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

monkey-E

作者： 尾崎文昭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

   １.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层次上说，在２１世纪的日本、甚至在中国（只指大都市而言）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的年青人感兴趣也已经做不到。文化全球化促进这条件。就鲁迅所追求的精神而说，是否全面实现了？恐怕没有。但只以此论据很难说仍有社会效果价值。

　２.鲁迅的思想本身原来不适宜推荐给一般的年青人，其毒气过分浓厚。也有可能使不成熟的年青人引起精神问题、或会铤而走险、或者使他们伤害别人的危险性极大。对本人不利，对别人也不利，还是不轻易推荐读鲁迅比较安全些。

　３.但是对个别的人会有价值继续阅读。其一，鲁迅的‘伪士’观念会启发我们反思一百年的亚洲现代化过程的另一个视角。其二，前面渺茫的２１世纪里为了我们保持清晰的思考，鲁迅的存在也可能给予精神上的支撑。



１.

　　近三、四年大陆文坛议论鲁迅是非的景象十分热闹，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性的图书也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少，有些人要严厉批评鲁迅，有些人坚决站起来捍卫鲁迅。到了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为什么还要面红耳赤地议论鲁迅以及鲁迅文学的价值呢？我认为这些现象本身值得思考，它反映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

　　据介绍①，１９９８年谢泳指出鲁迅的悲剧在于被专制利用（其实八十年代已有被利用说，其后这一说法不断被重复）。同年，新一代作家（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代表人物为朱文、韩东、于坚等）在一个测验里表态要跟“五四”新文学传统决裂，同时针对鲁迅也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断裂宣言，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年葛红兵继承“断裂”说、发表了一篇悼词，对鲁迅讲了很不客气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２０００年，作家王朔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同时批评了吃鲁迅饭的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在互联网上。

　　世纪末这些以轰动文坛的规模爆发出来的相当激烈的非议鲁迅的论调，其实也继承着八十年代早期的否定神化鲁迅的想法，只是“否定”的语气越来越直截，态度越来越大胆而已。

　　我个人虽是认同鲁迅、吃过点鲁迅饭的，但是对这些非议鲁迅的说法却不能不表示同情。因为他们表示不能接受的，看来主要是“社会”赋予鲁迅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提具体内容、只提反对“社会”赋予鲁迅的固定的意识形态（“钦定经典”，“鲁迅圣殿”）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赞同。

　　去年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在大陆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关鲁迅的各种“秘密”过去只有部分鲁迅研究者私下谈论过（其中有些是学术上早已明确地否定过的），由周海婴形诸文字后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原意肯定是保卫鲁迅的声望，但事与愿违，客观上似乎反而把鲁迅的形象拉进了普通人的世界，损伤了鲁迅的尊严，离非议鲁迅已经不是太远。

　　下面从另一个角度，以日本的鲁迅阅读的经验来看一看。鲁迅在日本文化界的形象曾经是相当高大的。现在呢？年轻的学生对鲁迅已经感到十分陌生，水平一般的学生甚至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听到过。

　　日本战败后，除了社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人士以外，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参与和被卷入战争的体验进行了深刻反省。虽然当时意识到那场战争的侵略性的人恐怕不多，但社会上总的说来充满了厌战情绪，因此人人乐于接受美国占领军制定基本原则的放弃国家武装和战争权利的新宪法。当时竹内好提出了跟日本帝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完全相反的的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竹内好提到的不同道路的象征就是鲁迅和毛泽东。竹内好以他们为镜反观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对过去建设日本帝国的逻辑和原理进行了彻底批判。相当多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也与竹内好一道向往他的精神依托――鲁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里也有世界性的文学家，这一现象导致《世界文学大系》一类的丛书也收进了鲁迅的作品。

　　后来美国占领军因冷战开始而改变了政策，开始镇压左派和民主分子、支持和推动顽固保守派掌握政权、促使他们重用原日本帝国军队骨干再度武装、并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属军，从而结成了反对苏联和中国的阵线。这样奠定了日本战后五十年的政治格局。反省忏悔战争的左派和进步民主份子开始反抗美国占领军和保守派政权。他们在鲁迅的社会评论里找到恰当的批判和反抗的逻辑感到非常亲切，鲁迅的极富批判性的一字一句都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在这种气氛下，有些中学国文课本选用了鲁迅的非政治性的散文和小说，如《藤野先生》和《故乡》等。课本编者由于生活在上述年代，充分吸收过那种政治空气，因而对鲁迅十分向往。很多中学老师也基本上有过同样的经历，因此对鲁迅也是敬佩有加，推荐学生阅读《狂人日记》《孔已己》等小说。这样，鲁迅的相当高大的形象一直流传下来，传到了我这一代。

　　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以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社会的最底层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农村社会基本消失，整个日本社会走进了后工业社会。文化界也跟着变化，战败以后的文化格局（进步和保守）失去了其现实性和方向，走入了迷津。促成这种变化的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真相的透露）和以后的“六四”事件以及苏联东欧的崩溃。左派和进步派的精神依托统统失去了信用，因而他们在社会上的信用也跟着失落。过去拥有的对未来历史发展的信心都丧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单纯的美国式的用金钱和数码来衡量一切的“自由主义经济”信仰，而从中是找不到鲁迅精神的一席之地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市上几乎不卖了。最典型的七十年代竹内好编的六卷本《鲁迅文集》，这套选集九十年代初曾被收进在文库里，我们很重视这套选集，曾向学生大力推荐。但没过几年这套书遽然绝版不再上市。我们上课时要让学生读鲁迅作品就很不方便了。绝版的理由很简单，卖不出去，赔本。这反映出近十来年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去非常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文化刊物上也很少看到鲁迅的字眼。

　　对于这些现象，年纪稍大的前辈鲁迅学者当然很不满意，他们如有机会便积极介绍鲁迅。我对他们的热情感到敬佩，但是同时对鲁迅形象的淡化却感到不无自然，以为现在的社会恐怕已经不需要鲁迅了。反过来说，过去推戴鲁迅的现象本身变得可疑。过去对鲁迅的爱好是否含有实用主义成分、是否离鲁迅本身太远（暂时不谈什么是本身）、是否被用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另外，通过鲁迅的眼睛来看其他作家以及现代文学史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

　　日本的上述情况，觉得跟在大陆发生过的现象有点类似，就是说对近几年大陆发生过的‘鲁迅事件’感到似曾相识。不过日本没有大陆那么强烈，规模和深刻性都不可比拟，因此也没有发生漫骂鲁迅的现象，不需要骂，忘掉了就消失了。其实，在社会上没有真正扎下根来的作家被忘掉，恐怕不是什么值得悲哀的事。

　　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他的历史大背景不用说是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前半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危机。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和民族，倡导彻底的自我改造，以便形成新的现代化(＝欧化)人性(‘立人’)。鲁迅主张彻底破坏旧社会的秩序意识、伦理、规范、习俗以及人际关系，同时严厉批评了新的现代化病态，追求真正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规范。

　　在这一层次上，鲁迅与其他现代‘启蒙人士’以及改革者没什么两样，虽然要求的深度和彻底性等有所不同。

　　到了２１世纪初的现在，就中国而言，已经建成了强大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了世界大国，根本不存在被外国列强吞食消灭或被开除球籍的可能性，除非自己失败。并且大城市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跟世界一流水平相差不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现实情况离鲁迅的时代已经很远，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青人感到鲁迅他们的主张和立论好像异国异境的话语，跟自己完全不相干。因此即使希望或强制年青人阅读鲁迅读懂鲁迅，恐怕也没用。阅读接受鲁迅的客观条件恐怕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实在无力超越时代的变化而让年青人适应。

　　这种情况估计在韩国也相同。然而在中国恐怕由于现实政治的理由不能摘下鲁迅这面旗帜，这对鲁迅本身以及大陆的精神状态来说都是不幸的。

　　那么，鲁迅追求的‘立人’到底现代社会里实现了没有？很难说。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共通要求的现实条件基本上实现了，但鲁迅特有的精神上的深刻要求恐怕在一般社会层次上或者所谓‘民族性’层次上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可是如果想只要以这个条件主张鲁迅还值得读下去，恐怕也不成。因为鲁迅立论后面的推动力量就是历史大背景已经基本上消失，还有什么来支撑那些立论呢？现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感到满足、感不到痛苦熬煎着改造自己精神的需要，说得轻一点，感到做些改善就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因此鲁迅的苛刻的言论打动不了他们，这不是明显不过的事情吗？

　　另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战败后一直追求真正欧化的现代社会建设。这方面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就是丸山真男。他很是理想主义，以欧洲文明的最理想的精神态度和思惟模式批判了日本社会历来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点像当时的鲁迅。社会的主导舆论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可是走了五十年，丸山真男的理想社会形成了没有？只要看现在日本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混乱就可明白。丸山的思想没有产生效果吗？也不是。在社会制度上和人的行动习惯上确实部分地实现了他的理想，这是肯定的，但是还不够。他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由/努力向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恐怕没有充分地扎下根，或者基本上没有扎下根。将来会有希望吗？恐怕没有。明治维新以后学了一百多年，得到的是一次明显地失败，战败后重新开始学习，学习了五十年还是没有学到，谁能说还有希望？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的存在。起码可以说，原样的丸山真男的理想主义已经失效，不会再产生社会作用，如果觉得还需要，那么应该想办法改变方式。我估计鲁迅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与此相似，在日本和韩国社会里的鲁迅也差不多。

　　还有另一种排斥鲁迅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全球化。主要在美国产生并发展的大众文化先在日本这个本来不严肃的文化里扎下根，稍微改变样式，又靠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趋势进入东亚各地区，尤其是在一般青年文化里慢慢赶走严肃的现代文化而代替性地成了主流。近现代文学基本特点的主知主义和伦理主义被排斥掉，没法站得住。情况如此，还怎么让年青人阅读鲁迅？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次进行思考。就是人人以信息社会或者大量消费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等词来描写的现在新型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延续还是走进了新的阶段？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再次提到。



２.

　　还有个问题。对鲁迅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文字是批评能力尖锐而且破坏能力极大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其鬼气和毒性极其浓厚。如不小心接受了他的文字及其批判性思惟，不成熟的年青人就很有可能加深自己精神的阴暗面、给自己的精神造成危险，甚至会铤而走险；有不满情绪的年青人则可能得到攻击别人的语言武器进而伤害别人。

　　前面介绍的‘鲁迅事件’里有个比较年轻的学者黎湘萍说得很好②。他说∶

　　读史至此，常感心寒。因而也就常想到我最敬重的也是“颇喜讥议”的鲁迅。刘半农曾用“托尼精神，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而人们所注意的，更多是鲁迅身上的“尼采”的味道，或者所谓旷野上的“狼”的气息。我却想，耶稣也曾在旷野沉思过的，但并非就一定有“狼”气。鲁迅的本根还是他所深涵的托尔斯泰的精神，这是阅读过《祝福》、《药》、《故乡》的人们都深有体会的。我的一些性情激愤的朋友常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了鲁迅。这理由当然不是太靠得住，但我也因此想到，如果要让我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应读的书，我当然要选鲁迅，但也必不愿他过早读鲁迅，而宁愿他先读《新约》或托尔斯泰。因为学耶稣与托尔斯泰不得，仍不失其温蔼，学鲁迅而不得，恐怕只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这个“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意思似乎是如果学鲁迅不成就会成为不伦不类的恶棍或者无赖。其实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对鲁迅的实用主义利用大量制造了这类癞皮狗。即使好些，也是‘性情激愤’，本人吃苦。下面还是黎湘萍的文字。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他所感到的寂寞有很强的“传染性”。1924年9月24日他在给认识不久的青年李秉中写信时就非常坦率地说：(……引用者省略)“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面对一个真的“走近”他的青年，鲁迅的这番话像是拒人门外，其实是肺腑之言。(……)

　　鲁迅似乎很有预见性，否则就是他太了解中国的环境了。凡是传染上鲁迅的“寂寞”或“毒气和鬼气”的人们，大多是英特卓识之士，然而从他们后来的命运看，几乎很少有因为鲁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终于能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的。在大陆，曾经与鲁迅并肩战斗的瞿秋白，胡风，冯雪峰……下场都不是很好。在台湾，凡是感染上鲁迅的精神的，不是遇上牢狱之灾，就是四处碰壁。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台湾的鲁迅”的赖和，曾因反日两度入狱；在鲁迅去世时，最早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刊发悼念鲁迅文章的杨逵，也曾因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发表“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狱；自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同样被投入国民党的牢狱达七年之久；即使背后曾有蒋经国做靠山，却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接受鲁迅的柏杨，也难逃劫运……为什么“走近鲁迅”——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总是带来不幸？

　　他们为什么遭到了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他们学了鲁迅的尖锐批判的思考方式以及苛刻的文字表现方式以及继续反抗的精神。当权的或有权威的力量肯定对他们感到威胁，千方百计镇压不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何把鲁迅供奉在圣殿里并占有解释权不放手，就如很多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把鲁迅的尖锐批判功能用软布裹好不让人看见或者不让人使用，起码不让其尖锋指向自己。

　　去年１２月在汉阳大学召开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国际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好像说过，鲁迅是反抗者能够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的源泉。我并不反对先是别无选择地当了反抗者然后学习鲁迅的。但我担心有些人会因在半反抗状态下阅读鲁迅而不能自拔，那么对他来说，阅读鲁迅就是他的不幸。我还担心一些人幼稚的反抗心被鲁迅激活，结果成了具有尖锐的攻击别人能力但自己却没有反省能力的危险人物。因此我不能完全赞成钱理群先生的看法。

　　总的来说，读鲁迅确是很危险的，读的人很有可能接受鲁迅的毒，如果自己没有接受和适当处理的能力那就给其精神深部留下伤痕。因为鲁迅充分地正视以及暴露了埋在人精神深奥的不应该触动的恶毒秘密。所以把鲁迅推荐到广大少年和青年人应该算是发狂的事情。就像把机关枪交给孩子让他玩弄一般。或者把核炸弹交给恐怖主义份子一般。有些心理受过伤满身怨恨的年青人（他们共通心理是‘怀才不遇’，这种人其实不少）也有可能以鲁迅那尖锐的批人利刀盲目地砍人。读鲁迅也有可能推动和煽动他心理的黑暗，促他走进增恶人和世界的心境，如走到极点，把他变成专心捣乱社会的永久恶意的反社会份子。我个人推测文化大革命里发生过的就是这种现象。也推测毛泽东就是迷住了鲁迅的这一点。

　　上面从两个面∶１，阅读鲁迅已经失掉了大历史背景，已经没有了读鲁迅的客观条件，想让一般年青人感兴趣也做不到。２，鲁迅的毒很厉害，让不成熟的年青人阅读鲁迅，对本人不利，对别人也不利，还是不推荐读鲁迅比较安全些－－说明了不可向一般的年青人推荐读鲁迅的理由。

　　所以我敢说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日本以及韩国鲁迅已经不值得继续读下去了，起码不能推荐读鲁迅了。



３.

　　那么，我主张真地要把鲁迅埋在地下不让人看么？不是。对个别的精神相当成熟的人来说，鲁迅就是非常能够依靠并总从他能吸取营养和力气的存在。我不主张社会上推广，但还要保留给少数的能够深刻地独立思考的人。

　　下面姑且从两个层面谈谈鲁迅对我自己的意义。

　　其一、在反思这一百多年的日本以及非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我觉得鲁迅的一个观点很好用，能打开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崭新的视角。那就是‘伪士’。对这个词，日本著名的鲁迅学者伊藤虎丸先生这十年来继续进行分析研究，我从中很受启发。鲁迅年轻时候的论文〈破恶声论〉里有很有名的一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伊藤先生把这‘伪士’解释为后来现代化社会里的一种病态精神。

　　伊藤虎丸先生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恐怕是在〈初期鲁迅的宗教观〉一文里，不久又在〈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里提到过③。之后一直到现在，几乎每篇论文里都谈到这个词。现从其两篇文章中引用稍长的几段文字。对译文稍有改动。

　　西洋的近代思想，以自上而下的、启蒙的方式移植的时候，既缺乏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切断了与产生这些思想的文化传统的整体性的联系，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形成这种意识形态。难道不是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直至今日仍然大致上没有变化吗？

　　(……)他所关心的总是精神态度而不是思想内容。(……)“伪士”之所以“伪”，不在其说之旧，恰恰相反，在其新。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鲁迅不问思想之新旧和左右，唯问精神态度之真伪，有无自己能创造新事物的精神。所谓“伪士”，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缺乏精神的知识人”。　　〈初期鲁迅的宗教观〉

　　而这些战后著名舆论界人士所说的“近代”，为甚么没能在后来的日本社会里扎下根?　(反省这问题时须得作为败战后进步思想自己的问题来思考，不应托词为外来原因)这样的反省，也就是我的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模式时的出发点。

　　与此反省有关，我就想起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说的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急也。”长期以来，我总思考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最近才想到《阿Ｑ正传》(1921)第九章的一段情节大概就是鲁迅十几年后描绘的“伪士与迷信”之图也未可知。阿Ｑ被拉到衙门大堂，尽管告诉他站着也行，但他还是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就是“伪士”)唾弃地说：“奴隶性……。”详细的论述已在另文(《早期鲁迅的宗教观》)里，现恕不赘述。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论议内容本身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确信，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的内心或民族的根源。　　〈亚洲的“近代”与“现代”〉

　　我想要补充一下。这个‘伪士’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人士’，依靠外来的权威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本，又转而作为自己的现实物质资本，居高临下，以权威的面孔待人，对无知者和怀疑者进行无情地压抑，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感兴趣的只是怎么能出风头、吓倒别人、爬到社会上层、当名人、支配别人而已，不是真正追求真理本身或者解决现实问题。‘伪士’学习西欧的精神内容并向别人说教，可是一点都不懂得其精神本身和支撑其精神的思惟方式。下面继续引用。

　　这种“伪士”的概念，可以认为来自尼采。鲁迅曾写了“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这就是说，近代的“独裁者”与古代的专制君主不同，实际上站在多数人的统治和操纵大众之上；鲁迅对“伪士”的批判，正是对这种多数主义(集体主义)的批判。

　　我甚至认为，鲁迅这种指摘也可以适用于当前的日本(或者中国)的有些情况的一侧面。这观点就是继承尼采对１９世纪欧洲文明的批判(其所被说成‘反现代’思想者的理由)而来的。(……)也可以说鲁迅的“个人主义”，既接受了尼采的“现代”思想，同时又接受了‘反现代’的思想一面。１９２８年以后的革命文学论争里对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反驳，或者也许是这一“伪士”批判的延长线上。鲁迅的思想之所以在当前仍有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其力量源泉在于此观点。(……)

　　上面谈到，(……)我本身“对现在的不满”，是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命运相关连的。我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战后四十年日本的思想史，最终还没有能改变那一个八十年前由鲁迅针对清末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可称之为“伪士与迷信的模式”的，知识人与民众之间的构图。这一构图，其实恐怕不仅仅是在日本，也在非得接受外来文明不可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里，没法回避地、必然地发生并接受的共同的命运。(……)依据这观点能否把亚洲现代化整体作为尚未实现的、要克服这种构图而实现如鲁迅所开示的‘个人’(人的尊严高贵所在的“真的人”)的过程来重新思考，即能否作为由‘鬼’翻身到‘人’的文化史来重新构成新的历史框架。

　　我几乎完全赞同伊藤虎丸先生的这一看法。以为以此观点能打开新的历史视野。

　　其实，竹内好曾对日本现代化的失败(＝变成野兽性的帝国主义)提出的尖锐分析也言及了这一点，就是将日本的现代化说成没有经过‘回心’的优等生现代化，所谓优等生就是‘启蒙人士’也就是‘伪士’。竹内好为了批判日本现代化的失败，故意把中国现代化理想化地说成真正的现代化，用鲁迅和毛泽东来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历史。这个立论上的毛病，现在看来很明显，或者应该说他认识错了。应该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份子大部分也是这种‘伪士’，只是因为有过日本的侵略、没能顺利发展，反而给了毛泽东发展的机会而已。虽然这么说，但也不能否认竹内好对日本现代化的批判本身在过去起过很大作用，而且应该说竹内好原意在于批判自己的历史，而不在描写中国历史，因此看错了中国历史对他来说其伤也不深。

　　其二，我认为鲁迅的存在对我本人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其思惟方式以及其保持清醒意识的心术。

　　现在试着稍微详细地谈谈上面提过的我对当前时代的看法。以日本社会为例，以18世纪以前的江户时代为背景，１９到２０世纪中叶的日本社会现代化主要是以农村人口和生产力为基础、以工业为推动力量发展过来的。可是６０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农村衰败、农村人口明显减少，现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六左右。总生产力里面农业和工业合计所占的比例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这种社会还算是现代＝近代社会吗？从‘封建社会’(＝前近现代社会)出发，旨在建设近代国家体制和‘现代社会’(虽然是歪曲的现代)过程的社会推动力，到了现在似乎迷失方向、失掉力量了。我(不仅仅是我，好多思考者也)认为日本社会７０年代已走进了新的阶段，已经不是‘现代(＝近代)社会’了。可是新的阶段到底怎样谁都弄不清，刚刚开始时理所当然弄不清。但总感觉到这次变化恐怕是以五百年一千年的幅度来发生的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上的变化。谁都弄不清这次变革什么时候会形成一定的样式，可能是二、三百年以后，如果社会变化加速度地加快那么也可能是一百年后。那新型社会的文化特点以及所依靠的社会伦理到底怎样，更不能推测。整个过程之间怎样奇奇怪怪的现象都会发生的。我们只能静观眼前乱七八糟的现象。

　　如果自己以为有点毅力，那也可以试图以自己的信念为新的社会做些什么，因为新的社会应该是通过现在每天的变化而形成的。但当然谁都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信念尽心而已。过去马克斯主义理论‘证明’未来是光明世界，因此中途倒下的人对未来以及对自己所作的贡献都抱有信心。可现在却没有理论支撑我们。

　　在这种前景全面黯淡渺茫的或者可以说是空白得什么都看不见的现在，我们依据什么来支撑我们自己的理性，并坚持思考？假如我真地具有对超越者的信仰，估计是可能的。可是很遗憾我没有。只知道鲁迅式的以黑暗来对抗黑暗的办法而已。

　　十年以前写过一篇题为〈试论鲁迅的‘多疑’思惟方式〉的文章④。里面阐明了十分危险的鲁迅毒的根源何在，并说明了很多学习仿效鲁迅的年青人跟着走不多久就落进小路两旁的深谷里的原因。

　　对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消长起伏”这一说法，竹内好在他的《思想家鲁迅》中解释为：它显示着对于“表面上的启蒙家”与“内含着虚无深渊的孤独的精神”之间矛盾的自觉。后者就与他在《鲁迅》中直观把握的鲁迅本体，即“鲁迅文学的根源”指同一内容。竹内好为了证明那种因语言无法说明的根源存在，竭力用语言填满其周围空间。竹内好又使用另一说法，称其为“产生身藏‘永远的革命者’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就“永远的革命”而言，正如汪辉也曾指出的，因对现状永不满足，那么这种革命在指向自我的现在之时，将导致彻底的自我解剖与自我否定。木山英雄在前引论文中说道：“个人主义”的核心中存在着由“寂寞”、“复仇”转变而来的“几乎导致自我破坏的内攻性冲动”、“毒气”、“鬼气”。这恐怕也指同一情况。笔者所说“多疑”思维其实也指同一内容。

　　当“多疑”思维尖锐地指向自身时，对于自己所拥有并依据的全部观念与心情就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野草，影的告别》，对“黄金世界”的否定)，绝不停留地追求到底，不允许固守于某一个判断、观点和心情而停止不前，换言之，就是不可扼止地对自己的现存方式进行多层次的否定。因此，其中便产生出强烈的自我否定与对凝固静止观点的否定。钱理群和汪晖所说的“中间物意识”——它源于对旧社会彻底的否定叛逆精神以及因自身也负有旧文化的罪责所以也不能属于新社会这样一种认识——归根结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下面，我想参照《野草》诸篇(木山英雄说过其中可以看到“把该冲动对象化、进而方法化的努力”)来追踪那种尖锐地指向自身的“多疑”思维，尽管这种追踪难免过于简略。

　　这种对于凝固静止观点的非同寻常的否定程度，可以用《过客》中不肯停留的过客的形象加以说明。尽管他深知往前走去只有坟墓，但却为“声音”所召唤一点不肯休息，拒绝一切好意的安慰，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为什么他不能停留、也不能休息呢？因为停留和休息意味着放弃或暂时停止支撑“多疑”思维的努力。那该是多么诱人的“一觉”!但是，如果接受了这种“一觉”，那么，结果只能是要么循入停止判断状态，为某一观念、理解和情绪所制掣从而惧怕对此生疑；要么放弃判断逍遥于“麻木境界”，或者重蹈尼采的覆辙。后来鲁迅讲过，如果走上尼采之路，只能或是发狂或是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成为“虚无主义者”(《且介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的“多疑”思维，也破坏了在青年时代曾支配过他的超人观念。

　　关于自我的存在，进而关于这存在所依据的观念，如果彻底贯彻“多疑”思维，它将会变成自我运动，必将走到一切的否定和空虚(“至少将得到虚无。”－《求乞者》)。空虚对人来说是可怕的，人完全没有自己存在的根据，并且必须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活下去。《影的告别》中所说“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正是对于完全没有根据的存在状态的描述。《墓碣文》的“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也几乎说的是同样内容。但在这些语句中没有恐怖的影子，勿宁说它们呈现着高傲。因为彷徨于虚空这是自己选择的，故与恐怖无关。不如说，由于恐怕而置身于虚假的“根据”这种自我欺骗倒是轻蔑与憎恶的对象。另一方面，安于空虚则是危险的诱惑(在此应记起相对主义的陷阱和庄子的无差别观)。(……)

　　但是，果真不存在从这种地狱的苦役似的“多疑”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的道路么？如果有，那也只有在思考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一方面完全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并清楚地知道未来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却又虔诚地不断寻求着并寄希望于未知的时代的到来、第三种世界(跳出被类型化了的两极对立图式的世界)的到来。即使遇到了岔路或死路，也要采取与墨翟、阮籍不同的态度，向没有路的地方大胆地迈出去。鲁迅不仅如此主张，也如此实践了(《两地书二》等)。就是说，如果现在不向未知的世界跨出一步，就没有希望进入第三种世界。这里表现出鲁迅的另一个精神特征，即重视现实过程。

　　竹内好说：“不依赖任何东西，不把任何东西作为自己的支点，由此而必使一切成为自己的。在这一刹那，文学家鲁迅诞生了。”但是，不依赖任何东西，不把任何东西作为自己支点，不断反抗(革命、忍耐)空虚，这该多么艰难!如果鲁迅拥有相当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那样的存在，将使他怎样地获救呵!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鲁迅身上并且在他的小说(虚构世界)中感觉到了现代性的话，那么，其理由却也正在这里。中国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由此诞生。

　　最后一句的‘现代性’是指伊藤虎丸先生所说的从尼采学来的现代性和所谓反现代性融合在一起的现代性。

　　总在黑暗的而且混沌的矛盾里维持挣扎心态确实太苦。人总需要站在踏实的地面上，鲁迅那样总仿徨于无地是人所不能忍耐的。可是一旦抓到固定可靠的东西或站在安定的地面，就等于宣告失败。那假像肯定要引你陷进泥坑不得自拔。要想回避这条路，不跟着鲁迅走、安心地当‘伪士’就可以了，没什么困难和苦痛。你偏偏要跟着走，你的命运肯定是暗淡的。

　　可是，如上面所说，现在此刻要当‘伪士’、‘启蒙人士’也不成，因为没有市场了，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启蒙人士’。而且所谓‘人文主义’也好，崇高理想主义也好，什么精神价值也好，统统被数字、金钱以及大众文化挤掉异化掉了。而且欧美的有良心的思考者通过反省欧洲现代化过程而暴露了其欺骗性。那么我们发现可靠可信可依据的理论其实并不存在。暂时可信的也不能相信其长期的或者现实的有效性。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跟鲁迅面临过的情况有点类似(虽然鲁迅的时代还可以能信任民族/国家等观念，现在恐怕都行不通)？部分人士不能忍受不明不暗的使人不安的状态，索性攀在似乎踏实一点的观念上，让自己隶属于那些观念而暂时感到安定，如民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排外心情等，幼稚的甚至于想要回到自己以为光辉的过去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想要肯定自己，从而安慰自己的不安心情。其实须知那些统统是无物之阵，都是骗人的。

　　从而我以为，现在此刻假使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能支撑我们的心的恐怕是鲁迅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和他仿徨于无地之中所坚持的思惟方式和心态。简而言之，就是在矛盾里忍耐挣扎。



[注]

(1)葛涛，谷红梅〈序言“鲁迅事件”白皮书〉《聚焦“鲁迅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黎湘萍〈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收获》2000年3期。

(3)〈初期鲁迅的宗教观〉(日文版原载于《日本中国学会报》41,1989年，汉语版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11期)。〈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日文版原原载于《樋口进先生古稀记念中国现代文学集》(中国书店，1990)，汉语版是1990年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后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4期(1992年12月，有所删节),又收入《鲁迅、创与日本文学造社》(北大出版社,1995)。又要看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无地仿徨》(浙江文艺出版，1994)，又收于《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原登于《文学评论》89年3-4期。

(4)〈试论鲁迅的‘多疑’思惟方式〉，日文版原收入《鲁迅研究的现在》汲古书院,1992年9月。汉语版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2002年4月17日)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为第一回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国际学术发表会（2002.5.3-4）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