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痒

梦的轻波

作者：曾 磊
央视国际 2004年01月05日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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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刘晓箫》这部片子拍了七年。就像老外说的“七年之痒”，我已经感到有几分厌倦，也许是到结束的时候了。

　　然而，直到现在，刘晓箫仍然在问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拍我？”。言外之意是，你怎么知道我能够有今天？

　　七年前，我们刚开始拍刘晓箫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棒棒”——就是重庆街头最常见的用一根棒棒干活的进城打工农民。现在他是一个年收入十余万的小老板。

　　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就是“变化”。

　　几个月前，刘晓箫打电话来请我吃饭。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也就是说，我对他的跟踪拍摄中断了一年多时间。

　　刘晓箫在一个台湾人开的火锅馆定了座。相对于遍布重庆大街小巷的许多火锅馆来说，这已经算是一个讲究的地方了。

　　和刘晓箫一起来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子三岁多，非常调皮，刚刚坐下就打坏了一个碗和一个杯子。

　　酒过几旬，刘晓箫说：“现在有好多烦恼，来往的人情多。老家来了客人，住宾馆，吃饭喝酒，一般都是我接待。像我们在外面混的人，如果不讲究一点，别人会说我们混得不好。再加上小孩上私立幼儿园，每月花费五六百元。这样每个月的开销要四千块左右。”

　　我想起了七年前。

　　大约是在1996年的4月，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叫旦子的棒棒会写文章，已经发表了四五十篇作品。

　　我打算去找旦子，做一个短片。我们当时有一个周播的栏目叫《重庆与世界》，每周都要播出有重庆特色的人和事。

　　费了好多周折才打听到旦子的真名叫刘晓箫，住在一个叫硝房沟的小巷。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过去熬制硝盐的地方。距此不远，有一条小街叫火药局。“硝房沟”应该是“火药局”的配套设施，它们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时的产物。而今除了地名之外，已经没有其它任何痕迹了。

　　过去的重庆城分上半城和下半城。下半城多是老房子，沿江修建；而上半城则是陪都时期才开始大量发展起来的新建筑。连接上下半城之间的就是建在坡上的石梯、小巷和吊脚楼，这种格局使重庆具有典型的山城特色。

　　硝房沟就是连接上、下半城的一条小巷，到1990年代，这样的小巷大多年久失修。而作为老重庆标志之一的吊脚楼早就难以寻觅了。

　　在现代重庆，居住在硝房沟这种地方的大多是城市贫民，他们中有不少人家将住房改造后佃租给进城打工的棒棒，而棒棒们选择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房租比较便宜。

　　刘晓箫住在硝房沟35号，门牌早已锈迹斑斑。

　　这是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三张由房东特制的上下铺铁床，每一张床都要比普通单人床宽20公分，8个棒棒住在这里——有两张床上分别挤着两个青壮年。此刻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空气中充满了一种乱七八糟的味道。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和一把电风扇。这些都是房东提供的用品。

　　房子的租金按人头计算，每月每人的租金是30元，最多的时候这间房子住过12个人。如果棒棒们每天都在外面吃饭（房东偶尔提供灶具供棒棒们做饭），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需要150元左右。也就是是说，一个棒棒在城里打工的最低生活成本是180元左右。

　　而一个棒棒的最低月收入一般能达到四五百元，这是大量农民蜂拥到重庆当棒棒的最简单原因。对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当棒棒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不需要技能，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有一身力气就行。

　　刘晓箫却与大多数棒棒不同，他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体重只有90多斤，身体比较单薄，靠体力当棒棒每月只能挣到100元左右。因此写作不只是刘晓箫的业余爱好，更是谋生的手段。

　　我找到刘晓箫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两眼空洞，不知道看着哪里。几句寒暄之后，刘晓箫赶紧找出他的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证，他知道这是我来找他的原因。在此之前，他已接待过几个记者。但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后来刘晓箫告诉我，这段时间他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生活，他必须多发表几篇文章，才能勉强维持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

　　我的感觉是，刘晓箫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在文学理想和现实生活困难之间纠缠不清。很难说是文学（稿费）帮助了他的生活，也很难说是“棒棒”在维持着他的文学梦。我对刘晓箫身上的这种“纠缠”很感兴趣。后来刘晓箫为自己的总结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

　　节目很快在我们的栏目中播出，标题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后来又在央视的《纪录片之窗》播出，再后来刘晓箫出现在重庆的各种报纸上。一时间，“棒棒作家刘晓箫”成了名人。

　　事情本该这样就结束了，这是1996年的九、十月间。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

　　1997年初，刘晓箫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他在硝房沟经常打麻将，这样下去恐怕要“堕落”。他希望我能给他找个工作，离开硝房沟。当时我正在拍摄一个民间戏班子（这个片子也是一直拍到现在），我就把刘晓箫介绍到了这家剧团，剧团老板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份清闲的工作，还分给他一个很小的单间，这使刘晓箫有了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几个月之后，刘晓箫打电话告诉我，他和一个叫夏进的朋友正在筹办一家公司，希望我能出出主意。说实在的，我并不相信他们能开办一个公司，毕竟两人都是身无分文的打工青年。

　　但是，他们居然就东拼西凑的借了几万块钱，执照很快就办了下来，公司的名字叫“重庆棒棒军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他们又回到了硝房沟，毕竟这是刘晓箫最熟悉的地方。

　　我们的片子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拍了下来。

　　陈晓卿说，做一个长线就像做一把大牌，但要做成“清一色”之类的就太难了。因此我觉得长线更像是一门婚姻，时间长了“都有一点审美疲劳”。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不断地有震撼人心的内容。后来就逐渐地平淡了。原本没有打算坚持这么长时间，七年了，对谁都不容易。况且我们也没有拍摄纪录片的条件。因此，后来的继续拍摄也没有什么理由，就像李商隐说的“锦瑟无端……”，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可以这样说，是刘晓箫让我真正触摸到了棒棒的生活，但七年时间并不能使我觉得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触及到他们的“皮肤”之痛——当我在镜头前看到他们的号啕大哭，看到他们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剑拔弩张，看到他们为一毛钱争的面红耳赤，……我觉得抒情和赞美是不负责任的。

　　即使用最普通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棒棒群体中也有不少“人才”。在棒棒军公司，就有因为家中缺钱而放弃上名牌大学的棒棒，过得快乐而坦然。但谁会否认这种快乐、坦然后面的苦涩呢？

　　有一次，我偶然开着摄象机随刘晓箫进入公司，居然拍到了一个客户找他吵架的全部过程。在我们的镜头前，这位仁兄取下“棒棒军公司”的牌子，使劲往地上砸。他挽着袖子愤怒的对刘晓箫说：

　　“来吧，我们两个打一架！”

　　…………

　　有关刘晓箫的故事就这样断断续续拍摄了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大事：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迎接新世纪，等等。

　　2000年8月，刘晓箫的妻子生了小孩，取名刘庆龙，意思是龙年生于重庆。

　　棒棒军公司的经营逐步走上正轨，房间里的几部业务电话此起彼伏，日复一日地为刘晓箫传来赚钱的信息。刘晓箫在来回奔忙的时候偶尔呵斥一下正在调皮的孩子。这种生活已经与一个普通公司的小老板没有区别。

　　后来，有一家报社做了一个特别策划《关于重庆棒棒军公司能否做大的的个案剖析》。他们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已经停止拍摄半年多，我已经感到厌倦了。这时是2002年的9月。

　　大约又过了一年时间，如前面所述，刘晓箫请我吃饭，他说起了“有钱后的烦恼”。我才猛然想起，刘晓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有“钱多了也烦恼”才是刘晓箫最大的“变化”，于是我想应该为这部片子划句号了。

　　屈指一算，正好七年。想起西人说的“七年之痒”，有的事情真应该结束了。或许，我们都应该面临一个新的开始。

　　有必要为“棒棒军公司”做一数字化总结：

　　刘晓箫已购买住房，建筑面积80平方米，已付清全部房款12万元，这大约相当于他现在一年的收入。

　　夏进（原棒棒军公司合伙人），创办了重庆娘子军服务公司，年收入约十万元。

　　房天和（原棒棒军公司合伙人），创办了重庆下岗人服务公司，年收入约两万元。

　　原棒棒军公司的员工已有数十人退出，其中有15人创办了15个搬家公司，他们的员工无一例外都是“棒棒军”。



(编辑：东子?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