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与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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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修文 来源: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02/22963.html

     时至今日，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当年的新生代作家是近三十年来表现最为优秀卓绝的中国作家——在写作上，他们像群星般闪现，各自迸发出令人信服的光芒，既从先锋派以来的过度“审美写作”中掉头，紧密地拥抱了每个人的此在，又普遍以艺术和精神向度为集体标准，使得一个时代的个人生存和情感趣味得到准确显露，堪称离今天最近的一次黄金时代；在文学与利益这一规则和潜规则的纠缠中，大多数新生代作家的利益梦想更多体现在写作本身，事实上，这其实是最有才华、准备最充足也最甘于自生自灭的一代人。

　　——纯粹而干净的文学梦想，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这个时期更完美更恰当地体现在中国的写作者身上，之前没有，之后更没有。

　　无论是作为一个编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都赶上过这一文学浪潮的末梢，尽管我曾在其后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这一浪潮里亲身参与，煽风点火，但是，无论是在审美、智识还是价值观上来说，我们和所谓的新生代作家并无明显的分野，我们仍然是新生代作家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些当年个个才华过人的写作者们，不止一个，几乎所有，都在这时代遭受到了空前的障碍，何以如此？这普遍的沉默里，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疑难？

　　就我个人来说，我首先遭遇的难处，是我根本不能以纯粹的“写作者”这一身份安身立命，首先，大规模商业化的突然到来使得这一代作家完全不能靠文学期刊的稿酬满足基本生活条件，对于许多不在体制里生活的新生代作家来说，高昂的生存成本一夜之间使其偷生都变得艰难，而他们并不像今天的年轻写作者，已经习惯了先吃饭再写作，他们也都是从一条封闭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并没有多少生活方式和技能作为参考，敢于为了写作而辞职，甘愿承担贫困，在当时已经是勇气，于是，脆弱便产生了：如果不去别的领域混口饭吃，吃饭就真的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此之际，生存的焦虑远远大于了文学的焦虑。

　　但是，即使衣食无忧，这也仅仅是安身，我要说的，其实是立命：克里玛说，写作是为了让人成为个人，这当然是对的，一代作家都在沿此道路往前行进，甚至陷入对“个人”的崇拜与迷信，但是，这每个人都有一个版本的“个人”，你从他们身上找不到共通的东西，这显然是可疑的，因为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普遍价值是不可能被抹消的，在当时，我们空前注重寻找“个人”，几乎没有兴趣寻找“共识”，长而久之，也丧失了寻找“共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气场、底盘和世界观的能力。卡夫卡用脆弱当作武器，于是脆弱反而呈现出空前的强大，因为脆弱是他的世界观；而我们呢，我们热衷于在具体的文本里创造“个人”，却忽略了在写作之外塑造一个更强大的自身，说到底，我们没有脆弱，没有恐惧，没有一反到底的坚硬，所以，只能陷入无边无际的焦虑。

　　我1996年认识作家韩东，迄今已是多年未见，有时候，我在飞机上的航空杂志里会读到他的专栏，我必须承认，每次当我读到这些短小的文字，我都对这个人肃然起敬。写作的革命与本分、个人生存的革命与本分，都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许多年来，这个人甚少夸大言辞，绝无摇尾乞怜，他的容纳与拒绝，冷静与理性，构成了当今中国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完全值得写作者的敬重。

　　此外，这么多年，以众多文学奖项的滥觞为代表的文学权力，其集合、形成和呈现，其实是对新生代写作的重大伤害，当这些文学权力开始发挥作用，写作越来越变得不单纯，它们形成标准，日复一日要求写作的“正确”，要么是政策的正确、宗教的正确，要么是“正确”地“直面灵魂”、“正确”地“叩问命运”，这些诺贝尔文学奖标准被一夜之间搬运到了中国，各种各样的授奖词背后，其实是被打断的中国文学刚刚显现出的崭新可能：冒犯，亵渎、躁乱、暴戾，等等等等，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奇特景观本应继续向前掘进，更加深入时代和生活，缔结出恰当的结果，但是，由于文学权力的粗暴干涉，它们全都戛然而止了。

　　当然，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奖项和更广大文学权力的俘虏，我知道我的观点可能引起的指责：你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你完全可以只面对自己内心里的那个标准去写作。但是，我也有我的理由：人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中国作家，写小说也好，做批评也罢，其实都是在怯懦地写作，灵魂也好，命运也好，你的追问和探究根本就走不了多远，所以，你一点都不比所谓“不负责任”的写作更高级，更何况，在一个理应平等的文学场域之内，文学权力的集结原本就意味着对异质空间的挤压，所以，让人从现场退避不是一个理由，因为文学权力恰恰是最舍不得退避的，说到底，我是怯懦的一部分，你却是怯懦的另外一个部分。

　　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文学场域，首先就要有丰富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以十年前为例，我们即使在大多数文学期刊上都无法发表作品，但是我们还有《收获》、《人民文学》和《作家》，还有《山花》、《钟山》和《花城》；即使我们的写作四处碰壁，但是我们却可以获得各自标准的批评与肯定，哪怕这个标准许多时候都只是作为编辑的个人：比如程永新和宗仁发，何锐和李敬泽，王干和田瑛，傅晓红和李巍，等等诸人，我可以作证，那个时代是多么温暖，这些人对当时的一代作家来说，真正算得上是可敬的庞德和亲爱的提奥。

　　这些优秀的编辑，加上谢有顺、施战军等少数本身就可以算作新生代作家一员的批评家，在当时呈现的，是一种坚定、热情和富于创见的力量，放大到整个中国的写作，他们和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一起，既开拓了在中国写作的种种可能，也有效地抑止了全部写作都倒向一两个标准的集体狭隘，然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种建立在现实里的趋利基础上的“团结”出现了，在今天，从来没有哪一国的文学场域比中国更势利、更像是在用公务员标准来衡量作家和作品，也从来没有哪一国的作家比中国作家更喜欢开笔会、赶场子、给各种奖项的评委打电话，然而我相信，真正文学生活的建立，绝非是为了“团结”，而是不断的分裂，分裂，再分裂。

　　所以，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生活比今天更加庸俗，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以新生代写作几乎烟消云散之后涌现出的年轻写作者为例，我个人只喜欢像徐则臣、张楚、盛可以和冯唐等少数几个人的作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艺术含量、时代特征和崭新审美共同组成的写作正途依然在他们的作品被重视和强调；实话说，翻开今天的文学杂志，太多的作品令人丧气：赵树理当年就在这么写，你今天还在这么写，不是说《小二黑结婚》不好，而是你看似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我看到的，却是只有退没有进，只有守没有攻，既和广大而丰富的现实相距万里，又没能提供出新鲜的情感体验和美学特征，然而，就是这一桌子揣摩了众意的下酒菜，却被人煞有其事地围观，并且送上心照不宣的废话。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那个尖利、粗砺和泥沙俱下的黄金时代溃散之后，中国文学继续行进的十年，是艺术品格上持续下降的十年，仅以从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这个角度出发，我很多时候都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不是在当下，而是许多个本应退场的旧时代在今天的幽灵重现，它们印证了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是多么软弱、平庸和无能。

　　我也是无能者中间的一个。大概在2000年前后，我开始深切意识到我个人乃至更多人的局限，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我们写了许多“人物”，但它们实在都太像是一个个的孤儿，这些孤儿们在冒犯，在破坏，在东奔西走，可是，他们过于听命了身体，其需要什么，反对什么，全都模糊难辩，或者说，写作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又在反对什么，除了用狂欢证明存在，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路。说到底，在艺术与现实之间，我们并没能架设起一座可信而具有向度的桥梁，终了，我们的艺术，还是没能印证、关联和提升我们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能力问题，并非是单纯作为写作者的能力，而是作为人的能力——一种作为人的匮乏降临了，它迟早让我们走投无路。

　　但是，即便如此，新生代作家的出现至少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被磨灭的：个人，本能，此在，在这一阶段被空前地重视和强调，中国的文学作品在真正意义上具有了真实的个体，在此之前，这些个体一直是被取消了感受的工具，要么是政策的工具，要么是用来演示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在中国也可以招摇过市的工具。所以说，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新生代作家一开始就已刺刀见红，在他们的笔下，现实不仅没有被忽视，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且由此呈现和建设了个人生活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丰富性与差异性。

　　从他们发轫，一直到今天，一直在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其中最尖利的声音，莫过于说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作品，说他们精血不足，没有能力将写作持续到现在。我坚决反对这种论调，首先，在我心目中，像《某》、《孔子》、《弟弟的演奏》这样的作品，何止优秀，早就已是经典，如果你不肯承认，且要一意菲薄，那么，你要么是因为无能，要么就是出于虚伪；其次，说起一代人的集体沉默，最真实的原因，就是这一代人来到了他们的困难境地，而这原本是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遭遇的真实处境——一些人在写，谄媚地写，精于计算地写，不疼不痒地写，这也仅仅只能证明你在写着；一些人没写，那是他们不愿意滑翔下去，不愿意用过去的经验再次丈量今日生活，时代在逼迫人，他们不如先去经受逼迫，“不要问我的写作到了哪里，而要问我的生活到了哪里。”

　　我想再说一次，新生代作家个个才华逼人，就算在疑难深重的今天，我有时候看见这些人没有发表的零星作品，仍然觉察到不可限量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管是在这里混口饭吃，还是在那里混口饭吃，对于写作的正信从未消退，他们并没有从一个更加广义的文学现场里离开，他们的生活，照旧是一个写作者本分和自觉的生活。这一代写作者的集体匮乏，更多是缘自于一个新时代的突然来临，而这些人正在这个突然来临的时代里寻找新的方法、热情和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集体沉默，格外认真和诚实，这是对写作的认真和诚实。

　　今天看来，我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我当时的选择多么契合本能和个人气质，它也只是条仓促的、未及深思的道路，在当时，我竭力想要摆脱“精神”对我的束缚，竭力想要从“个人”走向“群众”，在此观念作用下，我认为古典叙事的传统应当在此一时代复活，应当重视的，不是“精神”，而应当是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在一个道德崩坏初露端倪的年代里，发现爱，相信爱，其实就是发现和相信生命力，它是我们手足无措之时最能倚仗的武器，也是我作为写作者试图在时代生活里喊出的些微妄念，所以，我一点都不为之感到羞耻。这部小说出版后，我获取了一些现实利益，比如版税和影视改编费，但时隔多年之后，我还是坚持认为：这部小说未经现实计算，它是我写作的必然，我没有因为这些现实利益而变得志得意满，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签名售书，尽管出版社再三要求。

　　到了我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事情变得复杂和疑难了：当出版社许以高印数，当影视公司拿着现款找上门来，我突然发现，自己从前绝不考虑的读者因素开始进入了写作，就是说，我变得谄媚了，当然，许多人都在谄媚，无非是谄媚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我确实变成了一个谄媚者，尽管在这谄媚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小说范式在新时代里的局促与没落：在我们的古典叙事传统里，往往是从“人情”开始，最终目标却只能完成“世故”，它也在摆事实，讲道理，但它更像是一个集体发出的声音，并且早已有之，你的所谓发现，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形式在宣讲人尽皆知的小常识，这便是古典叙事的致命痼疾——你首先就不能像奔流的河水般裹挟沿途的杂质，以此产生新的价值和意义，更遑论能以值得信任并且感同身受的事实进入今天人们的内心？

　　几乎与此同时，一桩更大的困难也降临在了我身上：自打我从二十六岁起变成一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多年单纯而封闭的文学生活已经对我造成事实上的阉割，有血有肉的生活正在我身边发生，我也目睹了，但我从未去参与，我甚至知道它是如何的丰富，感受到了它的纷乱与凌厉，但它隐藏在幽微细节中的一个个要紧的关口，我却不能深悉，说到底，我是我生活的看客，我仍然在像过去一样想象着我的生活，并且越来越像一个“文人”，而非一个生活意义上的人。

　　我相信，一代作家都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的甚至不仅仅是写作，而是我们的全部生存：习惯的方式和价值被打碎了一地，我们惟有仓惶出奔，各自浮沉，而新生却远远还没有到来。好在是，我相信，经由漫长的苦度，许多人都看见了可能的自我拯救，那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写作，为了能够捕今时不同往日的人心，我们最好是重新做人，去生活，生活，再生活。写电视剧也好，打零工也好，它们至少让我们变得勤快，并且回归到了生活原本简朴的本来面目上，你必须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文人”，对于我们的写作，这不是简单的撤退，而是固执的捍卫。

　　落实到我个人身上，我首先希望自己心中依然存在正信的写作标准：在谋生之外，我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仅仅只是因为有话要说，为此我愿意放弃本可拥有的现实利益。无非是：这里吃不饱，我就去那里找饭吃。在我的写作变得无比困难的几年里，出乎意料地，我竟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也更相信写作的纯粹和重新做人是多么必要。我确切感受到了自己的虚弱与无用，但是，我也相信自己是终于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有命定的障碍和苦楚必须去穿越，就像那些为了“灵魂”与“命运”而写作的人，面对灵魂与命运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在此之前，你却必须首先克服你根本不敢深入下去的怯懦。

　　那么，我们在今天遭逢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境遇？我们说时代变了，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就像一代作家曾经创作出迥异于以往的“个人”，却又在没有方向的狂奔中将它们拽入了歧路与迷思，我们来到了此刻，恰如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啊，此刻确实是手足受限的囚笼，但是，假如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失败者，生活和写作的失败者，将其当作天然的历程和命运接受下来，再真正潜入到广阔现实的内里，任其拍打和撕扯，也任其忽略和冷遇，说不定，在暗礁与暗礁之间的缝隙里，我们尚有可能拽出一两朵鲜美的、属于自己的秘密之花？

　　这是说话方式和生存方式日日翻腾与变异的时代，这也是日常生活里的个人全都披甲上阵去创作、去历险的时代，很显然，在今天，人人都渴望着故事和传奇在自己身上发生，人人都抑止不住将自己的生活戏剧化的冲动，就此来说，人人都是创作者，创作的领域和主体前所未有的被扩大了，不写作的人和写作的人一样，几乎在同一时刻听见和看见了外部世界的声音和景象，无非是你在写，而我没有写；在此情形之下，文学最基本的信息功能全然丧失，当然，我所说的显然不是一个新闻意义上的信息功能，之后，那个传统的、持续了几千年的从生活到作品的“想象过程”和“审美过程”被取消了——我不再经由一个艺术途径去想象和探知我的生活，一件家具，一次苟且，一部电影，都可以让我很轻易地思考和疏理我的生活，一件事情一旦发生，很快就会亮出底牌，它就是步步紧逼的生活之真相和意义，实际上，我先于写作来到了写作的结果，你的写作又意欲何为？

　　尽管物质在不断对人进行挤压，但是，新生代作家们曾经竭力描绘过的“个人”却出乎意料地大大在时代进程里增强了“个性”，尽管这个“个性”更多时候出于习惯、盲目和不得不；没有了让人疯狂的口号，没有了让人膜拜的偶像，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对自身不抱什么指望，心甘情愿地被各种各样的蝇头小利所蛊惑，看似每个人都活得饶有兴味，实际上，这些救命稻草般的兴味，只是庞大虚无的具体部分。与此相对应，各种价值分崩离析，那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伦理和规则，再也不能关照和庇佑人的存在，由此，我们全都丧失了底气，在对物质这几乎算得上唯一标准的疯狂迷恋中，变得越来越孤独。

　　可是，这些泡沫般的广大现实，还有荒岛般的个体存在，在今天不是别的，都是写作者的福分——确实，我们在今日中国遭逢的现实，在别的时代别的国家都曾经发生，我们的体验无论多么真切，它都有可能早已包藏在他人和他国体验之中，又或者被延宕到了他人和他国体验之后，但是，仅以我们每个人的孤独为例，在今日中国，无论是一个农民工，还是一个艺术家，无论是一个艾滋病携带者，还是一个毒奶粉的受害者，他们的孤独注定不会相同，他们的孤独也注定不会和卡夫卡、梦露、《星球大战》的孤独相同，你写作，那是因为“你”在写作，而非有人能将“你”替代，换句话说，你其实是任何别人都无法替代的，在人人都在用“个性”互相靠近、最终成为一个苍白的集体之时，“我写作是想从人变成个人”，克里玛的名言才真正在今日中国里具备了实践的可能。要紧和要命的是：你是否仍然打算在嘲笑与冷遇中明心见性？你是否打算取消“文人”身份重建作为人的方法、热情和信念，你是否打算在写作与蝇头小利之间厘清一条通往正果的道路？

　　说到底，我之所以仍然对包括“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在内的新生代作家报以极大期待，无非是因为三个原因：首先，他们身陷在疑难之中，并且心甘情愿；其次，他们在尽可能地摆脱“伪生活”，并且认真诚实；最后，他们依然对写作充满热情，但是在奇迹降临之前，他们宁愿归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