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 刘勰的生年及其撰写《文心雕龙》的时间考

monkey-E

作者：周绍恒   
来源：文化中国
2004-5-21     
--------------------------------------------------------------------------------------

   【提  要】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的年龄不是三十多岁，而是四十多岁；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是他年未二十；梁武帝在天监元年即位之初所颁布的广求贤才的诏旨是刘勰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的诱因；由此推出刘勰的生年为宋大明七年，其开始撰写《文心雕龙》的时间为天监二年春，书成于天监三年夏末至冬初之间。

   【关键词】刘勰  生年  文心雕龙  成书年代

关于刘勰的生年及其撰写《文心雕龙》的时间，史传无明文记载，学术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而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文心雕龙》是有意义的。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近来重读《文心雕龙·序志》所发现的重要线索，对刘勰的生年及其“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时间作些新的考索，以向方家求教。

《文心雕龙·序志》云：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新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已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前人对刘勰这段自述文字的理解往往有误。例如，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说：“假定彦和自探研释典以至校订经藏撰成《三藏记》等书，费时十年，至齐明帝建武三四年，诸功已毕，乃感梦而撰《文心雕龙》，时约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合。”范文澜先生此说问世后，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刘勰是在三十多岁（“齿在逾立”）时撰写《文心雕龙》的。其实，范文澜先生对刘勰的自述的理解有误，他只注意到“齿在逾立”云云，而忽略了“则尝夜梦执丹器之礼器”中的“则尝”之“尝”。《广韵·阳韵》云：“尝，曾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旨部》云：“（尝）引申凡经过者为尝，未经过为未尝。”刘勰所说的“则尝夜梦执丹器之礼器”之“尝”，是时间副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曾经”，用来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刘勰自述中“予生七龄……乃小子之垂梦欤”一段文字的意思是：“我在七岁时，就梦见彩云像锦绣，便攀上去摘采。三十多岁时，又曾经在晚上梦见自己捧着红漆之礼器，跟随着孔子向南面走去，早上醒来，就感到特别高兴：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他竟降临在我后生小子的梦中！”这显然是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序志》时对自己曾经在三十多岁时梦见孔子的情景的回忆，也就是说刘勰“夜梦执丹漆之礼器”之事是发生在从前，那时刘勰“齿在逾立”，即三十多岁。“自生人（按：“人”应作“民”，前贤已校。）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一句是个过渡句，其意思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像孔子那样伟大。这是刘勰对孔子的极力颂赞，文章则由对其从前在“七龄”、“齿在逾立”时所做的两个美梦的回忆，过渡到对撰写《文心雕龙》的缘起与目的的陈述。刘勰认为，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圣人，因而他要“敷赞圣旨”，要“注经”；但“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他要“树德建言”，靠“注经”已达不到目的了。而只有文章的功用，确实是经典的辅佐，“五礼”依靠它来载明，“六典”靠它记载而发挥作用，君臣关系得以明确，军国大事赖以焕发光彩。仔细考察它的本源，没有不是来自经典的。可是现在离开圣人的时代太遥远了，文章的体制遭到破坏，“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因而刘勰为了正文体、纠讹滥，“树德建言”，他“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开始撰写《文心雕龙》。从刘勰自述中的“予生七龄”云云、“齿在逾立”云云、“乃始论文”云云，可以看出，前二者是对往事的回忆，后者才是对现今的述说，时间由远而近，层次清清楚楚。“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中的“则尝”之“尝”表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年龄当已“不惑”以上，即四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他至少已有四十岁。如果他在“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时年还未“不惑”以上的话，他当不会在其自述中的“齿在逾立”之后使用“则尝”二字，否则便成了刘勰自述说，我七岁时如何如何，三十多岁时又曾经如何如何，现今三十多岁又如何如何，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因此，笔者认为：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即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时的年龄不是三十多岁，而当是四十岁以上（含四十岁）。如果我们能够考出刘勰在哪一年四十岁的话，那么，众说纷纭的《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及刘勰的生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刘勰是在哪一年四十岁呢？这在史传中虽无明文记载，但仍有线索可考。据《梁书·刘勰传》所载，刘勰在刘宋、萧齐两代从未出仕，直到梁武帝天监初才“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笔者认为，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是他在刘宋灭亡之前年未二十，也就是说，他在宋顺帝禅位于萧道成的昇明三年（479年）最多只有十九岁。其理由是：

首先，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不是因其没有荫第。刘勰是东莞莒人，东莞刘氏在刘宋时地位显赫。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在东晋末年任前将军、尚书左仆射等，是宋高祖的“佐命元勋”，死后赠侍中、司徒；高祖受禅，封为南康郡公，邑三千户，谥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庙”。（见《宋书·刘穆之传》）刘勰的从祖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在宋大明年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死后“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封邑千户，谥为忠成公”。（见《宋书·刘秀之传》）刘勰的父亲刘尚任越骑校尉（见《梁书·刘勰传》），据《宋书·百官志下》所载，此官为四品，官品在郡国太守（按：五品）之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干，有人说宋越骑校尉是个小官，那是与事实不相符的。由此可见，刘勰虽早孤，但也是有荫第的，因此，他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不可能是因其没有荫第。

其次，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不是因其不愿出仕。刘勰虽“早孤”，但他“笃志好学”（《梁书·刘勰传》），早有雄心壮志，强调“丈夫学文”，要“达于政事”，“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牟世金先生说：从刘勰的一生来看，“这显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条。刘勰的略加改造不但在文字上，而是则重于表达自我。刘勰撰写此文时，年已三十五六（按：笔者不赞同此说。）还未入仕途，正是在‘穷’中独善垂文。但这并不是他已选定的人生道路，当时的刘勰，正处于‘待时而动’之中，其为《雕龙》以垂文，乃为‘奉时以骋绩’创造条件，所谓‘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是也。因此，‘奉时以骋绩’可说是刘勰一生的主导思想。幼有壮志的刘勰，入定林寺多年而不落发，虽长期托身佛门而以夜梦孔子为荣，写《文心》而叙其志曰：‘腾声飞实，制作而已’等等，都是其欲‘奉时骋绩’的说明”2。由此可见，刘勰从青少年时起就有“纬军国”、“任栋梁”的雄心壮志，踏上士途的意识十分强烈。因此，他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不是他自己不愿出仕。

再次，从刘宋时士族登仕的情况来看，刘勰未出仕的原因当是他在刘宋灭亡之前还未到出仕的年龄。《文献通考》卷三十六《选举九》云：“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由此可知，刘宋时“甲族以二十登仕”。所谓“甲族”，即士族，指的是世家大族。据刘跃进先生《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3一书的下编《永明文学系年》可知，刘宋时出身士族的人往往年刚二十就登仕，甚至十八、九岁也能登仕。例如：元嘉十八年，王僧达十九岁，“为始兴王濬后军参军”；元嘉二十二年，王僧虔二十岁，“除秘书郎、太子舍人”；大明五年，张融十八岁，“解褐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大明七年，江淹二十岁，“起家南徐州从事”；昇明元年，萧子良十八岁，“被任为宁朔将军”；等等。刘勰出身士族4，他的堂兄刘祥“出身入官，二十余年”，卒时“年三十九”（见《南齐书·刘祥传》），可见其也是年未二十就已登仕，如果刘勰在刘宋灭亡之前年已二十，并且又有荫第，又有踏上士途的强烈愿望，他当不可能不出仕。由此看来，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只能是他在刘宋灭亡之前年未二十，也就是说，他在宋顺帝禅位的昇明三年（479年），最多只有十九岁。

至于刘勰在萧齐时年已二十以上，那他为何又未出仕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改朝换代后，刘勰已缺乏出仕的社会条件。萧齐取代刘宋后，东莞刘氏受到萧齐王朝的沉重打击，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如刘勰的堂兄刘彪由“南康郡公，邑三千户”，“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堂兄刘儁“齐受禅，国除”（见《宋书·刘穆之传》附彪、儁传）等，这使东莞刘氏怨愤满腔。因此，刘勰的堂兄刘祥“轻言肆行，不避高下”，“撰《宋书》，讥刺禅代”，著《连珠》十五首，“轻议乘舆，历贬朝望，肆丑无避，纵言自若”，被齐武帝斥之为“寄意悖慢”，将他“乃徙广州”。刘祥至广州，“不得意，终日纵酒，少时病卒”（见《南齐书·刘祥传》）。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按：笔者不赞同此说，认为此书是刘勰在入梁后出仕之前撰成的。），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5。笔者认为，刘勰的“激昂愤懑之词”也是针对东莞刘氏受到萧齐王朝的沉重打击而发的。他在萧齐王朝已缺乏出仕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家贫，不婚娶”等原因，于是他就上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替其“打工”，即协助沙门僧祐编撰经藏，虽长达十余年，但仍“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文心雕龙·神思》），藏器待时，没有出家。那种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上面的说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综上所述，刘勰在刘宋时未出仕的原因，当是他在宋顺帝禅位于萧道成的昇明三年（479年）还未到出仕的年龄，他最多只有十九岁。由此可推出他生年的上限是宋大明五年（461年），他最早也要到齐永元二年（500年）才有四十岁。

那么，他最迟到哪年才四十岁呢？《梁书·刘勰传》云：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序志第五十》说：“（刘勰）终齐之世，不获一官，而梁武天监之初，即起家奉朝请，未必非约延誉之力也。”笔者认为，范文澜先生所言有理。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又在《文心雕龙·序志》说：“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显然表达了他想要以《文心雕龙》作“敲门砖”，企图敲开仕途之门的强烈愿望。如果《文心雕龙》撰写于刘勰“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之后，那刘勰就没有必要再在《文心雕龙》中表现其想要出仕的强烈愿望，他也不会没有机会拜见沈约，而要“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拙文《〈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新证》6据《梁书·武帝纪》、《临川王宏传》、《高祖郗皇后传》、《刘勰传》、《丘迟传》、《庾黔娄传》、《刘昭传》等，考出“刘勰当于天监四年春‘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笔者的这一考证，也许有人不赞同，但刘勰“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的时间在天监四年十月丘迟兼任中军临川王宏记室之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笼罩群言，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撰写时间如果不会少于一年左右的话，那么，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时间最晚也不会晚于梁天监三年（504年）。又据前文所考，刘勰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时至少已有四十岁，那么，他最迟也在天监三年（504年）已有四十岁了，由此可推知他生年的下限当是宋泰始元年（465年）。

那刘勰究竟是在宋大明五年（461年）至宋泰始元年（465年）之间的哪一年出身的呢？根据《文心雕龙·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云云，可作进一步的考索。所谓“五礼”，《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所谓“六典”，《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云：“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正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这“五礼”、“六典”，与论文并没有多大关系，刘勰为何要将其与撰写《文心雕龙》联系起来呢？笔者认为，这当与他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有关。恩格斯说：“就个别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7在心理学中，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人的各种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并向着某一目标进行的。而“动机是由需要与诱因共同组成的”8。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也是由需要与诱因组成的。所谓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反映某种客观的要求和必要性，并成为个人活动的积极性的源泉。正如苏联心理学家波哥斯洛夫斯基所指出的：‘需要是被人感受到的一定的生活和发展条件的必要性’，‘它反映有机体、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稳定的要求’”9。刘勰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的基础──需要是什么呢？刘勰所处的时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追求浮华奇异甚至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社会需要有正文体、纠讹滥，倡导优良文风的文论著作问世，这是社会的需要。又据前文所考，刘勰踏上仕途的意识十分强烈，尽管他在萧齐时已失去了登仕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家贫，不婚娶”等原因，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但仍“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藏器待时，想通过“独善垂文”，以达到登上仕途“奉时骋绩”的目的，因而他个人也需要有《文心雕龙》这样的“载心”著作，好用其去敲开仕途之门，这是个人的需要。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就是在这社会与个人的共同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如果只有社会与个人的需要，而没有诱因，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也不会产生。心理学告诉我们说：

需要产生后，还必须有能够满足个体需要的外在事物，即诱因条件。有了诱因条件人才能为满足愿望去采取行动，愿望才表现为活动动机去推动行动达到目标。因为有了需要的对象出现，愿望才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诱因条件，虽然想为满足需要去采取行动，但活动是没有效果的，没有条件的动机作用，只能是对与它相应的周围事物的定向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需要表现为活动动机又总是与一定诱因条件相联系。例如，有报考高等学校愿望，又有高等学校招生的诱因条件存在，才有去报考的活动动机。10

我们将《文心雕龙·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云云，放到刘勰在齐末梁初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不难发现刘勰产生撰写《文心雕龙》动机的诱因的蛛丝马迹。梁代徐勉在普通六年上修五礼表云：

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平，徐议删撰，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时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举旧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绝。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笔者按：据《梁书·严植之传》应作“后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瑒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褧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11

据此可知，曾奉齐明帝敕“修五礼”的尚书令徐孝嗣在东昏永元中“遇祸”，他所修订的五礼零落、散失已“逾太半”。又《南齐书·东昏侯纪》、《和帝纪》等也没有敕“修五礼”的记载，可见萧齐之末“频有军火”，并不重视“修五礼”。特别是从永泰元年（498年）七月至永元三年（501年）十二月一直在京城建康皇帝宝座上的东昏侯（按：齐和帝只是“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他到死都未能入建康即位。）“即诛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资治通鉴·齐纪八》）。作为就生活在建康附近定林寺的刘勰，他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知，面对定林寺生病的老和尚被暴君射杀等残酷现实，他还有什么心事去“垂文”，去取悦于朝廷而踏上仕途？在这种背景下，他有何必要将其撰写《文心雕龙》同与论文没有多大关系的“五礼”、“六典”扯上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恐怕很难有什么“诱因”诱使他以“垂文”作“敲门砖”去敲开仕途之门的。而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视修订“五礼”，因为这是“经国所先”，于是他“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梁书·儒林传序》）。他还颁诏曰：

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迩。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监前古，懔若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惭照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輶轩所届，如朕亲览焉。12

据此又可知，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为了“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迩”，他“物色幽微，耳目屠钓”，颁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广求贤才。作为居住在京城建康附近定林寺的刘勰，他藏器待时，“心存魏阙”，对梁武帝所颁布的“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当有所闻。据前文所考，地位显赫的东莞刘氏在刘宋灭亡之后，受到萧齐王朝的沉重打击，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在萧齐时代刘勰已缺乏出仕的社会条件。他上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仍未出家，这表明他“心存魏阙”之志未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踏上仕途，“奉时以骋绩”；但他终齐之代只是在定林寺藏器待时，一直与仕途无缘。齐中兴二年（502年）三月，“齐帝禅位于梁王”（《梁书·武帝纪》），萧衍于四月即皇帝位，改元天监。萧齐王朝的灭亡，梁武帝于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所颁布的“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对于刘勰来说，无疑像春风一样，吹融了萧齐王朝凝结在他心头的冰霜，使他看到自己有了出仕的机会。但身在定林寺的刘勰，由于长期辅佐僧祐编撰经藏，虽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其制文，但却并不是以善于治“经国所先”的“五礼”闻名，要想挤进“治五礼”的硕学行列是不可能的。他当已意识到由于自己长期身在远离尘世的佛门，如果不在“独善以垂文”之“文”中反映出他有经邦纬国之才，以及踏上仕途的强烈愿望，恐怕难以引起朝廷官员的注意，难以被举荐。因此，他在《文心雕龙·程器》中强调：“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哉！”“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彩以彪外，楩南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才之士矣。”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刘勰的自我表白，其意识是：我刘勰学文，“达于政事”（即通晓政事），具有文武之才（按：从他后来任记室、步兵校尉等职来看，可知其既懂文，又晓武。），希望能“奉时以骋绩”，踏上“纬军国”、“任栋梁”的仕途之路。罗宗强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撰写于刘勰入仕之前，依僧祐在定林寺校经时。“这一时期他之所以居寺院十余年而没有出家，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功名心并未泯灭。《文心雕龙》的撰写动机，与此一点不无关系”。《文心雕龙·序志》说：

夫宇宙缅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以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正是立功立言的思想。人生匆匆，而垂名后世者莫若著述。在这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入世愿望。这与佛教的人生态度是完全扞格迕违的。身在寺院而心入尘寰，正是刘勰撰《文心雕龙》时的心态。他著述的目的非常明确：有益于世用，是非常世俗的”13。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也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可能包含了他在文名已显于京师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而有所表见于世，以期走上仕途。……刘勰于书成后不顾一切的要取定于沈约，清楚地表明他是不甘寂寞的”14。由此看来，刘勰具有想以《文心雕龙》作“敲门砖”去敲开仕途之门的动机。因此，我们将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已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云云，与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所颁布的“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将撰写《文心雕龙》同与论文没有多大关系的“五礼”、“六典”扯上关系。这表明刘勰是在梁武帝于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颁布了“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之后，才有了可敲的仕途之门，他才产生了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如果没有萧齐王朝的灭亡，没有梁武帝所颁布的有关诏旨，那刘勰也就没有仕途之门可敲，他也当不会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由此可见，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即位之初所颁布的“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当是刘勰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的诱因。因此，刘勰产生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的最早时间也只能是梁天监元年（502年），也就是说，他“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最早时间也只能是梁天监元年（502年），《文心雕龙》是不可能成书于萧齐之末的。又据前文所考，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时至少已有四十岁，那么，由此可推知刘勰在天监元年（502年）至少已有四十岁，他生年的下限当是宋大明七年（463年）。

综上所述，刘勰生年的上限为宋大明五年（461年），下限为大明七年（463年）。又据前文所考，刘宋时出身于士族的人往往年刚二十就登仕，甚至十八、九岁也能登仕，特别是刘勰的堂兄刘祥也只有十八、九岁就已踏上了仕途，而出仕意识十分强烈的刘勰却在刘宋时未曾出仕，其原因是他未到出仕的年龄。由此看来，刘勰在刘宋灭亡的昇明三年（479年）很有可能只有十七岁，还不到十八岁。因此，他可能是生于宋大明七年（463年），至天监元年（502年）四十岁。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元年（502年）即位之初所颁布的“求硕学，治五礼”、“物色幽微，耳目屠钓”等广求贤才的诏旨，诱发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因此，“刘勰大约于天监二年春天‘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至天监三年冬初之前已写完《文心雕龙》五十篇”15的推想不无道理，《文心雕龙》当是成书于梁天监三年（504年）夏末至冬初之间。对笔者的这个结论，也许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史传明文记载书成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因之负书干约于路，这当有一段传播时间，而刘勰因沈约的赏识、荐举，在天监四年已任中军临川王萧宏记室，这中间相隔时日不是过于短促了吗？笔者认为，“未为时流所称”本身就说明《文心雕龙》书成后，很少有人抄写传播，是刘勰主动将书稿送给“时流”阅读，以求获得赏识。从天监三年（504年）秋末至天监四年（505年）初，时间有三、四个月，而刘勰是主动将《文心雕龙》送给“时流”阅读，主动负书干约，以获得赏识，这并不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因此，不存在时间过于短促的问题。

注释：

1详见周振甫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第530—540页，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

2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第69-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3月版。

4详见周绍恒《刘勰出身庶族说商兑》，载《文心雕龙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5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10-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6载《文心雕龙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8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第1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9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第110-11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10高玉祥《个性心理学》第6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11《梁书》第380-381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版。

12《梁书》第36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版。

1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256页，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

14《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第592-5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15周绍恒《〈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新证》，载《文心雕龙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

[ 本贴由 monkey-EB 于 2004-7-5  02:43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