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关注《中国农民调查》

资料员

来源：凤凰网
2004年02月23日 10:41


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艾青

　　《中国农民调查》备受瞩目

　　2004年，陈桂棣、春桃注定要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作家！他们历经三年艰辛，遍访安徽50个县市的乡村所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注定会成为今年全国各书店的热卖书籍！尽管以这两位作家沉静的个性，并不喜欢被任何一种性质的热闹所包围，然而，他们也没有想到，《中国农民调查》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率先刊登了该作的2003年第6期《当代》在一周内脱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1月出版的34万字的完整作品也在极短的时间内竟达到了近10万册的销售业绩，一时间全国各大媒体的记者几乎打爆了陈桂棣的手机。而连续几个面对公众的活动无疑更会使《中国农民调查》和两位作家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之一。

　　1月8日，陈桂棣、春桃走进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与主持人王志就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展开对话；

　　1月9日晚黄金时段，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了对两位作家的一个长达20分钟的访谈；

　　1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在北京召开《中国农民调查》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几十名农业、社会学、文学评论界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各大媒体的记者；

　　1月11日，陈桂棣、春桃及文学评论家何西来、亳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兴杰走进新浪网总部，就三农问题、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与农民增收问题等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

　　此外，连日来，全国大约有三四家知名媒体全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及由此引发的话题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报告文学再起热潮

　　记者注意到，在《中国农民调查》热起来的同时，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学体裁的价值也被重新提起。在该书的研讨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我一度认为报告文学前途堪忧，《中国农民调查》校正了我的眼光。当然这有一个重要前题，就是报告文学的选材必须有重大社会价值，作者必须是有勇气、有胆识、有超前眼光的，他们写的必须是为人民所需要、反映了人民心声的作品。”

　　其他评论家也表示，长篇纪实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中一个非常风光的品种，20世纪80年代每年都有一部或者几部甚至更多的作品受到强烈的社会关注，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这种现象逐渐减弱，这种文体也相对沉寂了一些，《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现改变了沉寂的现象。我省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达敏在发言中说，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在《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主人》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风格，那就是问题意识。他认为，报告文学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价值，这也是陈桂棣作品能够开拓出大境界的原因，也是当代报告文学一个好的传统。

　　《中国农民调查》中的学者化倾向也为专家们所肯定。雷达认为，这部作品也是一部用纪实文学的笔法、以详实的形象材料来完成的社会学著作，它的认识价值、研究价值、文献价值显然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这没有什么不好，只能说明它更为我们的时代所需要。是不是纯文学，纯到什么程度，这些被文人看得很重的东西，一旦关乎国运民生大计又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直面“三农”问题的振聋发聩之作，因为有了这部作品，我们为当今文学敢于担当如此重任而感到欣慰。王达敏说，作者这么多年来死守着一种平民化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是一种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立场，带着人文精神，用一种良知来考虑问题。作品思考问题的角度非常好，既然中国农村存在问题，那出发点肯定要从问题来思考问题。从问题思考问题，就不能不写存在的问题。这么写，老百姓会高兴，作为中央的高层领导也会高兴，我们有这样的作家在帮助中央在考虑中国的问题。与他以前的作品比，这是最好的一部。西方有个学者说，揭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部作品的作用应该在这里。

　　重新追问文学的功能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在介绍出版《中国农民调查》出版经过时充满感情地说：“这部作品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农村‘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作者以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倾注了真诚的关怀。这使人不能不想到文学的古老话题——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过去我们说文学的三大功能：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但这些年人们往往突出一点而忽略其他，或者把一点强调到极致，而弱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度里面，当一个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由相对的贫穷和落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文学没有理由自绝于时代，没有理由自绝于极具变革的现实。如果你自己拒绝于变革的洪流之外，那这个时代肯定就会拒绝你。这部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对文学功能全面的审视和完整把握。这应该是一个出大作品的时代。《当代》首发这部作品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文学克隆真实，作家关注民生’的口号，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从陈桂棣、春桃三十几万字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关注三农、关注民生、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不回避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磕磕碰碰，作者基本的写作立场和态度保证了作品的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更是激情洋溢地把《中国农民调查》称作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黄皮书，认为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这是一部跟进时代的作品，这是一部忧国忧民的作品，这是一部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探寻三农问题的作品。他说，这两位作者继承了报告文学优秀的传统，不被虚假的浮华、表面的现象所蒙蔽，采访了那么多的农民、干部、研读了那么多专家学者的著述，查阅了中央那么多的文件，以事实说话。它必将唤起成十倍的人们关心农民问题。也会使更多的作家关注农民问题，会唤醒更多的人不要每天咀嚼身边小小的悲欢，就以为这悲欢是全世界，会唤醒很多人认识什么叫全面发展，什么叫谐调发展，什么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作者的心声

　　曾有人提出，《中国农民调查》只写了安徽几十个县农村的状况，对其他省份涉及有限，专家们认为，写安徽有它的典型性，因为安徽是一个农业省份，农村三大改革（土地改革、大包干、税费改革）后两项都是首先由安徽发起的。许多成功的典型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对中国农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走近安徽的广大农村也就是走近了中国的广大农村，因此这个选题有它的代表性。

　　作者也在书中写道：“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对书中涉及到的一些真名实姓，陈桂棣在研讨会上声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作品的确有太多太多的无奈，我们本来不想真名真姓地写这样一部作品，但如果这个地方避一下，那个地方避一下，就不是现在这部作品了。作品中涉及到的某些人，只是针对一件事，点出他们的名字，就事论事，并不是对他们的人品进行评价，更不是对他们的人格不尊重。现在有一个误区，凡是作品中点了名字的人，不是把他看成彻底的好人就是彻底的坏人，我们的本意并非如此，是非自有公论，我们是就事论事，有些非常好的人只是在某些事情上办了一些不妥的事，而这些不妥也有他们的无奈。报告文学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就会失去力量，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另外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们的另一个无奈，因为掌握的材料太多太多，我们的文学素养，我们的功底使我们没有力量写得更好，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将来修订的时候相信会处理得比现在更理想一点。”

　　评论家曾镇南就此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农村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道德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作者没有局限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和激愤上，作品更精彩的在后面的部分。前四章以后，通过周密的调查、通过对很多代表性人物的采访，通过冷静的思考，慢慢地把书的主题从道德正义论转到社会客观发展进程、改革进程，触及到一些体制问题，这是本书深刻之处。

　　作品与大局相呼应

　　中宣部文艺局助理巡视员、文艺处处长路侃在研讨会发言中说，《中国农民调查》是近几年来少见的真正关注农民疾苦、密切联系实际，而且与党的工作大局有一种呼应的，能够深入思考、富有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给我较深印象的是作者发现生活的敏锐和面对现实的勇气，以及采访写作过程中的严谨态度。作品对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一直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什么是深入生活，怎么为人民服务，现在好多作家到一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写一些表面文章，是不是就是真正做好了为人民服务深入生活，《中国农民调查》写的是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写的这些建议、思考、措施，都与党的意志，人民的心声是统一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和作品就是警示我们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就一定要从群众最关心、同群众利益最密切的问题入手，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文化战线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中国农民调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和中央提出的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有一种契合，我特别注意到，《当代》发表该作品以后，国务院连续召开几次农业问题的会议，其中有一次专门讲到农村怎么增收，还提到今后农村义务教育这块，由国家财政拨300亿。跟作品提出的问题有一种契合，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

　　对党中央近日发布的“一号文件”，陈桂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的“一号文件”是对过去“硬伤”的“修复”。过去的减负是一种对策，增收是积极的，给政府部门提出了要求，不仅要减掉农民的负担，而且要为农民增收积极创造条件。这和原来的减负有很大的区别，由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并要求政府要为农民做些实事。同以前的政策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陈桂棣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的农民，才能救“三农”。中央已经意识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有关税征收体制的问题尚待完善。中央“一号文件”不是一个总结，而是一个信号，是党中央的确把三农问题当做了重中之重。我们的农民为城市建设付出太多，现在是需要反哺农民的时候了。

资料员

来源：上海文汇报

[center][/center]


　　这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对几件曾惊动中央的重大涉农事件作了详实的叙述。从书中可以看出，在有些地方出现的弄虚作假，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本书也使我们对中央深入农村改革的政策和决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温家宝：“我要进去看看！”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深入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

　　1996年5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去了。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不够。”

　　温家宝在村子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到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说：“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委领导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得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到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在阜南县，县里安排去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沿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望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有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

　　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

　　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儿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房屋里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那天，他动了感情，“我们党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见状，慌忙离开会场，让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将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取消；同时交代下面，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南陵粮仓公然欺骗朱总理

　　1998年5月下旬，朱镕基总理在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等人陪同下，来到安徽。安徽的同志知道产粮大县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考察就被安排在那儿。然而，当得知朱镕基将要去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其实是无粮的。

　　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其中只有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峨岭粮站造假是从5月18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突击调运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南陵警方甚至以各种借口对扬言要向总理告发此事的三个“刁民”实行软禁。

　　一切安排就绪后，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这个诱人的骗局。

　　1998年5月22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向在场的人握手问候，他怎么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早已被打发到另外一个的角落里去了。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他已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的提问。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就会挫伤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再难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镕基点点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是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他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已对各种情况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显得更加镇定，并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微一笑。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做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登上粮堆最高处。当他看到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料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朱镕基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微笑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

　　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遗憾的是，基层的这种欺骗行为，使这一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消失殆尽。

　　摘自《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24.00元

匪首

-------------------------------------------------------------------

      我和我爱人陈桂棣共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终于在2003年最后的日子由《当代》刊出，《当代》拿出了过去很少有过的篇幅，一次性地选用了22万字，且以头条显要的位置推出，还请著名作家贾平凹书写了题名，这些都是出乎我们意外的。同样，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刊物一面市，就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到一周，重点写到的安徽境内杂志很快脱销；几家出版社找上门来希望由他们单独成书；有不少读者竟远从海南、福建、山西等省打来电话，有的甚至通过《当代》编辑部对我们的这种劳动表示敬意；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南方周末》，在盘点发生在2003年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时，用了近半个版的篇幅介绍我们这个作品，评价说：“《中国农民调查》，本年度最有分量的力作，震撼人心。”；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也以“《中国农民调查》震撼人心”为题作了长达25分钟的评论：国内许多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而且成为网上热评的一件事。

      现在回想起来，从采访到最后的完稿，我们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为此确实也吃尽了苦头。2000年10月1日开始采访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只有半岁，为了这部作品，不得不把孩子丢在江西萍乡，由我母亲照看，后来，因为太想孩子了，才把他接到安徽，即便接回安徽，为不影响这项工作，只得把他全托给别人，以至孩子长到两岁半还不会喊“爸爸”“妈妈”；我通常是一周去看他一次，每次走的时候，人家都是把他哄到阳台上，以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则偷偷离开；后来他大了一些，要他再到阳台去，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的腿，弄得我十分难受，却又不得不狠心地把他推开。走到楼下，听到他在上面不要命的哭声，有几次我都动摇了去完成这部作品的信心。

      为了搞清今天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从淮北平原到江淮丘陵直到江南山区，八皖大地上到处留下了我们上下求索的足迹。我们曾挥汗如雨爬了6个小时不见人迹的山路，去感受安徽省惟一不通公路又不通电话的休宁县白际乡罕见的贫穷；我们也曾冒着岁末滴水成冰的酷寒，在家家忙着过年的时候深入到了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的临泉县白庙镇，去调查发生在那里的涉农大案。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为彻底弄清中国农民负担的历史及其形成的原因，随后，我们又拿出半年多的时间，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们，并为此进行了艰苦而系统的思考。

　　开始动笔的时候，为了一心写作，我们一度停了电话，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来发现这个办法其实不行，一些朋友还是能够找上门，特别是感到，呆在省城的闹市区来写这样的一个稿子总是感觉上不对头，于是我们就跑到郊县找了一处房子，条件虽然艰苦，但窗外不是盛开着油菜花，就是有望不到边的庄稼，即便是写累了，走出去，满眼也多是与乡间有关的农事，充满了写作的冲动。

　　长期以来，大家显然早已经习惯了去从媒体上获取有关乡村的消息，无须讳言，那些消息大多是被改造了的。诚然，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可是，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却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在漫长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确实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面对了这个敏感而又重大的课题。当然，真正艰难的，还不是采访和写作中遇到的那些问题，而是我们的采访和写作，是和安徽正在试点之中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同步进行的，因此，这就注定了我们的工作，是会和这场伟大的改革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部作品也许才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当这个作品通过组织程序，送给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作最后的审定时，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他竟然问我的爱人，“你是项目负责人，‘春桃’是个写作班子吗？”当他知道整个的工作不过只是我们一对夫妻时，他很惊叹，说两个人完成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不容易，很不容易！

　　虽然千辛万苦，能为亿万个父老乡亲说上几句话，我们还是觉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