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天才？現代傷仲永？低齡寫作困擾多

梦的轻波

作者：鄭建鵬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0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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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人才輩出的年代，人們似乎更敬畏“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訓。以舞文弄墨而言，就有17歲的韓寒，12歲的蔣方舟，9歲的張蒙蒙，甚至還有6歲的小竇蔻。站在文學的門坎上，這些在常人看來本該稚氣未褪的孩童們，卻表現得一個比一個古靈精怪，一個比一個老道深沉。

   

    校園里的“少女武俠夢”

    鄒琳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今年剛滿13歲的鄒琳雖不如韓寒、郭敬明一般星光耀目，但也是一個足以令人瞠目的文學怪才了。10歲時鄒琳在江蘇《少年文藝》發表童話小說《露茜夢游奇遇記》﹔11歲時，她獲第四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其間，她又連獲由《中華讀書報》等單位聯合舉辦的“首屆中學生性情作文（網絡）大賽”二等獎，“中國少年作家杯”作文比賽二等獎。2002年11月、12月，鄒琳創作的兩部長篇武俠小說《踏莎行》和《少年英俠》又先后由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明窗出版社出版，而這兩部作品分別創作于鄒琳11歲的寒假和12歲的暑假。對于小說，中國電影藝朮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的評價很中肯：“《踏莎行》這部小說很容易看，也很好看，但要明白究竟，卻需要一些特殊的讀解提示。作者固然是在寫武俠小說，但也是在寫詩──所以用‘踏莎行’這一詞牌作書名﹔是在虛構古代武俠故事，也是在書寫青春少年迤邐動人的心理夢幻。所以，我更愿意把這部小說看成一個典型的中學校園里的少女武俠夢。”

    其實，鄒琳已經不是孤立的個案了。“少年作家”的風氣應該追溯至上個世紀90年代乖乖女郁秀的《花季雨季》，而后又有飽受爭議的韓寒的《三重門》、《零下一度》﹔如今則更甚，郭敬明，一個被人稱作“韓寒第二”的少年，憑一本《幻城》贏得了曹文軒等北大著名教授的交口稱贊，英氣直逼韓寒﹔蔣方舟，13歲時已出版《打開天窗》、《正在發育》、《青春前期》和《都往我這兒看》4部作品集，同時成為《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的專欄作家﹔竇蔻，6歲時已經成為《竇蔻流浪記》和《童年的眼睛》兩部書的作者……

    盡管個人的成長道路和生活環境不同，但他們都無一例外在年紀輕輕時，就開始在文字寫作上表現出驚人的天賦，用著名文學批評家謝友順稱贊蔣方舟的話說是，“忽然發現努力多年才稍微領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個13歲的女孩輕易地掌握，甚至比我們做得更好，難免有些讓人沮喪。”更讓我們“焉知福禍”的是，他們的后來者正在以更小的年齡出現在文學寫作的領域里。

   

    文學怪才是怎樣誕生的

    據鄒琳的母親王建華女士介紹：“鄒琳走上寫作的道路離不開興趣和夢想﹔興趣是她寫作的動力，大量的閱讀是她寫作的基礎。”王建華告訴記者，自從鄒琳上小學以后，家中每月花在購書上的錢就有100多元，其中文學、歷史類居多，如今家中藏書已千冊以上。而鄒琳則對記者稱，自己讀書的速度很快，為此還專門學過速讀，當然記憶力也特別好。2002年暑假，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鄒琳曾經在地上蹲了一個小時，把《悟空傳》讀完，還眉飛色舞地復述給媽媽聽。

    2002年，鄒琳的兩部書稿由嚴家炎教授推荐給香港明窗出版社時，香港方面起先并不相信。為此，該社總編輯潘耀明親自飛抵北京與鄒琳面談。當鄒琳當面回答了潘先生的多個問題并背誦多篇古詩詞后，對方才相信兩部書稿確實出自這個年僅12歲的小姑娘之手。

    對于鄒琳的成長，嚴家炎教授認為，從小養成的廣泛閱讀的習慣是鄒琳成功的最關鍵因素。他說：“雖然鄒琳的父母都是理科出身，但是他們并沒有輕視孩子閱讀和寫作興趣的培養，從聽故事到單獨閱讀，從模仿寫作到獨立創作，慢慢地啟發孩子的藝朮想像力，提高文字表現力。孩子有了沖動，有了靈感，自然就會學著表現出來。”

    比鄒琳更有名氣的竇蔻、蔣方舟也是如此。小竇蔻雖未滿7歲，但家中藏書已逾3000冊。據竇蔻父親竇玉明稱，竇蔻已經讀了1000多冊。竇蔻父母在全國各地打工，為了既不耽誤生意，又不至于把兒子給丟了，竇玉明每去一地，就先找個新華書店把小竇蔻往里面一撂，放下些干糧再去忙自己的事情，小竇蔻就一個人在書店里看書、做作業、寫日記。蔣方舟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喜歡看書，沒有書就要看有字的東西，不然就閑得發瘋，坐公共汽車都要看前面座位上貼的廣告。”

   

    少年作家，讓教育走開？

    無論這些“少年寫手”在人們眼中如何的才能卓著，成績非凡，但從年齡上看，他們畢竟正處于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階段，圍繞在他們周圍的系列問題便總與教育分不開。鄒琳，雖然在寫作上表現突出，但其他各門科目與同學無異。鄒琳自己稱，看起文學書籍來興趣盎然，但是背起歷史課、地理課來也是煩得很﹔而小竇蔻則因其寫作天才和智力水平遠遠超過同年齡的孩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找不到合適的學校，進入南京中英文學校后，3個月即退學，其父竇玉明則因擔心自己費盡心思培養的孩子被現行的學校教育耽誤而讓竇蔻回到家中。在對超常兒童的因材施教上，多數學校顯得無能為力，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沉思：

    思考一：少年作家的成長與學校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劉勇強認為，這些少年的語言表達能力顯然在同齡孩子之上，寫作本身也有獨特的眼光，但是從教育的角度來探討，則不大好評價，他們有自身的特殊性。嚴家炎教授則認為，現行的學校教育尤其是語文教學不適合孩子個性的發展，他說：“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是在接受刻板的語文教育，分析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把本該生動活潑的語文課搞得索然無味。”嚴家炎認為，如果我們的語文教育注意了如何生動活潑，如何引人入勝，那就會有更多的學生在文學寫作上露出驚人的才華。與此相對，中國少年作家班班主任孟翔勇卻認為，教育體制可能會扼殺一部分孩子的天才潛能，但是個性化發展的尺度確實不好掌握，在這些少年作家的成長中，語文教育畢竟培養了他們必要的文字基礎，其作用不該一筆抹殺。

    思考二：靠文學可以改變命運嗎？2001年，《萌芽》主編趙長天在《文匯報》撰文稱，對文學的愛好將會使這些少年作家永遠得益﹔但如果想靠文學來改變命運，十有八九是要落空。在采訪中，鄒琳和她的母親都表示，未來還是會以學業為重，創作只是業余愛好。鄒琳的愿望是將來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自己喜愛的文學。當記者告訴她北大中文系培養的不是作家時，鄒琳反而表示，現在并不很著急將來做什么，她不會把文學當成自己謀生的職業，但是她肯定不會像韓寒那樣中途輟學，而是一定要接受完高等教育。鐘情北大的不止鄒琳一個人，2002年，武漢男孩胡堅欲憑一本《憤青時代》叩門北大，雖然最終并未如愿，但胡堅事件卻引出了人們對于高校招生與人才選拔新的思考。首都師范大學王云峰認為，應該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給這些“怪才”一個發展的機遇。據了解，今年首次擁有招生自主權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已先后表示有5％的新生特招名額將對5類學生敞開大門，這其中就有“在文史哲等基礎學科方面成績優異者”和“在某一方面特別優異的‘怪才’”。但條件是他們的高考分數能達到當地的重點線。

    思考三：少年作家給學校教育的啟示。據說，胡堅在申請北大特招時曾說：我雖不是天才，也算是個人才。胡堅最后拿得了武漢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少年作家留給學校教育的思考卻沒有結束。嚴家炎告訴記者：“少年作家的涌現只是個例，不是每個小孩都可以如此，但是它可以給我們的語文教學提供啟示──如何把枯燥的語文教學搞得生動活潑，在教學過程中選擇多種形式的文藝作品來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啟發其幻想和藝朮想像力，讓學生覺得讀和寫不是苦澀的事情。”王云峰也認為，少年作家在學校學習中出現個別科目成績不理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決不可怕。他認為，這要看基礎教育設定的目標是否合理，靠什么來衡量。沒有一個人能成為全才，考試成績不理想未必就不是人才。

   

    文學天才？現代傷仲永？

    隨著少年作家不斷涌現，社會上也陸續出現眾多不同的聲音，大體來說不外兩種。一種認為這些少年作家是文學天才，他們為日益失去市場的純文學創作吹進了一股新鮮之風﹔另一種觀點則顯得很低調，認為所謂的“神童”出書是出版社的惡意炒作，而這些出版品是“成人文化的惡俗部分侵犯、踐踏兒童世界，消解兒童的童年生活權利”！

    對于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孟翔勇不以為然。作為中國少年作家班的負責人，孟翔勇接觸過大量具有不凡寫作才能的“小作家”，經他手編輯出版的少年作家作品集也有20多部。孟翔勇告訴記者，他一直很平淡地對待這件事情，對于少年出書，兩種觀點都欠妥當﹔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環境，獨特的家庭背景，他們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是件好事﹔寫作本身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不能因為個別出版單位為追求利潤而進行炒作就否認了它們的價值，但是也不能認為這些少年作家就是文學天才了，將來的生活就衣食無憂了。孟翔勇說：“即使韓寒有一天寫不出任何東西，這也是很正常的，少年作家正在成長，我們不能現在就一棒打死。‘傷仲永’的論調是不負責任的，‘江郎才盡’的說法也很不現實。”

    王云峰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孩子有自己的發展階段，不要把孩子當成縮微的成年人，也不要認為他們就應該什么都不懂。”但他同時也表達了對某些出版社和媒體的不滿，他認為，有些出版社和媒體對于少年作家的宣傳和報道心態極不正常，宣傳炒作的中心不是作品，而是作家本人﹔不是靠作品的質量去贏得讀者，而是靠獵奇作家的奇聞軼事吸引人。向香港明窗出版社極力推荐鄒琳的嚴家炎教授也認為，出版單位的急功近利和媒體對少年出書的夸大不符實宣傳，很可能會在這些年輕人充滿希望的成長道路上設置不小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