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安奇访谈：底层导演的底层情

湘里妹子

来源：银海网   
2003-10-17 13: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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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风大吗？"-这是雎安奇在他的电影《北京的风很大》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询问，街上被问的人或则目，或怒视，或迟疑，或"有病啊你！"……每一种都是答案。

　　如果作为工业的电影是缪斯的第七个亲生的孩子，如果艺术和人的关系是一对一的，那么，我们有相当的必要宽容和理解人们对一部实验电影各自不同的读解：实验的、POP的……

　　我得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纪录片，尽管小时候看了那么多"祖国新貌"之类的夹片；我得说看安奇的电影太刺激了。就像看一个恐怖片。试想一下，谁敢在光天化日下举着手枪瞄准百姓横行一整天？安奇这样做了，当时他手里的"凶器"是那架租来的摄像机和五元钱的话筒，20分钟的胶片里纪录的是手无寸铁的人们纷纷"毙命"的惨景。安奇说采用这种纪录现实的方法和手段也是一种暴力行为。我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把自己生硬地推到一个"血腥"的现场中去。

　　当令人倦怠的中国影坛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第五代们仍忙碌于制造现实，浮出水面熬至锅沿的第六代们又献身于粉饰现实，那么，看看这些新电影吧，《小武》、《北京的风很大》，等等。她们向你呈现现实！

　　因为安奇在影片中不厌其烦地问别人"北京的风大吗？"所以在采访他时一坐定，这个问题就跳出了我的脑子。

记：北京的风大吗？

雎：大、很大。

记：尤其前几天的沙尘暴！

雎：（笑……）

记：风是什么?

雎：影片中对风作过多种名词解释，从古至今，风是一个很权威，很严肃的定语，什么中国风呀，流行风呀，古代还有国风呀什么的。在我看来，风是一种不确定的，像人生一样飘忽不定的东西。

记：为何要设置这样一个问题？

雎：从童年的第一次来北京，记忆中就存在这个声音。风本身有一种张力，是个很大气的概念，我以前是写诗的，比较喜欢象征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自然地会深入下去。

记：你居然突兀地跟到公厕问人家"北京的风大吗？"

雎：那不突兀，厕所只是个空间，进入厕所是对空间的一种拓展。

记：你太直接了，看过片子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你选择的视角和方式很犀利，我觉得是暴力，你令我无所适从。

雎：我不喜欢传统电影中戏剧化的东西，不喜欢设置巧妙的前因后果，我想直接的切入生活，直接的切入生活中的人，在街上看到某个人我会直接死拍下去！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是一个故事。

记：看你的片子时我很愤怒，我极力控制自己不往屏幕上摔杯子。

雎：是我的片子让你愤怒吗？

记：有一个镜头对我触动很大，你们走进发廊向正在工作的发廊妹询问：北京的风大吗？她们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手足无措地停下手中的活计低着头站在墙角，她们沉默的姿态太悲怆了，我哭了，我无法接受这个答案，太没同情心了，你把我也逼到了一个角落，迫使我面对所谓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恶性结合所给的人造成侵犯和伤害，对我而言，那个场面是血腥的，我一直在想，那个镜头的导演是谁？一直在想。

雎：我不想客观的展现她们，我想做的是对现实的放大。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采访，看上去很柔和很客观，但看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那种东西才隐藏着一种暴力。我很反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访或纪录片所强调的令人生疑的客观性，我想解构它们，如果说我的问话手段或方式破坏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它肯定也建立了一些东西。而选择这种手段或方式本身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暴力行为。

记：刚才你提到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我想问，你这部片子又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 片吗？

雎：这是一个主观的纪录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上被纳入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两个单元放映，比较特例。

记：如果不看片子我会觉得有些评论耸人听闻，在柏林影展全球记者招待会上，著名电影史家、论坛主席乌利希·格雷格尔评价你的影片是一部非常实验而又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法国《世界报》说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看了片子以后才觉得并不为过。你在拍摄过两个故事短片之后，为何尝试这样一个纪录片？

雎：第一，我希望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汇总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我喜欢能打破行业固有的遵循标准，这其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不喜欢的，没有变化，却还有僵硬的霸权。

记：片子本来是没有情节的，可最后出现了一个没钱治病的孩子，是巧合吗？

雎：是的，当我们拍了半天正在休息，一个哭声吸引了我，然后我们的摄影机对准了哪个痛哭的母亲，片子便深入下去了，这种选择和我的电影观念是吻合的。

记：知道了你只有24岁后我更愤怒了，太年轻了！你的作品让我第一次对"70年代后"这个词当真。

雎：现在这个词变的很时髦，很流行，但我觉得应该冷静，应该靠作品说法。作为一个群体，这拨人是文革留下的最后的阴影，就我个人来说三个阶段直接影响了我，童年记忆中的文革、80年代思潮、90年代社会新格局。这批人会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这是一个新的个人时代。

记：我的朋友中有的对你的片子百般推崇，有的则不屑一顾，别的观众是什么反应？

雎：很激烈，在黄亭子放时笑声不断，随着片子的节奏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记：澳洲一位影评人说你片子剪接的很到位，我认为剪接的很粗暴，长时间令人很压抑的静场突然间切入电锯刺耳的声音，太刺激了！这种事只有24岁的人干得出来。我只能这么想。

雎：很多人受不了，尤其录音效果又粗糙，在电影院里效果更激烈。

记：影片中的节奏感很强烈，有人从中读出了POP的味道，你以前从事过音乐吗？

雎：曾组建过乐队，叫"为人民服务"。

记：怪怪的。你的壕沟电影工作小组一词从何而来？

雎：在电影学院上课时教室前面有一条挺深的壕沟，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是施工的一个部分，那时下课我们经常蹲进壕沟里聊天，壕沟这种地形很代表我们的生存状态。

记：当很多导演为资金和创作环境而苦恼时，你却倾其所有蹬上三轮车拍了一部这样的片子，是什么促使你这样做？

雎：我需要。直觉上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做的很不够，里面有很多谎言的成分，而我想看到表象背后的东西。有很多人强调受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钱和政治的因素，我对此没什么概念，也比较反感，我觉得若真有一种东西被触动了，就会产生了这种强迫的需要。没钱拍不了长片可以拍短片，如果影像上没有张力的话，片子再长又有什么意义？

记：你如何看待独立制片？

雎：本来，这只是个制片方式而已，但现在这个词饶有意味，它过分强调了一种参照物的存在，这个词在我看来已变得"空洞和乏味"，更负责任的说是模糊不清。"独立"已变成太多的噱头和虚饰的姿态，要么是好高骛远，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是处，而其中丧失着的确是对底层情感落入实处的关注，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而底层正是黑暗和光明并存的现实，底层的情感就是希望和绝望并存的心灵深处。让那些为黑暗而黑暗，或者干脆只为光明而光明，整天诉苦或成天做梦，虽怀揣一腔热血，但内心却非不屈不挠的伪艺术家们！他们和独立和实验的本质精神无关。 我更希望能用"实验"替换"独立"这个词语，"实验"将更为具体一些，也让我们得以有一个比"独立"更为清晰一些的判断。"实验"将更加基层，更富于变化，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