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王朔《顽主》之比较

梦的轻波

作者：李亚萍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218.htm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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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塞林格、王朔的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社会的情绪，但他们的反抗却由于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变得软弱和消极。在这种表面的共性中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两位作者面对当代社会与人文精神的启蒙时所显露的困惑，他们希望探索新的道路来引导人们，但两者出世的与入世的态度都反映了理想的不可实现性，由此作品中都有不可抹去的伤感基调。

      [关键词]  反英雄   反叛  伤感  软弱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21－04

      [收稿日期]  2000－03－05

      [作者简介] 李亚萍，女，1975年生，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

        

      塞林格，美国当代作家，1951年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争议，尽管对于这本书及塞林格的评论毁誉参半，但书中主人公霍尔顿却给一代年轻人树立了反叛的榜样。

      王朔，当代中国作家，自1984年以《空中小姐》走红文坛，直到1988年“王朔年”达到颠峰。在以后几年对于王朔的评论可谓热闹非凡，从文坛大腕到无名小卒都在贬他或褒他。青年人则称他为“一般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人的反叛情绪的代言人”。

      将王朔和塞林格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就有一些评论家偶尔提及过他们之间的联系。1994年1月的《美国研究》上朱世达先生曾将王朔与美国二战后避世时代的作家塞林格、克鲁亚克等做过比较，但他主要注重社会学方面的相同特质，即两种文学现象产生的文化影响，反文化的共性，文本涉及较少也较为宽泛。文楚安先生在94年的《文艺报》上也略谈了一些中国新时期小说与美国垮掉的一代（其中包括塞林格）文学相似处。在这之前，美国的雪莉·伍顿（Shery Wudun）在93年的《纽约时报书评》中把王朔比作中国的克鲁亚克。但是他们大都从整体感觉上把握某种相似性，毕竟在中国新时期作家和美国战后作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文本出发，以《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顽主》为中心文本，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特色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具体的分析，由表层的相似及相异探讨两作家的深层次的相似及相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者笔下的人物形象。《麦田里的守望者》(下文简称《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年仅十六岁的中学生，他在学校考试经常不及格，公然与老师作对，在考卷上写上一段诸如“我所知的仅这些，虽然您讲得很好，我却对他们不怎么感兴趣，您尽管可以给我不及格，反正我除了英文一门之外，哪门功课都不可能及格。”他四次被学校开除，他蔑视学校，将之贬低为虚伪之地，认为老师学生都是虚伪的家伙。他被开除后，游荡在纽约城，抽烟、酗酒、找女人玩乐,满口"他妈的"（damn），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痞气，有着种种对学校、对社会以及周围一切不满的少年形象。王朔笔下的人物则是一群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游民，他们的痞气更足，也常带有油滑，正如王蒙所概括的：“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儿们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于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查，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甚至脏话。”[1]他们和霍尔顿有着相似之处，他们戏谑地调侃他人、现存制度、神圣甚至是自己。他们公然宣称：“我是流氓，我怕谁？”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霍尔顿与王朔的顽主之间的极其鲜明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中的“反英雄”形象。“反英雄”（anti－hero）是现代文学或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他们缺乏传统意义上英雄的气质，缺少勇气，但他们真诚，善良，他们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困惑，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传统道德及社会价值的暧昧态度。塞林格和王朔塑造的反英雄形象在此基础上又具有其特殊的共同特征：蔑视神圣、嘲弄陈规，在他们身上显示了极强的叛逆情绪；但是也由于他们行为能力的衰退，只有通过语言上的宣泄来补偿，因此文中很明显地流露出人物的悲观色彩，以表面的乐观掩饰内心的焦虑与失望，以语言的膨胀掩饰行为的无能。

      但是在二者的笔下反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区别。霍尔顿是一个精神上的孤独者，在潘西中学以及纽约没有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什么人都看不惯，排斥他人使他自觉地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堂·吉诃德式的人，以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奋力地指责社会，咒骂城市，批判现存价值。他沿袭了哈克贝里·芬的一些特点，希望从城市走向自然，追求精神上的安宁与清净。他希望世界充满真诚，因此，他讨厌成人圈子，把纯洁的妹妹及修女当成可信任的人；他厌恶现实中的机械化特征，他要摆脱这个逐渐为机器和金钱所控制的世界，在自然中寻求真正的生活；他渴望世界充满孩子的天真与纯洁，他愿意做个“麦田守望者”拯救下一代，在塞林格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具有英雄特色的反英雄形象。而王朔塑造的是群体形象，诸如于观、杨重、马青等，他们没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他们共有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行动，一种思想，他们至少有三人，或更多的成员，可以说王朔笔下人物的反叛性是通过一个小群体形式与社会进行对抗的。群体成员之间互有交流，他们的反抗情绪更容易在交流中得到缓和，而不象霍尔顿那样无法与别人沟通，积聚的力量就更强大、更尖锐。虽然霍尔顿的理想或者是幻想在当代的美国是不可能实现了，但工业化却使得美国的各个地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物质的控制，所谓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立已经逐渐开始消解，农村的工业化步伐也必不可免的带有城市的影响。至于希冀在大自然中寻求纯粹的精神家园，只能是一种幻想。他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陷入了个人与社会对抗危机中，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面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只能以精神上的失常来结束这场斗争。而王朔的人物在一种全都看透了的状态下，但又必须以承认自己的生存为前提对社会进行批判，他们是边缘人也是社会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反叛情绪往往在调侃与对话中将冲突下移，最终在嬉闹中闪过。他们不想未来也不注重过去，他们面对的只是现在，“不需要明天也没有明天”，他们不做高尚的行为来拯救他人，也拒绝别人的拯救，王朔的反英雄有一种平民化的自甘平庸的特征。相比较而言，王朔的顽主们更玩世不恭，他们不如霍尔顿有理想有抱负，但是由于二者的共性决定了他们的反抗都是软弱的。

      反英雄由于其软弱及困惑的个性特征，使得他们在行为的反抗上是无力的也是不可能的。两位作者在语言的表达上则竭尽全力地显示反英雄的这一特点。总体而言，二者在运用语言方面的共同点是：口语化，俗语化，极具调侃和幽默的效果。在霍尔顿的话语中，经常出现“他妈的”（damn、goddamn）、“混帐”（ass）、“老”（old）、“闷得要死”等词，这些词出现的频率之高、速度之快表面上看似乎是霍尔顿的一种堕落，在不自觉中沾染了恶习，但在言词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他对一切不满的态度，他在心里诅咒这个“damn school”“goddamn city”，“这其中充满了幽默与悲怆的嫉妒”。[2]在王朔的文中人物语言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对于背景、事件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叙述很少，人物的对话则提供了最大的信息量。《顽主》中使用了新北京口语（相对于老舍作品中的北京方言体而言）作为人物的标志性话语，“特”、“没劲”、“他妈的”之类的词是人物的口头禅。对口语和俗语的使用，作者有意使主人公与其他人区别，反英雄自然地就站在了与普通人不同的价值观上，这种表面上的姿态下滑实际上是作者为人物设定的边缘位置，对立首先在语言的使用上反映出来了。另外在两位作者文中还体现了反讽的语言风格，主人公通过调侃来实现他们对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反抗。这种调侃首先表现在对神圣的反讽，霍尔顿在文中多次提到“伟大，我最恨这个词了”（《麦》）于观他们则在作家的颁奖大会上用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堂而皇之地在主席台上发言，“文学是什么，几钱一斤？”。其次表现在对社会习俗的反讽，霍尔顿在与老萨丽看戏时对于萨丽的假装成熟与虚伪的态度进行了嘲弄“你真应该看着他们打招呼的样子，你准以为他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你还以为他们小时候都在一个澡盆子里洗澡什么的，是一对老得不能再老的朋友，真令人作呕。”（《麦》）；于观也在他父亲教导他时不满地说“非得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顽主》）再者是对当时的值观的批判，霍尔顿嘲笑学校和家长的教育是追逐功利目的，“他们强迫你好好读书，将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买一辆凯迪拉克”（《麦》）；于观他们则对衣冠楚楚的社会名流极为反感，他们对于崇高的精神追求显示出鄙视的态度，“我们并不痛苦，我们乐着呢！”对一向以来要求的那种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启蒙态度采取了嘲弄的口吻。

      通过语言确实凸现了人物的反叛情绪，但是二者语言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具体运用时各有特色。霍尔顿的语言使用较为单一，缺少变化，重复使用俗语而且经常出现语病，这样的语言看似简单、枯燥、随便、缺乏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形象地表现出带有幼稚、天真的严肃和对时世不满的愤世嫉俗的一本正经，给人以真实感。而王朔的人物则是采用了俗语和成语的混合使用，而且使用不断句的形式使得人物的语言显得滑稽可笑，诸如：“要是为了别人的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在所不辞”“我不能骗您，我不能说没有，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顽主》）这样的交叉运用书面语和口语，给人的感觉有一点正经又有些滑稽、调笑。正是这样的表达才使得王朔的人物有独特的魅力，在无表情的语言后面隐藏着他们的表态。那么在塞林格的个人叙事风格中，自我叙述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与他的语言密不可分，人物的内心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反抗、孤独、失意都能够深切地引发读者的同情，霍尔顿是当代文学中典型的反叛的受伤者（rebel victim），身份的特殊以及语言表达的委婉奠定了文章中的感伤基调。而王朔在文中对人物的内心没有涉及，全篇都充满了对话的嬉笑喧闹，然而，我们仍旧能感受到其中忽闪而过的悲凉，嘲弄、反讽在热闹的语言后面留下了伤感的痕迹。在两个文本中作者使用语言的反讽也正体现了反抗的软弱性，所以在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情绪由强烈滑向低谷的转变，转变暗示着妥协。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的主题就一直与反抗、孤独、虚无联系在一起。在塞林格和王朔的笔下也无非是这样的内容，这与二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相关。美国的五十年代是历史上相对繁荣的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物质强盛；政治上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及进步思想严加控制。在物质繁荣，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美国的青年文化表现出“从众”趋势，他们很愿意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念“好好读书，出人头地”，注重物质享受。他们的处世态度也是如此，从政治态度、个人信仰、择友原则、甚至是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头发长短等都服从社会习俗，他们所着重关注的是经济上的保障，生活上的福利及优惠，因此这一代往往被称为“沉默的一代”。而塞林格的主人公霍尔顿并不甘心沉默在物质世界中，他不接受父辈的价值观，厌恶一般的社会习俗，对周围的虚伪作假的行为极端鄙视，他的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体现了反文化、反社会的意识，但他的反叛性并不是很具有针对性的，他批判学校的教育，批判文化的庸俗，对机械化不满等。他只是以“红色”猎人帽希冀引起青年一代的注意，能够唤醒“沉默的一代”，唤起他们的天真与纯洁。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顿承担了英雄的角色，但他并不具有行为实施的勇气和条件，他的行为在语言与思考中逐渐化解，和哈姆雷特一样，他陷入了矛盾“to be or not to be”，在意识到个人力量薄弱时，霍尔顿采取了逃避的方法，霍尔顿希望逃离的情绪正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中产生的孤独与虚无，最终无处可逃的结局也只能是霍尔顿躺在病床上考虑出院后进哪一所学校，尽管他很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但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这个“反叛英雄”最终还是陷入了现实无法自拔，这也恰恰反映了反抗的消极性与缺乏战斗力。

      现代反抗意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就已经出现象，《你别无选择》、《无主题伴奏》等都表达了初步的现代反抗意识，但王朔的小说则更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人的软弱和反抗的不彻底性。因此王朔的顽主们不当救世主，也不当殉道品，而是与平民走在一起。他们由理想主义的顶端下滑至唯物的实用主义，这种下滑的过程中却是辛酸的放弃与割舍。他们拒绝精神上的崇高，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标榜：“我就是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他们拒绝过于精神化的存在思辩，而是还原成一种简单的市民语言，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活着，想活得更好。那么由此看来，王朔小说中的反叛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主人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失意引发的非理性的一锅端的破坏，“我干脆一无所有”，“以这种痞子方式取得了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成功，在痞子式的破坏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摈弃或者理性的审省，一锅端的方式使得它远比知识分子的反抗来得彻底。”[4]尽管他通过政治性话语与非政治性场合的结合运用，调侃了政治；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嘲弄调侃了人文传统及价值标准，然而他们的调侃过于膨胀，充斥了文本，显得粗俗、油滑、不着边际。这种在话语层面的解构的机智表现出的是躲闪的不确定性的反抗，无怪乎有人将之视为对平民心态的一种迎合，“他们不是反叛的斗士，恰恰相反，他们是随遇而安的凡夫俗子”[5]，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中通过话语的幽默与调侃表现的颠覆性力量。

      塞林格的人物企图从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中逃出，追求本真的生活，希望自由、平等、真诚，反对虚伪；王朔的人物则真诚的发出呼声，希望过体面的生活，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反对以精神上的崇高而虚伪地对物质享受表示鄙夷。正是在对真诚的、本原生活的追求上显示出两位作家一致的生命体验，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类似的境遇使得他们反抗，但由于现实的条件及人物自身的缺陷部分削弱了文章的反叛性。塞林格和王朔笔下人物反叛性的消极性与软弱性实际上与作家本身对社会所持的暧昧的态度有关，他们不可能逃出社会另寻佳境，既然要生存就必须有让步、退却。实际上，王朔与塞林格对于当世的不满，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现世的姿态，由来以久的人文关怀、启蒙责任令他们忧心忡忡。但是在这个商业化的信息时代，反抗只能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要真正地自绝那是不可能的。塞林格虽然隐居山林，但也不能象伯夷那样不食周粟绝食而死，人首先要生存，生存就意味着某种让步。因此王朔的妥协不免显示出“狡猾”，妥协并不是放弃抵抗，只不过在接受所处社会的同时进行有效的批判。塞林格以出世的方式获得心灵的安宁，而王朔的入世未必是趋同。（他近来的表现也可看作是一个注脚向权威挑战，尽管表现得有些过火）从本质上而言，两者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反抗方式，逃避和自甘庸俗，这种反抗是对“被反抗者牵制的认同和无能为力，只不过是以完全走向其对立面的形式来表现这种认同和无能为力。”[6]但是也正是他们以虚无的精神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大胆怀疑，从而使体面、世故、保守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以嘲讽的手段，嬉笑怒骂集于一起，用不正经的态度揭开了世俗权戚冠冕堂皇的外衣；以深刻的孤独感唤起人们对自己力量的重新发现与认识，从而使主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都将会打动年轻一代的内心。

  

      注释:

      [1]王蒙《躲避崇高》，《读书》93年1月，第12页，第15页。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第43－47页。

      [3]《王朔访谈录》《联合报》，93年5月30日。

      [4]蔡翔《旧时王谢堂前燕》，《小说评论》，94年1月。

      [5]陈晓明《王朔现象与当代民间社会》，《文艺争鸣》，93年1月。

      [6]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94年12月。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y Salinger and WanZhu by Wangshuo

By Li Yaping  

[Abstract]The characters show their intense anti－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s of  both J.D.Salinger and Wangshuo.Their betrayal becomes weak and inactive because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s.We can make a further study of the two novelists' confusion about the enlight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and humanism. They both wish to explore new ways to guide the public,but both of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ociety show their failure and so the works are filled with sentimental emotion.

[Key words] anti－hero    betrayal    sentimental    weak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