八国联军司令"真够惨了，硬着头皮来到我的"主力部队（英语）"之中，却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得已，仍然回到坐式、卧式的模式上来，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桌子和床，美国也不例外。　

　　就读书方式来说，在美国期间，坐式和卧式所读之书，有了新的划分：坐式主要读外文书（主要还是英语），卧式就读中文书。我那时还真看了一些中文小说，记得读过白先勇的《游园惊梦（？）》，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那一段时间读过几本的，不过那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这种区分，直到现在还隐约存在的。　

　　回国后，随着条件的改善，我的读书方式由坐式分化出一种脱离书桌以手举书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有另外的坐处了。这在过去是一种奢侈，要坐着读书，就坐到书桌前来。不过这种分化出来的方式，是最近这几年才广泛地运用起来的，因为我十几年来，每天都在所里的写作间读书写作，在那里，也就是传统的坐式和卧式两种。我们的写作间，被允许放一张床，以备中午休息之用，不允许在那里过夜的，所以在那里的卧式，只是中午休息的时间；然而这一段卧式，却是全天最愉快的时间。当其时也，上午读书工作完毕，中午带的饭吃的饱饱的，吃饭时或有一二同事共进午餐，或浏览人民、光明两大报纸知晓天下大事，于是乎回转写作间，读那每天不同样的稗官野史、奇闻逸事，未几便扔书闭目养神，一切听其自然，空空然若有所思，此时余心最乐。　

　　年前所内大调整，承蒙照顾，仍给我写作间，不过由安静处换到了行人必经之地，加之我也有了年纪，事事懒散起来。尝告戒自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于是无论坐式还是卧式，都在家里运作了。　

　　家里的书桌，和所里的一模一样，也许那个时期，这个级别的就只生产这种样式，很小，桌上放了文房三宝--纸不常在桌上，堆了一些常读或想读或经常查阅的书和字典，加上一盏台灯，面前只有一小方块地方了。老妻觉得委屈了我，想给我换一张大一点的，或者什么"老板桌"之类的，我说不用了，记得当年贺（麟）先生家的书桌，大则大矣，也是堆得满满的，面前的地方，跟我的一样小。我现在用计算机写作，不再用桌上铺稿纸，这是贺先生所没有的条件。　

　　我在这张桌上读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书，这些书只允许采取传统坐式，正襟危坐，心无旁念，能够读进去--亦即进入书中的世界，就是好事；此类书，决不允许采取卧式，甚至不能采取手持坐式，必须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时而左手翻查字典，时而右手圈圈点点（如果是自己的书），或做做卡片摘录。常常是手脑并用，这是我的习惯。　

　　如今我在读尼采的书。过去觉得尼采疯疯癫癫，虽然语含讥讽，但不成体系，不符合哲学学术的"规范"。去年开始，感觉就有所不同，尼采为后世所重，至今不衰，决非偶然。也许，过去读尼采我用的方式错了。我固然不敢采取卧式读法，大概多是用的手持坐式，尤其是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象小说故事一样，不躺着读就算对得起它，如今看来，方式完全错了。尼采的书，包括他的《如是说》在内，也要正襟危坐地坐在书桌前读。这也是我的习惯和体会，不意味着普遍适用。　

　　手持坐式读什么？也不是说用这种方式读的都不重要。譬如近年我以此方式读中文的古籍，这些经典当然重要的很，只是它不是我的主要专业，同时不一定经常翻字典，所以就采取变通的方式，仍是坐着，但姿势就可以放松点了。　

　　至于卧式，既然"联军"早已解散，也就不收拾残部了，维持住英德法还有参考古代的希腊拉丁就够我忙活的了，这样，卧式的书就有点杂乱无序。有一阵看金庸的小说很起劲，须得控制时间，否则就别想睡觉了。好在我是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规定的时间，说放下就放下了，而且不会失眠。现在我读什么？说起来大大不敬，我在读一点佛经。我感到这方面我欠缺太多，想补补课。不过也许会象读尼采的书那样用错了方式，或许哪一天就要用手持坐式了。　

　　我已经说过，这几种读书方式，不是以学术价值分的，主要只是跟我的专业有关。其结果大致如下：　

　　书桌坐式读书的结果，我会写专业学术论文；　

　　手持坐式读书的结果，我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文，那当然是学习性的；　

　　卧式读书的结果，我写过一些随笔散文。　

　　这三种类型的文章中，都有我满意的和不满意的，并不是哪一种就一定好，只是说，我的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读专业的书，写专业的学术论文。　

　　中国传统用一个"读书人"来指那些做文史哲学问的人，外国人不一定懂，因为他们的reader是一个临时的身份，他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会一辈子做"reader"，而居然还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中国人则往往以终身为"读书人"为荣。　

　　既然身为"读书人"，以"读书"为"专业"，则"读书的方式"，也就是"生存的方式"。于是，对于"读书方式"的思考，也蕴涵了对于"生存方式"的思念，遂有斯文也。　

　　2000年10月23日写，2001年2月7日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