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境观

苏鸣

李苏鸣

    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言语交际活动也不例外。从言语交际过程看，表达者总是要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围绕一定的主旨，针对一定的对象，使用一定的语言符号，遵从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联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我们把一定言语交际过程中影响言语形式选择和表达效果产生的主客观因素总称为语境。语境系统区分为言辞外语境和言辞内语境两个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外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外语境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内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内语境子系统。言辞外语境因素分为客观语境因素和主观语境因素两类。客观语境因素句含自然因素（如时间、空间、景物等）和社会因素（如事态、对象、文化、地位、关系等）；主观语境因素包含情态因素（如目的、主旨、心境等）和形态因素（如表情、动作等）。言辞内语境因素崐分为语言态语境因素和言语态语境因素两类。语言态语境因素包含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因素；言语态语境因素包含语体、表达方式和逻辑关系等因素。毛泽东的语言运用始终注意到语境问题，尤其对语言中的社会因素——对象、语言中的自然因素——时间、空间等予以特别的重视.
一、语言表达必须顾及对象
    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时，总是有一定的交际对象。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是要给人听、给人看的，脱离了一定的对象，语言交际也就不成其为“交际”了。因此，毛泽东把语言表达的对象作为语境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予以突出地强调。
    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以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为对象宣传提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为什么特别强调对白军的宣传要简短至“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呢？这主要是由于白军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公开阅读红军的宣传品，而秘密地传看红军的宣传品也要冒着一定危险的。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正是设身处地为表达对象考虑后提出的。毛泽东还提出“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这样，就使红军的宣传有了明确的、特定的对象，更具有针对性。瓦解敌军宣传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语言交际形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语言表达对象的种种情况，为红军的宣传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由于对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尤其是宣传教育功能予以充分认识，毛泽东特别强调在语言交际中要顾及对象，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形象地把语言表达要顾及对象比喻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把不顾对象的宣传比喻为“对牛弹琴”，这就鲜明地把对象摆到了语境因素的重要位置。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从文艺工作对象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涉及了语境学的许多理论问题。语言境学认为，语言表达对象是相当重要的语境要素，承认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也就必须要承认表达对象对语言运用的制约作用。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观照语言表达对象的。
二、语言表达必须适应场合
    语言表达对象固然是重要的，但每一个表达对象和每一个表达者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空间之中。由特定的地点、事物、氛围等构成的语言表达空间（场合），同样在制约或影响着语言的表达。如果不考虑场合这个重要的语境因素，那么，语言表达也是往往不会成功的。毛泽东在考察语言表达环境时，也多次谈到了适应场合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同样针对红军宣传问题提出：“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这里所说的“地方”，就是表达场合的基本因素。在战争年代，宣传场合往往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在红区的宣传与在白区的宣传就不能是一种模式、一般言语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如此，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人文地理的不同都可能构成影响语言表达和宣传效果的因素。毛泽东不但考虑到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区别给语言表达的场合造成的不同氛围，而且从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的角度和语言的民族变体——民族语言的角度对语言表达和宣传工作如何适应场合的问题提出了要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提出这些要求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干部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和动员群众时，排除地域（场合）因素的干扰，克服语言的地域变体形成的表达障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的讲话》也就当时部分文艺工作者不熟悉新的宣传场合而认为“英雄无用之地”的错误倾向，阐述了他对宣传工作、文艺工作如何适应场合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崐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在这里，毛泽东说明了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根本不同，实际上标志着时代、宣传对象也完全不同，因此，文艺工作者的宣传和语言表达必须与自己所处的场合相适应。
三、语言表达必须切合时代
    时间与空间一样，都是构成语境的重要因素。人们阅读久远时代的作品，之所以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都会产生一些陌生感，就是因为时代的隔膜在语言成品中留下了种种痕迹。毛泽东十分重视语言这个工具在当前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因此，他强调语言表达要与现实的事业相适应，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批评了红军宣传中“传单、布告、宣传等，陈旧不新鲜”的弊病，要求“要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他又强调“传单、布告、宣传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着眼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内容而言的。
    除了强调语言表达的内容要切合时代的要求以外，毛泽东还对语言表达形式的时代性提出了要求。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毛泽东“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在语言艺术的创作笔法上，毛泽东也要求应具有时代性，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就解放区的创作是否需要用鲁迅的笔法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放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析，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体、明确地阐明了他在语言环境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和制约问题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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