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晚年對中國文化的思考

梦的轻波

作者：李喜所
來源：《光明日報》
2003年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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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啟超告別了官場，遠離了政治，除了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講學和開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動外，大部分時間在天津的飲冰室著書立說，潛心思考中國社會的走向，探討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進西方文化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時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的主張（《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3，第55頁）。這種調和東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張的出現，是梁啟超在反思過去30多年如夢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礎上，結合1919年游歐時進行的實地考察，深思熟慮、提煉升華的結果。

    從1898年的戊戌維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國初年，梁啟超為建立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奮力搏擊，然而事與愿違。他先是追隨康有為，為維新運動鼓與呼，結果戊戌變法只進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鎮壓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凱來建立政黨政治，結果卻迎來了一個大獨裁者﹔他聯合蔡鍔等將袁世凱推翻后，又夢想段祺瑞來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結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轍，不但共和變成了泡影，而且軍閥混戰，政治失序，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嚴酷的現實使梁啟超深切地感到，所謂民國，只是一個假招牌，“至于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同前，第61頁）。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共和”，仍然未能跳出中國過去朝代更迭“以暴易暴”的舊框框，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去甚遠。他把這種情形喻之為就像打開了一瓶啤酒，不過冒了几個白泡，“氣候一過，連泡子也沒有了，依然是滿瓶冰冷”（同前，第23頁）。主觀愿望和客觀現實的背離，讓梁啟超陷入到無限的悔恨和痛苦之中。1918年冬天，他明確宣稱：“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于中國。”（《發刊詞》，見《改造》1920年第1號）他甚至還牽強附會地提出，要以中國封建社會的“民本主義”去矯正歐美代議制度的“流弊”。就連組黨結社，他也十分反感，主張離之越遠越好。1927年，很多朋友勸梁組建新的政黨，他均婉言謝絕。他在致兒女們的信中講：“我實在討厭政黨生活，一提起來便頭痛。”（《給孩子們》1927年5月5日）這樣的一種政治心態，自然就使梁啟超下定決心遠離政治，轉向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一些開啟民智的最基礎性的工作。由此可見，梁啟超晚年的醉心于文化，是政治上迷茫后的一種無奈的選擇。至于其新的文化主張的具體思路，則是在歐洲考察之后才逐步理順的。

    從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啟超和丁文江、張君勱、蔣百里等7人先后訪問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和德國，在法國和英國停留時間最長﹔參觀了工廠、學校、銀行、博覽會、教堂、議會、市政府、劇院、商會、各種社團、名人故居、古戰場和“一戰”的據點、著名的風景區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還發表演說，交流學朮，結交了許多朋友﹔同時涉足正在巴黎召開的“巴黎和會”，親眼目睹了列強的勾心斗角。真可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讓心情苦悶的梁啟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奮斗目標。綜合梁啟超的切實感受，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歐洲不愧為西方文化的發源地，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科技發達，政治有序，具有法治傳統，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國民素質和社會整體水平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二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正面臨著深刻的社會危機，經濟衰退，物價昂貴，煤炭“都比金子還貴”，冬天供不了暖氣，而且兩極分化嚴重，工人罷工、群眾示威接連不斷，社會革命暗潮涌動。三是“科學萬能”走到了極端，將整個社會“物質”化了，“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結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引發了“精神飢荒”（《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3，第11頁）。四是歐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對西方的社會文化發生了動搖，急切地想從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中尋求救助的良藥。他們不失時機地請梁啟超介紹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國著名的哲學家還勸梁回國后少研究西學，多引導青年努力研究孔、老、墨的學說，好來解救日漸沒落的歐洲。這令梁啟超極為震驚。梁啟超由此突發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質文明去解決東方的經濟落后﹔以東方的精神文明來補救西方的精神飢荒﹔“救知識飢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飢荒，在東方找材料”（《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見《時事新報》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而為一，創造第三種文明。梁啟超形象地稱之為中西文化“結婚”。

    梁啟超1920年春天返回中國后，即全力以赴去創造他心目中的第三種新文明。具體辦法是，以中國古典文化為載體，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運用現代理念重新詮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化合，為全人類做貢獻。梁啟超向有志于此的青年學者建議：“目前預備工夫，自然是從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則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確屬精密，我們應該采用他﹔二則因為他們思想解放已經很久，思潮內容丰富，種種方面可以參考。”然后再分四步去研究中國古典文化：一是“人人存一個自尊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二是“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三是“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四是“把這新系統向外擴充，叫人類全體得著他們的好處”（《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3，第28、37頁）。按照梁啟超的設想，像這樣堅持五十年，中國文化就會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返本開新”，形成一種新文化，獨占世界文化之鰲頭。

    平心而論，梁啟超的這種文化思考不乏新穎之處，但實際操作起來十分困難。且不說命題本身的許多空想色彩，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那種客觀環境來講，根本不具備潛心研究文化的條件。表面看起來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實質上則深深扎根于經濟之中。在近代中國，現代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石。現代化不啟動，文化的更新就成為無源之水，很難有所進展。在五四前后那種動亂的年代里，梁啟超雖然傾心盡力從事文化創新，但也僅僅是他自己寫出了一批充滿新的理念和方法的研究中國古典文化的著作。不過，歷史地看，在1915年新文化運動后20年間那種眾多知識精英都在思考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梁啟超的文化主張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流派，一是李大釗等人將俄國十月革命認作世界第三種新文明，堅持中國文化要轉向社會主義﹔二是胡適等人提出的中國文化“西化”得還不夠，要老老實實全方位向歐美學習，后來衍生出“全盤西化”的極端主張﹔梁啟超的新文化觀則屬于第三種，本質上是創造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新文明，為后來新儒家的登台拉開了序幕。

（責任編輯：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