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谁都有胆儿编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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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玥
来源：中青在线及中国青年报  2004年10月27日

　 辞书编纂“大跃进”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周明鉴有一个习惯，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北京的几家图书批发市场转转，看看又有什么新出版的辞典、字典。和一般读者不一样的是，他专挑质量差的买。在他家的书柜里、地板上，堆满了各种用来做“反面教材”的辞典。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展了“辞书专项质量检查”活动，并于10月做出了对19种不合格辞书的查处决定。然而记者近日随意查询了几个网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汉语大字典》、学苑出版社的《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吉林摄影出版社的《现代汉语辞海》等都可在网上购买，而这些都是在19种被查处辞书之列。

　 更有甚者，一本在查处之列的《现代汉语辞海》，在网上打出的广告称其“品质出众，质量一流”，“在词条释义、例句选取、编校准确、整体体例、编辑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实际情况呢？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五！远远超过工具书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的国家标准，按规定必须收回改正重印。

　 还有更离谱的。2003年被查处的差错率高达万分之十八的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辞海》，宣传品中称其顾问队伍有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华书局总经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某中国辞书学家等。然而，经过周明鉴逐个核实，这些人要么是被盗用名义，要么根本查无此人。《中华辞海》还自称其编纂单位领衔的是“中国辞书家协会”，这纯属虚构，辞书界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只有一个中国辞书学会。

　 周明鉴说，他在图书批发市场也见过被明令禁止发行的某些辞典仍在公开出售。

　 上了查处名单的尚且如此。那些大量的未被检查和曝光查处的问题辞书，就像水面下的冰山，更加让人不安。

　 据周明鉴介绍，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我国出版的辞书约有320种，1949年至1979年间出版约890种，1979年至今则有近万种，真可谓辞书编纂“大跃进”。

　 恶劣辞典害人不浅

　 “神差鬼使———由神和鬼派的使者”，“二流子———穿牛仔服但无牛仔经历的人”，“老妪———不足挂齿的小事”，“色狼———有进取性格，直接而且热烈地追逐女性的人”，“共和政府———侧重该事物对其他事物的选择，或优先选择，或者该事物的存在对它的缺乏或不存在之间的选择或优先选择”，……像这些匪夷所思、不知所云的文字，谁能相信，都赫然出现在正式出版的《语言大典》上。这部重达7．5公斤、2700万字的“大典”，被专家们称为“谬误大全”、“令人愤怒的‘笑话大全’”、“废话加胡话”、“胡编之尤”、“一部集剽窃、谬误、不通于一体的大杂烩”。

　 20世纪80年代，中国辞书界出现了一位“神人”———王同亿，在近20年时间内，他自编、主编并出版的词典多达34部，总计2．2亿字，平均每天近3万字。《语言大典》只是他主编的众多词典之一。还有诸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新华字典》、《英汉科技词天》，以及法、俄、德、日等一系列外汉“科技词汇大全”，不仅编排混乱、错误百出，还大量涉及抄袭。如《语言大典》附录的篇幅达2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就是从《辞海》影印的。

　 1993年7月至9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对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提起诉讼，由此引发了中国辞书界最大的著作权诉讼和空前的集体批评。

　 之后，“王同亿现象”成了一个出版领域的新名词，专门用来指以王同亿为代表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炮制伪劣辞书的违法违规行为。

　 1997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确认了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事实。

　 但是王同亿并没有收敛。2001年，三部冠以“新世纪”名称的现代汉语词典，又随着“王同亿重现江湖，新词典一鸣惊人”的新闻炒作招摇上市。一部把“不破不立”解释为“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把“暴卒”释为“凶暴的士兵”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被荒唐地誉为“辞书编纂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小学素质教育的福音书”，而且不到半年就连印5次销售达15万册之多。

　 尽管，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干预下，该书后被停售。但是，周明鉴说，在读者手中的伪劣辞书的谬误，就像装在胶囊里的毒素一样，会长期缓慢释放毒害读者。

　 王同亿的名字在市场上也许消失了，但“王同亿现象”仍在泛滥。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去年曾应校图书馆要求，对馆存工具书进行了一次筛选和推荐。专家们从70余种工具书中只选出14部推荐，其余50多种分别存在抄袭和重复编写、内容单薄、质量伪劣等多种问题。

　 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辞海》副主编巢峰说：“我国辞书界目前有三股歪风：粗制滥造风、抄袭剽窃风、重复出版风。”

　 一方面歪风不止，另一方面某些正规大出版社却因为经济利益的考虑退出辞书领域。比如某国家级出版社，花多年时间组织编纂《科学家传记大词典》，并已完成大半，但是，新领导上任后，认为此书近期不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决定撤选。

　 据周明鉴介绍，2003年末召开的第五届国家辞书奖评奖会上，全国各家出版社选送参评辞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不少参评的辞书，有的参考资料陈旧，有的缺少专项检查，有的体例混乱，以至于无索引、立目不当、收词不当、释义不当等现象比比皆是。

　 “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

　 辞书，可以说是各类出版物中编纂难度最高的品种之一。17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感慨：“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辞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我国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也曾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

　 辞书的性质决定其在国家文化建设以及个人成长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堪称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一个国家大型的、高质量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水平，是学术文化积累和现状的反映。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认为，辞书，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语文词典，不仅具有查询作用，也是具有积极教育作用的精神产品，对帮助学生过滤不良信息、形成语言逻辑、培养思维能力，都有影响。

　 特殊的使命决定了辞典的编纂难度，古今中外概莫能免。德国语言学家格里木兄弟编纂的《德语词典》，1852年出版第一卷，1961年才全部出齐；《牛津英语大词典》前后花了72年，积累了几吨重的资料卡片，历经四位主编。《荷兰语大词典》、《瑞典语大词典》原计划分别用20年和12年完成，最后实际用了65年。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前后用了20年。

　 《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写想法1857年就提出来了。英国语文学会从那时开始筹备，先在内部约请专家搜集资料，21年后，摘录下的资料卡片已有几吨。但要编纂起来，还嫌不够。1879年，默雷被任命为主编。编辑部先后印发了1500份《为语文学会新英语词典，要求讲英语和读英语的公众，协助阅读并摘录引文的呼吁》，公开征求1000位读者，在3年内向编辑部提供目前尚缺的资料。“呼吁”发出后，迅速得到英、美、意、荷等许多国家读者的响应，3年内共有800多名专家学者为编辑部寄来了近82万张资料卡片，引文65万条，涉及文献4500种，涉及作者2700人。当1928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终于出齐时，首任主编默雷先生，已经去世13年了。字典完成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通告中说：“他的字典是一部国宝。”现在，这部词典被誉为“英语词典中的圣经”。

　 作为《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的周明鉴，谈到他参与《辞海》1999年版修订工作的情况。当时，为了修订不到60字的“瓷石”的解释，周明鉴搜集的资料有20多页，和华东理工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授之间往来通信多次。“因为学者撰写的词条虽然严谨，但往往学术味太浓，必须经过编辑的文字润色，再请他们确认，看意思对不对，有没有理解错误。”

　 当年，苏步青在给“直线”下定义时，先后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说明，最终形成不足百字的释文，成为《辞海》词条中的杰出典范。

　 周明鉴说：“辞典是信息密集型的工具书，应该在尽可能小的篇幅内，把所涉及学科的知识以词条的形式准确提供给读者，它的行文既要像法律条文那样精确严密，又要像电报那样简练。”

　 “真正的好词典，都是这么编出来。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根本做不出来。”

　 以文字编校程序而言，一般出版社的图书三校付印，而专业辞书出版社的辞书都须六校付印，有的重点辞书甚至达到十校以上。收词是否平衡、释义是否准确全面、是否提供了多种准确、便捷、有效的索引，以及纸质优良、印刷清楚、装订牢固，都是衡量一本辞书优劣的标准。

　 即使这样，辞书仍不可能十全十美。可以说，任何一本精品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修订工作开始之时。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一个条目从约稿到最终印在书上，要经过569道工序。编辑部颁布了一条政策：读者发现一个错误奖励一美元。1964年，一位名叫哈维·艾因宾德的人写了一本书《不列颠的神话》，指出了14版中的许多错误，由此推动了第15版的出现。但15版依然又发现了新的错误。

　 政府也在里头掺和

　 “流通当世，衣被后学”，“一名之立，旬月踌躇”都是前人对待“典”的态度。这样的慎重和执著。用一位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老专家的一句话：“编写人员一要有些专业基础知识，二要有点职业道德。”

　 其实，需要有点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又何止只是编写人员？

　 今年年初，围绕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引发了辞书界自王同亿以来最广泛的争论，内容涉及该词典的名字、质量、规范观、营销方式乃至学术道德等方面。这部词典由外研社、语文出版社出版，前语文出版社社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李行健任主编。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给记者出示了一份2004年7月9日的中国图书商报，该日的专版上刊登着一份《2004年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大行标题下是醒目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字样。

　 在这份书目的“综合”栏中，只有两本词典在列。一本是标注阅读对象为“小学生”的《小学语文规范词典》，另一本，就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阅读对象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高校管理者及教师”。两本词典都由李行健主编。

　 陆教授说，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而言，虽然有一定的特色，但是在词条的选取、字词的释义和词性的标注上，仍有不少问题，有的相当严重，属于硬伤。而且，在学术界经过这么大规模的讨论，又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以这种行政手段来推荐这部词典，是非常不恰当的。

　 周明鉴审读过这本词典的一部分，他的名字被列在“审稿专家”里。在某新闻报道中，该词典被誉为“百位大师雕成的文字大树”，“我也成了‘大师’了。”他自嘲地笑笑。

　 记者还看到了一份2004年5月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关于举办“全国语文规范化知识大赛”的通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是该协会会长。通知中说，受全国普通话推广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委托，在全国开展语文规范化知识大赛，“本次活动纳入第七届全国普通话推广周系列活动”。而此次大赛的奖励办法，除奖金外，一二三等奖都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册。

　 “问题是，‘推普周’是政府行为。”周明鉴说，“把这本词典作为奖品，相当于把这本词典官方化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等其他相类似的词典有竞争关系。周明鉴说，行政部门参与这样的事情，说不好听一点，有滋生腐败和支持不正当竞争的嫌疑。

　 王同亿案判决时，让久病在床的吕叔湘先生痛心不已的，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被抄袭，而是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治学精神的泯灭。

　 什么是《现代汉语词典》的风格？在陆俭明看来，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主编”不虚设，严把学术质量关；其次辞典编纂要以学术引航。“现在的很多辞典主编都是‘主而不编’，说不好听的，主编变成了老板，底下雇一帮人，怎么能保证质量？”某权威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到一个例子，某高校毕业生来商务求职，履历表上的一条是“曾任某小学生解词造句规范词典的分册主编”。

　 陆俭明说，辞书的根基是学术，《现代汉语词典》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的背后都始终以学术研究为支撑。“没有学术作后盾，凭自己拍拍脑袋，东抄西抄拼拼凑凑，不可能编出上品、精品的辞书。”

　 不过，在当今辞书市场，这可能是老皇历了。

湘里妹子

作者:邢宇皓
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2005-8-4

     很多辞书工作者都有购书的癖好，不少人是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的“常客”。和普通的读者不同，每次他们都会搜集一些辞书的宣传品带回家仔细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一出版社的“两套”辞书——《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辞海》——闯入了一位辞书专家的视线。两书封面、装帧酷似《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华词典》，这种情况说来已是司空见惯，值得注意的是，两书的内容完全一样，但两书的编者名单却有所不同，而两书宣传彩页上的编纂者名单同书上标明的更是大相径庭。同时，他还有新的“发现”：《中华辞海》的宣传彩页上共列出该书“顾问”、“主编”9人，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而当他一一打电话向上述单位查询时，除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外，其他8人的名字竟然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你说的这套书。”当记者前往国家图书馆当面向任继愈先生求证时，任先生的回答不出所料。任先生表示，即使是为他人的著作题写书名，之前他也一定要找来样书读读，“更是从来就不作什么挂名的‘主编’、‘顾问’”。得知有人冒用自己的名义蒙骗读者，任先生愤慨之余，也颇无奈：“我今年已经87岁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同他们纠缠。”望着任先生办公桌角几摞厚厚的书稿，记者实在不忍心占用这位老人更多的时间。

　　在任先生办公室隔壁，记者登录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这本《中华辞海》赫然出现在国家图书馆“保存本”目录中。“‘保存本’意味着是要传诸后世的”，一旁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在震惊之余，这样向记者解释了“保存本”的含义。作为国家总书库，甄别每一本图书的优劣，显然不是国家图书馆力所能及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辞海》以“保存本”的形式藏于国家图书馆，反倒是读者的一大幸事：“保存本”是不向公众开放的，它因此也就少了一分直接戕害读者的机会。遗憾的是，记者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这套书在市场上十分畅销，销量恐怕不下几万套。

　　“它既不是辞典也不是百科全书，这完全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东西，而且内容完全一样，用两个书名同时出版，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见过！这简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奇闻、一大丑闻！”资深辞书专家、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徐庆凯先生谈到这两套“孪生”书时，话语中充满了愤怒。他的愤怒是有理由的。辞书编纂，这项被几代辞书编纂者视为神圣的事业，正在被某些人当成骗钱的工具。而《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辞海》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近年来大量繁衍的辞书“怪胎”的一个典型代表。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和她的同事们一道，对学生所能见到的70多部语文类词典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考察，最终，只有14部被他们认为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目前，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同类辞书中，有70％至80％有抄袭嫌疑。”王宁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细究辞书的抄袭源可以看出：《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几部由国家组织大批专家经过多年编纂而成的辞书，已经成了各类伪劣辞书集中的抄袭目标。”

“抄辞书，连脸都不会红一下”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辞书编纂出版一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曾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辞书编纂工作，才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辞书需求量日渐增大，辞书出版热也不断升温。与出书品种激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辞书的编纂质量一落千丈。利益驱动使大量书商介入辞书编纂，甚至一些文化教育部门的人，也去为伪劣辞书的“加工厂”打工，从最初的“剪刀加浆糊”直到今天的“扫描仪扫描”、“互联网下载”，“编”辞书成了最有利可图的出版“选题”。同时，一些正牌出版社也加入到辞书淘金的热潮中，将编纂质量抛在了脑后。有的出版社提出了“每个编辑室都出辞书”、“每个编辑都编辞书”的口号，而有的出版社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年内赚不到钱的辞书免谈！”

　　当辞书界“十年磨一剑”的精益求精传统变为“一抄而就”的急功近利恶习时，我们还能奢谈什么质量问题？“任何一个普通的出版社都有可能出版一本好的大众读物，但并不是每一个优秀的出版社都有能力出版一本合格的辞书。”王宁教授用一句话道出了辞书出版的特殊性。在辞书专家的眼中，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社根本就不具备组织编纂辞书的能力。“辞书不就是抄来抄去吗？”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先生亲耳听到一位出版社的领导理直气壮的反问。而以“剪刀加浆糊”拼凑成《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和《新编新华词典》的王同亿竟然同众多辞书专家在法庭上纠缠了四五年才败下阵来，更是为“抄袭有理”埋下了“精彩”的注脚。“抄辞书，连脸都不会红一下”，面对数不胜数的劣质辞书公然对他人劳动成果实施剽窃的现状，王宁教授只能用“疯狂掠夺”四个字来概括。

伪劣辞书的几块“遮羞布”

    “劣质辞书有如此大的市场，同普通读者缺乏辞书的鉴别知识有关。”周明鉴先生表示，同其他类图书相比，对伪劣辞书的鉴定确有一定难度，“随手翻翻就判定优劣，辞书专家也很难做到。而辞书的厚度、装帧、收词量的多少，这些在普通消费者眼中颇能‘说明问题’的要素，其实都不是评判辞书优劣的根本性标准。但是，不少伪劣辞书却利用了读者的认识偏差，采用加大字号、拉宽行距等版式印刷，人为增加辞书的厚度，以煌煌巨著的假相来误导读者。与其说他们卖的是辞书，不如说他们卖的是废纸。”

　　“层出不穷的伪劣辞书，却都长着几张相似的‘面孔’”，几乎所有的伪劣辞书从书名到装帧设计都在极力模仿它们的“抄袭目标”。例如，目前市面上有二十几种《××辞海》是将“辞海”两字放到最大，而极力模糊前面的“××”，以造成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名牌《辞海》相混淆的“效果”，经过惟妙惟肖的一番精心打扮，引诱读者上当。当然，像上面提到的《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辞海》一样，拉上甚至伪造一些名人出任“主编”、“顾问”，抬高自己的身价，抑或开列一个长长的假作者名单来逃避稿酬税，也是伪劣辞书的“必修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华辞海》竟然杜撰出了一个“中国辞书家协会”以标榜自己“权威至极”。更有甚者，一些伪劣辞书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与媒体合作推出的“特价书市”、“书友会”的广告中，具有更强的欺骗性。

　　在蒙骗的同时，“利诱”也是伪劣辞书常用的推销手段。有人做过这样的记录：同一本辞书，定价850元，在报纸广告上的“优惠价”为190元，而在图书批发市场上只卖70元！在新闻出版总署明令禁止“高定价、低折扣”行为的同时，这样的广告依然招摇于一些媒体上。辞书卖价“大跳水”对普通读者而言，也许只是满足了正常的消费心理，但在“发票上的钱数可以随便填”这一“公开的秘密”辅佐下，对那些使用公款购书的人来说，则已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辞书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供人们在有疑难问题的时候查验的，既有疑难，就无法分辨正误，而查到一条错误的条目再加以使用，错误的蔓延面会有多大，引起的后果会有多深，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劣质辞书对读者的毒害比一般图书大得多，而且，它的毒素是无形的。尽快遏止伪劣辞书的泛滥，为优秀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众多学者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共识。行动，已刻不容缓。

　　编后　辞书的编纂、出版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这一神圣的事业决不允许受到丝毫的亵渎和玷污。近期，本报《书评周刊》还将就规范辞书出版展开系列报道，揭开伪劣、盗版辞书的暴利黑幕，提供伪劣辞书的鉴别方法，捍卫读者的消费权利，探讨遏止伪劣辞书泛滥的可行方案。这一报道行动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辞书学会以及众多专家学者的有力支持。同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加入到这场同伪劣辞书的较量战中来，诉说你所见到的伪劣辞书、提供打击伪劣辞书的线索，并为规范辞书出版献计献策。我们的联系方式是：（010）63082723 63082724
（转自《光明日报》2003-8-13）

孙兰荃

作者:孙健敏
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2005-8-4

      上周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的结果，一举曝光19种由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低劣辞书，历数了中国辞书出版市场存在的胡编乱造、抄袭和虚假宣传等现象，揭露了少数出版社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在不具备辞书编辑能力的情况下，随手拼凑信手乱编的“速成辞书”。今天，为了替中国当前的辞书出版市场好好把一把脉，一些中国顶级的辞书出版专家在中国辞书学会的组织下，聚集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打造精品，抵制伪劣”的座谈会。

    “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座谈会上，一些参与了此次专项检查的专家，用实例列举了某些劣质辞书中的“奇谈怪论”。

    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就指出在一本名为《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的辞书中，不仅缺乏辞书所必须的“前言”、“凡例”等内容，而且在具体条目中也是错误百出。如该书荒谬地宣称“各种长有皮毛的动物，各种禽鸟和蛇类都可以食用”，介绍了马鹿、黄羊、野鸡和大蜥蜴等国家保护动物的捕捉方法，还不顾国家的明令禁止，声称“可用炸药来捕鱼”。此外，该书还笼统地宣称豆科植物的种子营养丰富，而事实上，我国上万种豆科植物中，只有少数种子是可以食用的。类似错误，在这套有46个分册的辞书中层出不穷。

    另一位在语文辞书编纂方面深有造诣的老专家韩敬体先生也指出，在一些劣质的语文辞书中，编纂者甚至连起码的语词常识都不具备。比如有一本《新编字典》，不仅把词缀、语素和词互相混淆，还荒谬地把“带领”和“跟随”、“嗷嗷”与“哀号”说成是同义词，又把“剥夺”与“伪装”、“拆穿”与“保密”说成是反义词，明显缺乏同义词和反义词的知识。而另一本《小学生多功能词典》更是把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搞乱了。同时，这些劣质语文辞书在宣传上却“不遗余力”地误导读者，如一本《现代汉语辞海》在封底把这本纯语文性、基本不涉及百科的辞书说成是“一部融字、词、百科辞典为一体的多功能、权威性的现代百科辞海”。另有一本《现代汉语大字典》把一本按版面计算不到200万字的书，虚夸成390万字。更有一套《新世纪学生工具箱》，两年销售不过一万册，却在封底自称“中国畅销辞书”，还有一些辞书在一些名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加上辞书的主编、审订之类的头衔。这些恶意炒作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欺骗读者，坑害读者。

    组织多方力量编纂精品辞书

    针对目前辞书出版市场上存在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关专家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药方。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王铁琨就指出，教育领域是辞书的最大用户群，广大学生正是通过辞书这个“不会说话的老师”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教育。但一些唯利是图者正是看到了这个最大用户群所带来的“市场效益”和“卖点”，不管具备不具备辞书编辑出版能力，也要强掏学生“腰包”，结果对教育事业乃至全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出版单位的自律和主管部门的监管之外，教育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也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鉴别能力，一方面要向学生介绍、推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适用的精品辞书，另一方面也要教学生如何鉴别并抵制伪劣辞书。

    对此，周明鉴也认为，伪劣辞书在市场上冒头的现象，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出版界对有关精品辞书的出版不够重视。他认为，辞书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但由于其具有编纂难度大、投入很高、收效较慢、有时甚至赔钱等特点，为此某些出版社在“不出一本赔钱书”的指导思想下，放弃了对精品辞书的投入，一些敬业、有水平的辞书编辑也因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而不愿再做辞书。今年国家辞书类的参评书目只有1999年的三分之二，质量也有所下降，与此不无关系。而另一方面，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许多出版社却热衷于能“立竿见影”的高定价低折扣低水平的辞书，最终造成了市场上伪劣辞书泛滥的局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呼吁，要下大力气扶植优秀辞书。他表示，目前我们的语文辞书为使用者的需求考虑得还不够周到，辞书的种类也不够完全，目前国际出版界也正在观察中国语文辞书市场，正在蓄势待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语文辞书界要奋起直追。在这方面只靠出版社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要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出版一批有影响的、能满足社会迫切需要的辞书。

（转自《文汇报》200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