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的千秋大事

常舟人

《北京日报》2004年4月12日理论周刊

作者：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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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在两会上政协委员江蓝生研究员所提的提案，涉及到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评价问题。有人说，这是现在突然提出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到语言文字学界早就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老问题。这部词典当然也有自己的优长，但也确实存在着问题。

一个带有法律意义的名称
      我国“语言文字通用法”明确规定要遵从规范。自从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语言文字的管理，也就是规范工作。以往发布的规范，最高是国务院发布．一般也有文化部、教育部和语委发布的，这些都是国家行为。有新闻报道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全面体现落实了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这一点如果特别努力，也不是不能做到，但即使这样也不宜称为“规范词典”。要知道，在这里“规范”二字是附加在“词典”一词上的。我们国家所发布的关于词典的规范最重要的是它的标注体例。但是，词典的主要成果是它的编则——主导思想、编例——编排体例、收词原则和每个词条的释义，这些都是没有发布过规范的，至于收字，我国经过字形规范的汉字只有7000通用字，《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字13000个，就有6000个没有设立规范标准。至于“异形词”，国家只是公布了一个建议性的规范，而且只有一批，学界还有疑义。这样说来，词典的主体部分都没有规范标准，怎么可能编出一个国家规范的词典来呢?如果前面所说的那些都有了规范，那么，词典的编纂只是抄袭或运用国家规范，就仅仅成了一部“规范手册”了。
    “规范”必须比只肓由国家来发布，这是不能动摇的，语言文字“规范”由于它的科学性．还必须经过很多审定手续，才能在多次修改后发布实行。“规范”有政府的作用，但不是哪位官员的个人作用；有专家的作用，也不是哪个专家个人的作用。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称“规范”，“规范”这个词的国家权威性就会减弱。在代国民众中规范意识还不很浓厚的时候，在由于过去规范工作的不完善，大家对“规范”还有—定程度不信任的时候，作为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员，都应当认真维护这个词的国家权威性，不要滥用这个已经带有法律和政策意义的词语。一旦“规范”变成了广告语言，可以未经国家发布随便使用，我们的规范还怎么让民众信服?还怎么成为大家说话、写字的准则?《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时确实有引导规范的意图，它的编委们当时是我们国家最有权威的语言文字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拿“规范”作“词典”的定语。我理解，他们认为词典不违背语言文字规范，不等于这个词典是规范词典。
    国家会不会法定一部词典作为“规范词典”?也许将来会，那是要通过一个国家组织的班子，经过十分严肃的程序，把编写过程变成国家行为才能办到的。但我想词汇和词义这种永远处于动态中的语言成分，恐怕难以由国家来硬性管理，那是会把语言管“死”的。这也就是我始终而且公开不赞成规范所谓“异形词”的原因。

从黎锦熙《国语词典》谈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现代汉语词典中最有影响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词典》，这部词典标注“国音”——也就是普通话，收词也考虑现代双音词。在中国辞书史上，对这部词典的历史功绩我认为是估价不足的。但是，《国语词典》注音用的是注音字母，释义没有完全白话化．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规范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继承、发展后，替代了它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最大的功绩我认为有三点：第一，完全采用拼音方案，标注审定过的标准音；第二，收词划清了古今界限，完全立足现代汉语，只收少部分现代还有时采用的古词古义，并标出“古”；第三，完全用白话文来释义。我们国家用白话写作到《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大约30年这才第一次用词典的形式纂集和展示出来什么是“现代汉语词汇”，从而有了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的确定标准，也就是为这个语言学术语确立了一个操作性的定义。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我国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它要做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尤其是用白话文解释白话，这属于单语词典的释义，是相当难的。我在这里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对于单语词典来说……它除了要对疑难词义进行解释，帮助使用者理解和使用这些词外，还兼有将目标语的词汇加以搜集、贮存的任务。贮存不是单纯的收藏，同时还具有间接释义的作用……单语词典的很多释义，具有区别义项、梳理词义系统的作用，必须贮存起来。有些人人都懂得、既不难又无疑的义项释义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双语词典；弄得不好，原来人人都懂、都能把握的词义，一解释反而让人不懂了……从释义的方式看，单语词典的解泽语与目标语是同一种语言，它们的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完全是一样的。在同一个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里，离开了语言环境，不会有两个同在意义上是全同的；因此，准确的对译和转换，除了个别风格色彩相同的同名异实的事物名称(如“电脑——计算机”、“出租车——计程车”等)外，只能是词语自身来对应自身，即A对A，因而是无意义的。选择同义词来对译，由于同义词之间必然具有的差异，因此必定是不够准确的……所以，单语词典的释义方式，要受到较大的局限……从释义的性质和目的来说，单语词典释义的技术要求．实际上高于双语词典。”(《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和训诂释义方法的继承》，《中国语文》2002年4期)这样一个有难度的工作，被当时既有古代汉语功底、又有现代汉语研究经验的老一辈专家反复切磋，攻破了难关，给后来编写同类的词典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开端，说它是里程碑，是不过分的。我在审定《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会上曾多次提出，对这部词典的原稿，—定不要随便改．要理解了再改。不然，有的改好了，有的也可能由于不了解老师们的意图而改坏；因为我知道，那些权威的老专家不是随便用字遣词的。
    那么，是不是《现代汉语词典》就不允许超过，不可能被超过呢?当然不是，不论它有
多大权威，也要不断修订。词汇发展很快，意义不断消长，音读电有变化，读者的要求日
渐增多，释义有千虑难免一失——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老一辈的成绩在当时是高峰，不可能永远是高峰。不修订，就要过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够及时，直到90年代以后才抓紧，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想完全不借鉴《现代汉语词典》，重新编一部超过它的词典，也是不容易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总体类型和主要体例上，几乎没有脱离《现代汉语词典》的模式，当然不可能对《现代汉语词典》毫不借鉴。借鉴了也无损于自己的质量，但到了市场上，一定要以新的面貌，以质量取胜。《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占有了一个被大家接受了的名称，另编一部词典必须另有一个书名。这个书名要让读者承认，是需要慢工夫的。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比较好，就是采用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来命名。这里有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一个是《牛津英语词典》，在众多英语词典中，“牛津”二字永远对读者有吸引力，另一个是《王力古代汉语词典》，当今的古代汉语词典、所谓的“古今汉语词典”已经出了若干，但只有《王力古汉语词典》是北大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一些知名教授、王力先生的几位嫡传弟子按王力先生的意图亲自编写的。这部词典只有“王力”二字，便足以使界内人视为首选，而普及领域也会因为界内人的介绍而选用，渐渐感到其中的优越性。这就是非商业性的纯学术。但是，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语言学界还有哪些专家的名字比丁声树先生、陆志韦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字更响亮?如果换一个书名，要想竞争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确很难。但是，再难也要遵循出版规则去做，不可以用一个
只能由国家发布的“规范”名称来取胜。在出版业不规范要罚款、基础教育不规范要扣分
的情况下，读者当然以为冠以“规范”二字的词典是国家认可的，是万无一失的；但恰恰没有哪个国家机构来对这部词典发布规范。
    50年不到的时间，要想使一部基础很好的词典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推进一步，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势所必然。但是，要想由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来完全重起炉灶编一部超越前人又不借鉴前人的词典，树立另一个里程碑，谈何容易!
    辞书商业化，这是我们十分反对、不愿看到的事实，很多弊端已经完全暴露，但是，已经商业化，市场竞争在所难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确实有一些新的体例，在有些方面是育优势的，完全可以宣传这些优势来营造市场。但一定要有学术风度。要知道．若没有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的工作在前，要完全从零开始编一部里程碑式的词典，又谈何容易呢?
    本文没有涉及对这两部词典优劣的品评。从整个词典的品味、境界、总体系统性的严谨性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哪一部更好，也必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评价一部词典也会有客观标准。这些就留待另一篇文章里去说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