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至马可·波罗的中古欧洲旅行者,书中所用文献都有中译本,梳理起来想必不甚困难。在马可·波罗之后,作者开始写第二章,引出了大航海时代,并提到哥伦布对马可·波罗的崇拜。我以为这里实有必要分析论证的是,为何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陆路而改行海道。作者也在文中顺便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改写,它从根本上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的欲望,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利玛窦时代仍有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给已在北京的利玛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
柏应理一章中拉丁文很多,处理多有不当之处,比如页434,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作者在后面附了括号,注明“意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显然这里“的拉丁文译本”六字应移出书名号才对。17章第4节的第4部分谈到柏应理译书中的周易图,所标的卦名之拉丁译文,拼写基本都是错的。由此我们很怀疑注释里出现的大量拉丁引文是否为作者所熟悉(其中甚至也出现了乱码)。不仅如此,作者甚至不知道四象中的“太阴”两爻都是二画,居然画得同“太阳”是一样的!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作者说,“关于八卦图的图式有朱熹作和蔡元定作两种说法,从柏应理所介绍的图式来看,他的图很可能来自朱熹所作的八卦次序图”,显然他是以为朱图与蔡图是两回事,而柏应理放弃了“蔡氏”八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