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偶像专题讨论] “后”时代的精神万象图

湘里妹子

作者：金元浦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4 13:50:24

                                       

      最近，全国十几家强势媒体共同举办的“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这一活动于近日结束,最终评出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为: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这是一份绝好的社会调查材料。其中蕴涵的问题，值得探讨的东西太多。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比如，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学、经济学、市场学等等。

    1.从语言学看文化偶像的含义。英语中的文化有260余种含义或义项。文化是个巨大的网或硕大的筐，拥有无限的涵盖域，同样是文化这个词，在不同情景、面对不同对象却有着言人人殊的语词内涵。

     2.不同的时代——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年代，政治一元化时代、经济中心时代；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等等——有不同的偶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充任文化偶像的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乃至胡适等一批“五四”以来曾为民族“盗取天火”的革命家、思想家或改革家，他们是芸芸众生的精神先驱与文化导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前些年随着学术的复兴，一批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乃至金岳霖、牟宗三等人曾成为圈内学人们仰慕追随的“泰山北斗”，他们创为新论，独造精神，蛰居书斋，献身学术，故为学界领袖、学子楷模，成为学术偶像。与此二者不同，在现今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的当代语境中，一批适应于今天市场文化和高信息现代传播媒介的中青年学者一举擢升为当代文化明星，比如余秋雨。他们了解并熟知当代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制作、包装、复制，十分关注当代传媒。懂得高信息社会里的“马太效应”，讲究社会效果和自我推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关在书斋里潜心学问，“十年磨一剑”，重考据、张义理、酌辞章的传统学术方式。他们懂得把有限的思想复制成各种摹本售出，获得最大的名人效应与知识权威效应。而那种“清高自矜”、“曲高和寡”的旧式文化道路，已为今日文化明星所不取。叶秀山先生讲后现代是一个没有大时尚的时代，确乎如此。当今文化的确难于产生思想大师，也难于产生学术巨擘。市场文化的时代正是文化翘楚的时代，势所然也。
     
     3.文化偶像是阐释的结果，不停地解说、膜拜、教化、灌输、宣传、炒作、复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比如作为经典解说、作为宗教膜拜、作为理念灌输、作为民族传统教化、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宣传、作为明星制度炒作、作为市场化策略复制、作为经济手段的浪潮式运营。
     历史上的文化偶像如孔子、孟子是历史阐释的结果，比如，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摇唇鼓舌，也没有人真正理他、用他。死了几百年、几千年，倒成了大成至圣先师，成了皇帝膜拜的偶像。

    4.偶像总是与崇拜联系在一起，没有崇拜，谈何偶像。但偶像崇拜的结果是经典化、神圣化、神话化、固化、偶像化、无生命化。
     偶像的词典义：用木头、泥土等雕塑的供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比喻盲目崇拜的对象。词典中列出的近义词是泥像、雕像。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泥像吗？我怀疑，鲁迅先生是坚决反对什么“偶像”的。把先生选进排行榜，已经是对他的大不恭了。
     他不想做泥像。所以，如果在反右时期，他会是大右派。

    5评选的结果展现了一幅后时代的精神万象图。后时代是去偶像、去经典、去神圣，重差异、重选择、多样化、多义化的时代。
     鲁迅与国荣共荣，雷锋与王菲齐飞，金庸共海迪一色、学森偕兰芳同美。它展示了多元共生的时代人们文化精神、文化追求、文化娱乐与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现实景观，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

     6.通过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实施的教化形成文化无意识。如鲁迅、雷锋、张海迪，甚至钱学森。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鲁迅？理解雷锋？评选结果反映了我们时代人们的精神裂变、观念转移的过程，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无意识、社会无意识与政治无意识。

    7.偶像义的变化。偶像可以是政治偶像、学术偶像、精神偶像、道德偶像，也可以是自我奋斗偶像、成功偶像,或现在的青春偶像、身体偶像。政治偶像可以变成道德偶像，如雷锋由灌输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典型变成了道德伦理的偶像；现实偶像可以变成神圣偶像，如毛泽东由领袖变成“保护神”；学术偶像可以变成精神偶像，如陈寅恪，由一儒者成为独标风骨的知识偶像。

    8.许多文学家的入选证明了什么？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复归中心？文学的视像化、传媒化，还是残留的文化无意识？
     传统文学与流行文化共享尊荣，是耐人寻味的。是处在转换中？各守河山，还是市场的优胜劣汰？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学性极度扩张，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作为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学或纯文学，以及纸本文学，的确已日益边缘化了。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期刊有数千种，其中许多杂志的发行量动辄几百万份。现在去看看，还有多少种？还有多少种是在做文学或纯文学呢？
     那么，许多文学家的入选是不是证明了文学的复归中心呢？当然不是。如此多的文学家的入选，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一是长期教育留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无意识，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鲁迅、巴金、老舍的课文，形成了一种深层集体无意识。很多同学其实很少读他们的原著，只是由于口、耳激荡的反复传播，积淀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刻记忆。二是传统文学作品的视像化、传媒化，比如钱锺书的《围城》，其实很多人并没有读过《围城》小说，也不知道钱锺书其人，是电视剧《围城》，使钱先生名扬天下。现代传媒改变了人们接受方式与阅读习惯。

    9.哪些偶像的入选最具个人性，最能代表当代青年个人心理需要？

     与上面那些文化名人不同，最能代表青年个人心理需要的似乎是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娱乐明星，如张国荣、王菲。他们形象现代，作派“酷”“毙”，一般都是影、视、歌三栖明星。他们站在流行文化的潮头，凭借当代传媒的炒作和复制，高频率曝光，呼风唤雨，引领时尚。成为青年学子心目中的情感投注物或精神依附者。他们是体制外、教育外的“业余娱乐文化”中的“摄魂追心”高手，影迷歌迷百万千万。与青年们特别是青春期躁动的青年有更多的情感交流与心理共鸣。很多青年就是跟着娱乐明星追逐时尚如化装、发式、服饰、姿态的，并且是通过随身听来学习或实习爱情、友谊、情感表达（除了学英语），甚至情绪发泄、孤独、焦虑的。明星方式是当代消费社会市场文化的一种制度性建构，而大众流行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人们的文化选择。所以，在 “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张国荣、王菲荣登宝座，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说，张国荣与王菲最能代表部分青年个人心理需要（娱乐需要），是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喜欢也是被策划、被预谋的？
     在消费社会里，明星越来越具有了这样一种功能：消费者在明星身上，就像在神奇的魔镜中一样，时刻能读到自己，读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魅力、自己的美丽动人之处——它们被发现，它们被塑形。他（她）被那铺天盖地的影像、广告、图像所规划、所启发、所引导或所涵养，也许过去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美不美，现在恍然大悟了，并且立即去美。美给自己看，也美给别人看。因为她早在明星的引导或模范下，潜移默化地弄熟了程式和规则。所以，她的美从“想”到“做”其间没有距离，更没有鸿沟，弥合是即刻的。
     因为你的向往、你的美丽，甚至你的魅力都是厂家预先为你策划、明星为你设计好或演绎好的。这个世界是先生产了美丽——由明星生产，并确定了如何美丽的方式，然后你才美丽的。

    10.可见，明星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存在，是市场文化的“王牌”。现代消费社会离不开明星制度。

     我们消费明星。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明星制度与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利润预期密切相关，也与降低投资风险密切相关。明星制度有自己的体系，有歌迷会、影迷会、发烧友、追星族的基本队伍，启用明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当代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对创造性有很高的要求，它的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为降低投资风险，明星制度是很好的选择。
     明星制度是在文化市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对需求和服务的易变性所产生的风险的一种反应机制。也就是说，明星制度的存在平衡了现代人速变易变的需求。与时尚化浪潮相应的易变性是与市场化及消费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关的，所以富国的明星制度比穷国的明星制度更重要。

湘里妹子

作者：曹卫东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3:00:40

                                      


    请允许我直言，这次讨论的主题似乎有些问题，因为它忽视了两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目前真的需要所谓的文化偶像吗？如果需要，那么，这些文化偶像在当代中国又有怎样的社会功能呢？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偶像”就很难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成为讨论的对象。
     我本人的看法是，中国目前根本不需要什么文化偶像，而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文化精神。为什么呢？这得从“偶像”这个词说起。按照阿道尔诺的定义，所谓偶像化，就是物化，就是把“有限”颠倒为“绝对”。结合文化而言，制造偶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工具化的过程，也就是把意义有限的文化现象、文化人物提高到绝对的地位，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权威与大众之间的等级秩序。因此，反对一切偶像，是工具理性批判的应有之意。
     就中国这次评选文化偶像活动而言，我认为，它也正好暴露了中国目前工具理性猖獗的趋势。如果说先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工具理性还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权威主义）和经济领域（商品化）的话，那么，到了眼下，则越来越向文化领域蔓延，最终集中暴露为文化商品化日甚一日。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次评选出来的所谓的文化偶像。共有十个：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大体可以把他们分为这么几类：
     
     ·道德（政治）偶像：鲁迅、雷锋；
     
     ·文化（狭义）偶像：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
     
     ·科学（技术）偶像：钱学森；
     
     ·娱乐偶像：金庸、张国荣、梅兰芳、王菲。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把鲁迅同时列入道德偶像和狭义的文化偶像，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我看来，鲁迅之所以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固然和他的伟大有关系，但也离不开政治宣传的作用。也就是说，鲁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有惊奇的发现：这些偶像刚好囊括了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具体来说，道德偶像涉及到的是政治层面上的工具主义；后三类（狭义的文化偶像、科学偶像、娱乐偶像）则是工具主义在社会层面上的典型反映：审美主义、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
     文化偶像化既然要不得，那么，所谓的文化偶像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意义了。如果非要强行说有什么意义，单就这次评选而言，我觉得，意义恰恰就在于，它又一次提供了大众消费文化进而消解文化精神的机会。

湘里妹子

作者：刘俐俐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9:46

                                               


    新浪文化联合《新民周刊》、《南风窗》、《中国财经报》、《南京日报》等媒体推出的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已经揭晓。这是一个既定事实，重要的不是讨论这样的评选是否有必要，评选的依据何在，这是媒体的事情，此举必然有他们的理由和原因。我们人文学者的任务是，将这个评选及结果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文化事实，作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文化的症候，解释这种现象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规律，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对于文化建设策略的意义何在。
     有人说，雅文化偶像与俗文化偶像你争我夺、相互叫板，是这次评选的一大特色，用杂文家陈鲁民的说法，就是“鲁迅与张国荣齐飞，巴金共周星驰一色”。为什么鲁迅和王菲、张国荣等这样反差极大的人物能在同一个名单中出现？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所谓二十世纪文化偶像，其实是在当下文化视野中理解和解释的产物。什么是偶像？用土、木等制成的神像、佛像等。引申指盲目崇拜的对象。对象可能确实是值得崇拜的，但是重要的是，人们是在自己的理解中崇拜这些文化偶像的。比如对于雷锋，是将雷锋作为一个善良的好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来崇拜的，雷锋形象最初的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新型人格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体形象的一个缩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一个好人的特质具有和最大范围的人们可以接受的人物相互并列和兼容，比如可以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与伟大的作家、优秀的戏剧家并列，也可以与具有个性特色的演员如张国荣、歌手王菲并列。这种解释的特点也可用来分析鲁迅、巴金作家的当选。
     与当下文化视野中理解和解释的产物相关的原因是，这个结果表征了当下人们知识结构和关注事物方式的特点。十大文化偶像中，作家5人，演艺界3人，军人1人，科学家1人。这个组成结构显示出，人们主要凭着感性，从可见可闻的形象的角度来确认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偶像的。所以文学艺术尤其是通俗性艺术被了解更为便当，这是作家和演艺界所占比例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老舍和钱钟书的文学作品不一定被普遍地阅读过，人们主要是通过老舍的作品改编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来了解老舍的，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其实读过的人是很少的，人们主要是通过电视剧《围城》来认识钱钟书的。科学家仅有1人。尽管科学家们对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由于科学家的成果诉诸于逻辑性的科学语言，而不诉诸于视觉听觉，人们的接受不通畅，影响力相应小。这是我们国民整体素质整体水平较低所必然的。可以设想一下。比如霍金斯的《时间简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国内一般的知识分子看起来都是很不容易的，惶论普通百姓对他们科学价值的认识？
     二，这是一个文化多元、价值评价体系多维的表现。因此也是社会心态空前宽容的表现。虽然前面从理解的角度，指出了文化偶像是被读出的，但是毕竟各个人物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其中既有鲁迅这样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革命家和作家，也有张国荣这样饱受争议的人物。对于鲁迅，自然是被寓于民族进步，民主革命进程中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评价体系来评价的。而对于张国荣，评价鲁迅的体系显然不适合。张国荣确实在众多影片中有超凡脱俗的表演，他独特的歌声和热情、他的敬业精神，在激励年轻人积极上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在电影《霸王别姬》中演戏子程蝶衣，真正是“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他一共演了《胭脂扣》《英雄本色》《纵横四海》《春光乍泄》等50多部电影。他的演艺受到关注主要还是因为他双重的性角色，超越了男性和女性两分的结构，并且大胆向这种结构挑战。用李银河的说法就是：“张国荣就是这样一位冲破了‘两分监狱’的自由人，他有勇气选择一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既爱男人，也爱女人；既穿男装，也穿女装；既有男性的激越，又有女性的妩媚”。张国荣是一个性别和性的规范的僭越者。这不符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等伦理道德规范的，在过去是不能被容忍的。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的宽容心态：可以不赞成这样的生活方式，然而也可以容忍他人选择任何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张国荣其实是运用肯定艺术风格、独特个性的评价体系来评价的。王菲当选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宽容和多元。王菲成为偶像的原因可能是，第一，王菲嗓音清亮，歌曲风格多变并且独特，以此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亚洲娱乐界天后级的人物。第二，王菲有鲜明个性。她的“不惊人不休” 、我行我素的风格，是对以往社会文化中循规蹈矩、从众原则的挑战和颠覆。她的经历证实了一个当下的规律：个性是魅力的源泉。
     三、文化偶像的时效性质。文化偶像的产生，与现在进行时的突发性事件有关（这恰证实了沉淀的不够，没有时间距离，所以，这个评选本身的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张国荣，如果没有4月1日他的跳楼自杀，也就不会出版了那么多的关于他的书籍。4月1日张国荣逝世引起众多媒体抢发消息，与之相关的影碟和唱片重新热卖，纪念张国荣的各种图书迅速出版，《再见，哥哥》（远方出版社，4月6日出版），《哥哥的半生》（李银河作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月7日出版），《永远的哥哥国荣》（现代出版社，4月8日出版）《化蝶——回眸张国荣》（古吴轩出版社，4月6日出版），《随风而逝》（中央编译出版社），《赤裸的盛放——张国荣的前世今生》（光明日报出版社），《绝爱封箱：张国荣》（作家出版社）。短时间内出版这么多关于他的书籍，这就仿佛是镜镜相映，折射出各个方面的光，影响是以几何级数的变换的方式在挥发，这是当下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极有规律的现象。时效性质还表现在这个时段舆论和媒体宣传所起到的作用。比如，“跨世纪”一直是近几年人们谈论问题的时间背景，对于二十世纪人们常常怀有留恋、反思、总结的倾向，我以为可以在这样的时间背景下来看待巴金等人物的当选（当然巴金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纪念碑，他成为偶像是因为，他已经具有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的象征意义。当今青年人基本不存在被封建家庭束缚的问题了，巴金作品中的民主精神、反抗封建旧家族对年轻人的戕害，作为重要文学遗产，主要作用不是教育和警醒，而是被欣赏，质言之，巴金能满足人们怀旧的精神需求。再如媒体曾经极力宣传过两弹一星与强国梦，钱学森的当选与国人对两弹一星和强国梦的了解相关连。可见也确实符合“代表了一种文化价值，一种文化趋向，或者是一种精神，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的评选原则。
     四、文化偶像的产生提醒我们，在人们巨大的感性精神需求中有文学发展的广阔空间。前面我们指出了评选结果的结构显示出，人们主要凭着感性，从可见可闻的形象的角度来确认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偶像的。这说明人们需要感官性的精神食粮，这个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完成了它的统治，它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文学无处不在，它存在于后现代学术思想中、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和公共表演等领域。后现代是文学性高奏凯歌的别名。因此，传统文学研究需要作出的调整之一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这一次文化偶像的评选结果又一次更具体地提醒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比如，文学名著改变电视剧，确实让广大观众了解了文学名著，但是作家比如钱钟书也就相应地被缩减为电视剧《围城》的作者了，这是否会将优秀作家以及学术偶像转换成文化偶像？写出了《管锥编》《谈艺录》的钱钟书是否会被人们所忽略呢？所以，我们的文化策略应该思考：如何不让文化巨匠的内涵继续流失。再比如，在演艺界歌手确实凭借他们的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吸引着观众，他们所唱的歌曲中的歌词雅俗共赏，仔细琢磨，也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我们的文化策略是否应该思考，公共表演领域中的“文学性”如何渗透更多的人文情怀？总之，在感性领域中，有很宽阔的地带是我们人文学者工作之处。

湘里妹子

作者：肖鹰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9:01  

                                 

    最近炒得热闹的“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是一个即不能认真，又不得不认真的文化现象。它之所以热闹，因为在这个活动“评选”出的偶像群中集合了20世纪中国的10位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名人：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这10位活跃在不同时期的名人，相互间价值取向的差异之大，甚至可以“敌对”论之。它搅动人心的正是这10个人被排在一个“光荣榜”上。我不想追究“评选”的真实性或可靠性。我只想说的是，这个评选活动以 “全国十几家强势媒体共同举办”的强大声势推出的这个偶像组合，以它的超常的内在冲突和张力，在展示的是大众文化体制下的青春偶像崇拜的二律背反：偶像就是反偶像。
     因此，我在正面要做的工作，不是纠緾于这个活动本身，而是揭示其后的大众文化体制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的内在机制。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之新，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由大众传媒操作，以大众文化活动为基本模式展开的。
     传统偶像崇拜是一种宗教仪式活动，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的确立和传播。宗教信仰总是要把它的基本教义或宗旨人格化为一个或数个人格化的神祗。所谓偶像崇拜，就是对这个或数个人格化的神祗的崇拜。国际性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其传播范围广阔，发展历史长远，其偶像崇拜活动也相应地有广阔性、长远性。但是，在宗教的偶像崇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点。第一，虽然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等时间性、非造型艺术形式也会参与偶像崇拜活动，但是偶像崇拜的主要或基本载体（手段）是空间性的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塑，及其辅助设施建筑。第二，造型艺术的空间性特征，不仅对环境有特殊的要求，如绘画需要墙壁，雕塑需要场景，才可有安置和依托。更为重要的是，造型艺术的空间性，即非时间性，它作为偶像崇拜的基本载体，设定了偶像存在的静态属性。第三，偶像存在的静态属性，使偶像的延续、传播和发展变化都长时间处于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就基督教和佛教两大宗教的造型艺术史来看，如来佛、观音、基督、圣母，这几个主要偶像，从其形体特征到姿态服饰，虽然在不同地区时代会有一定的变异，但是我们总可以看到各自宗教体制内的一脉相承的统一性。第四，因此，传统偶像崇拜，从媒介、体裁到形式、内容都很好地体现了传统宗教内在的统一性、稳定性，并且也起到了巩固、发展这种统一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正是偶像崇拜的基本作用。
     当代的青春偶像崇拜，以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活动模式，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第一，大众传媒是现代市场和高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借助于卫星传输网络系统，大众传媒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超时空地传播声像信息。大众传媒的传播速度和渗透广度，使它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超级帝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垄断着文化生活潮流的发展变化。第二，青春偶像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也就相应地承接了大众传媒的超级强力。这就是说，在大众传媒中，青春偶像在被大众传媒超高速超地域地传播的同时，也被大众传媒极度的扩张、神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作为载体的大众传媒实现了对青春偶像的造神运动。第三，在传统宗教活动中，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也对所造型的偶像进行神化塑造。但是，它们神化的路线是引导观众通过对偶像的凝神观照，进入到对神灵的神圣庄严的崇拜和领受。这是一种对观众进行心灵净化、圣化的活动。但在当代的青春偶像崇拜中，大众传媒以其强大而富有变化的制作手段，在把青春偶像传播给观众的时候，传播的是它附郦于这个青春偶像的传播手段本身的强力和观众对这个强力的迷信和醉狂。第四，在根本意义上，青春偶像崇拜，在大众传媒体制下，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活动，大众传媒在进行青春偶像的造神运动的同时，却不断进行着对这些偶像的否定和毁灭活动。准确讲，在青春偶像崇拜活动中，大众传媒操作的就是造神和灭神的游戏。大众传媒不仅满足当代精神无归的个人对青春神灵的欲望，而且不断刺激和强化这种欲望。但是，它不容许个人对任何偶像的持续膜拜，而是不断以新的偶像替代旧的偶像。这个偶像替换游戏，瓦解了受众的情感，却刺激了他的欲望。实际上是把偶像崇拜替换为传媒依赖和传媒欲望。
     以大众传媒为基本操作手段的大众文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它受制于当代市场经济的整体运动。我们讨论青春偶像崇拜，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整体运动中来看问题。大众传媒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和文化传播载体，而是一个以高科技为支持的文化大产业。它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共同塑造了它的文化力量和文化形象。大众传媒对青春偶像的造神与灭神运动（游戏），根本上在于它对自身作为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的追求。为了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大众传媒不仅要保持最高的收视率，而且要使这个收视率成为最有效益的收视率，即要刺激受众对传媒的消费欲望。不断制造新的青春偶像，以替代旧的青春偶像，就是刺激受众的传媒消费欲望的一个基本手段（策略）。因此，尽管青春偶像的常规性快速更替有青春偶像的“青春”性需要的原因（没有不老的青春偶像，要保持青春偶像的青春性，就需要青春偶像的同期性更换），但其更换速度之快，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对青春偶像的加速消费，究其根源，仍然在于大众传媒的商业动机。因为商业动机的主导作用，大众传媒不仅按照它的游戏原则外在地决定了青春偶像的流星一闪的命运，而且内在地制约了青春偶像的存在内含、意义和价值。准确地讲，这种制约是大众传媒对青春偶像可能的内含、意义和价值的消解。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消解，对于青春偶像的加速替换和消费才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说，大众传媒刺激了大众对于青春偶像的，却没有给予他们信仰。这无疑是青春偶像崇拜最基本的特点。

湘里妹子

作者：陶东风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8:07
                                      


       “文化偶像”的评选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媒体炒作事件，其中的商机无疑是大大的。但是我倒一点不因此而低估它的客观性、真实性与认识意义。我不相信别的形式评选出来的“偶像”一定比这次更加公正、客观或更加有意义。我们毕竟是客观地评选偶像而不是认为地树立偶像，遗憾的是以前进行的偶像评选或类似偶像评选（比如“十大杰出”之类）常常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我觉得为了这次的评选而感到大惊小怪或者义愤填膺或欣喜若狂都是一点没有意义的（让人怀疑是在借炒作而炒作），重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其中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鲍曼说过，立法者型的知识分子早已让位给阐释者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目前的使命是对于急剧变化的现实做出尽可能真实的阐释，而不是忙于发道德议论。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偶像或类似偶像的官方或半官方评选，它们的透明度与真实性远远不如这次，而透明是客观的基本条件。这次的评选结果至少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很多中国大众，特别是网民阶层的偶像观、价值观。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可以说这种偶像观与价值观是多元的；而用比较不好听的话说，这种偶像观价值观则是破碎的，没有统一标准的。这次选出的十大偶像中，有作为知识分子启蒙文化代表的鲁迅，有作为革命文化代表的雷锋，也有作为消费文化代表的张国荣与王菲。不同类型的偶像并存现象正好反映了今天中国社会偶像观念的多元化/碎片化趋势。这个偶像的拼图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是不可能的。
     鲁迅代表的是一种启蒙偶像，他高票入选，入选以后几乎没有任何异议。这固然因为鲁迅有过硬的货色在那里撑着，但也说明启蒙文化与批判伦理（即赋予批判精神、批判话语以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一种伦理）依然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并没有因为消费文化的兴起被冷落。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几次文化争论中，鲁迅被屡屡作为武器刺向论敌的心脏，大家都以鲁迅的传人自居。可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话语与批判精神的解读潜力依然相当大（虽然别有用心的拉大旗做虎皮者也不在少数。
     对本次评选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金庸、张国荣、王菲身上，他们代表的是消费偶像与大众文化。他们的入选表明了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在塑造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世界观方面的巨大力量，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大众文化是边缘的、没有地位的，它已经是当今中国文化拼图中的一个“大国”（当然随便说一句，如果没有这次这种形式的评选，我怀疑张、王二人是否能够进入偶像殿堂）。对于他们能否或应否入选的争议常常集中在他们的道德方面（特别是性道德方面），在这里我不想对此进行道德表态，而只想指出，入选的事实表明：现在的中国人在道德观上正在走向多元、宽容，至少不认为同性恋者不得入选偶像。
     我以为最值得玩味的倒不是张、王而是雷锋的入选。网上的评论居然很少提及他实在让我感到纳闷。雷锋这个毛泽东时代树立的革命文化英雄，居然在80年代启蒙文化与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双重“围攻”下依然大难不死，其得票率直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总统还要著名的张大师！如果人们不是对于雷锋的入选感到惊讶（或者欣慰？），反而对张国荣、王菲指手画脚，那可真是邪了门了！但事实就是这样邪门。苦苦思索之后，我的解释是：雷锋同志应该感谢市场经济。正是市场经济引发了所谓道德滑坡；真是所谓道德滑坡让人暧昧地怀念起雷锋叔叔。这里当然不能忽视媒体力量对于所谓“雷锋精神”的成功改写，把他改写成“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甚至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代表；而完全忘记了他首先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身上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还有“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的“酷”性。没有这样的阶级斗争精神，原则性极强的毛泽东同志才不会把他树为模范呢。基于这个原因我坚信这次的偶像评选中最值得反思的不是“艺人为什么成了偶像”，而应该是：“雷锋精神为什么僵而不死？”
     但尽管有这样一个改写，人们投给了雷锋同志的23138张选票依然是不那么真实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问卷改为：“如果有可能，你想成为这十大偶像中的那个？请投票发表你的意见。”我相信雷锋同志的得票率可能急剧下降至十位数乃至个位数；张、王的得票率可能会飙升至第一、第二，居启蒙大师鲁迅之上。我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调查，但是依据现在人人争做明星梦的经验事实，加上雷锋同志总是一个被呼唤的对象（即不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我大胆地假想这个“投票”结果是成立的。由此，我可以说这次评出的偶像还是有相当的水分，即：人们在评选的时候，并没有把“偶像”与“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等同起来。可以大胆地进一步推测：雷锋叔叔荣登偶像宝座并不意味着你明天在公共汽车上会看到活着的雷锋叔叔。
     看来我们时代的偶像是彻底地破碎了，这似乎也印证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预言：咱们中国也后现代了。如果中国的后现代只是意味着文化的破碎与拼贴，我想中国的确已经后现代了。我们没有统一的文化标准了，没有单一的偶像或模范人物了，没有大家一致认可的英雄了。一个“上帝”死了，千万个“上帝”诞生了。中国进入了“诸神纷争”的时代。这是好是坏？是喜是悲？我不知道。万众一星（比如毛泽东）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记忆，多元并存也不等于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同理，破碎或许不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却也不是最坏的状态——至少比强制性的统一与完整好。事实上，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偶像”这个词本身就是中性的，不是褒义词当然也不是贬义词。不同的人（以及文化）有不同的偶像，一个人（或文化群体）的偶像可能是另一个人（文化群体）的仇敌或狗屎。在西方世界，有人以马丁路德金为偶像，有人以杰克逊（歌星）为偶像，有人以毛泽东为偶像，有人以泰森为偶像，有人以拉登、萨达姆甚至希特勒为偶像。可见，偶像之间没有道德上的通约性与公度性，它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知名度，即在某一类人中出类拔萃。毛泽东在革命者中出类拔萃，拉登在恐怖主义者中出类拔萃，如此等等。我个人以为，偶像的多元化很正常，不可怕；在一个文化群体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偶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于权力强制性地塑造树立一个大家必须接受的偶像，绝对不允许别的偶像的存在。这样的偶像已经蜕变为思想文化的杀手了。

湘里妹子

作者：张法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7:04  

                                    

    关于20世纪文化偶像的选举是一个文化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有趣。
     
     词汇的错位
     20世纪是一个转变的世纪，这种转变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戾点，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式开始，一直延缓到今天而仍为完成，这个转变从中国来说，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从世界来说，是从分散的世界史到统一的世界史的转变中，中国加入到一种全球一体化中与整个世界互动的几千年来未有的大转变。只要我们看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演进每20或10年就变一次主调，就可以知道这一转变的艰难与复杂。20世纪是中国精英（包括文化精英）既执着又茫然，既成功又失败的历史。因此，对于20世纪，我们可发现很多有趣的人，这些人可以称之为：英雄人物或成功人士或风流人物或悲剧人物，等等等等，唯独难有偶像。偶像者，完美无缺、白璧无瑕，高、大、全、完，令人唯有高山仰止的伟人也。中国的20世纪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可以选“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崇敬的人”，或是“最有名的人”、“最有精神性的人”、“最有趣的人”，而唯独选不出“偶像”。非要选，选出的只是特殊含义上的“偶像”，即追星族上意义上的“偶像”，而一旦是这样的偶像，就已经没有了“偶像”一词的原来意义和偶像对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选文化偶像是一种词汇上的错位。
     
     意义的反讽效果与过度诠释
     文化偶像的选出是与选友的圈子相关的，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目前的网友多为学生/青年一族，这一群体的选举与它们要选举的对象是不对称的。一是人群圈层的不对称，一小部分人要选出属于远远大于他们人数，为他们与其它人共有的文化偶像，二是时间维度的不对称，21世纪初的青年网族要选举属于一个更大时段共有的对象；三是选举者与选举对象的不对称，21世纪初的青年网族对远远超出他们所能理解的对象进行选举，其选举结果的意义可想而知。虽然他们的选举当然有其自身的意义，也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但一旦其选举结果进入社会的整体交流，去触起人们对20世纪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的反思，将出现的很可能是意义的反讽歪曲和过度诠释。这正是由于选举圈与所选对象的不对称必然要产生的现象。这样的选举圈对文化偶像一词本身就有由流行文化而来的误解，他们对文化偶像一词的理解，很多时候等同于对青春偶像这类词的理解。而文化偶像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于流行文化上的种种偶像的。因此，文化偶像的选举会变成一个多义而有趣的事件。
     
     选举结果说明什么？
     全国的选出的是：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河北地区与其它地区的不同是：鲁迅、雷锋、梅兰芳、金庸、巴金、侯宝林、钱学森、齐白石、张海迪、老舍。
     上面说的几个不对称，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一，选举者对“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文艺加流行，因此多往文艺家上想，再添上一两个科学人物和榜样人物。二，对文艺人物和榜样人物，局限于与自己相关时段的流行人物上。只举一例子，作为文化人物，梁启超比上面绝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为什么选不上，因为青年网族不知道或知之甚少。

湘里妹子

作者：王一川  
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4:20

                                    

    1．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你如果顺着问题想下去，肯定受骗上当，真的去论证文化偶像有什么价值了。
     2．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们需要文化，但我们决不需要文化偶像。既然说“决不”，那就根本不需要回答“什么样”这类问题了。
     3．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文化”？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它组成了人类的“符号的宇宙”。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创造符号，用它来编织我们的生活网络（如房屋、农田、工具等），创造生活的意义系统（口语、书面语、宗教、神话、哲学、科学和艺术等）。正是文化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文化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因此，无论我们个人是否意识到或承认，文化都构成了我们的不可须臾回避的生活本身。
     4．为什么说“我们不需要文化偶像”？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分辨出来。第一层是“我们”。这“我们”是谁？谁能代表“我们”？其实，严格说来，我只能代表我本人，而不大可能轻易代表别人――“我们”。第二层是“文化偶像”。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想法的个人，我当然不需要文化偶像。因为，简要地说，在我看来，任何文化一旦需要偶像来支撑，它就离衰落不远了。
     5．但是，有一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为什么会出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偶像”这个问题？原因当然不复杂：有网站大张旗鼓地评选“文化偶像”（由新浪网与国内17家强势媒体共同推出大型公众调查“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于6月20日正式落下帷幕），并且排出了十大文化偶像名次：鲁迅（57259票）、金庸（42462票）、钱钟书（30912票）、巴金（25337票）、老舍（25220）、钱学森（24126票）、张国荣（23371票）、雷锋（23138票）、梅兰芳（22492票）、王菲（17915票）。有署名童铁丁的文章《中国“文化偶像”评选的积极意义》这样称赞说：“举办这样的文化偶像评选应该是促进文化发展，催生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国家文化发展深入思考的一个良好契机。通过对于各个不同的文化名人的踪迹的探寻，我们可以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检阅中国百年文化流变中透出的沉重或轻灵，从而反思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种种不足，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建设作用。” 但引发的批评声浪也十分强劲。这就引伸出一个问题：谁在那里需要文化偶像？
     6．究竟谁在需要文化偶像呢？说穿了，是文化时尚界。由相关文化时尚产业和新闻媒体共同支撑的文化时尚界，随时随地都在注意制造文化时尚，以便引发公众的文化时尚消费流。与其说“我们需要文化偶像”，不如说“文化时尚界需要自己的时尚偶像”。凭借偶像，文化时尚界可以鼓荡起新的消费潮流，为公众找到新的消费借口。所以，“文化偶像”实际上应当是“文化时尚偶像”这一完整表述的一种省略形式。
     7．这种形式上的省略是有意的。省略掉关键的“时尚”二字，极大地有助于把本来通俗的或大众的流行偶像评判提升为高雅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通过这种修辞上的省略，流行的时尚偶像推销行为就似乎可以被打扮成一种与商业无关的神圣而纯粹的精神追求。
     8．由此看，我们似乎正处在尼采所说的“偶像的黄昏”时段，只是在“偶像”前面还应当加上“漫长”两字，成“文化时尚偶像的漫长黄昏”。尽管尼采所谓“偶像”有其特殊的含义，但作为一种被不假思索地顶礼膜拜的神圣形象，却是相通的。随着理性与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看起来越来越不需要偶像、不相信偶像，因而对偶像的崇拜过程，已经从朝气蓬勃的早晨经过烈日炎炎的正午坠向暮气沉沉的黄昏。但是，这一“时尚偶像的黄昏”却是一个漫长的仿佛终点线持续延伸的过程。因为，造成这种时尚偶像崇拜的动力源不仅没有轻易走向衰竭，反而依旧强劲。
     9．导致“文化时尚偶像的漫长黄昏”的动力源，一般地主要有三条：
     第一是文化产业的利润驱动力；
     第二是各种媒体的求新本性；
     第三是公众的想象力和依附性需求。
     当然还可以加上应试教育导致的盲从心理等。如果这几条动力源没有被切断，那么文化时尚偶像就还会成批成流地不断生产出来。这样一来，文化时尚偶像烦扰或骚扰人们的现象就时常会发生。
     10．看来，今天和明天都还会持续出现“文化偶像”或“文化时尚偶像”，无论人们作为个人是否愿意，只要文化时尚偶像的动力源依然滔滔不绝。

湘里妹子

作者：王宁  
作者：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50:42  

                                       

    在网络论坛上讨论文化问题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讨论我们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偶像倒确实是一个新鲜的事，这不禁使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对几种偶像的论述。毕竟当今时代早已不是培根所描述的“洞穴的偶像”，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摆脱他所谓之的“市场的偶像”。因此在网络上讨论文化偶像问题就必然涉及网络文化的特征以及利用网络来讨论文化问题的某种愉悦。就网络文化的特征而言，我先说上几句。这些特征具体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它是一种以高科技为传播方式的文化，因此欣赏或从事网络文化传播必须熟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这对不通电脑者无疑是一种挑战；（2）它是快捷的文化样式，往往良莠不齐，精芜并存，因此我们需要对之进行选择和分析，选择那些最为我们有用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3）它是一中最具民主性的文化传播和互动方式，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消解了任何意义的偶像，使大家处于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进行自由的交流；（4）它是传统的印刷文字文化的必要补充，它的诞生使得文化传播更加便利和快捷，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文化传播领域的一场革命；（5）它的诞生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虽然网上发表的多数文章都是未经评审和筛选的，但其中也不失少数因故不能公开在刊物上发表的优秀文章。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碰状和讨论必定能撞击出某种富有洞见的火花，或许在消解旧的偶像之基础上建构出一种新的文化偶像。基于对网络文化的上述特征的认识，我们便可自由地讨论文化偶像问题了。
         
     确实，既然网络文化有着上述种种特征，那么较之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的空前开放便显示出它是一种最民主的传播方式，它大大发掘出了广大网民的潜在能量，使其能动地参与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通过这种碰撞与互动而达到有效的文化交流。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偶像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后的当今世界究竟有没有所谓的“文化偶像”？如果有的话，这究竟是一种人为的理论建构，还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这又使我想起1996年12月我所经历的一件事。当时，我从已进入隆冬季节的遥远的北欧挪威王国飞到正处于盛夏的澳大利亚，在佩斯参加了一个讨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德勒滋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词取自福柯于60年代提出的一个问题：“本世纪将成为德勒滋的世纪吗?”(WillthiscenturybeknownasDeleuzian?)这一十分醒目的问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问句实际上在提醒我，当代世界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于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了，而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里各种力量角逐争斗，形成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景观。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地方仍存在着霸权、中心意识、权力的欲望等，尽管人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系列消解中心和消除领地的尝试，但依然存在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对立。因此20世纪的这一时期很难说是一个德勒滋的时代，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德勒滋式的精神分裂色彩，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东西方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开始解体。在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研究界，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东方和东方文化的崛起而失去了往日偶像般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也许可以以德勒滋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状为特征。后来，我在一篇论文中对德勒滋和佳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作了探讨，并由此出发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后期的文化和知识状况。
         
     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不少中国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用利奥塔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以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或者采用一种德里达和福柯式的解构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忽略了一种更为有效和有力的阅读策略：德勒滋式的阅读策略，而这恰恰是一种以消解中心（偶像）的方式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分裂特征的策略。德勒滋和佳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一书里论述的事尽管发生在西方国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大国仍可见到这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具体说来，文学失去了轰动的效应，失去了其固有的“偶像”身份，文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从其“启蒙者”的高位上一下子跌落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适者如鱼得水，逆流者则被滚滚大潮卷走。其一度拥有过的“偶像”光环转瞬之间便被无情地消解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当代文化界和知识界不存在其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偶像”。
         
     但是，另一方面，就《反俄狄浦斯》这本书的意义而言，它无疑抓住了当代的时代精神和特征，同时也预示了未来将发生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形。在当前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转型期，决不存在所谓偶像般的整体性或权力的主宰。面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其后的后殖民主义的冲击，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心和帝国霸权已逐步土崩瓦解，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艺术精英意识也由于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当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挑战而趋于解体。旧的文化相对主义论题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正如德勒滋和佳塔里在书中所描绘的，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有着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诸如中心、整体、帝国、欲望、权力、等级等东西，全都受到强有力的“反俄狄浦斯”或“德勒滋式”的斗争策略的挑战。总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偶像已不复存在。
         
     但是，我们毕竟是有着极大精神需求的人，我们需要某种信仰和精神支柱，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为充实。因此，我们需要在一片偶像破碎的废墟上重建新的价值观念，也即重新建构一种新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偶像。正如德勒滋和佳塔里所论述的，实际上，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满是崩成碎片的瓦砾和残存物的时代。我们再也不相信断片存在的神话，即这些断片就好像古代雕像的碎片一样，只是在等待最后一个人的出现，这样它们就可以被全部粘贴起来从而造出一个与原体一模一样的统一体。我们再也不相信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整体性，也不相信任何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等着我们的终极整体性。我们再也不相信某种阴郁乏味的进化辩证法的暗灰色轮廓，因为这一轮廓旨在通过使周边完满之方式来形成一个由杂多碎片组成的和谐整体。我们相信的只是处在边缘的诸多整体。而且假如我们在各个独立的部分发现这样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些特殊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却不使这些部分整体化；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但同时却又不将这些部分统一起来；而倒是作为一种独立地组合成的新的部分附着在它们的上面。
         
     
         
     显然，按照两位作者的这种妥协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在消解旧的中心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组合出来”(fabricated)的但却有着多重性的中心或偶像，因为毕竟后现代在很多人看来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且这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着连续性同时又有着断裂性。因而我们不可能仅仅把后现代当成一种彻底地反对现代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那些已经被非整体化或被解构了的东西是无法再粘合或统一起来的。对于这种多重性和多元性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组合”成新的部分而不是使它们“成为整体”。这显然是一种差异和局部统一的辩证法，只是差异更为突出罢了。这种考虑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始终贯穿在两位作者合作的著作中。因此我不妨在此总结道，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的话，那么德勒滋和詹姆逊可以肯定地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辩证性探讨，这种文化逻辑的特征就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或精神分裂症分析(schizoanalysis)。
         
     因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偶像？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文化偶像，一种能和我们的心灵和知性互动而非主宰一切的文化偶像，一种能成为精神支柱而非令我们丧失信仰的文化支柱。虽然寻觅这种文化偶像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会使我们的生活更为充实。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就更为执着。

湘里妹子

作者：陈晓明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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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偶像评选活动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媒体妙作，也可以说是一次吸引眼球绝妙游戏；或者说是引诱人们作无谓激动的一场表演？确实，只要想一想，在这样的时代，这么多各不相同互不买账的人们， 怎么可能搞出一个大家认同的偶像呢？而且是“文化偶像”？文化偶像是被它所属的时代圣化的一个超级符号，被打上了超量的那个时代的印记，怎么可能跨过那个时代，让另一个很不相同的时代的人们顶礼膜拜呢？也许人们会说，既然是偶像，就应该具有超时代的意义。事实上确实应该如此。但问题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浮躁，缺乏传统连续性，或者干脆说，传统及其经典死亡的时代，我们要寄望于过去的时代的文化超级符号，在这个时代还大放光芒，那就是强人所难。既难为了历史偶像，也难为了现时代反经典的人们。
     我们正处在一个裂变的时代，过去与现在，似乎处在一个断层，我无法断言这是好事，还是孬事。是值得庆幸，还是需要悲伤。在我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是欢呼崩溃的，在我上了一些年纪的时候，我却会对断裂持怀疑态度。这就是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不同经验的人们对事物不同的态度。要把这么多的不同的人捆绑在一起，这就象在玩一场劫持的游戏。这就是新浪网（我不知道是不是新浪网，印象中好象是新浪网），劫持了一些历史和现在的名人，然后劫持了一些有眼球的人们，然后，我们来劫持历史和现实。劫持――这就是现今媒体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会让人们想起不好的恐怖主义活动，因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劫持。我这样说，人们会觉得莫明其妙，以为我是在攻击什么。不是的，我只是觉得现今时代的文化存在方式，或者说各种事物的存在方式，都具有一种同质性。“劫持”，除了被恐怖主义滥用外，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很浪漫的词。难道你不觉得两性关系也是一种劫持吗？没错，就是这样。而文化偶像崇拜，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一种劫持关系。我们劫持了历史作为人质，准确地说，是劫持了历史的某个碎片作为人质，我们是在崇拜吗？
     在古典时代，我们被历史劫持了，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圣化的力量所劫持，我们战战兢兢站在偶像面前，顶礼膜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够虔诚，我们就会遭遇失败，甚至灾难。我们的面前一片漆黑，只有偶像能引领我们前行，给我们力量以及温暖。在个体享有自由信仰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从偶像那里获得了生存奋斗的力量；但在个体没有自由的情形下，我们就被偶像附体了。有些偶像的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它决定了人们存在的生死；偶像具有宿命论的效果，它在冥冥中决定了你的存在。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确实不欣赏偶像了。就被选中的那些“文化偶像”而言，至少鲁迅先生和钱钟书先生是反对偶像崇拜的。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和各式各样的偶像战斗，把那些无价值的偶像撕毁给人们看。钱钟书先生也是如此，年轻时就不信什么偶像，可贵的是，在他快要成为人们的偶像的时候，他拒绝了世人的盛情，他选择了始终的寂寞。那一份清醒，不是看透了偶像的本质么？
     说到底，叫“偶像”太沉重。无非是一些尊重的和喜欢的文化名人罢了。但尊重与喜欢也属于二个时代的情感态度。对鲁迅这些历史化的经典文化名人，人们投去的是尊重；而后来的王菲赵微之类的星星们，怎么去尊重呢？她的裤子都穿不清楚，你怎么尊重她呢？但她确实有可爱的一面，大大的眼睛，上至六七十岁的长者，下至八九岁的幼儿，都喜欢。确实是人见人爱。因此，这是历史地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名人，人们对他们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情感态度，千万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我绝不是一个抱残守缺者，只尊重历史文化名人，我本人可能会做这样的选择，会持这样态度，决不会荒唐到要不同年龄层的人们都持这样一种态度。但人们的经验不同，实在是不可能搞到一起。道不同还不相与谋，何况哪儿都不同，怎么搞在一起呢？但别人有别人的选择，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其实网站只要搞一个十大“历史文化偶像”（或经典／精英文化偶像）；另外再选十大媒体（通俗／大众）文化偶像，就不会穿帮。
     有些好心的人会说，这样多少总算激起人们对文化偶像的关注，引起人们建构这个时代文化偶像的热情与信心。善良的人们可以这么想，但眼睛经济的时代是不可能再建构什么“文化偶像”的，因为这些偶像不再是历史沧桑之手雕刻的真身；而只是不断批量制作花样翻新的幻象。我们劫持了一些幻象，也被各种幻象所劫持――它是无益的，也是无害的。这就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眼球文化。

湘里妹子

作者：王岳川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7-13 12:49:18  

                                       

    据悉，最近十几家媒体举办的"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评出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为: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河北省选票的统计结果是:鲁迅、雷锋、梅兰芳、金庸、巴金、侯宝林、钱学森、齐白石、张海迪、老舍。这一评选结果的公布，引起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应。
         
     在我看来，这种“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的媒体评选活动，可以看作当代思潮一个风向标，因为它使得使更多的一般青年得以介入文化并表达自我趣味。精英文化大抵通过书本纸媒发出自己的声音，新生代的的声音难以在纸媒中表达出来，通过网络和传媒可以使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传达和传播出来。可以说，这种“评选”在新世纪具有更强的平民色彩和新潮意识。
         
     但是，就像“中国大学排名榜”一样，这种文化偶像评选活动在发出平民声音的同时，也对精英文化价值和评价系统加以颠覆，从而引发出很多问题，需用澄清。
         
     其一，文化偶像评选的依据、标准与价值尺度首先必须接受检查。十几万份选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选票是否是具有正态分布状态？各投票人的年龄阶段是否具有其年代的代表性？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次投票的普遍合理性，如果仅仅是一些网上新潮的意见，那么“中国十大”之类的话就大打折扣了，甚至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当偏窄的“新潮文化部落”趣味排行榜。
         
     其二，何谓“文化”的问题需要弄清。如果新生代的网络群对“文化”仅仅停留在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话语、流行炒作上，那么这种所谓的“评选”，就必然会成为青春偶像及青年亚群体的偏好，或者成为大众明星时代的精神平面化的历史记录，成为消费时代文化匮乏的直接表征。
         
     其三，“文化偶像”的说法本身存在问题，在“偶像的黄昏时代”不能轻言偶像，在解构主义风靡的
         
     时代，文化偶像事实上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符号，只不过在西方成为中产阶级的平庸趣味，而在中国则成为新生代的媚俗标记。其实，文化不需要“偶像”，而需要对话和前沿性思考。复制和炒作文化偶像，正好说明偶像的不在场性和飘逝性。时代在朝前滑动的时候只不过将文化名人作为文化消费的代码罢了。
         
     其四，一个民族需要自己的文化代表，这种代表必须是对本土文化传统和精神续接，对人类的文明精神进行再造。相反，那些如流星般飘落的歌星、政治明星、道德明星，不可能被历史选中而是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仅仅是在流行的文化中成为时代文化作秀的代表。思想的重量和生命的体悟成为文化名人与流行新星的本质区别。
         
     其五，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否还需要重造文化偶像？中国文化偶像和学术偶像是否可以同大众流行偶像混为一谈？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化坐标而不是任何偶像，因为在后现代时代单面性的崇拜性的偶像必将终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话和心灵互动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偶像必将让位于文化对话，以及对生命的体认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珍视。
         
     在“偶像的黄昏”，“平等的对话与互动”将成为当代人真正的学术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