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鉴赏的矛盾焦点───语境差

苏鸣

（一）什么是语境差
    创作者的修辞过程要受制于语境，鉴赏者的鉴赏也要受制于语境，对同一修辞成品来说，当修辞语境与鉴赏语境相似或部分相似时，犹如物理学上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会产生共鸣一样，鉴赏者与修辞成品之间也会产生共鸣，如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之所以会千古流传、脍炙人口，就在于诗人以浅近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一种月夜思乡的特定情景。当后人也处于这种情景之中时，这首诗便会触动思念故乡、缅怀故园的情感。即使没有背景离乡的经历，没有月夜思乡的体验，只要鉴赏者了解诗人修辞过程的语境，对这一修辞成品也就有了正确的理解。但在事实上，影响创作者某一修辞过程的语境因素与影响鉴赏者对这一修辞成品赏析的语境因素往往是有许多差异的。换言之，对同一修辞成品来说，修辞语境与鉴赏语境之间存在种种差异。当代人在鉴赏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修辞现象时，这种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
    杨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
              （唐.杜甫《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
    玉佩琼，大放厥辞，富贵无能，磨灭谁纪。
                        （唐.韩愈《祭柳子厚文》）
    以上诗文中的“吹嘘”、“大放厥辞”在当时都具有褒义色彩。“吹嘘”原是称赞的意思，“大放厥辞”原是铺张辞藻、大展文才的意思，而当代鉴赏赏析以上诗文时的语文态语境要素──语义，已与创作者修辞过程中的同类语境因素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不了解这些差异，就无法正确地鉴赏以上诗文。
    即使创作者与鉴赏者处于同一时代，语境差异也并非非就因此而消失。例如：
    莫学米筛千只眼，要学芭蕉一条心。
                                （杜族民歌）    走马随着缰绳，苦恼的心跟着你；一海溜马随着嚼子，挚爱的心跟随你！
                               （蒙古族民歌）    同样是比喻爱情的坚贞，壮族民歌中的喻体“米筛”、“芭蕉”很富有南国风味；蒙古族民歌则以“走马”、“缰强”、“嚼子”入喻，体现了牧民生活的特点。因此，壮族和蒙古族的鉴赏者对本民族民歌的修辞手段可能因为语境（地域、物产、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理解上的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把相对于一定修辞成品来说，制约创作者语文形式选择的语境因素与制约鉴赏者对修辞现象赏析的语境因素之间的差异称作语境差。
    （二）语境差存现的位置
    语境差既存现于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也存现于不同的鉴赏者之间，还存现于同一鉴赏者对同一鉴赏对象的不同鉴赏活动中。
    存现于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的语境差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上文已有论述。那么，为什么说语境差也存现于不同的鉴赏者之间呢？我们知道，除了写（说）给特定对象的修辞成品（如情诗）以外，修辞成品的创作者与鉴赏者极少是一对一的。即使为专人而作的修辞成品，只要能流传开来，鉴赏者便往往难以尽数。话剧、相声、快书、评话等语文艺术更具有集中同时鉴赏的特征。千差万别的话等语言艺术成品时（不论是在同一时空还是异时异地），对每个人的鉴赏过程产生制约作用的语境因素显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还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有看《红楼梦》时，“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闹秩事... ...。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这段话说的虽然不是语言问题，但表明的道理却同样适用于鉴赏者之间的语境差问题。集体同时鉴赏修辞成品时，鉴赏者之间的语境差往往反映得更为明显，在欣赏相声《如此照相》时，凡是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无不为那些“语言灵物崇拜”的现象而忍俊不禁，而没有那个时代生活体验的人，就可能对“批判反动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文革词语”感到不知所以然。
    即使是同一鉴赏者，即使是鉴赏同一修辞成品，也存在着语境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检验，鉴赏某一修辞成品时，时代不同，处境不同、心情不同或文化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后，对这一修辞成品的感受也有所不同，而不同感受的上述诸多条件，就是个人鉴赏中的语境差现象。
    （三）语境差辩证谈
    在修辞鉴赏中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我们把有助于修辞效果产生的语境差称作积极语境差；把干扰修辞效果产生的语境差称作消极语境差。
    消极语境差的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要鉴赏某一修辞成品，但他对这一修辞成品赖以形成的语境因素缺乏了解，那么他的鉴赏就难以达到创作者所企求达到的修辞效果。例如：
    孔明庙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圈，黛色参天二千尺。
                         （唐.杜甫《古柏行》）
    这首诗中的“围”指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扰起来的长度。对后两句诗中的“二千尺”历来就有争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说：“四十圈”的古柏树，就是直径七尺，但却有“二千尺”高，太长了，不合比例。范镇在《东斋纪事》里也说：“二千尺”高的柏树，“其言盖过”，现在看才有“十丈”高，这是诗人“好大其事”。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中则认为：孔明庙前的柏树是“从古制为定”，粗四十圈，长二千尺正合适。这些鉴赏者们都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古柏行》是修辞成品，而不是科技论文，“古柏”是艺术形象，而不仅是一棵树。杜甫试图通过运用夸张手法，极言古柏之粗壮和高大，以表现“古来材大难为用”的主题。沈括、范镇、黄朝英等人在题旨、语体、修辞方式等相当重要的语境因素上，与作者产生了差异，而这一语境差对他们的鉴赏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语境差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如果在一个特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中，创作者和鉴赏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语境差，那么，语言艺术便无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可言了，正因为有语境差的客观存在，语言艺术活动中才有进行言语形式选择的必要。同时语境差并非都对修辞和  鉴赏产生消极作用。
    创作者在进行修辞时并不时时指望所有的鉴赏者在一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中均同自己处于一个要素完全相同的语境之中，正如观赏一幅油画应与油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样，创作者在修辞过程中往往有意识地利用适度的语境差来实现自己的修辞目的。双关、婉曲、反语等辞格的运用，常常就是建立在语境差基础上的。作家吴伯箫的回忆王统照的文章中说：“一九三五年，也是在青岛，夏天，我跟在你同老舍、洪深、克家等同志后边，边《避暑录话》，语取双关，避盛夏之炽热，也避反动派的炎咸。”这也道出了语境差特定的积极作用。

湘里妹子

苏鸣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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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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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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