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行吟

湘里妹子

作者：王恩重
来源：中华读书网
http://www.cReader.com 2001-06-22/1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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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葛红兵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写一份悼词》、《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下文学》等一系列文章再次引起文坛剧烈反弹，争鸣此起彼伏，先是《文学报》发难，接着是《文艺报》用整版篇幅对之进行了讨论，进而是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参与争鸣，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0年上半年，大概有不下200篇文章是和葛红兵有关的。对于这个有着新潮批评家、酷评家、骂评家、新生代学人、评论家等一系列“头衔”的人，对于他的观点以及观点之下的价值追求，我们到底怎么认识呢？数年前，他就层曾在文学史学界就“反映论”、“进化论”、“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在批评界就“相对主义批评观”、“新生代身体型作家”的问题引起过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此将之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从这一个典型而揭示当代批评的一些问题。

     一、

     葛红兵最先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史学”研究论文，那时他刚刚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但是却对于这个专业本身的理论基础产生质疑，他在推出“五四”作家、作品研究系列论文之后，“开始思考文学史元理论问题”。葛红兵的一组文章在当时来看的确是非常激进，他似乎是在全面地否定建国以来的文学史成果，甚至也将文学史治史思维连根否定了。拿他自己的话说是：“理论的创新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建立在对事物更进一步研究和对旧有观念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重新审视那些长期以来一直盘据在人们的心头被人们奉为神圣和权威而不加怀疑的观念”。这是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思维。当然，从那一组文章看，他的确是抓住了一些问题。这方面，他最早的论文是《文学史观念反思》，接着又连续发表了《反映论文学史观质疑》、《进化论文学史观质疑》、《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质疑》等一系列论文。文章中他对那种将文学史对象视作和研究主体没有关联的客体从而要求文学史家对文学史进行客观描述的机械的陈旧的以牺牲文学史本体特性为代价的各种文学史观念一一进行清理，批判了将文学史混同于一般社会史，将文学史治史目标定立为“求真”的历史、“求善”的历史的思想，要求文学史真正成为“求美”的历史，将“人性从偶然的的障碍中解放出来，使绝对主体成为自身的法则，人生向美学转化，在文学的国度里消除对立、束缚、庸俗而达到绝对自由”的状况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揭示给读者。这些都还有道理，而且是建设性地，《人本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时的编者按说这篇文章提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中的非常关键的问题，有引起争鸣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可见当时人们的看法了。

     这些文章的建设性，在后来他的《文学史何以可能》、《文学史时间结构》、《文学史空间结构》等解决文学史本体论问题的文章中显现了出来。他将文学史定义为文学作品的实现史，是过去实现的事物在显示中被考虑到将来仍有实现的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关注方式，它不仅涉及过去，更涉及未来。这一定义突破了以往文学史论家之定义的纯客观或纯主观史的局限，将主观于客观统一了起来；突破了纯历时的局限，将过去、现在、未来有机整合，特别将“将来”一维引入文学史，打破了纪元时间对文学史家的束缚和限制，着眼于文学史家主观感知下的时间，以实现文学史时间的“还原”和“重构”，从而解决了以往文学史论家无法解决的文学史自律与他律的矛盾问题，带来了文学史认识的质的飞跃，不仅将文学史史料化为鲜活的对话之物而且使文学史研究本身上升为一种诗化哲学，作为研究主体的文学史家也在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葛红兵的《文学史规律论》、《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治史模式论》等文解决文学史方法论问题，也很独特。引入了“理解”和“解释”的观念，指出文学史只有向文学史家的个体的理解与解释开放才能成为美学意识的演变史。他借鉴了现代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的概念，以之为核心建立了以文学史家个体为中心的文学史方法论学说。就这点而言，张晶在《近年来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理论讨论述评》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中将葛红兵的文学史学观念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解释学方向加以评论是有道理的。同时葛红兵还从文学史治史历史以及现状出发总结出文学史治史的四大模式，一一进行了梳理，这些都是原创性的。

     但是，原创并不一定要以破当头，“破字当头”、“横扫一切”是一种红卫兵思维。

     二、

     文学史学研究并不是葛红兵真正引起文坛注目的方面。真正引起文坛注目的文章是他的一系列当代文化和文学评论。他对当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个体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命运（尤其是他们的伦理学处境），以及他所认为的“个体文化时代”的评论，首次使他获得了“新生代批评家”的声名。他的《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个体文化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我对道德主义者的批判》、《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等系列论文分别从价值论（利益主导）、审美论（感性主导）、主体论（青年主体）、思潮论（个体哲学）等方面论述了90年代中国正经历着的文化转型，并在他的理论逻辑里论述了这场转型的意义。当然，他对90年代文化转型的论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90年代文学审美的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他充当了《钟山》、《作家》、《山花》、《大家》、《作家报》小说“联网四重奏”栏目的特约评论，并且先后写作了韩东、鲁羊、朱文、毕飞宇、李冯、李洱、荆歌、丁天、夏商、棉棉、海力洪、王海玲、何顿、吴晨骏等晚生代作家论，进而写出《晚生代小说的主题》、《90年代小说的转型》等论文，揭示出90年代文学“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的文化内涵，于是，从群体性文学到个体性文学、从伦理型文学到身体型文学、从理性创作到感性写作的转型趋势在葛红兵的论述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应当说葛红兵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从1997年《中国青年研究》文化批判专栏的写作到1998年他在《大家》连载新著《另眼相看──对当下时尚生活的现象学观察》，他还专门研究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转型，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录体话语结构”、“长老制政治结构”等特征，研究了“五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断方式，用来反观90年代文化，应当说，他对90年代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但是，显然，他的“个体文化”说、“身体性写作”说、“感性美学”说，正如96年王岳川在《文学自由谈》上指出的都是“晚生代写作强打精神的理论基础”，是为晚生代写作做美学上的涂脂抹粉，为晚生代写作中的“性自由”、“隐私主义”、“游戏主义”辩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一些所谓的新生代批评家、新潮理论家，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到底有些什么。进而他们的思想本质中有些什么。

     三、

     创作的转型呼唤着批评的转型，文化的变革需要批评的相应变革，旧的那种牧师型批评、哨兵型批评、法官型批评再也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了。这个时候对批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葛红兵是非常敏锐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探索文学批评的新的可能。但是，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建构也不是单有挑战姿态就够的，需要独立的思考与创新求实的精神，需要开阔的视野和对事物的独到洞察力，这些都应该建立在广博的知识、雄厚的理论功底和思辨力量之上，需要一种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掌握，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了解以及对文坛现状的洞察。从这些角度上说，葛红兵完全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出适合时代的新理论。他曾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人本主义批评”，撰写过《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化观及文学批评学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批评论》、《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沈从文、林语堂》等专论，出版过《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等专著，对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胡适的“文化自由主义”、苏汶与胡秋原的“第三种人”、“自由人”批评等较早的时候有过钻研，这使他有可能在深入的反思中检讨中国近现代批评史的得失，提出富于历史感的见解。但是，97年初他却令人惊异地提出了“相对主义批评观”的伪命题。

     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绝对的真理，人们对于真理的掌握总是相对的，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只能是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能达到，这表明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人们只能采取开放的姿态，才能接近真理，因为真理也是相对的。如果，他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真理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过去我们的经典哲学将相对主义视为贬义词当然是偏颇的。相对主义在哲学史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对主义哲学一直是哲学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不等于说相对主义就是真理。何为相对主义批评？葛红兵讲道：“相对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方法是批评的个体论方法，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寻找到自己独立的立足点，寻找到看待世界的原始基点和方法，并且有力量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相对主义批评在今天意味着批评领域里的民主和平权，意味着作家、读者、批评家三者关系的重新调整。”进而，他反对批评领域的道德主义、绝对主义立场，呼唤那种“平等个体在语言中相逢”的新批评，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和他在批评方面的“个体本位”、“感性美学”等说法是一致的，个体主义、感性主义的关键是否定一元真理，这最后总要走向相对主义。他先后发表了《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之二》、《关于相对主义批评观的讨论》、《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等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论证，这些貌似严密，运用了大量的哲学术语的论文，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站不住脚的。当时学界就有人对此作出了反驳，认为这是试图在批评领域取消“标准”、“原则”，为全面否定中国当代优秀文学成果，进而为自己的所谓“新生代批评”辩护。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所在，已经开始提前为自己辩护了。但是，很明显这个辩护不是使他在正确的立场上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而是使自己在错误的方面走得更远。

     四、

     不能否认，葛红兵在批评方面是极为优秀的，葛红兵也不乏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幽深绵密的学术知识，他对胡适的系列考证就很见学术功底，澎湃的思绪、奔涌激情，这使他能将自己燃烧的激情和理想融汇到对象里，他的作家论总是写得诗意盎然，充满感人的力量。丰富的内心体验和敏锐的情感意识使他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总能表现出特殊的悟性。《殉道者·伟人·狂人──关于鲁迅和凡高的一种主观阐释》就是这样一篇学术诗化的作品，他走进鲁迅与凡高的灵魂深处让心灵的碰撞迸发出诗的火花。他撰写的关于沈从文、废名、郁达夫等的作家作品研究论文也是如此，他总是能在作家作品的细微处体味出不同一般的况味来，从而捕捉作家灵魂深处微妙的震颤，写出不同旧论的文字。总能让人读后有一些回味的东西留下来。他对晚生代小说家的研究则更是如此，当初晚生代小说家尚未受到批评界注意甚至有些批评家对他们不屑一顾的时候，他就凭借自己对这个时代文学状况的理解而敏锐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同，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是国内较早肯定晚生代创作成绩，对他们不同于以往的感受方式、表现方式加以评论的批评家，他研究鲁羊、韩东、毕飞宇、何顿、朱文、荆歌、棉棉等的论文是批评界最早以作家论篇幅来研究这些作家的文字。他对小说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因而，他总能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读他的评论的确不得不佩服。

     但是过多的现实关注热情，使他显得不够超脱，过多的感性情绪，使他显得不够理智。这对于他的学术是致命的，学术上情绪化是非常要不得的。

     例如，他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可以从他的《个体文化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文化资源分配与知识分子分化》、《文化资源配置与话语权利分割》、《精英主义的废墟》、《自体道德及其可能》等文章中见出。但是仅仅是这同样的价值观，他却会得出两种结论，比如，他99年以前对道德主义的曾不遗余力地批判。他认为“存在就是身体，中华民族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定堕落绝对不是享乐主义和淫靡作风，而是人们对于个人、个体、个性的蔑视。我们已经到了蔑视个人却不以为不道德的地步。”“新的道德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存的道德，一种后上帝、后圣人的道德精神，‘只有诸神，没有上帝’的道德主义。”进而，他曾经为晚生代作家唱过道德赞歌。但是99年下半年，他却开始批评新生代作家在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特别是批评卫慧的中产阶级趣味以及道德堕落。认为这是没有抵抗性的标志，是妥协的标志，是软弱和没有信念的标志。奇怪的是他的这些观点的得出所运用的理论依然是上述关于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只是这回他强调了“非道德作为抵抗的意义”，而如果不是“抵抗”就是虚无主义，看来他只是允许自己搞虚无主义，而不许别人搞虚无主义，似乎道德虚无主义还有反抗和不反抗之分。

     五、

     最近他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写一份悼词》等论文再度引发文坛争论。其实，这只是两篇随笔体的思想札记而已。他的这些观点也不新鲜，比如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成就的看法，早在98年他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有了，而他对鲁迅的观点，也早在93年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中已经显现出来。

     这两篇文字是极有学术锐气的，只是底气不足，有些方面有史实上的漏洞。例如，文革期间唐TAO并没有正式判刑入狱，只是曾经被造反派拘押，因而他说唐TAO“坐牢”实在是用词不当，又如，他说丁玲与“叛徒冯达同居”，丁玲和冯达初同居之时冯达还不是“叛徒”。这两篇文章有些方面价值判断上有问题，例如，他说鲁迅终生对朱安的压迫问题，的确，朱安在鲁迅身边终生都是不幸福的，这不幸福也与鲁迅对她不满，甚至嫌弃有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鲁迅在道德上有欠于朱安，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鲁迅同样也有，他有权利为了追求爱情和许广平结合，作为一个专事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受到现代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而在晚生代批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激进主义姿态的评论家，在鲁迅问题上却反而变得如此保守，像一个封建卫道士，似乎是不应该的。

     对威权进行解构，宣布“偶像的黄昏”，对旧论进行批判，这在学术上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它是勇气的象征。但是，与此同时，放弃了对一元真理的寻求，拿一套所谓的“相对主义观念”、“相对主义方法”来对待别人，一会儿如此，一会儿如彼，似乎极为不妥。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化之成就并没有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大，打破国人的自大梦想，这是对的，但是，就此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否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对世界的伟大贡献，这就犯了贬低中国人民对世界二十世纪历史之贡献的错误，既然中国文化的成就必须否定，该肯定什么就一目了然了，这从侧面暗示读者中国文化是衰落的，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兴盛的，这又是什么学术研究呢？

     目前，否定中国现当代文学，否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成就，特别是从人格上否定中国作家已经成了一股风，南有葛红兵，北有余杰，另还有大大小小的新锐批评家、理论家以及所谓的新生代学人，他们南北呼应、彼此唱和，又加上各种各样的“导师”煽风点火，形成了一股潮流，他们以情绪化的文字来治学术、以道德的愤懑来对待人事，以一种学术上的激进主义，带着思想上的叛逆情绪，实在是要不得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青年学人马列主义观念的淡泊，他们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没有认真掌握，怀疑一切，质疑一切，把学术上的独立创新变成了自由化。现在，对于他们来说重要地是补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补上的邓小平理论的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事物，掌握无产阶级立场，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学会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青年一代学人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