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之爱——评葛红兵《沙床》

滴滴真摔锅

作者：勤  峰
来源：故乡网葛红兵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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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当代女性的感情与性
   
    在西方，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拉开了人性解放的序幕，数百年时间的推进，从人的发现到妇女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无不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变革。在中国，妇女解放是伴随着西学的引进而发轫的，百年沧伤，俗与时迁，旧有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三从四德，夫唱妇随，从一而终，千年流弊，仿佛一夜之间就风流云散了。但真的风流云散了吗？妇女解放的道路其实还是漫长的，观念的改变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么是道德沦丧，要么是道德虚无主义，而健康的、直立的人在哪里？真解放，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经济地位的独立。随着女性对社会生活介入的深化，我们看到了葛红兵《沙床》中所描绘的张晓闽、裴紫、罗筱等女性形象。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思想行为上自然也开风气之先，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这是张晓闽等女性生存的土壤。
    在她们身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太多的矫饰，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传统道德的所谓贞节在她们身上有时候竟然受到了嘲笑，处女是老土的象征，这种话在道德家的眼里无异于伤风败俗，但葛红兵在小说里处之泰然。在开放社会，这是她们的自由选择。正如李银河评论的木子美现象：她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一是她的自由，二并不违法。所以无可厚非，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来禁止，这是自由社会的基础，自由社会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化。葛红兵的工作说到底，并不仅仅是创造了这几个女性形象，而是告诉大家，她们是这样生活的，并且心安理得。更深层的，是导引人们走出一个误区：不能因为你所看到的生活表象就拥有了有粗暴的骂人家淫荡的权利。虽然她们对于身体、对于性持开放态度，但也并不是随意到不加选择，她们有自己的尺度。她们也是普通人，有爱，并且爱得热烈，深沉。张晓闽、裴紫的爱情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我们听到过的美丽爱情故事。同时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特色，如张晓闽对诸葛晋的爱情，它是无私的，在轻松的表情下掩盖着最深挚、最热烈、最忘我也最无私的感情。她为了更加自如的接近诸葛晋，编造了自己有男友的谎言，天知道这谎言掩藏了多么深挚的情意。最后，她还是把她的处女之身献给了无望的爱情，纯粹的爱情。她知道诸葛晋与裴紫的爱情后，那种大气，更不是小鼻子小眼的道德男女所可比拟的。你能说她不道德？她遵循的只是自己内心的道德，在她的世界观里，自我认同的价值高于一切。
    裴紫可能是小说中最受人怜惜的女性形象。她的神秘出场牵出的是一段血淋淋的记忆。很多人可能很难接受裴紫与诸葛晋在喜来登饭店的一夜情：为了救自己而送命的丈夫刚刚去世就出来找别的男人，只有无耻淫贱的女人才干得出来。这是最中国化的逻辑，但裴紫对此显然有她自己的理解。是的，对于丈夫的去世她悲痛欲绝，但为了让丈夫的牺牲更加值得，她只有使自己快乐起来，她说天堂里丈夫也不愿看见她憔悴的样子。这是理性也更加人性的选择，而不是所谓的道德沦丧。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以对方的痛苦为痛苦。裴紫对快乐的选择其实要比痛苦沉沦困难百倍，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牺牲。与丈夫的那份深情，无论她今后与谁相爱，都不会从她的心里抹去，这是对丈夫的最好安慰。可以说，裴紫对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也是勇敢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有时的确比死更加困难。与诸葛的一夜情，并不是简单的移情或者心灵与肉体的释放。通过在网上的交流，她对诸葛是真的欣赏，所以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样随便。所以，诸葛的不辞而别还是深深的伤害了她。而后面的发展，包括与张晓闽的亲如姐妹的关系，三角恋爱而能如此和谐实不多见，这不得不说是伟大心灵产生的奇迹：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她们用行动实践了千年道德理想国里未曾实现的理想。在这样的情感关照下，裴紫的最后殉情也就显得并不突兀了：她的脆弱确实不足以支撑两次同样的跌倒。
    健美教练罗筱描述虽然不多，但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女性。在对诸葛的逐步了解中，她也爱上了这位英俊博学的青年教授，但她的爱是节制的、内敛的，即便在与诸葛做爱的时候，我们还是能感觉得到远远观望的距离感。她并不奢求什么，只是把握住了当下，对于当下的投入和虔诚，她是真诚的，并不惺惺作态。
      但生活中并非只有爱情，自由选择有时就意味着放弃，章静宜为了与董教授的爱情甚至与父母亲断绝了关系毅然决然的与董教授到厦门定居，冲突的结果是以章静宜母亲的自杀、章静宜以忏悔的心情伤心欲绝的回到了家里告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冲突的一面，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已然无法跨越，引起我的思考的是章静宜的父母亲都还是教授，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们尚且无法理解下一代的观念，何况普通人。可以看到传统影响的力量。最后章静宜还是投降了，母亲的死亡成了压在她心上的一座坟。也许，她的灵魂再也无法安宁。
     从对这几位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里被奉为金科律令的白首之盟的诗性消解。过程远要比结果重要，这就是当代女性对生活的理解。
    二、由哲学理性向宗教情怀的过渡
    葛红兵是一位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的学者，但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像启蒙主义作家一样在作品里表现出的哲学理性的万丈光芒，相反倒彰显了对人类理性的怀疑精神和向宗教情怀的自觉皈依。
    对于哲学理性的怀疑，我们首先可以从对哲学系的教授的嘲讽中得到表现，具体我将在下节“走下神坛的知识分子”中论述。其次，在整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哲学的破产，理性的思考并不能将人带入幸福，也无法使人解脱，甚至有可能将人导入到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的漩涡。诸葛、张晓闽、裴紫等人虽然都是聪明智慧的但归根结底都不是理性的。看诸葛大老远独自从上海开车到南京去看从未谋面的网友，从表面上看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大教授似乎在干一个未成熟少年的事。但纵观诸葛的整个情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诸葛虽然在教授着哲学，但在哲学里他早已是迷失了路途的羔羊，他的情感家园不在这里。他的南京之行与其说是单纯的一次约会，不如说是对上帝的一次考验，他要寻找一种灵性，冥冥之中的神启。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对上帝的考验是违反“信”的原则的。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诸葛家族肝纤维化的遗传病本身就是基督教原罪说的一个隐喻？哪怕在最欢愉的时候，诸葛都无法解脱这样一种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虚无、无欲、焦虑都来源于此。但最终爱战胜了死亡。在小说结尾，死神的亲吻已经无足轻重了。裴紫对诸葛的爱在诸葛眼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情爱了，她甚至是上帝的化身。裴紫刺向自己胸前的匕首结束了人间，同时也开启了天国的大门。
    但这些仅仅是葛红兵由哲学理性向基督教的过渡而已，对基督的皈依还没有深入到心灵，仅仅是理性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对神性自觉不自觉的求证。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哲学理性的影响，求证变成了下意识的事。同时，葛红兵没有忘记为自己的信仰搜寻证据，比如那位车祸身亡的女同学出事前一天的奇怪的梦之类。葛红兵对于圣灵一类的故事是津津乐道的。
    但上帝是不容求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基督的选择，还是很牵强，上帝还不能成为他与身俱来的东西，而只能是选择的结果。基于这样的哲学基础，葛红兵只能让他的主人公最终告别了此在，从天国里得到幸福。不管怎样，尘世是充满缺憾的，葛红兵是一个智者，他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但他不是一个勇者，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所以他选择了撤退，大踏步的撤退，把人间留给有勇气生活下去的人。
    三、也是一帮俗人
    提到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很自然的会联想到钱钟书的《围城》，这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书，开了中国文学中对知识分子自身反思的先河，影响深远。
    知识分子在普通老百姓眼里，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其实一直是受到尊重的，在我们家乡，教书的都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先生”。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一听得教授两个字还是有点发怵。潜意识里，教授代表的是学问和道德。然而钱钟书剥了留洋回来的教授们的皮，葛红兵则将他哲学系的教授们请下了神坛。
    小说的第一章就描绘了教授们很世俗的一面，他们的虚伪、庸俗还原了一个社会角色的本来面目。而教授们不负责任的著述，对思想的功利性对待——以发表论文数量多寡定学问职称——以及放纵的私生活都使得作者对这些知识精英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之情。他之由哲学理性向宗教情怀的过渡，未尝不与他对现实的失望有关。
    在葛红兵这样一个抱着强烈的人类使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强烈的精英意识。他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迫切的：如果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都堕落了，那么，人类救赎的希望还在哪里？
    在小说里，诸葛除了在董教授去厦门之前将二手桑塔那送给他时反思了自己对于友谊的主动疏理时说了董教授几句好话外，确实对那些沽名钓誉的教授们没存什么好感。可以想象，这一点也必定将为葛红兵招来许多的攻击。他去见教授时带的鞭子太粗了。
    但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社会本就充满了缺憾，自私、庸俗、虚伪、纵欲，葛红兵的一双冷眼已将之穿透。对芸芸众生，他无话可说，但对知识分子，他是有着很迫切的期待的。社会何以进步？西方知识精英带来的美丽新世界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可以说，西方的启蒙英雄们，已经在葛红兵的心里竖起了一座丰碑，他渴望看到超越，一个民族产生不了超越过往的精神巨人始终是这个民族的巨大悲哀。但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温床，而是世俗狂欢的天堂。所有人都在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努力。于是在你争我夺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小说中诸葛无法融入这一狂欢群体，更加无法改变。他只有步步远离。一开始，他是带着冷漠和冷冰冰的自恋情结投入对与所有人的交往中。但爱使他的冰山在一步一步融化，自我批判的理性也随之复活。随着诸葛与裴紫、张晓闽等女性的深入交往，上帝之爱与男女之爱已然变成了同一性的东西。对于疏离者，人们不会吝惜他们恶毒的言辞。诸葛教授于是变成了一个私生活极度不检点的人。
    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只有自我，没有责任；只有当下，没有明天；只有营营，没有抱负。这就是葛红兵给走下神坛的知识分子所描画的肖像。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期待。尘世和永恒并不矛盾，永恒无非是尘世的延续而已。爱包容的东西远要比我们想象的多。
    四、诗意的栖居
    把小说当作诗来写的葛红兵不是第一人，但能够由始至终毫不矫情的、自如的挟裹着脉脉温情的诗性叙说，在近年来出版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葛红兵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白话文的表现力。我以前没有读到过葛红兵创作的诗歌，但读完这部小说，我想他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没有受过现代诗歌熏陶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书中穿插的几首诗歌大多也是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像《小兽》（题目是笔者加上去的，原作无题）等诗，读来令人心旷神怡，回味再三。朱光潜评论现代诗歌以是否可读作为评判的标准之一，葛红兵的诗作是可以拿来朗读的。
    有专家批评《沙床》的结构松散，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我认为一部小说的是否成功再不能以传统的标准作为唯一的度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葛红兵写作的是现代诗，你非要用古典诗歌的标准去衡量，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现代小说的园地里虽然未见得已长出了雄视古今的巨著，但所开拓的疆域是广大的。传统小说理论的破篱笆也早已圈不住这头机灵的小兽了。作品是否成功不一定取决于结构的严谨，关键是作品的表现力，语言是否与所要表现的内容有高度的协调。在这一点上，《沙床》是成功的。
    也许，女性多不是诗歌的作者，但更多的是诗歌本身。《沙床》中的女性形象浸染在细沙流过指缝一般的描述中，不管是幸福、是苦难，是欢愉、是哀愁，是希望、还是绝望，她们都以她们鲜活的形象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了。

xychy

勤峰说：
      “张晓闽、裴紫的爱情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我们听到过的美丽爱情故事。同时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特色，如张晓闽对诸葛晋的爱情，它是无私的，在轻松的表情下掩盖着最深挚、最热烈、最忘我也最无私的感情。她为了更加自如的接近诸葛晋，编造了自己有男友的谎言，天知道这谎言掩藏了多么深挚的情意。最后，她还是把她的处女之身献给了无望的爱情，纯粹的爱情。她知道诸葛晋与裴紫的爱情后，那种大气，更不是小鼻子小眼的道德男女所可比拟的。你能说她不道德？她遵循的只是自己内心的道德，在她的世界观里，自我认同的价值高于一切。”
      风流男人需要的正是张晓闽对诸葛晋那种大气的，“不是小鼻子小眼的道德男女所可比拟的”的爱情。不必付出，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爱情只可以付出而不应要求回报，哪怕是感情回报。正是这种爱情观不知造就了多少痴情女子！这是传统道德的另一个极端，是对妇女解放的亵渎。男人应该感谢这种爱情的鼓吹者。不过我不欣赏。
      勤峰说：      
     “ 在葛红兵这样一个抱着强烈的人类使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强烈的精英意识。他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迫切的：如果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都堕落了，那么，人类救赎的希望还在哪里？”
     此说虚妄！因为小说《沙床》并没有对堕落的任何批判意识，只是自然主义的展现。这是对葛红兵蹩脚的吹捧。
     请转贴的朋友把我的回复贴回去，把葛红兵的拥趸引来辩论一番，对本论坛可能是一件好事。

滴滴真摔锅

葛红兵的"拥趸",例如我,只管贴不管辩论.但是很尊敬地读您的评.谢谢!

滴滴真摔锅

葛红兵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主要是知识伦理意义上的。你应该看他的《人为与人言》，而《沙床》主要展现的是“绝望感”，这种绝望，本身就是批判性的。


作者并没有宣传性，相反，在小说中，作者始终在回避性。

这是一般人没有细读小说，或者只是看了网上的连载版产生的错觉。


这个小说写的是性之后，人该如何追求上帝。

xychy

谢谢你的推荐，我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看葛红兵的大作。我已经解读了他的一篇文章，结论你可能已经看到了。你以为我还回看他的东西吗？
滴滴真摔锅说：
      “《沙床》主要展现的是“绝望感”，这种绝望，本身就是批判性的。”
      由绝症带来绝望可以理解，但是用性来麻醉绝望是不可取的。如果因爱而发生性关系无可厚非，自己身患绝症而跟所爱的人上床，而不考虑自己死后对方会多么痛苦，也许会葬送别人的一生，就是自私和不负责任。这种人如果有爱也是不高尚的爱。梅艳芳知道自己患有绝症马上跟心爱的男友分手，就是一种高尚的做法。
      我觉得绝望比不上乐观更令人佩服，更谈不上绝望有什么批判作用了。
      葛红兵的作品迎合了时尚，因而拥有大批拥趸，就像周杰伦的歌没人听得懂却由于时尚而赢得大批歌迷一样，其中不乏盲从者和无知的追星族。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实在看不懂。

滴滴真摔锅

我个人认为:性,其实就是人的本能,哲学或文学称为"身体".套鲁迅的话就是因"生命的繁衍"而不得不为之事.无所谓善恶和美丑.有的写作者(中外都有),将"爱情"这一虚拟的构想单方面强迫着与"性"结合,一种违背生物进化学的意淫式的思维.自人类诞生之日始,高兴时或是痛苦时,在兴奋中在绝望中以性为渲泄,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本能,没有什么对和错的区分的,何况作者葛红兵在<沙床>对于人的这种本能还进行了较为真切的批判或说是"忏悔"了呢.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做什么"忏悔".在我看来,人的本能等同于动物,人的恶行连动物都不如.什么爱情不爱情的?谁见过?别让我好笑了.

[ 本贴由 滴滴真摔锅 于 2004-2-6  17:19 最后编辑 ]

梦的轻波

　　人为什么说话怎么说？　　

朱鲁子(南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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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推出的新生代作家葛红兵先生的《人为与人言》(2003年8月)一书，以其独立的个性化文学言说，对当代人的生存悖论进行了详尽分析，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创精神，也展现了作者个性化的随笔诉求。在当代随笔文体的写作中，葛红兵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可能正接近某个文体创新的边缘。笔者认为，《人为与人言》一书是对当下思想学术界失语症状的一个突破，也是随笔写作方式的一个突破，他让随笔文体真正亲近了思想，成为追求独立人格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思想界异常活跃，但如果绕开了洛克、伯林、波普、哈耶克、别尔嘉耶夫、奥维尔、哈维尔等，人们简直就“无话可说”。这种言说状况无法改变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失语”症状。这种失语现象是由人们在当代的生存悖论造成的。笔者认为，在汉语语境中能否揭示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是我们民族最终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标志。

　　葛红兵探讨的主要方向是：“人为”——怎么行事？“人言”——怎么说话？作者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人为什么要说话？他要说什么话？怎么说？人怎么操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被操控？作者讨论的要点是：1、发誓?诅咒?指使?告诉?祈祷?沉默?避讳?语录；2、异口同声?口号?鸦雀无声?闲言碎语?独夫之语；3、群集?群集?暴力?因循?屈从?媚俗?自闭?旁观?狂欢?施虐?恐怖；4、论“赤裸”――身体的神性状态?论“恶心”――身体的道德状态?论“洗浴”――身体的真理状态?论”颤栗”——身体的审美状态；5、生存论视域中的问题：穷愁?悔恨?陶醉?晕眩?争执。

　　《人为与人言》分为七辑，其中第一辑——《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由22篇文章构成：《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闲言碎语》、《群集是这样一种生物体》、《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独夫之语》、《语录：话语的等级与存在者的等级》，等等。在这一辑里，作者将作为“群集”的芸芸众生的生存样态通过凝练的文学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这是这样一个群集，他们呼喊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所反对的，但是只要他们走上了街头就是一群地道的好演员，他们盛装投入，参加一场虚情演出。但是在这场演出中，他们没有扮演任何其他人，而是扮演自己，通过扮演他们忘记了真实的我，而投入到另一个被当局塑造起来的自我中，这个被塑造起来的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那个真实的自我。作态的群集，他们带到大街上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他们的灵魂被取消了，他们呼喊得越多也就失去得越多，他们越是说话便越是使自己成了一个他人，一个和自我对立的人。”在《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篇中，作者揭示了“群集”生存的秘密即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怖”。作者对“群集”生活中人们的说话方式的描述，是我们太熟悉的了，早已熟悉到熟视无睹和成为无意识的程度了。当作者将它的真相揭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才如梦初醒：原来“群集”只是以“进天国”为名召集来的道具。虽然群集也用自己的嘴说话，但却是“异口同声”；虽然群集也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没有思考的沉默――“鸦雀无声”；有时，我们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众口一词”：“钉他十字架！”自我生存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内在矛盾，正是极权时代人的生存悖论。——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并颠覆这一悖论，正是《人为与人言》作者的创新之处。

　　实在地说，《人为与人言》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萨特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罗姆以及当代人耳熟能详的波普、别尔嘉耶夫、哈维尔等人那里，都早已有着精彩的分析和描述。问题是，作为中国的思想者，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揭示、言说与西方思想家们相同的问题，葛红兵先生是第一个。他的意义不在于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没有讨论过，而在于他是在用自己独立的语言讨论、言说这些问题。这就足够了。它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学术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的“失语”状态。汉语言言说开始找到自己的和世界对话的途径。而这一点，是作者领先于当下那些极力操作“托西改制”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更是那些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言说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作为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个体，《人为与人言》的作者还没有彻底摆脱时代给他打上的烙印——作者身上仍残留着没有彻底痊愈的时代伤痕。就像作者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我尚没有力量将上述各个方面整合，所以这是一个松散的随笔集；我试图让我的文字显得放松随意，但是，恐怕没有做到，我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获得非常超然的心态。

　　(葛红兵：《人为与人言》，上海三联书店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