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你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柴禾妞

作者：一塌糊涂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3-11-2 12: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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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北大和清华各自加快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步伐。先是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通过媒体宣布，北大要在２０１５年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新华视点”：“２０１５年，北大跨进世界一流大学”）。整整一年之后，北大的党委书记闵维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布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５）。５月４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北京大学迈向一流”。同一天，北大发表“校庆专文”：“北大五年实现一跨越”（见北大新闻网页）。比起清华大学咬文嚼字地要在２０１２年“跻身”、２０２０年“整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无疑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中国目前的高教大跃进始于１９９５年的“２１１工程”，其内容就是要“面向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高等院校，使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教产业化也大致开始于这个时候。到了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中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仪式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为“９８５工程”。这“若干所”一流大学的数目据说原定只有北大清华，但最后其它学校先后挤了进来，现在共凑了九所。但北大和清华的骄子地位不变，他们从教育部各得１８亿元人民币，分三年支付，到２００１年全部付清。而其它学校是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出钱“共建”，金额数量也要少得多。因此在高教圈内，这被称为“２+Ｎ”模式。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心中大概也明白了为什么北大清华先后忙不迭地推出达到一流的“时间表”。因为进入了２００２年，教育部的特款已经支付完毕，不搞新的造势，不搞一些新的花样，怎么对已经花掉的１８个亿做个交代？怎么能够再要到“大钱”？许校长就说：：“第一个１８亿使北大\' 脱贫\' ，起飞还要面临许多问题。”（新华网２００２０３１９：许智宏为北大迈入“世界一流”开列时间表）。对他们来说，“起飞”还能面临什么问题呢？无非是钱的问题。因为从北大到清华，他们的唯一办学思想就是认为钱能够买来一切。这不，北大新近设立千万元人民币大奖，要奖励那些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北大教师。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花钱买名气。因此，那个“第一个”１８亿人民币对北大来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无穷无尽个１８亿。
　　１８亿人民币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据说，“希望工程”十年募捐的总额还不到１７个亿。根据“希望工程”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ｙｄｆｏｒｇ/ 介绍，在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年间，中国有中小学失学儿童和少年大约四千万人，而四百元人民币就能够支付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费用。这么算来，１８亿元人民币恰好能够使四千五百万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级教育。再加上给清华的１８个亿，中国政府几乎可以还上从１９８６年起就积攒下的《义务教育法》欠帐。（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法》是中国人大制订的法律，教育部凭什么可以将它置之度外，而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毫不吝惜地把巨额资金用来建设“一流”大学？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是不会为此费心的。）
　　中国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存。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就是贫民卖血交叉感染的结果。据说一升全血的价格只有３５０元人民币（见“人民网”２００２０６０７：老父卖血６年供儿上学，逆子抛荒学业游荡京城）。那么，１８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五千万升鲜血，足以把北大的未名湖灌成血海！
　　可北大清华却不管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是要老着脸皮，昧着良心，向政府伸出贪婪的双手要钱。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还要钱干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看北大拿这么些钱都干了什么吧。下面是《光明日报》在北大建校１０５周年之际给他列举的数字：“５年来，北大学科建设硕果累累。２００２年度，北大６项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重点学科评审，北大８１个学科入选，在全国遥遥领先；２００２年，北大２４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数学科学院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获国家级特等奖；２００２年北大９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再次名列全国第一。”
　　也就是说，用１８亿元人民币作为推动剂“迅跑”了五年之后，北大仍旧是中国的炕头王！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几千万失学儿童！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中国贫民五千万升鲜红的血浆！
　　可能北大自己也对上面那些“全国第一”有些脸红，在“校庆专文”中，北大还不伦不类地列举了这么一个“成就”：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微分拓朴学“期末考试。身患鼻咽癌已十年，身体异常孱弱、已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教授坚持让学生把他扶进考场监考。３个小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了这次监考，他从头天晚上就停止了进水进食。考试结束后，学生们含泪将他抬下楼送上车。２０天后，张筑生与世长辞。此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坛，并曾５次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５次夺得总分第一，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微分拓扑专著《微分拓扑讲义》。”在北大数学院，像张筑生这样德才兼备、默默奉献的老师众多，形成了“学术高原”。该院在全国高校中数学类重点学科最多、师资力量最强，在数十位教师中就有５位中科院院士、５位“长江学者”。“
　　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在北大劳累而死，却完成不了北大规定的工作量。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也没有被评上“博导”。这篇专文更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仍旧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贫生活。（见《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７日头版：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
　　是不是北大的教授都清贫呢？不是。“９８５”专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补贴教师的工资的。但是，什么人能够捞到大头，什么人仅能够吃点残羹剩饭，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几个院士研究好几年了。张筑生教授编写讲义、撰写教科书不算工作量，可任务却下达到了他的头上。指导国家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不算工作量，但每次都由他牵头。而那些精明的博导、院士根本就不屑于编写讲义。他们要全盘引进国外的教科书，工作既轻松，又显得有水平，工作量系数又高，还可以继续晋级高升。何乐而不为！
　　请问北大，张筑生教授在生前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学术高原”中的一员了？他是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逝世时已经６２岁了。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北大数学学院共有６２名教授，其中有５名院士、４５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所以，张教授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高原”，简直就被北大看成是“学术洼地”。是北大的教授水平太高了，还是北大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太荒谬了，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张教授去世后，北大的学生在ＢＢＳ上发表纪念文章说，“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那么，北大还有什么样的教授呢？
　　王铭铭抄袭案影响遍及全世界，连被北大奉为神明的《科学》杂志都曾报道此事。可他至今仍旧是北大的教授。这个被他的弟子吹捧为“木秀于林”的大牌人类学家，在他“逐句逐字”校对的一本书中，能够把英文中的“孟子”译为“门修斯”，能够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见北大教授、博导的水平高到了什么程度。（倪乐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不过，北大校园中，这些年来最风光的是一伙经济学家。而他们之中，名声最大的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导厉以宁教授，他以“厉股份”驰名全国。“厉股份”把欧美的现成资本理论在自家的炒锅里掂了几个过，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卖个大价钱。他的夫人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儿子是北大毕业的硕士，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圳搞股份运作，他们的“运作”对象主要是北大上市公司的股票，据说厉家的资产早就过了亿元大关。厉教授曾有“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他曾断言，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这么不要脸的混帐理论，用北大几千人的教授来遮盖中国数千万失学儿童、数千万“下岗”职工、数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你们北大开设的？不难想象，厉教授在北大岂止是学术高原，简直就是学术峰巅，连院士都要避他的风头。
　　除了厉教授，北大的经济学家新人辈出。北大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学教授、博导，名叫汪丁丁。汪教授研究生物技术产业，总该对生物学略知一二吧？否！汪教授好象对生物学一无所知，连蛋白质、氨基酸这么简单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因此他能够把英文的相应词汇翻译成“蛋白体”、“阿米诺酸”。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在搞什么“新新经济学”。
　　除了汪博导，北大的另一位明星经济学家就是什么“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这个刘伟，三本书的内容被他“资产重组”、翻来覆去地出版了若干次，现在是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了。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有字数，少则一、二千，多则数万，精确到了个位数，不知道是用来计算稿费，还是在炫耀自己的高产。他曾在一个骗子学校中挂北大教授的牌子授课。他曾在北京市政协高谈“公路堵车象征经济繁荣”。根据他的生活标准，中国不仅早就进入小康，而且已经大同了。他在山东日照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就是这么个人，被列为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是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
　　与张筑生教授在北大的尴尬遭遇相比，在北大能够吃得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还不一清二楚了吗？在北大，越是踏实肯干，越是受人践踏；越是投机取巧，越是左右逢源。张筑生先生活着的时候在北大被排挤压抑，死了之后反倒被学校抬出来当成招摇撞骗的幌子。北大，你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风雪里

中国青年报6日尚德琪文章指出，我们可能正在犯一个无以名之的错误，姑且称之为“应该主义”：大学毕业生就应该比高中毕业生干得更好，名牌大学毕业生就应该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更扬眉吐气。或者说，文化层次低的人就应该去“做小生意”，大学生或名牌大学出来的才子就应该去“成大事业”。所以，当北大才子陆步轩街头卖肉的消息公之於众时，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不应该是这样啊。”

　　北大是多少人神往的地方，北大出来的才子谁会想到他在卖肉？但是，面对事实，仔细搜寻，仍能找出北大才子可以卖肉的N个理由来。

　　一，北大才子即便当肉贩子，也可以是一个成功的肉贩子。7月26日的《华商报》报道说，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有一段时间他歇业，附近不少老主顾找上门来说：“眼镜，你不卖肉我们都没地方买了！”据说，这让陆步轩很是自豪。这说明，他操刀卖肉也能成功，而且也有成就感。

　　二，北大才子即便学富五车，但仍然有下海从商的冲动。陆步轩大学毕业后，曾经借调到县计委机关工作，但他却自告奋勇到了企业，结果企业垮了，他就一步步失去了饭碗。不管企业垮不垮，中文系毕业的陆步轩当初下海从商并不是被迫的，而是源於一种冲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他“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而对陆步轩来说，当初可能是这样：“当机关干部，还不如做生意人。”现在他说他最喜欢方言，最适合做编辑词典的工作，情况就可能是这样：“不当编辑，就做肉贩子。”不过，罗斯福是当总统时说那句话的，而陆步轩正做肉贩子呢。肉贩子也是商人啊。

　　三，北大才子即便光环绕身，也不一定能处处随心所欲。我不知道中国的词典编辑缺不缺，也不知道方言词典有多少人需要。我不怀疑他能编出一流的方言词典来，但我担心那种词典没有肉好卖。从市场的角度看，什麽东西都一样，包括人才、产品等等，如果没有需求，再好也是闲的。

　　四，北大才子即便理想远大，脚下的路也不一定总是朝着理想的方向延伸。在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学生的理想与我们共同的现实之间必然会有一些空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把这个空格考虑进去───大学生应当放弃“精英心理”，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选择岗位。毕竟，谁都得首先解决吃饭问题。挥刀剁肉即便不是北大才子的理想，但却能维持一家人稳定的日常生活。

　　北大才子卖肉，提高不了肉贩子的社会地位。但能在关键时候选择卖肉，却算是北大才子的过人之处───他起码没有游手好闲，起码没有破罐子破摔，起码他还承认他的处境“也许和我的性格有关，有时候没有抓住机遇”。

　　一个人的一生，总不会一路风光。当年考上北大的时候，陆步轩已经风光过一次了。生活让他经历了这麽多曲折之后，现在，可能连他本人都不想再风光了。有人问他“你现在还有什麽理想”时，他的回答是，“卖好肉就不错了”。我承认这其中有苦涩，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消极。

　　理由陈述完毕，北大才子其实可以放心卖肉。当然，如果他另有选择，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湘里妹子

来源：凤凰网
2003年12月08日 13:26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多年以来，大学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大学不仅传承着知识，也创造着知识。不过近年来，好像大学改革与治理的话题风起云涌，其中更是以北京大学的改革，叫做牵一发而动全局。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来
了号称北京大学改革的主事者，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请他来给我们谈一谈“大学的治理与改革”。先来认识一下张教授。

主持人：刚才提到您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全国都广为人知，那现在您还做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还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您又是北大改革的积极推动者。我想先问问您，你们的改革方案修改过几稿了，我知道这个改革方案的全称叫《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到现在为止修改过几稿了？

张维迎：据我所知应该是第三稿。

主持人：第三稿。

张维迎：也是最终的定稿。

主持人：现在已经成为定稿了？

张维迎：对。

主持人：在这个整个的起草和修改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维迎：我觉得这一次还是应该比较顺利的，因为基本上在学校的主要领导和中层都达到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学的管理，还有大学的老师，他对整个大学的功能，大学的治理还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

主持人：但是我们知道北大蔡元培校长，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曾经发表过演讲，他的演讲中就特别提到说，在大学一定要抱定宗旨，自趋正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强调在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说图谋去升官发财的地方。另外，像哈佛大学也有这样的校训，说要与亚里士多德为伴，要与真理为伴，所以这些都是强调说，大学里面人们应该坚定一种，要去追求真理的信念，你们这次大学改革，特别提出聘任制度，还有人才流动，可以有末位淘汰制，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一定在教师、教授队伍当中引起一些波澜。您刚才却说很顺利，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张维迎：你刚才讲的很对，其实蔡元培校长讲的这些，恰恰也是现在我们所追求的。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次北大的师资人事体制改革，恰恰是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理念，像蔡元培先生所讲的，因为像蔡元培校长讲的这种理念，它不可能是自动的实现，不可能说我们成天坐在大讲堂，说我们要让我们的教授们追求真理，我们要教书育人，我们要传承文明，我们就可以自动的实现它，它一定要有一种很好的治理结构来保证，能够到大学这个讲坛上的一定是最优秀的，最有使命感，最有责任心，最有学术兴趣的这样一些人待在大讲坛上。这是我们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主持人：那您刚才提到说，最优秀的教师队伍，我也知道您说到北大的时候，曾经说，我们北京大学拥有万里挑一，至少也是千里挑一的优秀学生，但是我们却没有百里挑一的优秀教师与之相匹配，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会不会有点过于自我贬低？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现在教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张维迎：我的位置还不适合做出这样一个全面的评价，但是我自己认为，目前来讲，北大可以做得更好。当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大学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它是不是追求卓越。它不能说我是不是已经最好了，它还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更好，否则的话，它就会停滞不前。目前来讲，我觉得北大的教师队伍，有非常大非常大的改善的空间。我们确实有万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学生，但是相对来讲，我们选择教师的这个空间比较小。好比我们的学生，他们都是全国高考几百万人，六百万人里选出来的。但是过去来讲，我们的教师，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在自己的毕业生里面选的多一点，但是北大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了。那么我知道好多大学的教师，基本100％都是在自己的学校里面选。

主持人：为什么说北大的改革是牵一发动全局，这不仅仅是针对于北大本校来讲，因为大家知道，百年北大在中国的历史上，都一直起着它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我想今天请来张维迎教授，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讲整个大学的治理与改革，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这次机会。好，请张维迎教授开始他的主题演讲。

张维迎：好，谢谢。

谢谢各位，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大学的治理与改革”。因为围绕着这次北大教师体制的改革，暴露出的好多问题，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我们长期身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也未必真正知道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体制，特别教师的招聘与晋升体制，才是能够实现大学理念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之后就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好多的思考。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首先我要简单讲一下大学的理念。 大学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有一个统计很有意思。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柯尔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全世界在1520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其中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大家可以看到，不以赢利为目标的这些组织，最具有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类似一个宗教组织，它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就是mission。那么大学的理念，我们知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相对来讲，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在19世纪中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教授纽曼，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大学的理念》。在这本书里面，他对大学的理念做出这样的概括，就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想的高级的保护力量。在19世纪的德国，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创办的时候一个宗旨，就是把研究探索未知的世界，作为大学最基本的使命。哈佛大学成立的时候，有特许状，这个特许状规定，哈佛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

我引证的这些话其实说明了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需要大学？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能够为人类探究未知的世界，来创造知识，是能够使得有更多的人学到这些知识，也就是我们讲的教书育人。我想这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当我们讨论大学改革的时候，我们始终不要忘了这一点，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学为什么存在？我们的体制是不是能够实现我们大学应该具有的理念和我们的目标，我的判断简单说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与我们大学应该具有的功能和理念，是不相融的。或者说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很难达到我们大学应该达到的目标。这就是我想所有的中国大学，不仅仅是北京大学，都应该起步一个大幅度的改革。

那么要理解大学的治理结构，除了理解我们大学的这些理念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理解大学的产品，它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大学实际上提供主要是两类产品，第一类，就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第二类是创造知识。我下面简单的谈一下，这两类产品的特点。

第一类传授知识，教书育人。它有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学生，可以说是大学的客户，但是同时，你们又是大学的产品，所以你们跟一般的客户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般的企业经营当中，我说客户就是上帝，厂家就是满足客户的需要。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不能说学生就是上帝。因为你们同时还是学校的产品，你们未来具有多少的知识，你们需要这些知识，对自己有多少用处，很多程度上取决于老师本身。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一个问题，学生并不是评价老师的一个很好的尺度。我始终在强调这一点，当我们去招一个教授的时候，我不能根据学生的意见，哪一个老师好，我就要招哪一个，学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还是一个产品，你本身需要打造。更一般地讲，任何人如果他还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就说明他有未知的领域，他不懂，所以我们才需要大学的老师。我有一次在帮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招人的时候，有一个博士后他要申请留校，我们没有让他留，他很不高兴，他就在上课的时候，在学生面前煽动一些情绪，因为他讲课效果非常好，然后学生就威胁，说如果这个老师不能留校的话，我们学生就要罢课。我说，你们可以罢课，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认为罢课对你们有好处，那你们就罢去，但是我告诉你们，谁是一个好的老师，我比你们更清楚。为什么这个老师我们不能留？我简单地说，这个老师同时可以教六、七门课，而且到处都可以讲课，所以他最多只是一个教书匠，不是我大学特别像北京大学需要的一个优秀的创造知识的老师，所以我不能留他。所以我想学生你们始终记着，你们不仅是客户，还是产品。当然这个特点就带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使我们大学的好多管理的矛盾，没有办法去暴露。好比一般厂家的客户，他对企业不满意，他会抱怨的，公开的抱怨的，但我们大学的学生，只在校园期间里面会抱怨，出了校园之后，你们一般都会维护这个学校的名声，你们会说学校的好话，不会说学校的坏话，这样的话，使得学校有问题了，结果社会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看出来。我想这是第一个教育的特点。

第二个，对它的需求很不一样。我们买一个普通的产品，我们看中的主要是它的质量和它的价格，我们要价廉物美，但是如果我们要上大学的话，我们还看中什么？或者我们最看中什么？最看中的就是其他还上这个大学人的质量，或者其他客户的质量。你的同学是些什么人？你过去的校友是些什么人？你未来的校友是些什么人？如果这个大学过去已经有非常好的声望，建立了非常好的校友资源，所以他对新的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那如果这个大学过去它质量比较差，吸引到好的学生就比较难，这就给大学带来一个问题。即使一个大学，它在走下坡路，甚至走了好长时间了，它仍然可以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最好的学生仍然去报考他，所以它出来的学生是最好的，所以它在市场上仍然是最好的。这跟企业不一样，一个企业如果三年不生产好的产品，质量下降了，那就可能倒闭了。所以使得大学在这方面容易形成一些惰性，特别是一些好的大学，像大家知道牛津大学我在那儿读过书，剑桥大学它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它好多的体制都可能不适合现在教育的发展，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就是因为它过去是最好的，所以它现在也会是最好的，这些对我们认识大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这两点来看，我简单地说，大学不是很适合做一个赢利性的机构，好比我们要做一个赢利性机构的话，你得以利润为目标，那样的话，谁能够出钱，谁愿意出钱我就让谁上大学。大学能不能这样？不可以这样。如果谁愿意出钱，你就让谁上大学，最后出得起钱的人并不一定是未来最优秀的人才，但是他更有决心付钱，那么最后的结果，你的眼前的钱收多了，但是未来学生的质量下降了，所以整个学校的声望都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出不起钱的人就不能上大学，因为出不起钱的人很可能是最有希望在未来创造知识，最有希望是未来的一个社会的栋梁，所以有一些人出不起钱，我们也要让他上学，这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那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根据市场，市场对我们需求很大，我就不断地扩张。大家学过管理的都知道，如果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好比矿泉水，现在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那怎么办呢？你就不断地生产，加班加点，增加生产线，满足它的需要。大学能不能这样做？大学不可以。因为大学如果大规模的扩展你的招生数量，必然使得你平均的学生的质量会下降，未来就会使得你的学校对新的学生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好比北京大学，我们一年现在招三千多本科生，那我们要招三万人，照样会有人报。但我们能不能去招三万人呢？不能招。为啥？你招上三万人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生源的质量下降了，生源质量下降了，未来对下一代人的吸引力就会下降。所以我想很重要，大学不适合做一个赢利性的组织。

另外，第二个方面，大学是创造知识的角度来讲，也有显著的特点。比如说，知识是没有办法定价的，好多知识不能定价，好比我生产的矿泉水，我出来以后卖，一块五毛钱，大家愿意买还是不愿意买，这比较明显。大学创造的知识，好多它对未来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它眼前并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或者至少很少有人能看出它的实用价值。所以大家看哲学家，哲学大家知道对社会非常重要，但是哲学家一般都比较穷，因为他生产的东西没有办法卖出钱来，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我们再看历史，大家知道孔子创造了儒学，就是儒家的学说。在春秋战国创立之后，到后期大家认为这种知识，特别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认为这种知识不仅没用，而且是反动的，所以出现了“焚书坑儒”。那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汉代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才提出，儒家是价值非常大的，所以才提出来“独尊儒家”。然后这几千年儒家的统治。结果我们到了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儒家是反动的，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又把孔家店给打倒了。但现在又过了几十年，快一百年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认识可能不对的，太激进了，我们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发展，不光是过去，而且未来的发展都可能是具有非常重要价值的。这就典型地反映出一个知识，它的价值是不能够短期内，很快的得到大家的承认的，所以它没有价格，我们不能按照一个一般的企业，说你卖得出去，你就存在，卖不出去，你就不能存在。

另外，评价知识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一般的产品是由谁来评价？是由客户来评价，由买的人来评价，但是大学创造的知识，没有办法让独立的客户评价，因为客户没有这个能力，而靠什么评价？靠生产厂家自己，就像我们大学教授本身，一个同行的人他评价，好比经济学家他写的论文，他发表的书有没有用，有没有价值，只能由经济学家自己来评价，所以我们这个叫同行评价。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创造这种思想，那就必须有非常大的自由。就是你只有学术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你们才能够创造出新的思想来。如果任何一个人的思维，被过去的某种条条框框束缚住的话，你要让他创造出知识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大学不再创造知识，不再能够真正的教出优秀的学生来，谁应该负责任。这就是大学治理结构，应该解决的问题。那简单说，一个大学的治理结构，如何保证我刚才讲的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目标，能够有效的实现。特别是大学里面，应该谁来控制这个大学，决策者，好比说校长，他应该对谁负责？由于大学没有办法用这么一些像商业化的指标、数量化的指标来管制，大学很大程度上靠的一种自我约束，靠它的声望，靠它的学术的声誉来约束。

所以怎么能够有一个优秀的，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样一个教师队伍，并且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自由创造的学术环境，对实现大学的理念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只有这些真正对学术有特殊的兴趣，并且有很高的能力去创造这个知识的人，他才真正的关心大学的声誉。所以我们看一个大学里面，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人，他在不断地增加大学的价值，而那些学术水平低的人，他是在降低大学的价值。

张维迎：下面我要集中谈一下，教师的选拔和激励问题，就是怎么去招聘教员，怎么去提升教员，这也是北大这一次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的招聘与晋升。在说到这个问题，我先要讲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或者说新的这种体制，它的一些基本特点，我相信其它大学也应该做出类似的这样一些设计。一个就是说，不直接从本院系的毕业生中招收教员；第二个新的教员只能在有限期，进行有限次的申请晋升，不升就走，如果提不上去你就得走人；第三点就是更为公开、透明的一个招聘晋升程序。我想这几点是最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设计这样一个制度？首先要从选教师来讲起，选教师是特别困难的，为什么困难？你不可能看到这个人，你见一面谈半个小时，或者看他一篇文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在大学待着，是不是有创造知识的能力？所以选任何一个教师一定要进行试用，一般的标准对大学教员的试用期在国外是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试用这个老师要这么长时间？就是创造知识的特点决定的，如果你试用一个搬运工大家说得多长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你给他三百斤的麻袋扛着，看他走几步就可以知道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如果你要试用一个保姆得多长时间？可能一两个月时间。要试用一个秘书得多长时间？可能半年时间足够了。但试用一个大学老师是不是合格，大体得六七年时间，他从拿到博士学位开始，进入研究教学，又真正表现出他的创造力来，他的论文能够发表，被同行所接受、承认，六七年时间。那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呢，大器晚成，六七年都没法试出来，可能到十几年、二十年，还有一些人可能大器早成，可能刚毕业以后，两三年就出类拔萃，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是特例。通例一般都是六七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招了一个老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是一招进来，他就得永远待下去，我就是你的人了，我不走了，这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老师的质量一定会下降。所以在北大这次改革当中，提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思想，首先要进行试用。试用以后，如果你提到教授这一级，或者有个别优秀的副教授，也可以拿到终身教职。终身教职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需要每几年折腾你一次了，你就可以一直的待下去，但是不是说终身教职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解雇你。哪种情况下解雇你？如果你长期的表现出不具有研究的能力，或者研究能力衰退，或者你有违反教师道德守则或者违法行为，学校随时可以解雇你，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可以一直待下去。

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tenure,我为什么又要一旦合格之后，就让他长期待下去呢，这又涉及到选人的问题。大学选人靠谁来选，靠同行来选，我不能说外边招一些外行来选，好比选经济学的教授，主要靠经济学家来选，选管理学的教授，要靠管理学家来选，但是你怎么能够让这些选人的人他能够公正？我们知道一般人从心理学的角度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们相差太远。为什么？超过自己，你的权威受到挑战了，你的排名下降了；他跟你相差太远，你跟他没有办法去交流对话，所以你感到很无聊，很寂寞。其实这跟富人一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比人富，但其实富人并不希望穷人太穷，为什么？穷人太穷就麻烦，你开着宝马车，结果他扛着锄头，这时候你就很危险，你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在大学里面，由于选人要靠现有的教授来选的话，如果每个人不希望被人超过自己的话，他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到武大郎开店，如果他水平很低，要选一个比他还低的人，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他水平很高，即使他选一个比他矮的人，也不会矮到哪儿去。你看武二郎一米八，他选一个比他低的，一米七五，七六也可以。武大郎一米，选一个比他矮的，90公分，这就麻烦了。所以大学里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终身教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在这里。当你拿到终身教职再让你选别人的时候，选的那个人，无论他水平多高，你的位置是稳定的，你没有受到威胁，所以武大郎开店这个积极性就小一点，解除你的后顾之忧。当然大家说，即使我的位置没受威胁，我也不希望被人超过自己，我也希望我永远是学院的权威，所以我们的改革要配合一条，叫学科的末位淘汰，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专业，好比你这个教研室，你这个系，长期表现不佳在全国排名不在领先，那我就把你这个系、专业给解散了。说的白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武大郎开店，对不起，我就把你庙砸了，你还敢开吗？不敢开了。这个时候就迫使你要招好人，比你优秀的人，你招的人越优秀，越好，你的位置越稳嘛，因为你在全国的排名就越靠前。如果你要招一些人，老是不如你的人，学科在发展，它跟不上新的学科前沿，那么你这个学科就会被淘汰，这就是一个威胁。这就是tenure，我们叫终身教职的实质。

当然了我要强调一下，好多学者强调终身教职是为了保证学术自由，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终身教职对保证学术自由，倒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好比我们过去即使有铁饭碗，也不一定有学术自由。同样在美国，你现在说把美国废除了终身教职，我觉得也不会学术自由受到什么干扰，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很深的文化。反过来，终身教职为了保证学术自由的话，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这六七年，没有终身教职，那这些人就没有学术自由吗？不是。这些人享受同样的学术自由。所以我本人更把终身教职看作一个选人的机制，使得这些在位的人，他更有积极性，选上好的人。

那当然大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这人拿到一个教授职位了，我已经无后顾之忧了，除非我犯很严重的错误，否则我就可以长期待下去，我为什么还要好好干呢？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大学教师本身的特征。如果我们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把那些真正具有学术偏好，学术使命感的人，学术创新能力的人选上来的话，他大体有三个方面我想是再继续激励他。第一个，一个人如果你长期在搞研究，你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这时候即使没有人去追你，你仍然会好好努力的。在国外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优秀的教授，位子稳了没危险了，以后就不干活了。打个比方，类似抽烟一样，我训练你抽六年烟，六年之后我还要训练你吗？我不要训练你了，我让你戒你都戒不掉，这叫无须扬鞭自奋蹄。一个优秀的学者，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就是没有人再督促他了，但是他仍然要孜孜不倦的做下去。

第二，一个人一旦有了名气之后，他就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如果他不继续做研究，他的学术名声就会下降，所以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难受，一个优秀的教授，终身教授，很大程度靠这种学术的名誉，reputation，来不断地促使他努力。包括像我自己，我就感受很深，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为什么很大？就是说你总觉得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要谈一个问题的话，你一定要跟别人有所不一样，一定要谈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来，那你就得不断地看书，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学习，你不能说做几场报告，谈的东西都一样，好几年了，写的东西都是不断地重复，那自己脸上就过不去。所以说，学术声望对教授的约束是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另一点，就是即使拿到终身之后，学校也会对你终身之后进行一些评审。如果发现你长期多年表现不佳就会提出批评来。大家知道，一个人一旦位置越高，他就越重视自己的脸面。你可能提醒他一下，或者某个坏事说一下，某某教授好几年都没有发表了，或者我们只是把所有教授发表的东西公布出来，那一看，你从1998年到2003年你那儿都是空白，或者只有一篇还是报纸上的文章，你脸往哪儿放，你就没地方放了。所以这样一种制度，都会促使即使拿到终身教职的这些人，他也会不断地努力的。我回过头来我要说的一点，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他还没有达到这种位置，所以你要对他很好的约束，很好的折腾他。在国外大学的六七年，那是很痛苦的，过五关斩六将，这样出来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想我们为什么实行这样一套的教师管理体制。

张维迎：我还要谈到，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留本院系的学生？在我们过去，中国的大学我觉得很可悲，我们有一千多所大学，但是校级之间的人才流动非常得少，形成一种什么结果？每个大学都像一个family controlled firm家族控制的企业，老师的学生留下，学生的学生留下，祖祖辈辈好几代，然后旁边还有兄弟姊妹都在这儿，这样一个大学的招聘体制，用人体制，完全跟大学的理念相违背。首先我们想学术要创造，你就得有自由，大家想想在这种体制下，能够有自由吗？不可能有自由。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学者本身。即使没有学缘关系，我指的学习的学，一个大学的权威仍然可能阻止那些新秀们，年轻人们去挑战他，如果说这个权威本身就是你的老师，或者你老师的老师的话，你怎么可能去挑战他呢，很难的。所以我说，尽管我们过去有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大学有多少人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要你老师还活着，他就永远是最高的权威，只有极个别特别开明的那种人，他才敢让学生去挑战自己。当你在一个院系开会说话的时候，如果你说的话，和你的导师的意见不一样，你会面临着什么问题？即使导师碍于面子不理你了，导师的那些学生会对你怎么样？也不会饶了你。所以长期你就形成一种预期，你最好听话，所以学术自由不可能真正的有。

还有一点，学术自由也依赖于你的学术水平，这个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像中国过去有句话叫“艺高人胆大”。艺高人胆大就是说，你的能力越高，你才越不害怕。学术上也是这样，你的水平越高，你才敢说话。如果你水平不高，你怎么去挑战别人。水平不高的人惟一维持自己位置的办法就是跟别人搞好关系，给人送点礼，你看今年提教授怎么样，能不能帮我一把，如果大家都水平很高，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实不留本院学生，它的意义远远还超过这些。好比我们经常批评官本位，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非常严重，行政主导非常严重。为什么有官本位？这与我们历史的传统，也与我们现在的激励机制都有关系。好比说你要申请一个科学基金，这时候如果你是个校长，如果你是个副校长，系主任，你获得科学基金的可能性就比你是个普通的教授，要大得多。所以我遇到山东的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在本领域非常的出类拔萃的，后来他当副校长，那么有人就问他，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做学问当副校长，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即使我这样的人我申请经费都很难，如果我当了副校长，经费都是我的。他本人不是对这当官本身有兴趣，是当官连带着其它的好处。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这个官本位也与我们现在这种近亲繁殖有很大的关系。好比现在你毕业之后，如果你是个博士生，你留校的可能性有多大？一般讲说，在现在大学，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留下来当老师？就是你的导师的行政地位越高，你就越有可能留下来，你导师是院长，就比副院长可能性大，导师是系主任，比副系主任的学生的可能性就大。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奔着什么？谁的官大我就报谁的研究生，一个教授水平高，没有行政职务，招研究生都有困难，所以这时候就迫使好多人都混个一官半职，有个行政职务，至少当个教研室主任，然后你才能够带学生。

如果我们废除了近亲繁殖，假如我这个院系现在招一个人，有10个人报名，全是外来的，大家想一想我最可能用什么标准？就是你的真实水平，你的学术水平，我不会考虑说，你那导师是哪一个学院的院长，我考虑那个干嘛？我就会按照学术水平，你最能有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你的学术水平越高，可能性越大。而这个可能性又与你导师的学术水平联系在一块，你的导师的学术水平越高，才可能使你的学术水平越高，所以你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你就会选真正有水平的导师，而不是行政职务高的导师，这个官本位就会打破了。优秀的学者没有必要去奔着那个一官半职，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留本院系的学生。这是我要讲的，就是大学选拔激励老师这是一个核心制度，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们选上的老师，本身就不优秀的，他只是把学校当作一个就业的地方，而不是追求高深学问，探索真理的一个地方，那这学校所有我们说的学术自由都是谈不到的。

主持人：谢谢，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但是我们的话题还没有完，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讲到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提问，先看第一位网友提问。网名叫“吾更爱真理”，他说像您提出学科的末位淘汰制。但是他知道哈佛、麻省理工有一些学科，虽然在全国大学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为了保证学校的综合性，他们即便是这样，也不会末位淘汰。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张维迎：我想末位淘汰，首先是一种威胁，正因为有这种威胁，可能就不需要淘汰，就像大街上，为什么有警察抓小偷，因为有警察所以就没小偷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美国的大量的大学是实行这个的，包括哈佛也是实行的。像斯坦福，我举例子斯坦福前两年刚把建筑系解散了，也把农经系解散了，就是它排名在十名之后，我再花力气，伯克利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建筑系，我干嘛要在这儿苟延残喘？解散了，对不起，你们找工作去，当然有一些学科会出现这个问题，假如这个学科如果说全中国就你有，那当然你也不会末位淘汰，因为你本来就是第一嘛，所以不存在这个。所以末位淘汰，一定是没有必要保持这个学科。当然有一些大的学科，好比我举例子来说，物理系，物理学院，那你不可能说北大把物理学院淘汰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分解它一些专业，物理里面有很多专业，你只要把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加紧搞好，物理系不会差的。所以我的淘汰还要分专业，你比如我光华管理学院也是，我有些系，它肯定是没法淘汰的，但是有一些系我就告诉它，你就是marginal你就是可能被淘汰的，如果你干得不好就淘汰，因为我关掉你，对我学院没有大的影响。这时候其他学院也会带来一种压力，这个是学术的气氛，它是这样去形成的，就是当看到别人在发文章的时候，你还像原来那么样混日子，你肯定以后待不住的。所以我想末位淘汰是想造成一种气氛，一种压力。

主持人：但是你的初衷是为了保持一个大学在全国的综合排名位置呢？还是说为了资源的合理分配？或者是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

张维迎：我想排名只是一个指标，就像企业赚不赚钱，只是社会考核它的一个指标。你在大学里面排名也是，如果像北大，一个学科你都掉到20名以后了，那就肯定是浪费资源，所以我想这两个不矛盾，那你就不如把这个资源用到更好的院系，或者是这个专业就让其它大学去做，我就没必要去做了。所以我说排名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一致的。

主持人：再看看现场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师生，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可以举手。

观 众：张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评价教师制度的时候，一直在创造知识的能力！我想问一下，是否您选了这个评价制度里面，能够保证这些教师同样具有一样优秀的传授知识的能力。打个比方来说，就像苏格拉底，他具有很优秀的创造知识的能力，但如果他不善于传授知识的话，何来亚里士多德，何来柏拉图。所以我想事实上，很多这些具有创造知识能力的这些教师，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具备这种传授知识的能力，我想问您的是，你能否保证这个知识的延续性，谢谢。

张维迎：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的判断是绝大部分教授，他是一个好的研究者的话，知识创造者的话，他也是一个好的知识传授者。但是有一部分人，他绝顶的聪明，研究做的非常好，但是他的口才不好，表达能力不好。那还有一些人他知识创造不出来，但是他讲起来夸夸其谈，也很受大家欢迎。那从大学本身来讲，我们一定是有一个portoflio，就是一个组合，大学的主体一定是研究也做得好，教学也做得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容忍一部分人，他是天才，可能像陈景润这样的人，你看他上课，可能讲不出好多学生觉得有兴趣的，我们能容忍这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专业，我们要容许一部分人，他不创造知识，但是他可以把一些基础的课讲得比较好，我们允许他。像北大这次，我们允许全校有15％的专职教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为什么选择一个好的老师，首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这绝对不是贬低教学，恰恰我认为教学重要。国外优秀的大学，好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每一个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上课，他本身就在学科的前沿，他本身就在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写出新的论文，所以哪怕他上一门基础的课，他都可以把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带到课堂上，因为他自己在不断挑战自己，所以他也就在挑战学生，激发学生不断地好奇心，不断地问问题。所以当一个学生上过这样的老师的课，再上过好多这样老师课以后，他们的创造能力就自然培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老师，相当一部分不创造知识，他不知道学科前沿在哪儿，所以他上课只能照本宣科。大家知道，教科书与科学前沿相差多少年？至少十年，甚至三十年。老师给你教的都是三十年前的东西，而且教科书怎么能教出你的好奇心呢？因为教科书的漏洞都给你补上了，你看左一个证明，右一个证明，所有漏洞都补上了。如果他自己不在研究，他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书上说的他自己不敢挑战，那他就只好让学生一定要记住这个，所以大家只能死记硬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什么创造力？不会有创造力。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要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使得培养的学生有创造力，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优秀的研究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但是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谢谢张教授，谢谢在座的理工大学的师生，但是下周的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们会继续张教授有关中国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的话题。我们下周见。

湘里妹子

作者：张一璠
来源：http://www.meetchinese.com/earticles/xr_html/articles/24/2988.html
2003-10-08 18: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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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行霈先生在一次题为《盛唐气象》的学术报告中，大讲“气象”二字。不知怎么的， 一不留神就讲到了北大，他说：“到北大西校门一站，你就看到北大有一种气象。我们的季羡林先生就有一种气象。”他的语气里边充满一种自信和力量。一次，一位全国著名的小品演员到北大来给大学生们讲小品表演艺术。他的开场白是这样拉开的：“我某某认为，茅台酒是国酒，红塔山是国烟，北大是国校。”他把北大与茅台、红塔山相提并论，虽然给人以庄严中多了几分调侃的感觉，但认为“北大是国校”，也并不缺少依据。这是他们的“北大观”。而在我看来北大是一篇散文。一篇美丽而又可以说百读不厌的散文。说它是散文，那是因为它既有如张中行先生所说的那种“散漫的一面”，又有那种“严正的一面”。借用散文理论里的一种说法，就是“形散神不散”。北大一年，我用探求的目光，自以为认真地、情趣盎然地阅读了这篇散文。我当然感到永远的幸运。

   我首先想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张中行先生的文章里有传神的描述：

   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

   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以微笑，而散。（《红楼点滴》）

  不知道这个故事算不算“经典”？反正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始而开怀一笑，继而自言自语：“梁先生啊！梁先生……”我之所以生出这样的感叹来，是因为我从这个美丽的故事中，不仅读出了这位我国著名建筑学家的幽默、天真、平易、正直和真诚的人格魅力，更读出了北大的“散漫”与“宽容”！如果这个故事因系“当年”而属“古典”的话，我不妨提供一、二个属现代版的“今典”，以证北大“百年未改旧家风”的顽固与坚守。

   记得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学术讲座在北大电教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因系“中华文明之光”大型系列讲座之一而倍受关注和师生的欢迎。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去了。只见报告厅两侧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通道上已是水泄不通，岂止是“座无虚席”。时已87岁高龄的季老身着白色上衣，身板硬朗。虽说主持人有“季老今天感冒未痊愈”的声明在前。但老人讲起问题来声音却是那样沉稳清晰。台下一片静寂。季老说：“我们今天应讲共识、共知主义。即要国与国之间相互沟通，做到共识、共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起来是不行的。”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我在自己的《学术报告札记》上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临到报告结束，我问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听众”，结果他们是北京市某公司的；我们相视而笑，握手而别。

   我曾先后几次听过吴小如先生开的《经史举要》这门课程。尤其注意他讲《诗经》那一部分。因为在吴老师开讲之前，我已听过褚斌杰先生讲《诗经》的学术讲座。我是有意识地要在二位先生之间作一点“比较研究”，借以窥探其治学风格的不同。结果我发现：吴、褚二位先生确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各有擅场，给我不少启迪。而且我还发现，二位先生都十分平易近人，没有名教授的名士派头。在课堂里，我和吴先生谈到过吴宓，我还向他请教过“教学三境界”问题（小如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初入大学教书，只能“以述为作”，“述而不作”；进入六十年代，在课堂上偶然谈一点心得体会；近年讲课，则只谈个人一得之愚。番将此视为“教学三境界”）。

   在西校门左侧的荷塘边，蔚秀园的路边上，我曾向褚先生述说拜读先生寿世之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心得；还向先生请教过一个非学术性的小问题：我说好像北大的校长没有专门的住宅小院。褚先生说：在北大，不以职位论高低，而以学识定轻重。这是从蔡元培校长时留下的传统。谁学问大、著述多，影响大，谁就会受到尊重。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不止一次看到校长陈佳洱院士骑着牌号末三位数为109的破旧自行车出入西校门。其中一次，我见他的自行车后面捆着一个大纸箱，原来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8卷《蔡元培全集》，这简直是绝妙的文章题材。我当时确是这样想的。

   选课的随意，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不存芥蒂。这是一种怎样的“散漫”，又是一种怎样的胸襟和气度啊！

   其实，远不止于这些。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不难发现：在教室里，教授讲得十分投入，高潮迭起；说不定就有某个学生竟然提着书包，不知何故地离开教室而去。至于这教室里坐的是些什么人，教授是从不过问的。只是你得记住一个教训：如果是某著名教授的课，你得提前到教室里找上一个座位，否则你会悔无立身之地的。如果谁要去追问一下这种“听课来去自由”的效果，我以为完全是多余的。这在主张从“严”的教育管理者看来，是很可厚非的。我却常生妄念：“严”之于军营，或可能出将军；“严”之于校园（至少像北大这样的校园），则未必能出高才，出大家。在北大的校史上，从“旁听生”队伍里走出来的著名人物就是极好的注脚：如著名翻译家、又是鲁迅、瞿秋白挚友的曹靖华；身兼作家、教授的沈从文；著名作家、“未名社”的主要负责人韦素园（又名韦漱园）等等，当然，“旁听生”的经历与“大家”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加上“勤奋”、“机遇”什么的。但“北大基因”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当我们从“名人情结”里奔突出来，把目光投向青年学子的求索与奋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坚实和厚重的感觉。我曾经阅读过北大中文系青年学人的部分研究课题：

《初盛唐小说研究》、《论庆历诗歌》、《红楼梦模式在近代的流变》、《论<剪灯新语>的主观化与雅化》、《<三言二拍>对社会规范的传播》、《韩愈诗歌创作心态研究》、《试论白居易的感伤诗》、《审美的转换——80年代以来，从文学到电影》、《京味：从文学到文化》、《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乡关何处—对新时期乡土散文的解读》、《追寻主体性的情爱写作——大陆80年代小说研究的一个侧面》、《90年代的小说经验》、《人文精神讨论与90年代的文化冲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晚清期刊——以<新小说>4种为 例》、《二、三十年代文化论争中的“大众”的概念》、《正冈子规的生命意识及其审美追求并及正冈子规与中国思想之关联》、《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比较研究》、《近代京津相声史论兼及它与日本民间曲艺的比较》、《上古玉部学研究》、《<说文解字>互训研究》、《<老乞大朴通事谚解>副词研究》、《汉语动态助词“了”研究》。

   以上是99级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此外，还有两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一篇是《<诗>的崇高与汨落：西汉“诗经学”研究》；另一篇是《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仅就题目说，肯定是枯燥乏味的。如果我们用研究的眼光去审视，就会从中看到这些青年学人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取径。其回报肯定是丰厚的。

人说文章且得江山助。北大学子之所以有如此研究视野和学术水准，又该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终于发现，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实在是大有关系。诚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北大的空气都是养人的。”

   如果这“空气”是指那浓厚的学术氛围，就肯定是“不幸而言中”。要证明这一点，你只需要时时留心那块有名的“三角地”就足够了。我在阅读北大这篇散文的时候，总是把“三角地”视为一个精彩的片段。我和同室的安徽大学王荣科教授就常去那里“捕捉”信息。有时甚至是一天去两趟：午饭后去一趟，晚饭后又去一趟。唯恐漏掉了一条于自己的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唯恐失掉了一次听取学术报告的机会。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这块“风水宝地”，是因为它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信息博览中心”。诸如各种学术活动的海报，考研信息、社团活动、学生会招新（新老成员交替谓之“招新”）、书市动态，乃至什么房屋寻租、湘西毛家酒店开张，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甚至随意性，是其他高校所少有的。它构成了一道别具特色的校园景观，时时牵引着燕园里匆忙来去的人们的注意力。令我特别留心的，是99年“五四”前夕，中文系团委、学生会为纪念“五四”这个日子而张贴出的那张海报，简直就是一篇颇具思辨色彩的好文章：

   凝视的眼睛——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80周年大型系列活动

        凝视，是一种姿态，非弃绝于世，亦非直接参与。它更多的是站在远处的关注与审视。它显示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态度。

   此次系列讲座是对“五四”另一种向度的阅读。它使我们对知识人的立场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仅以此活动献给“五四”的历史与将来。

   文章后面是系列讲座的题目：《关于文学史的理论思考》（袁行霈）、《史学意蕴——时空座标中生命的关注》（朱孝远）、《关于人文学科的几个问题》（叶朗）、《如何进入历史》（戴锦华）、《金庸与五四新文学》（陈平原）、《经验与虚构》（曹文轩）、《面向21世纪的语文现代化》（苏培成）和汪景寿的《中国曲艺》。

   同样可以视为北大这篇散文的一个精彩片段的，是遍布燕园的那些“景点”。我常为北大独特优美的育人环境而惊叹：小桥流水，湖光塔影；长堤烟柳，曲径幽篁；新荷映日，香山入画；佳花名卉，翠柏苍松。每见风起，绿树摇曳，别生姿态，触景生情，我竟偶得“清风过处涌碧波”的诗句。湖边自可散步，去体验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所蕴含的妙趣；林下自可读书，于一丘一壑之间去领悟诗化的人生，去领略大自然的无限与美丽。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美景，而是莘莘学子永远的“精神家园”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熟地无风景”的观点说一个“不”字。北大校园的“风景”是百看不厌的。不但可以“触景”，而且可以“生情”；不但可以“生情”，而且可以增长知识，使自己变得“厚重”起来。

   不妨到未名湖去走一走：

   “未名湖，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现为燕园著名景观。湖西北端立一石，上刻‘未名湖’三字，系侯仁之教授题写。”湖四岸一任乱石堆砌，不事雕琢，古朴自然，最能张扬其“散漫”的个性。或清晨或黄昏，在这堤岸上一站，其所得“倚石得奇想，看云多远怀”的高雅情致，实不让渊明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未名湖东端有一塔，名气颇大。正是这塔与湖交相辉映，遂成燕园著名景区而名闻遐迩。这塔的名字很朴实——水塔。

  “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解决全校生活用水，在此掘水井一口，井深164尺，水质清澈，水源丰足，喷水高于地面十余尺，喷水量达每小时16000加仑（合60560公升）。水塔是当时为深水井专造的塔式木楼建筑。塔型仿初建于北周时代的通州燃灯塔。因系美国人博氏捐资兴建，故又称‘博雅塔’。”

       位于未名湖北堤的石碑上，有两副楷书对联。闲来一读，既可以增添些中国楹联文化的感受，又有助于我们从另一层面上走进未名湖：

   其一：画舫平临苹岸阔；飞楼俯映柳阴多。

   其二：夹镜光澄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

   不妨到勺园去看一看：

   “勺园，是明朝著名书画家米万钟（1570——1631）于明万历年间所建。是‘米氏三园’中最为有名的一个。明朝诗人多有诗词歌咏。清初在勺园故地建弘雅园，康熙曾为之题写匾额。

   乾隆时，英特使马嘎尔尼朝见清帝时曾驻此，后为郑清王府，嘉庆时改名为集贤院，清帝在圆明园临朝时，此处是大臣们入值退食之所。1860年，集贤院和圆明园一起为英法帝国主义焚毁。

  米万钟曾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亲手绘《勺园修禊图》。此图现存北大图书馆。勺园故址在今勺园大楼北侧。曲廊是近年新建的。”我是以一种难以言状的沉重感，读完这段“景点说明”的。

   1999年5月20日下午。因听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学术报告，我第一次走进了农园。那镌刻于廊壁上的一篇纪事文字激起了我的兴趣。喜其辞采斐然，特援笔以录之：

   治贝子园重修记

   有清以降，皇室名臣纷置庭园于燕园西郊。治贝子园为宗室贝子载治之别业。光绪中叶，其子溥侗继有此园，因酷爱京剧，别号红豆馆。迨入民国，是园为燕京大学购得，易名农园。星移斗转，昔日临湖晓山，嘉木庭林，抱厦游廊，半已倾圯，半已夷平，唯后殿数间，东西回廊尚残存矣！名园盛衰，能不感慨系之乎！陈鼓应教授雅好博古，钟情是园，奔走呼吁，其友人雷永泰校长，陈金发董事长，嘤气教庠，慷慨襄助，重修残园，遂得今日之辉光。乐斯园之延寿兮，享嘉义而文昌，乃作此记以铭。

   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撰 1996年4月2日

   在西校门左侧的荷塘边，是一片密林。密林深处有一座高大的石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有碑文计1135字（正文）。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此碑自然没有那种“无字碑”的含蓄。因为碑文说得清楚“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又说“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目的是明确的。但它却记录着北大校史上，和着血泪写下的那一页。于苍烟落照之中，读此碑文，思古幽情、沧桑之感都注到心头，实在别有一种滋味。


在西校门左侧的荷塘边，是一片密林。密林深处有一座高大的石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有碑文计1135字（正文）。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此碑自然没有那种“无字碑”的含蓄。因为碑文说得清楚“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又说“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目的是明确的。但它却记录着北大校史上，和着血泪写下的那一页。于苍烟落照之中，读此碑文，思古幽情、沧桑之感都注到心头，实在别有一种滋味。

   除此之外，北大校园内有两多：一是路多；二是“园”多。同样堪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路，均冠以嘉名，且以指路牌示之。什么五四路、什么求知路、燕南路、民主路、勺园路、临湖路、佟园路、未名南路、未名北路，等等；“园”，如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镜春园、中关园，等等。你要认识北大，这些“路”和“园”是万万忽视不得的。

   就在这些路上，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有的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派儒雅风度。说不定“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这引号里的话，是我从谢冕先生的文章里借来的。而事实确是如此。

   比如，在临湖路上，我就亲见王选院士常在路边的林荫里练太极拳。见的次数多了，彼此点头，微笑，算是一种交流与对话。王院士可就是让印刷术结束铅与火，代之以光与电的当代毕升，著名科学家。有人又称他为“知识英雄”。至于那些“园”，无疑是腾蛟起凤之区，是产生精神、思想，诞生学术的地方。有时还能成为我们判别北大学者与非北大学者的一个极好的标志。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也许还有话可说。

   北大一年，我常去的地方有三处。一是享“亚洲第一”美誉的北大图书馆；二是中文系办公室；三是名师住地。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正是北大的“严正”部分，精华部分。真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在北大的日子里，正赶上北大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我每次走进图书馆，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什么叫“书山”？什么叫“学海”？只有在这里才有真切的感受。在这里，我似乎站在了“书山”之巅：披襟壮怀，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在这里，我似乎泛舟“学海”：沧溟空阔，短发萧疏，扣舷独啸。在中文系的办公室，我可以在其公布栏里随心所欲地选取我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去认真阅读办公室王老师热情提供的《课程表》。这里的所谓“阅读”，就是看一个学期，或一段时间内，有哪些老师开课，开的是什么课。发现有知名教授，耳目一新的好题目，我总是特别的留心，或者干脆记录在我自备的笔记本上。有时真有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感觉。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到北大的教授们近期思考的方向和研究的范围；从中亦可感受到北大学术空气的浓厚与强烈。在我的个人经验中，一所学校的《课程表》具有如此阅读价值的，实不多见。

   我常去的名师住地有两处：一是中国“大脑”（科学家）集中地的“中关园”（中关村的组成部分）。那里有我的访学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严家炎教授，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严、厉二教授住在一个院子里当然纯属巧合。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而他们二人之间的私谊，却是值得一提的：家炎师的岳父是厉教授当年的同学；家炎师之女严言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是厉教授的入室弟子。正因为这样的关系，《卢作孚传》一书的序言，就只好由厉教授来写了。卢作孚者，当年民生公司之总经理也。在四川的老一辈人中少有不知道的。卢作孚之子，即家炎师的“泰山”大人也。我提供这点“背景材料”，旨在为未来的好事的传记作家们留下一点史料；如已涉笔者，自当以此为鉴。

   另一处，便是燕南园。一来位置适中，顺道；二来浓荫掩映下的幢幢别墅式小楼房，总给人以幽深、神秘的感觉，因此我常去那里。不是去访名师，而是去接受一种无声的熏陶，寻找感受。因为我从一些书本里，文章中知道：这个“园”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些国家级的专家学者。不信？那些门牌号数会准确无误地告诉你：

   56号：原北大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生前就曾居住在这里。他早在1929年秋，就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时年仅27岁。他认为“一所大学办的好或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只要学校还继续存在，这个观点将不会过时。

   57号：“三松堂”主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寓所。一家独院，内有三松，苍劲而挺拔。我曾不止一次地面对院门，仰视青松，顿生遐想：芝生先生生前，可曾抚松盘桓，南窗寄傲已不可知。但他以为“哲学是反思的学问”的主张，是极富青春活力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老人冯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60号：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住所。王先生已于1986年5月3日驾鹤西去。此番我自巴蜀远道而来，深以不得受亲炙为憾。所幸者，先生所著《古代汉语》、《汉语史稿》多年前就购藏之，常读之。我每次经过北大中文系办公室底楼的“王力文库”，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63号：这幢住房的主人，曾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建国后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这位早在1914年就以《纽约市的财政》这篇论文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却因所著《新人口论》而横遭批判。但他的态度却又是那样惊人的坚决和鲜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有趣的是，马老自然终究没有被压服，而我们的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却因人口的重负而被压服了。这真有点“幽”而且“默”。

   64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于文革中移居于此，且夫妇双双自杀于此。这位曾经说过“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的史学家，又是怎么成了“悲剧”的主角的？我于是想起了鲁迅那句“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名言。由于专业兴趣的原因，我只读过先生的《中国史纲要》。

   66号：曾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寂然凝虑、神与物游的所在。他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傅鹰先生仗义执言：“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他的《西方美学史》，成为我了解西方美学的窗口。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我在北大书屋里一口气买下了三本：一本给女儿，一本送侄女，一本留给自己。这在我个人的购书史上，还是第一次。

   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下去。你似乎已经感觉到，一个门牌号数，就是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

   或悲壮，或美丽。这些故事似乎在为一位老教育家的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作证；这些故事似乎在顽强地诠释着季羡林教授那振聋发聩的话语：“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骛。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老人的话是否够得上真理的水平，或曰绝对真理的粒子，我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但我可以提供佐证，那就是我自己。六十年代中期我就来过北大，时值“史无前例”，我只在校园里逛了一圈，买了一本马凡陀的《爬山歌》和几张《新北大》校报，就匆匆离去。七十年代后期，我正在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就自费订上了《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还要订阅大学学报，而且还是北大学报，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奢侈”！我就是从北大学报上的文章里边，开始了真正认识、走近北大之旅的。由此说来，我今天的能在北大校园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作学术的散步，
就不完全是一种偶然。

   我曾这样发问：何谓北大？已往我们在书上，报上读到的名人，大多能在这里见到。这就是北大。

   我曾端着哲学家的腔调说过：“有的时候，时髦的缺憾与过时的优点，会具有同样的美丽。”北大也是这样。

   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人们对“北大精神”的关注，或曰对一个学校的精神的追问。没有比北大人更强烈、更持久。这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作者曾在北大中文系作访问学者，现任四川绵阳教育学院教授）

湘里妹子

来源：http://oic.seu.edu.cn/show.aspx?id=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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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重要的，看你是否感兴趣

    尽管不是第一次回国，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迈进北京大学的校门时，依然受到同学们热情的包围。今天，以《我的读书与教学经验》为题，杨先生与同学们一起分享成长与治学的喜悦和经验。

　 从事科普和科学史写作非常重要

　  短短一个半小时讲座，杨振宁一开始就不惜用20多分钟的时间，讲述今年诺贝尔物理奖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历史。他特别提醒学生注意科普和科学史。

　 他以自己为例，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学习时，非常喜欢看一本叫作《中学生》的杂志。其中一位姓刘的先生写了许多文章，从这里，杨先生第一次知道关于排列组合的知识。念理工的人都知道，排列组合与对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57年，杨先生与李政道先生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获奖原因就是发现对称不守恒定律。  
　
    杨振宁认为，一个人会写文章，可以把近代科学发展用浅易的语言介绍给大中小学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国外有这方面的专业，他建议，也许中国的大学也应该设置这个专业。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事业。

　 选择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应用

　  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年轻人来说，应用专业和挣钱的吸引力，都比较大。

　  杨振宁表示自己不反对这种选择。事实上，他觉得，以后三五十年的科技发展中，技术的比重会大于科学。原因很简单，科学原理的发展开辟了技术应用的广阔天地，现在技术的比重已经高于科学。不是说科学不重要，量子力学最开始与技术无关。如果没有科学原理的发展，也就没有技术的发展。

　  杨振宁认为，对研究人员来说，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吸引力，年轻人可以视自己的兴趣而定。

　 出国回国都要看具体情况

　  是否鼓励年轻人出国是个复杂的问题，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答案。杨振宁认为，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大学教育，比如北大、清华，他们的条件不但不比外国最好的学校差，有的方面甚至强于国外最好的学校。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中国重点高校研究工作的环境可能比国外一流学校差一些，但要好于二三流的学校。如果一个学生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杨振宁赞成学生出去，因为机会多于国内。从长远来讲，最好的学生到最好的学校，会有大发展，这是明智的。

　  至于回国问题，杨振宁认为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想法、专业和国内条件作出决定。他以华罗庚和陈省身两位数学大师为例，前者回到国内，创造数学派系，培养许多学生；后者在美国建立整体微分几何。杨振宁强调：不同道路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对民族前途有不同的贡献。

　 中美教育方式各有利弊

　  中美的学生特点对比很鲜明。杨振宁说，美国教育政策重视启发，中国则重视按部就班的学习。当年他到芝加哥大学学习，一两个礼拜就体会到这种不同。中国的方式有很大好处，一层层地学过来，根基比较稳固。美国的学生浮在上面的知识很多，漏洞也很大。一起上课，一测验，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棒得多。但也有坏处。中国学生胆子小，最重要的知识来自书本，不敢跳跃。杨振宁认为，很难说谁好谁坏。对多数学生来说，中国的方式比较好，但对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来说，美国的方式很好。总之，要视不同人的情况而定。

　 中国学生动手能力并不弱

　  国外对中国学生有个深刻印象：中国人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做实验。杨振宁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学生在国内很少有动手的经验。而美国的孩子从小就玩各种零件。到今天，中国学生这种动手机会依然不多。

　  杨先生说，其实美国国家科学院2000多名院士中，有20多名中国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事实验研究的。丁肇中原来学的是理论物理，后来改做实验，也非常出色。他说，给中国学生良好的条件，也许他们更会动手。 （本报记者　原春琳）
　
（中国青年报北京2001年10月10日电）

Artvine

大學不是吹牛的事業；
目前北大、清大在國際學術的SCI還遠遠落後於臺灣的臺大與清大。
身為臺大校友，我對臺大目前的表現尚不滿意；
目前可怕的是美國的大學生素質大幅提昇；
兩岸的中國人都只會比吹牛，作不了實事。
大陸政府應遵照憲法，不要再找理由了，實行國民強迫義務教育！
否則整個民族的經濟、民主與現代化，都是空談。
最終的整國愚民只利於一黨永遠的專政。

湘里妹子

:cool::cool::cool:

俗话说得好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教育体制的不同所造就出来的人才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教育体制是受政治体制牵制的.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太多了,那就别空谈大学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