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Ostrich

来源：《科学时报—大学周刊》

    看完康宁女士的“走近哈佛课堂”随笔，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康宁女士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凭她的敏锐和理想主义的气质，一定感受到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这次她有机会负笈哈佛，回来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将她在大洋彼岸的所听所看、所感所想，凝结成几万字的文章，个中良苦，实在令人敬佩。世界最高学府的精英们，在康宁女士的笔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而在这些看似轻松活泼的笔调底下，俨然隐藏着她对国内高等教育深深的担忧和殷切的期望。

    文章中描述的教授大多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由于专业背景的原因，我对文中涉及的具体政治、经济问题自然也有很多想法，但在这里，我还是更愿意说说自己对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些感想。

    一个整体的感觉是，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当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方面非常不得力。我有一些在国外读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中国学生在读基础课的阶段，成绩都是出类拔萃，但一到写论文就捉襟见肘了，因为脑子里没有好的题目。这其实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目前国内的本科乃至研究生的教育，依旧延续了考试导向的模式。从康宁女士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鲜明的印象，那就是哈佛的老师很注意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互动，他们会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对于那些能够提出好问题的学生，老师会给予特别的鼓励。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外上课的时候经常被学生的问题打断，一开始他不太习惯从头到尾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讲话，总是时不时停下来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可大家都在认真地做笔记，担心漏掉了哪怕是片言只语，迎接老师的是一双双茫然的眼睛。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老师和学生在思想上的惰性自然是与日俱增，我就亲历过一位教授拿着他七、八年前的备课记录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记得1997年的初秋，旅法作曲家陈其钢先生到复旦演讲，当问及他对国内大学生的印象时，他说现在的大学生好像越来越“乖”了。最近，在2003年第5期《读书》上，我又看见一位大学教授发出了更深切的感慨：“那种头脑和手脚都规规矩矩，神情漠然，很少有什么强烈的兴趣，也不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除了自己那点小小的利益、欲望和娱乐，对别的一切都很少在意的‘乖孩子’，似乎正在校园里大面积地繁殖。”看来，六年过去了，“乖孩子”现象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了。处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短视年代，高等教育想独善其身，的确很艰难。整个社会认准了一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目标不像乌托邦那样遥不可及，它就在不远的大洋彼岸；只要朝着它直线前进，我们也能过上好日子。在目标和道路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乖孩子，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现在在做的事情。如果果真朝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明天可能不是美国，而是今天的日本：由于缺乏创新，在利用完后进国家的模仿优势后便裹足不前。

    创新和反思的能力，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高等教育理所当然应承担起培养这种能力的责任。康宁女士笔下的哈佛教授，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立与自由的气质，具备敢于对权威挑战的勇气。如果说哈佛的教授不太具有可比性，那么，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国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大学教授们，我们就禁不住感慨，现在的大学教授在精神底蕴和治学素养上有了多大的后退!当然也有人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当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的表现都不能让人满意时，我们是不是就该从体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然而，我也只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能力。

Ostrich

作者: 康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03版 245页 平装

简介
大学课堂对于学生和教授意味着什么?大学在他成长的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曲弯坎坷,人们始终把他奉为神殿.除了作为知识圣殿外,真正赋予它的是大学精神--知识创造的愉悦和独立批判的享受.作为精神圣殿,它给了无数崇尚精神操练的学子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家园.而哈佛赠予每一位学子的经典之举也让我过目不忘."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是我在哈佛园所受到的最为强烈的感受.

后    记

http://www.bbtpress.com 本站网络实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朋友林家阳在我即将启程赴美时，托人捎来了德国最好的速写本和笔，以满足我想在查尔斯河畔画风景的心愿。没想到，哈佛的课程安排从早到晚，我只能每天在去学院的路上尽饱眼福，但终究未能完成一幅画。这一遗憾却成就了我的另一偏好——评点课堂。这几年，我时常去北大和清华听课，听各种风格的课，我喜欢细细品味课堂上教与学的对话，这部分出于我的博士课程的需要，也出于我对教学中知识、智力、能力、态度等元素如何交换增值过程的着迷。没想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堂上，我接触到了与国内课堂迥然不同的一种授课风格，给了我一种别样的灵感，于是素描下了这一过程。通常晚间，研读过案例后，我就把白天课上的情景记录下来，由于时间所限，也有许多是回国后追记的。其间，我曾向《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的主编卢小兵女士提起过，她以编辑的敏锐眼光一眼认准应该让大家共享我的感受。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 　　我无意对两个国家大学的教学风格进行评点，只是我亲身感受了另一种风格，希望记录下来。这其中，萦绕我脑海并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大学课堂对于学生和教授意味着什么？大学在它成长的近千年的历史长河这饿，曲折坎坷，人们始终把它奉为圣殿，除了作为知识圣殿外，真正赋予它的是大学精神——知识创造的愉悦和独立批判的享受。作为精神圣殿，它给了无数崇尚精神操练的学子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家园，而哈佛赠予每一位学子的经典之句也让我永远难忘，“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是我在哈佛校园最为强烈的感受。 　　我很感受教育部领导给了我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结识了一个富有朝气、乐于创新、团结紧张的团队。我要特别感谢卢迈秘书长和薛谰教授，作为首界培训班的组织者，他们倾注了很多很多，他们对公共管理理念的精辟见解以及对我们的期望使我终身受益。 　　衷心感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过我的所有老师，没有他们精彩的讲授，就没有这本小册子，他们给了我重新整理与思考问题的空间。感谢达奇教授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对我没全班的鼓励仍历历在目。感谢赛奇教授为我们顺利成行并完成课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感谢曹若珊女士像对她三个月大的女儿一样对我们班无微不至的关照，她还为该书的出版做了大量联络工作。 　　我还要感谢给我们班授课的胡鞍钢教授，他对国情透彻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共同合作并完成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其基点就是以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指导。报告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对我们所有参与者的辛勤劳作是最好的宽慰。 　　和我相识的老师、同事、朋友、同学、记者，他们给了随笔许多开放有益的评点，感谢他们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认同和取向。卢小兵女士以她的职业敏锐和热情，策划了这本小册子，她和卓晓辉、胡少卿等编辑就哈佛教授谈教学作了越洋访谈的首次尝试和大量译文工作，他们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做的报道和评论通过《科学时报·大学周刊》在校园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所做的经典设计和精心编辑。                                                                                                 康  宁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４日

Ostrich

彼岸的哈佛之风——读康宁女士《走近哈佛课堂》有感
作者：蒋国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9-02-14 12:23:25

　　今年岁首，《科学时报·大学周刊》开始连载《走近哈佛课堂》，绵延数月，的确是一组颇具可读性的好文章。可读的标志之一，便是据说在高校的部分读者群中渐次形成了翘首待下篇的情形。

　　作者康宁乃是如同笔者当年清华大学上学时便铭记在心的、蒋南翔校长所希望的能“双肩挑”式的人物：她既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又能兼作学者，写得一手好文章。紧张而又短促的留学生活之余，居然写出十万字的教育随笔，且采风不凡，着实不易。

　　细读康宁的随笔，她究竟为国人从哈佛大学课堂上带回了些什么？由此，不由得使我想起上一个世纪初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等亦在其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当时北京社会各界传唱的一首送别歌。歌词云：

桃李花开色正丰，春风化雨功。
平民教育福无穷，好作主人翁。
先生远行吸欧风，离别黯然中。
吾道昌明天下公，临风唱大同。

　　歌词点得很直白，莘莘学子之所以负笈“远行”，大目的在“吸欧风”，学成回国，“好作主人翁”。尽管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历史（若从容闳开始算起）已然一个半世纪，但鉴于我国“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十六大报告语）的状况依旧，显然，康宁他们之赴美接受教育培训，依然属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吸欧风”的范畴，属于吮吸近代以来欧美先进科技教育文明之新风的范畴。康宁的文章今天读来觉得新鲜有味，恰恰说明了我们“吸欧（美）风”的任务远远没有完结。

　　康宁以教育随笔的形式，带给我们一阵来自大洋彼岸哈佛校园的清新之风。时逢全国教育界上下正高呼教育创新、许多高校在争办国内一流大学、不少高校在竞创世界一流大学、个别学校则依仗在国内的名位发出了要在新世纪初的二三十年内誓夺诺贝尔科学奖的豪言之际，再吮吸几口康宁带回的哈佛之风，或许于我们抵达理想之彼岸是不无裨益的。

　　第一阵风，笔者感到是迎面扑来的哈佛之学风，学术之风。哈佛大学之所以久踞世界一流大学之巅，根本在于她抵达的学术水平之高，在于她拥有的知识资本之厚，还在于她学术繁荣持续的时间之长。从当代国际公认的大学评价指标来说，哈佛大学在世界大学座标系中，有多项基础性指标均是高居顶峰的：比如，上个世纪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近７００位，分别来自１０多个国家３２所大学，拥有获奖者最多的大学中，第一名是英国剑桥大学５６位，第二名便是哈佛的３８位。再比如，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是又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指标，一般以被美国费城《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收录量来表示。以１９９８年为例，哈佛在ＳＣＩ上高达８１５８篇，遥遥领先，独居榜首，第二位是日本东京大学５７５１篇，而我们中国，全国千余所大学被ＳＣＩ收录的都加起来才不过７５６３篇！出自哈佛的名人就更多，从６位美国总统，到自然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等，其中有中国人民熟悉的物理学家珀塞耳、化学家理查兹、数学家天文学家皮尔斯、控制论之父维纳、教育学家布鲁纳、诗人兼作家爱默生、经济学家索洛、国际政治活动家基辛格等等。自１９８３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创始大学排名以来的２０年间，哈佛在多数年份美国大学综合排名榜上位列全美第一。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２０年之久（１９３３～１９５３）的著名学者科南特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这个质量不是别的，正是大学“一代一代人”的学术贡献。这大约就是为什么在康宁的这组随笔中多处可见这样的叙述或句子：“这里有一群最棒的教授”；来到哈佛才感到“大学之大，大师之大”；这里（哈佛）的教师都“非常自信”；教授总在思考着大问题，国家的大问题，全球的大问题，且思维非常清楚……唐人诗云：“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康宁笔下的哈佛大学呈现给国人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彼岸境界吗？

　　第二阵风，便是哈佛之校风，立校兴学之风。世界上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哈佛大学亦然。哈佛有校徽，那是哈佛大学１６３６年草创时代还称为“哈佛学院”时就沿用至今的；在校徽正中央以三角对称镌刻着七个大写拉丁字母“VERITAS”，其译文即为“真理”。哈佛有校训，那亦是用拉丁文写的，译为英文是：Let Plato Be B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 译成中文便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显然，哈佛大学的校徽与校训凸显着学校的办学宗旨：求是崇真。

　　哈佛大学近３７０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求是崇真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无禁区地始终追逐知识、发展与变革的历史，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约翰·哈佛先生（John Harvard,１６０７～１６３８）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毕业生，首先是按英国古老大学传统而于１６３６年创办这所大学的。至１９世纪，哈佛大学又转师德国，效法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先生的大学教改三统一原则：独立性、自由、合作三者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科学统一的原则。整个２０世纪则是哈佛大学实现自我自主创新的百年，她从德国洪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又向前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科研立校”，即在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质量的同时，致力于使哈佛成为国际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哈佛从效仿到独创，她成功了，其成功地以科研立校兴学之风，赢得了当今世界高教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赏。

　　从康宁的随笔之中，也许我们看不到哈佛求是崇真兴校兴学之缓慢进步与艰难曲折的具体史实，然而，字里行间却依然透给读者一种清新的哈佛之以科研立校的校风，诸如，在这里，大师们在思考包括全球军事外交在内的塑造国家的战略妙方；在这里，有敢于“对自己说‘不’的大师”（相比之下，国内多的是“百论不倒的常胜”教授）；在这里，读者可以感到，哈佛之“大”的核心是拥有一批最杰出的优秀大师，而这批大师不是哈佛大学校方自封的，是中国学生（学者）听了大师精彩绝伦的高水平演讲及其对全球知识资源的占有中感觉到的；在这里，恰如一位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曾指出的，哈佛确有一种独特的校园氛围，“使理智的力量能够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经过时间考验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表达的场所，因为任何观点都必须接受事实和辩论的挑战；提醒社会成员，我们有时也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

　　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恰如我国古代《礼记·学记》中所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博克（１９７１～１９９０任校长）在回答“为什么哈佛能长期保持第一流学府的声誉”这一问题时指出?“要使我们的学校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好的教授”。换句话说，哈佛之校风乃是以这些大师向学生“传授世界之真谛，而且以其艺术智慧影响并感染学生之个性”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也许阿兰·奥茨胡勒教授在给康宁他们上“中央与地方创新”一课时提到的有些结论，正合适我们借以窥见哈佛校风之本原，那就是：这里优秀的立校兴学之风乃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平等、竞争，甚至勇于创造性地摧毁的校园环境和管理机制基础上的。

　　第三阵风，则是哈佛的教风，独立思考、学术争鸣、探询求知之风。

　　有一位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说过，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哈佛大学教学思想的演变有着一条稳定而又清晰的发展轨迹，那就是从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转变为今天的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这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它当然是和哈佛大学创始宗旨相一致的。文献研究表明，在哈佛大学建立的特许状中曾明确规定，哈佛使命是帮助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方法、养成探究问题的习惯；传承、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在各个学科领域里去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为达此目标，哈佛大学面向世界招聘教师，这是因为“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问题”，“教师的研究质量乃是大学质量的试金石”；为达此目标，哈佛大学始终致力于形成和提升其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在哈佛校园里，自由探索、学术的争鸣和竞争、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等，早已蔚然成风，甚至“可以把哈佛这样的大学看作是一种从事十分严肃的学术和人文多样性冒险事业的‘实验室’”，即各种思想和假设，所有的哲学体系和科学理论，所有的宗教、政治、文化和世界观，以及所有的“事实”，都是可以被质疑和向其提出挑战的；为达此目标，哈佛学生从一入学校起，就被看作是教师主导下的“大学主要活动的年轻合作者”，哈佛一切教学努力方向就是要使她的学生“能够成为参与发现、解释和创造新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用２００１年刚卸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的话说，在哈佛大学里，每一位学生“都是处于实习阶段的学者和研究者”；为达此目标，哈佛课堂教育教学还是与时俱进、开放而又长于分析的典范，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浪潮与责任，哈佛把“国际社会”直接带进了课堂。还是陆登庭校长的话对！“从此，哈佛国际教育方面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康宁这组哈佛课堂学习随笔，其本身不正是这个哈佛“新的篇章”的一个章节或部分吗？

　　在２０世纪行将终结的时候，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了一篇题为《２０世纪：美国的世纪》的文章。他在分析了形成“美国世纪”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诸般因素后，接着写到，在这个国家的大学里拥有不可估量的知识资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高等学校根本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这就是中国大学欲向世界一流冲击的道路上必须直面的现实。它如同科学登攀一样，高峰就在那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愿中国大学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登临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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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反思的能力，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高等教育理所当然应承担起培养这种能力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