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新春特别节目：辞申迎酉

柴禾妞

来源：CCTV-1



大事小情 甲子图景

《辞申迎酉》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6:34

　　2005年是农历酉年，民间俗称鸡年。为迎接农历新年，《见证•影像志》栏目推出春节特别节目——纪录片《辞申迎酉》（10集X30分钟），回溯五个申酉之交的中国。2005年2月9日——2月18日，16点10分在CCTV-10播出。

　　60年一个甲子、60年一个轮回的干支计时是中国特有的计时系统。《见证》栏目以此为轴，预计用12年时间，用影像回顾近代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甲子。《辞申迎酉》是此浩大工程的开篇，对从1944年开始的5个申年和5个酉年（分别是1944、1945、1956、1957、1968、1969、1980、1981、1992、1993）进行了回述，掀开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辞申迎酉》突破了以往文献纪录片的概念和模式，叙事口吻更不像教科书和文献资料那般庄严而宏大，小人物的命运代替大事件成为历史舞台的前景，大量人物故事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迁。我们历史上的每一年都有其不变的唱腔韵律，《辞申迎酉》用其特殊生动而感性的方式成为历史的回响。该片运用大量的胶片资料和历史影像，让我们在教科书和文献资料的夹缝中看到了历史另一张鲜活的面容。


(编辑：红立?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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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25
辞申迎酉（10） 癸酉1993
首播00：56 重播05：25

CCTV-10
05-01-24 14：00 辞申迎酉   （6）己酉 1969
05-01-25 14：00 辞申迎酉   （7）庚申1980
05-01-26 14：00 辞申迎酉   （8）辛酉 1981
05-01-27 14：00 辞申迎酉   （9）壬申1992
05-01-28 14：00 辞申迎酉   （10）癸酉1993

柴禾妞

1、2、3、4、5都没见广播
怎么就冒出个6、7、8、9、10了？
《见证》栏目的人上哪去玩儿去了？
网站也没人管了

好理解
节目排到大家都睡觉后
不知还有什么收视率可言？

央视台的台长病得肯定不轻！
这么好的关注底层平民生活生存状况的节目
竟然没在央视占一席主导地位
这简直是央视台的莫大悲哀！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14

　　1992年2月4日，是农历壬申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从歌曲《十二生肖拜大年》开始的。

　　在广州，春节期间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迎春花会，许多市民举家出游。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在家吃团圆饭的习俗，开始到酒楼吃年夜饭。

　　在电话拜年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使用被称为“大哥大”的移动电话。大哥大重达500多克，在此时是身份的象征，与“大哥大”同时兴起地还有寻呼机。

　　北京的白云观庙会，自从1987年重新恢复以来，成为春节期间的商品展销地。庙会上最受欢迎的是8块钱一个的呼啦圈。

　　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久，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开发海南洋浦，海南省会海口、旅游城市三亚和洋浦周边地区都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

　　此时，来自甘肃天水的农村青年潘石屹29岁，是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的6个合伙人之一。春节以后，海南房价以每月40%的速度直线上涨，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高达100-250%。潘石屹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

　　就在这一年，潘石屹从海南转战北京，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房地产界巨擘，并当选为“2001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重庆，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就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这一年，55岁的尹明善投资20万元开办了一家9个人的小作坊，生产摩托车发动机；同在重庆的左宗申也把创业的目光锁定在摩托车行业。在大连，徐明开创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在上海，郭广昌和几个同学凑钱注册了一家公司。后来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很多名字，都是从1992年开始掘得他们的第一桶金。

　　在纪录片《重奖》里出现的这个中年人名叫迟斌元，这一年，他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羡慕的对象。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发明的药品凝血酶填补了国内空白，上一年，他创办的珠海生化制药厂仅80人，完成了3000多万元的产值。为此，珠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迟斌元珠海市科技进步大会特等奖。

　　在这部纪录片里，镜头详细纪录了迟斌元所获得的轿车、支票、房产证等奖品，

　　在珠海重奖知识分子之后，全国掀起了重奖的热潮。在山东，9位科学家获得的奖品是20万元和一辆奥迪车。在北京，国防大学第一次公开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技术干部，奖金为5千元到1万元。7个月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广东进行的追踪报道说，广东省在这一年的重奖活动后，吸引了7万科技人员到广东就业。

　　这是山东莱芜市“西方山”村农民拍卖860亩荒地的情景，许多村民第一次举牌竞拍。这一年，沉睡了近３０年的拍卖业向人们走来。

　　这是深圳的一次国有土地拍卖会。

　　在上海，谐音为“我要发”和“发发发”的两个私人小客车牌号分别以三十万五千元和二十八万元成交。

　　在青岛，一块1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以高于底价260％的价格卖出。

　　在深圳的科技拍卖会上，新研制的“高频高速调制解调器”以４０万成交。

　　1992年2月，中国记协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专门探讨“周末版现象”。这一时期，全国有200多家报纸推出周末版。周末版大战在提高报纸可读性、扩大新闻信息量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也滋生了媒体新闻炒作的风气。

　　夏天里，北京一所大学外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崔万增成为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被媒体称为“馅饼教授”，教授该不该卖馅饼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事实上，崔万增是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春天，在学习了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校里弥漫着一股情绪，“干点事儿”成为许多人的想法。此时，高校里鼓励第二职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8月1日正值暑假期间，崔万增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为了卖馅饼，崔万增一家人都忙碌起来。老伴儿一早起床剁馅和面，中午，崔万增和两个女儿去校园里兜售。崔万增的馅饼5毛钱一个，每天可以卖出100来个。

　　几个月后，崔万增被告知退居二线，原因是有人认为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

　　和崔万增一样，这时候许多人把上街摆摊作为认识市场的开始。《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北京人这时的口号是“要想富，上马路”，“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东八里庄纺织区、团结湖、八角村体育场、古城等等地段，出现了10余处红红火火的第二职业夜市，规模最大的有200多人，少的则有50多人。”

此时，第二职业、小时工、“跳蚤市场”等词汇被人们频频提到。199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许多人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

　　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历史的抉择》，展现了此时农民工的生活。

　　这一年有四千六百多万农民进城打工。连续三年的丰收，粮价下跌，农村出现了卖粮难现象，农民收入也随之下降。这一年，重庆市的粮票退出了市场，此时，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生活必需品计划分配的制度，农民进城打工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电影《股疯》反映的是1992年股市大潮中的上海市民炒股的故事。

　　影片中阿婆发财的情节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92年，上海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去储蓄所存款，跑错柜台买回100张30元的股票认购证，由此买卖股票赚了大约近30万。《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与电影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谷如贞发财之后，唠唠叨叨地说：我活了七十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

　　此时的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可以发行股票的城市。

　　这段画面记载了1986年上海恢复股票交易第一天的情形。

　　这是上海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海文化广场，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此后三天，股价暴涨570％。

　　三十多岁的卢晓媚是广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学者，从未涉足股市的卢晓媚得知8月份深圳将要发行一批原始股，于是和7个同事赶往深圳。在当时的日记中，卢晓媚描写了到达深圳第一天的情景：“上万的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 这一天，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股民。

　　《蛇口消息报》发表了一组股民购股的照片，镜头所及都是排成长龙的队伍，拥挤混乱的人群。在照片说明中有这样的描述，这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理出了购买股票认购证的长队，他手里攥着被汗水湿透的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冲着镜头大喊，“我排了整整两天两夜啊！”

　　8月10日，新股认购表正式发售。不到半天，500万张认购表一抢而空，数万名没有买到股票的人走上街头，这次事件被称为8·10风波。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深圳的股市陷入低迷状态。8月份的深圳股潮让年轻的中国股市付出了成长的代价。

　　这一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22枚银牌，在所有参赛国家中名列第四。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荣誉带给中国人极大的自豪，北京加入了争取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行列。

　　在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载誉归来的庆祝晚会上，来自台湾的歌手郑智化出现在舞台上。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好种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这首名为《水手》的歌成为这一年中国最流行的歌曲。

　　这一年，湖南女孩瞿颖在北京服装表演队当职业模特已经两年，身高1米75的瞿颖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院话剧专业，上一年她开始参加国内外模特大赛，1992年瞿颖被选中参加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的首届中华模特大赛。

　　进入90年代，服装的品牌化销售使得时装模特走上了T形舞台，时装模特多方位、多角度地向人们展示了时装美，这一职业也开始被年轻女孩所青睐。

　　在一份时装模特的招聘广告中，对从业者的要求这样写道：年龄22周岁以下；身高170CM左右，体重60kg以下，容貌端庄。一些爱美的女孩甚至不惜走上了手术台。

　　11月，首届中华模特大赛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电视城揭晓，瞿颖获得第三名，这是她踏上名模和演艺明星之路的开始。

　　这一年，电影《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中，农村妇女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伤，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而秋菊宁肯不要钱也要讨个“说法”。于是，秋菊拖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此时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名人打官司的新闻，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法制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深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年底，在银川新市区西侧贺兰山下的一片荒地上，作家张贤亮创办了一座影城。这个地方叫镇北堡，这里是文革期间张贤亮下放劳动的地方。

　　此时，56岁的张贤亮已经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绿化树》等知名小说，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在文联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贤亮说，作为宁夏文联主席，我又是一个正厅职干部，可整个自治区的正厅职干部惟有我一个没有小汽车。花了三年写了一部作品《烦恼就是智慧》，稿酬只有4100元，还不值刘欢唱一首歌。

　　由于宁夏文联没有资金，在各单位纷纷开办第三产业的热潮下，张贤亮把自己在海外译作版税的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做抵押，创办了镇北堡影视城。不久，这片曾被《红高粱》等电影选为拍摄地的黄土地成为宁夏的著名旅游点，作家张贤良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后来发表文章《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张贤亮说，“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

　　农历壬申年腊月初九，公元1993年的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这样写道：在中国，1992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以自己的成就而自豪，我们的目光永远向前。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10

　　1993年1月23日，农历癸酉年春节，中国进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后的第一年。在除夕的荧屏上，人们第一次看到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主持人。

　　伴随1993年春节到来的还有这样的情景。

　　在中国各大铁路枢纽局记者成千上万的旅客，这一年，元旦，春节在同一个月，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南方周末》有这样的报道，１月２日到达北京的１６４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７０多人。

　　中国铁路的春运开始于1954年，当时乘客主要是上山下乡知青、学生和两地分居的军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沿海地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1992年的第一季度，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就接近140万张，汇款人大多是打工仔、打工妹，民工潮的出现成为中国铁路部门新的苦恼。

　　春天，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京九铁路开工。

　　4年后，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并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一起。

　　３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正式写进国家《宪法》。这是摄影家王文澜抓拍的连续八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荣毅仁。会上，77岁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

　　荣毅仁生于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他的父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解放前有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荣毅仁的工作镜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沉寂多年的荣毅仁出马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率先突破多年的思想禁锢，成功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成功引入外资，之后中信的规模越做越大。

　　与全国人民大会同时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有２０多位私营企业业主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２万亿元，占中国工业产值的二分之一。

　　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发现，这次会议用餐不用再交粮票了。这一年，主宰百姓生计40多年的商品票证票停止发放使用，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人们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在人们的生活中，新的文化、新的习俗正在急速形成。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先生”和“小姐”的称呼在消失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生活中；股市上，飞速变化的行情令人心惊肉跳，高速公路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城市间，人们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

　　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的一组漫画，配写的说明是这一年中国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中大部分与经济活动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1993年的中国文坛显得格外热闹，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来自古城西安。有消息说，作家贾平凹的一部小说出版，稿酬是100万。消息被全国媒体广为传播，但不久贾平凹很快又通过媒体辟谣，100万稿酬纯属误传。

　　在上海，由作家陈村、宗福先等人发起同仁聚会，38位剧作家讨论通过影视剧本的最低价格，电影剧本每本15000元，电视剧多本剧每集2000元。

　　这一年，《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等文学作品非常畅销；在深圳，首次出现文稿拍卖会；在北京，作家周洪签约“卖身”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些都成为公众话题，在一些人看来，作家已经成为可以标价的精神产品制造者。

　　4月，北京大学推倒校园临街600米长的南墙，改建为商业街，引发轩然大波。市场经济走进高等院校给许多人带来巨大的冲击。有媒体称：“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

　　校园里，经商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是上书山，还是下商海引起学生们激烈的讨论。

　　在上山下海的讨论中，一些人选择了出国。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北京人在纽约》，第一次在电视剧中向人们展示海外的华人生活。《北京人在纽约》描写的是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美国。然而，一切并不完全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这一年，演员王姬已经出国六年，她随着1987年的出国潮来到美国。回忆起“洋插队”的生活，王姬后来这样描述说：“出国时想回来接着演，甚至还想是不是到好莱坞，去试试身手啊什么的。于是一遍一遍的试戏，最后你就发现就没有你了，很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北京人在纽约》剧组选择王姬出演女主角阿春，现实中的王姬和片中的角色有着类似的生活。《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王姬在国内迅速走红，这一年，王姬决定，回国发展。

　　春末夏初，北京出现这样一句顺口溜，吃方便面，打“面的”，看《东方时空》。

　　新华社中东非洲编辑室的编辑水均益在三十而立的时候面临抉择，是继续留在新华社，还是尝试新的工作，最终他选择去中央电视台的新栏目《东方时空》，这也意味着他将不再有稳定的收入。

　　五一劳动节这天，中国第一个日播的电视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首次开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白岩松出现在《东方之子》，《东方时空》第一次在电视台实行人员招聘制，活跃的机制吸引了大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这个以追踪国内外热点新闻、热点人物、提供时尚资讯的节目迅速吸引了大量目光，15秒的广告费，很快由2500元增加到12500元。几年后，人们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东方时空》的创立被誉为“开创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先河。”

　　5月下旬，水均益第一次出现荧屏上，他主持的栏目是《焦点时刻》。四年后，水均益获得第二届全国广播电视双十佳主持人金话筒奖。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字，一个至今在中国还依然响亮的名字—《东方时空》。

　　在《东方时空》的其中一个栏目《东方时空金曲榜》中，出现许多刚刚从港台引进的音乐电视。音乐电视中港台歌星多变的造型，时髦的服装，不一样的演唱风格把一部分爱好时尚的观众养成早晨准时打开电视的新习惯。

　　这一年，内地歌手和音乐制作人嘴上最多的词语是“签约”和“包装”，香港歌坛常用的明星签约包装制被引进大陆，被称为内地民谣歌手的艾敬和大陆甜歌皇后李玲玉签约大地唱片公司，有金童玉女称号的毛宁和杨钰莹签约广州新时代公司。现代化的明星运作机制开始逐渐成型。新时代公司为毛宁量身定做《涛声依旧》，毛宁靠着这首歌家喻户晓。

　　而艾敬在签约大地公司之后，歌曲《我的一九九七》很快被拍成音乐电视，新的传播方式，北京一流乐手的制作加上地毯式的轰炸，使艾敬一举成名。

　　这一年，许多人茶余饭后多了件高兴的事，收看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一些人还把电视剧中一些调侃的话拿到生活和工作中，借以调节气氛。《我爱我家》展现的是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种种尴尬、矛盾和遭遇。许多人在欢笑之余，找到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影子。

　　片中的贾家老二贾志新在1993年的经济大潮迷失了方向，整天在家不上班，号称开着三五家公司，每天“进出数十万”。拎起电话就是：“给我上批盘条，有多少要多少。”

　　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话题，一些人、一些地区还没理清发展思路，就盲目地“大干快上”。在当时，似乎人人手中都握有钢材、汽车、家电、化肥等紧俏商品，一经转手利润倍增。钢材的价格几经炒作短时间里就涨了四倍多。

　　广西北海是一个仅有10多万人口的城市，这时也刮起了房地产旋风，从事房地产的公司从六家猛增到一千二百多家。在中央提出控制过热经济后不久，北海便失去了往日的喧哗，留下一栋栋烂尾楼记录着地产泡沫的破灭。

　　秋天的时候，高校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些下海经商的学生在社会上碰壁后重新回到课堂。校园里谈论的是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研究生姜丰和季翔、严嘉、蒋昌建组成的辩论队，正在和海内外七所大学的辩论队捉对厮杀。

　　8月29日，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局演播厅，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辩论队进入决赛。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反方复旦大学的辨题是“人性本恶”。

　　复旦大学代表队获胜后，全国一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不久，全国出现一片辩论之声，从婆媳关系到农民工进城，从上山下海到出国留学，话题五花八门 “对方辩友”成了时髦的称呼。

　　1993年另一个响亮的称呼是“马家军”，从上一年开始，辽宁体育技术学院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率领的小组多次改写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8月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夺得3块金牌，9月初的七运会又有10人次破3项世界纪录。人们将这支马俊仁率领的十几人队伍称为“马家军”。一些商家开始关注马家军的商业价值，深知马俊仁为队员提供的食谱都成了追逐的目标。从甲鱼汤、乌龟血到豆腐皮、地瓜干，马指导的“灵丹妙药”

　　在七运会的赛场上，看台上出现“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口号，由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七运会主题歌《五星邀五环》很快传唱中国。这年年初，北京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随着9月23日国际奥委会通过秘密投票最终宣布获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一天的临近，人们的期望也在一步步升温。北京城里到处是关于申办奥运的张贴画和标语。新闻里几乎每一天都要有一两条关于申办奥运和奥运会本身的消息。

　　9月23日，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摩洛哥蒙特卡洛城是亿万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原本晴好的天气，这天早上突然下起一场大雨。北京申奥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冒着大雨，早早赶往投票现场。

　　经过四轮投票，宣布投票结果的时间终于到了。

　　当时《东方时空》栏目特别制作的节目，镜头对准的是宣布投票瞬间国人的反应。何振梁对此回忆说：“1993年，我是强忍着泪水去应对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镜头和采访，等到四周没人了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而在直播大厅，中青报记者刘占坤拍摄的照片留下了老一代体育工作者荣高棠无限失望的表情。

　　8年后，71岁的何振梁再次登上讲台，开始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陈述报告。

　　主席先生，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 无论今天你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 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将通过体育运动，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为全人类造福。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12

　　1980年2月16日，是农历庚申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金陵春暖》，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世纪80年代第一春的中国风貌。

　　两年前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中国的经济逐渐走上正轨。

　　在南京，81岁的国画大师钱松喦挥笔创作了一幅腊梅图贺岁。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当时拍摄的一部名为《中国风貌》的纪录片，反映了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北京的面貌。

  　此时，人们打一个长途电话还必须通过长途台，进行繁琐的人工转接。

　　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讲述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军内部与敌人周旋的故事。这是我国电视荧屏上的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片子播出后立即风靡全国，同时，也有人批评它情节惊险离奇，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

　　在城市里，一群人围着一台电视机的情景十分常见，这个时候的电视机大多是9英寸或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上一年底开始上演的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是此时孩子们放学后最急切的期盼。

　　10月22日，中国引进的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建成，这条生产线可以生产14英寸和22英寸彩色电视机。22年前，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同样诞生在这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诞生，它就是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1980年，中国的彩电年生产量达到了3.2万台。正是通过电视机，人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场景。在观看电视直播的同时，人们也接受了一次法制教育。

　　这年8月，新华社报道说：讽刺画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被禁闭了十年，“四人帮”一垮台，讽刺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兴旺起来了。

　　这一时期，全国共出版了9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讽刺画小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中，也出现了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尝试。在《柜台语言艺术》一片中，相声演员郭全宝和郝爱民出演了一个讽刺短片，讲述发生在顾客和国营商店售货员之间的冲突。

　　这年拍摄的纪录片《乘车记》，则批评了一些青年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这些年轻人大多留长发、戴蛤蟆镜，以各种反叛行为取乐，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作“阿飞”。

　　25岁的陈爱武成为了这一年新闻人物。陈爱武是北京丰泽园饭店的一名厨师，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做菜、刻萝卜花样样在行。

　　7月，陈爱武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揭露一些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庄大吃大喝，却按“吃客饭”的规定付费的特权现象。其中，某部长从1977 年以来，“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仅1980 年两次“客饭”就应付费124.92 元，但实际只付19.52 元。
　　早在年初，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党员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第二天，《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时刊登了中纪委表扬陈爱武，批评某部长的通报。两天后，该部长写信给丰泽园饭庄，要求清查账目，餐费如数照补。
　　这一年的纪录片《浪花交响诗》讲述了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湘重返舞台的故事。1958年，白淑湘扮演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女主角，一举成为中国第一个芭蕾明星。“文革”期间，白淑湘被下放干校锻炼，由于长期不能练功，"文革"后，重返舞台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这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上，白淑湘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排演老舍的名剧《茶馆》，北京城万人空巷，掀起一股《茶馆》热。随后，《茶馆》到欧洲和日本巡回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在一部名为《三峡传说》的电视片中，李谷一演唱了主题曲《乡恋》。这是一首面对三峡旖旎风光倾诉乡愁的抒情歌曲，演唱中李谷一运用了“气声”，引起巨大争议。有人对李谷一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打击乐器的伴奏一一提出商榷，认为她严重模仿了西方和港台的黄色唱法。

　　3年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第一个登台，唱完《乡恋》之后，又一连演唱了6首歌曲。

　　这一时期，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改编自张弦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在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小山村，豹子和同村女孩存妮秘密相恋，被村里人发现之后，存妮迫于压力自杀，豹子以强奸罪被捕入狱。影片开启了人们正视人性，讴歌爱情的时期，片中吟唱爱情的主题曲风行一时

　　在新影厂这年拍摄的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中，爱情成为重要的主题。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人们着装的色彩丰富起来。这一年上映的故事片《庐山恋》轰动一时，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成为年轻人谈论的话题。

　　在上海南京路上，理发馆里的发型样式多了起来，烫发受到爱美女孩的青睐。而在上一个猴年，理发业曾被规定要抵制各种奇型怪发式样，大多数女孩子不是梳辫子就是齐耳短发。12年后的街头，人们的面貌已经悄悄改变。

　　这时候，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仍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四大件。在乡村的迎亲队伍中，作为嫁妆的自行车，被郑重地驮在另一辆自行车上。

　　在山东高唐县王庄大队，一位名叫王本跃的农民开始了新的尝试。他本来是公社里学大寨的标兵，上一年他组织集体组与包产到户组对阵，想看看到底是集体农业好，还是包产到户强。

　　两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尝试，所谓包产到户，是一户农民单独耕种一份土地，收获都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决定上交多少，分给社员多少。包干到户则更进一步，“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年底，王本跃和包产到户组的比赛揭晓，包产到户组比王本跃的集体组每个劳力多收入好几百元。王本跃买了一头大骡子，承包了23亩地，决定要走包产到户的路。

　　五月，邓小平发表讲话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年秋天，王本跃种棉花收入8100元，成为王庄大队的冒尖户。年末的统计表明，在中国农村，仍然坚持原有制度的地方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农历年过去之后，高唐县在王庄大队召开现场会，要求“户学王本跃，队学小王庄”，很快，高唐县全部实现包产到户。

　　这一年，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他们怎样致富》中，讲述了浙江天童公社勤永大队三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娶亲的故事。

　　12月23日，北京中关村的街道上悄悄挂出了一个牌子——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两间简陋的木板房，十几个利用业余时间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的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开创服务部的是一位名叫陈春先的科学家，这一年他46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此前，陈春先曾三次考察美国硅谷，他决心放弃科研，做一名科技创业者。

　　不久，陈春先凭公司赢利所得，给工作人员发放15块钱的津贴，被批判为“腐蚀干部，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直到三年之后，经过新华社记者的报道，陈春先的尝试才得到中央肯定，中关村从此踏上了“中国硅谷”之路。

　　19年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重新寻访到陈春先，1980年作为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仍然深刻地留在陈春先的记忆里。1980年之前，陈春先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1980年之后，由科学家向创业者的身份转换耗费了他更多的心血，直到今天，这位昔日的科学家仍然在探索企业之道。

　　1980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为人们描绘了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生产总值800到1000美元的目标，他把这个目标称之为"小康"。

　　这一年，年轻人最喜爱的歌曲中，有一首是音乐家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充满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二十年后新生活的期盼。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08

　　1981年2月5日是农历辛酉年大年初一，山东临沂的农民们又舞起了搁置三十年的龙灯。上一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2亿吨，是建国后第二个粮食高产年，棉花、油料产量均创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农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责任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春节的农村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在上海，春节成了青年们结婚的首选吉日，集体婚礼朴素而又热闹。新房里都少不了一床当时最受欢迎的金银丝床单。

　　北京居民春节每户供应4～8元一斤的花茶二两，大料、黄花、木耳各一包，大白菜20斤，一斤粮票豆腐及一斤粮票豆制品，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时不供应的"蜜三刀"等小吃。

　　1981年初春的北京，旅游景点里多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在北海、故宫，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穿上当时最时髦的服装，结伴来观光旅游。一些照相点推出了快速冲印的服务，让游客们尽快看到他们在底片上的形象。

　　天安门广场是来北京旅游的人必定要去的地方，随着八十年代的到来，这里也慢慢褪去了政治的色彩。甚至还外国记者在猜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还会悬挂多久。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反思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同时会议还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总结和评价。

　　李晓斌1981年时，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工人。1976年，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媒体的记者不允许进入广场拍照，一些民间的摄影爱好者用相机纪录了这个历史时刻。李晓斌就是这时开始端起相机。从著名的“四五事件”，到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再到拨乱反正时期的上访，李晓斌尝试用个人的视角，通过胶卷来纪录社会生活。

　　1981年的街头已经看不到革命委员会的标牌和各种标语、大字报，曾经动乱过的城市显得平静安详。李晓斌也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他的照片上，人们的穿着越来越鲜艳，衣服已经从曾经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爱美的女性也烫了卷发。许多人开始拿起照相机，把镜头对准亲朋好友，对向美好的生活。公园里，一些年轻人跳起了迪斯科。

　　1981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1000多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城市里年轻人的身影顿时多了起来，大学生是这个时候的骄子。

　　1981年，24岁的大三学生谭盾正在尝试创作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三年前，谭盾带着一把缺弦的二胡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1979年，素有小提琴教父之称的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来到中国访问，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作曲系大学生，谭盾和同学们一起领略了大师的风采。

　　虽然斯特恩诠释的作品和演奏技巧对学习弦乐的学生更具实用价值，但他谦和幽默的大师气质，和他倡导的音乐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对于谭盾来说，大学的生活和以往的经历如此不同，需要他投入全部的身心去学习，去探索。他曾经从中吸取营养的湖南民俗音乐，和他在学院里接受的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1981年，曾经在湖南农村插队的谭盾，在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中加入了大量湖南民俗音乐的成分，这在当时被称作是先锋和前卫。

　　多年以后，谭盾在继续探索音乐的过程中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形式，能够让古典音乐跟未来科技的演变同步发展，这种发展能够将原始的音乐、民间的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

　　后来，谭盾大学的同班同学刘索拉根据在学校的经历，创作了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小说中的大学生热爱音乐，才华横溢，已经萌发的自我意识和现实生活的荒诞之间，青春气息和陈旧僵化的教育体系之间，总是冲突不断，而寻寻觅觅的选择过程却显得如此艰难。

　　在刘索拉小说中骚动不安而又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大多可以在她的大学同学里找到原型。在《你别无选择》的最后，学生们毕业离开音乐学院，小说的最后几行文字写到："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混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小说中的欣喜和叛逆，正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精神的写照。

　　刘索拉后来是新时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谭盾也成为蜚声世界的著名音乐家。

　　1981年元旦，《学位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规定我国的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我国的学位制度由此逐渐走上正轨。

　　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后返城的年轻人没能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他们找不到工作，户口放在街道。从“文革”开始，对这一代人的称呼从红卫兵变成知青，而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被称为待业青年。

　　后来，上海电影厂拍摄的《大桥下面》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群人。龚雪饰演的个体裁缝秦楠在插队时有一个私生子，她把孩子带回了上海，也因此承受周围人们的歧视。张铁林饰演修自行车的高志华，他因为上山下乡的耽误，31岁还没有结婚。

　　相似的插队经历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在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一起面对过去生活带来的伤害，最终相互理解。

　　1981年，上海有两万多个秦楠这样的街头个体裁缝摊，他们让上海街道上的颜色丰富起来。1981年的《人民画报》用图片报道了上海女装的流行新趋势，米色和豆沙色的套装，各种颜色的马甲、春秋衫，还有各种款式的裙子，都应时应景流行，一些时装的价格卖到了一百元一件。

　　然而，生活虽然越来越丰富多彩，但年轻人对生活的困惑并没有减少。

　　1980年的五月，《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杂志社经过认真的讨论之后决定刊登这篇文章。这篇署名为潘晓的文章，表达了对生活的困惑。“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相当一部分的青年人还是觉得自己上当受骗，感到委屈苦闷。从1979年复刊以来，《中国青年》是年轻人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杂志。潘晓来信引发全社会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国青年》杂志就收到了三万多份稿件。

　　1981年5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莫让年华付水流》开始公映，这部在上海拍摄的彩色纪录片也是用电影的方式参与了人生观的大讨论。

　　《莫让年华付水流》获得了第二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1981年5月23日，第一届电影“金鸡奖”在杭州揭晓，这个奖项因为是在农历鸡年创办而得名。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人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上海美术片厂阿达导演的《三个和尚》获得这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这部动画片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全片没有一句对白，音乐把佛家色彩与现代风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民间谚语被动画片《三个和尚》演绎得生动活泼。

　　故事片《巴山夜雨》成为第一届金鸡奖最大的赢家。影片讲述了“文革”时期，从重庆到武汉的一条江轮上发生的故事。张瑜饰演的红卫兵刘文英，在押解现行反革命分子秋石的途中，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去了解别人的苦难和善良。

     最后，在大家的配合下，刘文英协助秋石和女儿脱离了监禁。动乱年代的人性光辉让这部电影感人至深，《巴山夜雨》也因此一举囊括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四项大奖。

　　这一年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夺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荣誉的陈冲，她在电影《小花》中饰演的赵小花甜美坚强。1981年，20岁的陈冲在演艺事业蒸蒸日上时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

　　初到美国时，陈冲还有这样的记忆：“我在餐馆打工，有同学开玩笑般地问我：‘你真的拍过电影？那你为什么还来打工？好莱坞一天可以赚到你一个月的钱，你去试试。’我第一次独自去好莱坞应试，看见几百个女孩子在排队，都非常漂亮，吓得我赶紧回家。”

　　直到1986年，陈冲才参与了美国影片《大班》的演出，成为第一个进军好莱坞的中国演员。这时她已经出国五年了。

　　90年代，演员陈冲回国内发展，并且成为较有影响的电影导演。

　　1981年，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橄榄树》风靡一时，歌曲里的流浪情怀和伤感的乡愁，是大陆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伴随着台湾的校园歌曲，琼瑶的言情小说也在内地卷起了一阵风潮。在琼瑶的小说中，女的温柔漂亮，男的英俊潇洒；女孩子通常出口成章，男孩子总有一个富商父亲；女孩子人穷志不短，男孩子则甘心为了恋人抛弃万贯家业。

　　第一批接触琼瑶的，是城市中的少男少女，童话中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让这批读者第一次知道，爱情原来还可以用这样浪漫的方式来表达。

　　1981年年底，47岁的陈景润终于当上了父亲。这一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从1965年开始，陈景润就对哥德巴赫猜想有了深入的思考，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直到1978年，他才公开发表了论文。陈景润在成为世界瞩目的数学家的同时，也解决了耽误已久的婚姻问题。1980年陈景润和武汉军区的医生由昆结合，但是直到生下孩子，他们家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由于一直以来的人事制度，以及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城市中个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工作调动则必须经过复杂的手续和旷日持久的等待，两地分居是多少年来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困难。

　　1981年，中国共解决了30万家庭的两地分居的问题。两年后，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照下，陈景润的妻子由昆从武汉调到北京。

　　1981年10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县老家，他已经二十四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查，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吴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现在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

　　这次重回家乡令费孝通十分高兴：“这次访问,我其实是探亲来的，我很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

　　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公社里一家丝厂在上海的销量很好。一次厂长从广州回到上海时，机场竟有好几家上海的公司去“抢”他，向他订货。上海人要巴结乡下人，这在江村乡镇工业上还是第一遭。“

　　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在农、副、工的结合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苏州地区有98％的人民公社办起了集体企业，产值达到了地方工业总产值的10％。

　　施光南作曲，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在这一年成为中国农村最响亮的歌曲。

　　“三访江村”后不久，在英国伦敦，费孝通接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

　　1981年，24岁的陈忠和穿上国字号的排球服两年了。作为一名身高只有1.77米的男排队员，他是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

　　最初当陪练的时候，陈忠和总是不习惯那些个子他比高，年龄比他大的队员叫他陈指导。善解人意的姑娘们很快找到了办法，称他为小陈指导。

　　陪练的生活非常艰苦，陈忠和必须在训练中模仿世界各国女排的技术动作，他的自传中写到：“每天要上千万次挥臂扣球，我发现自己的肩关节都快肿了，酸痛如针刺一般。……运动员更苦，每次都练得嘴唇发紫，披头散发，满身大汗……”

  　1981年年底，女排赴日本冲击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但由于名额限制，陈忠和只能留在北京。

　　11月16日，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中国女排力挫有东道主日本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三大球项目中夺冠。那一刻，留守国内，在电视机边观战的陈忠和摸起身边的杯子不停的敲打。

　　20年后，历任陪练和助理教练的陈忠和在中国女排的低谷期出任主教练。

　　2004年的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的冠军之战注定会成为23年前一样的经典比赛。

　　陈忠和率领年轻的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再创辉煌。

　　赛后，陈忠和被队员们抛向空中，他回忆：“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在仰面朝天的一刻，我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幸福。”

　　在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上，由蔡振华领衔的乒乓球国手经过奋勇拼搏，囊括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和各个单项的亚军。这是世乒赛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创造如此辉煌的成绩。

　　1981年的中国体育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振奋。中国在世界冰球C组锦标赛，以第二名的成绩第一次升入B组；中国男子足球在世界杯外围赛中，连克西亚劲旅；中国男排也在江嘉良的带领下，击败日本和韩国，夺得亚洲杯冠军。

　　在北京，球迷涌上街头，兴奋的人们在游行的队伍中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04

　　1968年1月30日，农历戊申年春节。《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北京市财贸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照片，春节前夕，全国饮食服务系统向财贸职工发出倡议：“把橱窗店堂布置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春节期间饮食业要积极向顾客宣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春节的消息，头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第五版刊登了新创作的毛主席语录歌曲。

　　而在上一个猴年的春节，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简化字春联、天津杨柳青年画，把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点缀得格外喜庆。猴年的新年里，马三立的相声《买猴儿》风靡全国。

　　《买猴儿》讲述了国营商场一位粗心的文书马大哈的故事，由于马大哈把购买猴儿牌肥皂50箱的采购通知写成了买猴儿50只交给采购员，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笑话。

　　1968年，马三立54岁，和许多被关进牛棚的人一样，他写下了一份交代自己思想改造过程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中，马三立写道：“58年整风反右时，我犯了严重错误。59年5月，我被撤职降级划为右派分子，下放东郊区新立村劳动。”

　　1968年冬天，马三立又被下放到宝坻县西河务村务农，相声《买猴儿》也渐渐成为人们记忆中遥远的往事。

　　春节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温度零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12度，白天晴，风向北转南，夜间风向南转北。从此时《北京晚报》影片预告中可以看到，首都影院正在上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在中国儿童剧场、大众影院和改名为红卫的崇光影院，上映的是纪录片《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该片拍摄了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场景。

　　这一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在这一年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

　　1月31日是越南的民族新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向140个城镇发起“春节攻势”，打垮了美国的军事自信。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一百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在法国，将近三万名学生在巴黎街头筑起街垒，与警察对峙，掀起了著名的五月风暴。

　　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武装干涉杜布切克发起的“布拉格之春”一系列改革措施。

　　30年后，《1968年：反叛的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

　　这一年好莱坞制作了音乐动画片《黄色潜水艇》，此后成为“披头士”音乐爱好者的必备经典。在片中，披头士乐队的四个小伙子约翰·列侬等，在老船长的引领下，以黄色潜水艇保卫童话花椒国，战胜了邪恶的蓝色坏心族。

　　此时的披头士乐队如日中天，他们所灌的唱片一直居于流行音乐排行榜之首，在冷战气氛中，他们以歌曲“你需要的就是爱”，唱出只要心中有爱必可战胜一切，传达了“爱与和平”的讯息。

　　3月底，北京第18中学的音乐教师李存和肖克勤结婚了。为了不耽误工作，婚礼在晚上举行。李存买了许多8分钱一张的八寸毛主席相片，送给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而大家的贺礼则是毛主席半身像和毛主席像章。

　　李存和妻子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识的，在宣传队里，李存拉手风琴，肖克勤跳舞。这个时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全国城乡，为群众演出革命节目。

　　结婚第二天，李存和妻子去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此时，穿军装、扎腰带，在象征着革命的天安门前照相，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25年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展现了这一时期北京最时髦的青少年形象：穿一身国防绿军装，头戴军帽，脚踩回力球鞋，骑一辆锰钢自行车，车座提升到极限位置。

　　夏天，署名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发表。《人民画报》是这样介绍的，油画中毛主席以洞察时代的双眼注视着革命的征途，紧握的拳头，要把旧世界砸个粉碎，一把旧雨伞，刻画出毛主席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辛勤奔走的形象。

　　为了使这幅油画供应充足，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做出紧急安排，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半个月内就向全国供齐了印版。

　　这一年，诗人郭小川49岁。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七十五岁生日，郭小川特意一早起床，去买《毛主席语录》。6点半，郭小川从家出发坐九路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已经有数千人在门口排队等候。

　　从1966年到这一年年底，全国共计发行《毛泽东选集》一亿五千万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十三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中随处可见。

　　几个月前，郭小川被关进牛棚接受批判，经常参加一些搬运大白菜之类的劳动。这时候，令他苦恼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他不能及时完整地背诵毛泽东语录。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11月21日 上班后，背《纪念白求恩》错了一个地方

　　12月8日 八时，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12月10日 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

　　《人民画报》第七期刊登了一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故事，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五十三岁的农民顾阿桃目不识丁，却很快背会老三篇，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因为不识字，她特意让人画了几十副画作为讲稿。

　　顾阿桃的简笔画表现出诸如“解放前在纱厂做工，受尽资本家迫害；在乡下种田受饥流汗，受尽地主剥削；共产党来了，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深奥涵义。

　　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毛泽东和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出席，肯定了这个“洋为中用”的“创举”。

《红灯记》的故事来源于张剑维的连环画《红灯记》，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了送出重要情报，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故事的最后，李玉和与李奶奶壮烈牺牲，情报则由革命的第三代李铁梅送到了党组织手中，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此时，《红灯记》和《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以及交响乐《沙家浜》一起，被称为八个样板戏。样板戏，以及由此改编的“样板电影”，加上《艳阳天》《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故事片，文革期间在全国各地反复演映，成为八亿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剧目。

　　钢琴伴奏《红灯记》的上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人民画报》刊发评论说，“钢琴这个古老的、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命力的西洋乐器，和革命样板戏结合后终于获得了新生，西洋乐器钢琴首次进入京剧舞台，立即就被工农兵群众理解。”

　　这一年，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恢复经营“四琴一管”，许多人学起了提琴、手风琴。连续几年，上海的提琴、手风琴供应紧张，出现“走后门”以及排队争购现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曾在一份批示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要求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办成一个大学校，边学习，边生产，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批示被称为“五七指示”。

　　1968年春天，哈尔滨北部的庆安县柳河出现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省委机关的许多干部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人民日报》认为这所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用黑体字发表毛泽东语录：“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这一年，13岁的哈尔滨女孩敬一丹刚刚小学毕业，她的母亲去了北安干校，父亲在呼兰哈尔滨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姐姐在密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剩下敬一丹带着两个弟弟和姥爷住在一起。

　　这一年，敬一丹学会了管家，她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居委会的阿姨上门收户口本，因为这意味着要发放各种票证。哈尔滨的冬天很冷，敬一丹最关心的是布票。布票每年发一次，每人4尺，除了给爸爸、妈妈和姐姐寄一些，剩下的就由敬一丹仔细存放在一个《毛主席诗词》塑料书皮里。

　　11月25日清晨，天色有点灰，下着细碎的清雪。在停课很长时间之后，敬一丹一早起床，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哈尔滨第四十四中学报到。对敬一丹而言，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从这天开始，她要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了。

　　而这一天让敬一丹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当她从学校回到家，发现家里有四五个人正在翻箱倒柜，原来是母亲的同事来抄家，这些叔叔阿姨脸上的表情让敬一丹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成为电视台主持人的敬一丹在一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文章中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为孩子义演，编导给我念一段词，词上说，我小时候想当医生，给别人打针看病。我把那段词改了，我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就那样匆匆跟童年说再见。那一天，我是一下子长大的。”

　　3月，十九岁的北京女孩蔡立坚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一个名叫杜家山的小山村，决心一辈子当农民。杜家山位于山西省榆次县太行山麓，这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山村，全村5户17口人，最年轻的劳动力47岁。

　　4个月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蔡立坚落户杜家山的事迹。文章中写道：去年冬天，杜家山来了个新社员。她站在贫下中农面前，响亮地说：我到这里安家落户来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全村人喜得合不上嘴，心里乐开了花。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红卫兵了！”

　　在杜家山，蔡立坚每天跟着农民种山药，点黑豆，努力学习扶犁抗耙，撒籽下种等各种农活。很快，她穿山鞋，着粗衣，满脸黝黑，双手老茧，她自豪地觉得自己成了小山庄的新主人。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到1968年9月，城镇里积压的毕业生已经多达1000多万，城市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

　　经过《人民日报》的报道，作为这一时期全国的第一个下乡知青，蔡立坚被人们当作榜样，这一年她被邀请到北京，天津等地作报告90多场，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冬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经常见到的情景，就是成千上万年轻人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准备从这里奔赴农村。

　　此时，20岁的郭路生是人民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他和另外19名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山西杏花村插队。这时的北京火车站，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会有一趟知青专列准时开动。坐在离开北京的列车上，郭路生写下了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住我，妈妈呀北京！

　　这首诗很快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下乡插队青年人中流传，成为影响一时的名作。

　　就在郭路生离开北京的两天后，《人民日报》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后来，人们习惯地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称为老三届。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安置城市青年的主要措施，持续了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解。几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700万人，安置经费超100亿元。这一空前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知青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农村的建设，尤其是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农村。多年后，一些老三届出身的作家把这段特殊的历史称为蹉跎岁月。

　　此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

　　南京长江大桥从6年前开工兴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这项工程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难度极高。大桥铁路桥长6700多米，公路桥长4500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但是，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奇迹。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9:08

　　1969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祖国大地红烂漫》在全国上映。

　　一轮红日照长空，锦绣江山展新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涤荡一切污泥浊水，毛主席思想灿烂光辉普照祖国大地。

　　2月21日是农历己酉年正月初五，《人民日报》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春节前后，《人民日报》上还报道了各地的知识青年不回家过年的消息，他们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一起，迎接战斗化的春节，甚至新年第二天就下地去劳动。

　　在这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上，还有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学生为反对种族歧视举行罢课的连续报道。

　　元宵节前一天，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上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中一座面积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1969年3月2日清晨8时40分，气温接近零下30度。

　　28岁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和巡逻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在珍宝岛中央，巡逻队和四十多名苏军迎面相遇。两国的边境上长期以来的摩擦，终于演化成激烈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上顿时枪声大作。尔后，战斗升级了，3月15日，中苏双方出动了大炮、装甲车和上千名士兵，冰封的乌苏里河上，硝烟滚滚。

　　珍宝岛之战将恶化的中苏关系降到冰点，中苏边境地区剑拔弩张，大规模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两国边防部队进入实战状态。

　　珍宝岛战斗之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从3月4日到12日，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珍宝岛硝烟刚刚散去，经历了这场战斗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登台为全国的党代表作报告。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珍宝岛苏军时，会场内掌声雷动。

　　196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等10位同志 “战斗英雄”的称号。孙玉国迅速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三年后孙玉国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从1963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条语录就经常出现在各个地方。1969年，中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都大规模地修建地下人防工程。

　　同时期的宣传画里，相当数量的作品画的都是国防的题材。《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画的是珍宝岛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于庆阳，《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里体现的正是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人民战争理念。

　　知青题材也是这一时期里宣传画表现的重点，许多作品都从细节着手，艺术化的表现了知青的生活。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是上海画家徐纯中、陈逸飞画的《毛主席的红卫兵》。

　　画中的知青名叫金训华，是上海市吴凇第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1969年５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

　　在7月2日的日记里，金训华写到：“今天的劳动是捆谷草，我的手没捆几捆，就搞出了血。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

　　同年８月１５日，金训华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两根电线杆，不幸牺牲。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也成为知青中著名的口号。

　　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年最为波澜壮阔，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这些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的年轻人，此时有了一个新称呼——知识青年。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17岁的陈凯歌也离开北京，去往离家五千公里的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他的父亲陈怀皑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在陈凯歌的行李中，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他当时计算，如果每天刷牙一次，这些牙膏在云南可以足足使用八年。

　　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当火车缓缓开动，陈凯歌看到送行的父亲脸上挂着泪水，陈凯歌曾经在“文革”刚开始的批斗大会上伤害过父亲，这让他一直心感悔恨。直到这时，陈凯歌才知道，父亲早就原谅了他的年少无知。

　　在广阔的农村，和陈凯歌一样的知青们逐渐都成为使用锄头砍刀的好手，每天的开山造田，让他们曾经握笔或打球的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老茧。在很多地方，随着知青的到来和大规模的垦殖，大量的原始丛林被放火烧掉，腾出地方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

　　十七年后，已经成为导演的陈凯歌再次回到云南，拍摄反映知青生活的电影《孩子王》。在回忆当年插队的经历时，陈凯歌写到：“我曾用利斧砍倒过合抱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满山的大火。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吼着化为灰烟，我们都在望着自己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的挺起胸膛。”他忏悔地说道：“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杀戮。”

　　陈凯歌出发去往云南插队的同时，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华语广播频繁地播送一首叫做《中国知青之歌》的汉语歌曲。歌中饱含了知青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参加体力劳动表示出的深深哀思。

　　歌曲的作者是南京下乡知青任毅。不久，这首歌曲因情调灰暗、低落遭到激烈的批判。

　　在这一年的西南边境外，美国在越南大规模的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美军死亡人数已达3.5万人，而在越南，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已超过50万人。

　　这一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颁发给了在越南的战地记者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南越政府的警察逮捕了一名被指认是南越共产党的男子，并且在西贡街头处决了他。艾迪.亚当斯捕捉住了这一瞬间。

　　凭借《街头行刑》的这组照片，36岁的艾迪.亚当斯获得了之后一年内所有世界性新闻摄影比赛的大奖。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艾迪.亚当斯说：“我从展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杀戮中获取了利益，有两个人因此被毁，而我却为此得奖，成为英雄。”

　　艾迪.亚当斯曾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13次上战场，2004年9月19日去世。

     在美国本土，反战浪潮越来越高涨。1969年8月15日，50万年轻人聚集在伍德斯托克，在“三天的音乐与和平”的口号下举行了摇滚音乐节。这场音乐聚会最终演化成盛大的反战示威和狂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60年代摇滚乐和青年文化的巅峰见证。

　　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22点56分，小鹰号月球着陆器避开月球冰砾，在宁静的沙海平稳着陆，登上了月球表面。阿姆斯特朗从舱梯的最低一级伸出穿了靴子的左脚，在月球上踩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接着阿姆斯特朗说出了那个注定永传不朽的句子，“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也是人类的一大步。”


　　当月球上如细粉般的尘埃粘在阿姆斯特朗的宇航靴上时，阿姆斯特朗眺望四周的景色，他感到一种特别的荒凉美。20分钟之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事艾德林共同为一块牌子揭幕。那牌子上写着“我们代表全人类和平而来”。


　　之后，两名宇航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探索，安放科学仪器，收集月球土壤和岩石样品22公斤。预定计划完成之后，他们返回登月舱。小鹰号登月舱在月球上停留了21.6小时，然后离开月球表面。


　　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同样是这一年夏天，中国人也在创造着奇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红旗渠》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河南省林县。1969年7月8日，历经十年才修建完成的红旗渠把山西的漳河水引到林县。


　　这位正在往腰里缠绳索的农民名叫任羊成，1969年时34岁，是修建红旗渠的排险队队长。他的工作主要是带领社员吊在太行山崖，用铁钎敲击炸过的山石，让松动的山石脱落，保证工地里施工人员的安全。


　　任羊成后来解释，腾空时的蹬腿动作就像游泳一样，是为了保持在空中的平衡。悬空作业异常危险，任羊成的腿被砸断过2次，嘴里的牙齿被砸掉了。任羊成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位社员从400多米高的悬崖上掉了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这条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总长1525.6公里，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相当于一道从哈尔滨到广州的高3米、宽2米的"万里长城"。红旗渠水利灌溉网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万亩，结束了林县人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到1969年为止，近3年来， 中国共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开办了学习毛主席语录节目，每天播三次，每次十分钟，播送毛主席语录一条，一共播六遍，中间两遍放慢语速，读出标点，便于听众抄记。

　　在那几年，全国各地的各种中小学教材封面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定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

　　1969年8月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一道算术题，这是江苏省吴江县贫农计福庆为新编的数学教材出的应用题，题目内容是这样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前，我给地主当长工，每年种十五亩田，每亩田收谷六百二十斤。地主的心比毒蛇还毒，我一年一亩田只拿到一百三十斤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东方红，太阳升，我们翻身不忘毛主席。请同学计算下面各题：

　　计福庆劳动一年后只能拿到稻谷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多少斤？被地主剥削的稻谷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几？

　　这一年10月，《人民画报》还报道了广东博罗县龙华大队的“全家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农丁来友一家八口人，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还不到三岁。每当毛主席最新的指示一发表，他们就从报刊上找来最新指示的歌曲，立即学会，马上演唱，有的还配以舞蹈动作。他们会唱一百多首革命歌曲，排演了五十多个小型的革命文艺宣传节目，经常到田间地头、部队工厂，为人们演出。

　　1969年10月至12月，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登上火车，去往各地农村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必须在60岁生日前，开赴河南罗山。他的妻子杨绛在收拾行李时记载：“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的确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腾。”

　　罗山五七干校的冬天寒冷艰苦而又无所事事，这里无地可耕，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好些人脸上都生了冻疮，到池塘边洗衣服也成为艰难的工作。干校学员每天都要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改造。

　　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70岁的红学家俞平伯半年内搓捻了麻绳1683尺，诗人何其芳在干校误食过药皂，钱钟书在种菜，杨绛则为菜园打井的人送午饭。

　　经历了两年多在农村的劳动改造，干校的人员才分批遣归。这一大批下放五七干校的学者，在此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没有任何著述。

　　1980年，从五七干校回京八年后，杨绛写下了《干校六记》，记录当年的生活体验。钱钟书在序中写到，《干校六记》还应该增加一篇文章，叫《运动记愧》。

　　1969年，在辽宁省直属机关的五七干校里，有一名爱拉小提琴的宣传干事，她叫张志新。几年来，她认真思考、反复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毛主席也会有错误，反对打倒刘少奇等老干部。就在钱钟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往河南罗山的这一年秋天，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六年后被杀害。

　　张志新遇害五个月后，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里，一位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篇：“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但却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了明春，它总会生根发芽！”

  　196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京剧团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文章中《智取威虎山》剧组提出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三突出”说的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作为“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之一，《智取威虎山》最早是由上海京剧团搬上舞台的，剧中的许多唱段都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

　　根据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把原剧本中设计的蝴蝶迷、一撮毛、定河老道等一大串反面人物的戏全部砍掉，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加强杨子荣形象。

　　在2004年播放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许大马棒、座山雕等反面人物的戏份又重新得到加强，编剧甚至还为杨子荣增加了一段爱情故事。

　　1969年的上海在中国的工业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69年4月13日，红旗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巨型油轮“大庆27号”下水。该油轮载重可达1.5万吨，创造了我国造船史的新纪录。1969年9月29日，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水平的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在上海正式发电。

　　但文化大革命仍然使得我国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60年代末期，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振兴的迹象，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正是在这时开始起步，日本也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了经济的复苏。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脚步却停滞了整整十年。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8:53

[img=left]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5_11.jpg [/img]  1956年，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成了杨柳青年画的新内容。

　　1956年2月12日，是农历丙申年春节，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春节前，国务院通过了有关推广普通话及汉字简化字方案。这年春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始试着用普通话拜年，用简化字写春联。

　　天津杨柳青年画一直深受北方人的欢迎，除了年年有余等传统年画外，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成了年画的新内容。

　　春节前，北京的红星集体农庄开通了有线广播。这一年，全国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广播使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懂得了一些国家大事，还能欣赏到戏曲和相声等文艺节目。许多农民在广播里熟悉了歌剧《刘胡兰》的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在没有广播的农村和一些工厂里，则有专门的读报员，为大家普及当前的国内外形势。

　　这时候，收音机还没有在家庭中普及，人们围在汽车旁边听收音机，在城市并不罕见。6月，在北京，第一批电子管顺利下线，当时，电子管是生产收音机的核心零件。电子管收音机是商场里的高档商品，它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老百姓并称为“四大件”。

　　这年九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首次播出，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从这年开始，《小喇叭》广播成了他们童年记忆里每天不变的牵挂。

　　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曾经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呼号，这首歌这样唱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在人们心目中，苏联人吃的是牛奶和面包，住的是公寓，看的是芭蕾，工人在现代化的厂房里生产，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劳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苏联那样的国度，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梦想。

　　这是《人民画报》记者拍摄的照片，21岁的钢筋工张百发此时是北京市张百发青年突击队队长，清晨六点，他带领队员跑步，上午，突击队分成两组举行劳动竞赛，中午，队员们冒着寒风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晚上则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联欢。

　　此时，北京的工地上，工期紧、任务重、机械化少、劳动强度大，每座建筑差不多都是在边建设、边改进、边施工中进行。从两年前开始，参照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北京出现了150多支青年突击队。五年中，张百发突击队承担过834项工程任务，其中832项出色完成。

　　当年流行的《工地夜歌》生动描绘了夜晚的工地，“夜晚，你看，这就是工地的夜晚，你听，这就是夜晚的声音。这不是天空的星星，眨着那发亮的眼睛，不是节日的焰火，闪烁在夜空，钢架上燃烧着电焊的火花，工地上悬挂着万盏明灯。”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浪潮。烟囱林立，机器轰鸣，高楼大厦，是此时人们所梦想的“工业化”的象征。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为核心，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1956年，在看似平静的乡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到这一年年底，中国的农村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纪录片中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每片平原，每座高原，每个旧日的穷乡僻壤，现在都欢腾起来了，千条川万条河汇向大海，五万万农民迈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生活的种子已经深深的埋在全中国的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人民画报》上刊登了女拖拉机手王梅芬的故事。两年前，张庆村16岁的王梅芬高小毕业，家境贫寒的她不得不在家里种地。
  
       1956年7月14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

　　不久，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原来只有30户农民的张庆村扩大到180户，大家牵着牲口、带着铁锹集中到合作社统一出工，收入统一分配。于是，一向单纯的农村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会计、记工员，保健站保健员，托儿所保育员，气象站技术员，图书室管理员。最使村民兴奋的是，村子里第一次开进了拖拉机，此时，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的象征，正为前途忧虑的王梅芬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img=right]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5_12.jpg[/img]

　　在拖拉机站，王梅芬学会了11种新式农具的使用技术。春天的时候，王梅芬生活中又多了一项新内容，教村里的文盲识字。

　　年初，全国扫盲协会成立，提出要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要求农村文盲至少要学会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等200到300个字。

　　努力把自己融入到集体， 同心同德干工作，比翼齐飞搞建设，这是当时的婚姻时尚。在浙江农村流行着这样一首农民诗，题目是《忘了前天才结婚》：“十五月亮明似镜／大地像涂一层银／晚风吹来爽精神／裤腿高绕大腿跟／新嫁媳妇冯银英／黄昏插到夜三更／为了实现一千斤／忘了前天才结婚。”

　　上海，这个开埠100多年的城市，在1956年仍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每一天，这里的工业品都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全国各地，这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中国也就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工商界集体写给毛泽东一封信，在信中，他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就在5天前，北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并号召工商业者“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十岁的荣毅仁在全国8个城市拥有24个工厂，此时他正为公私合营的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当时的纪录片记录了荣毅仁一家在工商业改造后的生活，在片中，荣毅仁告诉记者：

　　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1月20日，在上海公私合营大会上，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1月21日，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天津、广州、武汉，各个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变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一年后，《人民画报》对一张照片中前排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这张照片拍摄于天津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大游行。名叫龚锦的资本家太太，如今是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一名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7人中的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遥远的莫斯科，一场西方服饰展吸引着无数苏联妇女，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几个小时去看另一个世界的服装。这一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春暖花开的时候，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次研究妇女的着装的座谈会，提倡妇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报纸杂志纷纷向大家推荐新的服装样式以及搭配方法，并讽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妇女。

　　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继举行了盛大的时装展览会，最新时装里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各种款式的花衣服。《人民画报》还以两个整版介绍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

　　但是，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穿花衣服的号召又引起了新的烦恼，因为市场上的花布种类太少，买到一块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中国青年》杂志呼吁，“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最少有三亿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三亿人身上，如果花样不好看，六亿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1956年电子管收音机是商场里的高档商品，它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老百姓并称为“四大件”。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1956年是一个多彩的年份。[img=left] 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5_13.jpg[/img]

　　1956年六一儿童节，刚刚落成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开始上演童话剧《马兰花》。《马兰花》由任德耀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讲述了邪恶的老猫企图害死勤劳善良的小兰，夺走神奇的马兰花，最终却受到惩罚的故事。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童话剧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型儿童剧。1956年，《马兰花》仅在北京就上演了100多场，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定要把马兰花弄到手，有了这朵宝花我老猫就抖起来了，马兰花

　　啊

　　山林里的朋友们，小兰被老猫害死了，马兰花被老猫夺去了，朋友们快去追老猫

　　每当童话剧演到这个时候都会全场雷动，小观众都激动地站起来大喊“抓住老猫”，他们要帮助马郎救活小兰，让马兰花重新回到善良的人们手中。

　　后来，《马兰花》又四度重排，从九十年代开始，新版的《马兰花》已经演变成一部现代音乐剧，马郎从一个书生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豪迈的山林之子，老猫也由一只变成了四只。2001年秋天，《马兰花》还推出了英文版，但当年万人争睹的轰动景象却已随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而难以再现。

　　6月，和许多人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拿到了第一份货币工资。从6月11日开始，全国实行新的工资制度，直接使用货币发放工资，这次工资改革建立的工资体系一直持续了40多年。按照新的工资标准，国家主席的工资为579.5元，机关普通勤杂工则可以领到23元，知识分子的工资比普通人高出1/3左右。尽管两年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受到批判，这一年他仍然被评为为所里三名一级研究员之一。一级研究员可以到大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

　　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久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场面。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心情格外激动，他下工厂，到军营，热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当时，人们把这称作“艺术家的新生”。

　　这年新出版了一批文学刊物，9月，《人民文学》上刊登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讲述一个怀着理想主义信仰的青年人林震参加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由于采用批判现实的视角而引起了强烈争议。

  　这一年，严凤英、王少舫因为主演《天仙配》而名扬世界。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统计说，从1956年到1959年的4年中，该片在海外各国就拥有了约3百万热心观众，在中国大陆共计有1亿4千多万观众。在很多人的记忆里，1956年是50年代看电影最多的一年，新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上甘岭》、《祝福》、《家》等影片陆续上演，《夜半歌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大批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影片也重新在国内公映，轰动一时。

　　赵丹、白杨、孙道临、秦怡等人成为亿万观众公认的一代偶像，他们的黑白明星照曾风行全国，照片被放大悬挂在全国影院的大堂。

　　这一年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新闻《上海把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获得新闻奖。文章写道：解放前上海约有5000多辆人力车，7000多人力车夫。解放后，政府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帮助人力车夫分批转业，有些司机已经成为汽车司机和技术工人。

　　7月14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辆国产汽车下线。当时的纪录电影留下了当时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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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全国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 [/center]

　　建厂三周年的前两天，第一辆汽车诞生了。从今天起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我们自己的汽车将源源不断的一天比一天更多的从这里开出去。

　　祝贺你马国范同志，你是第一辆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司机

　　从今天起祖国的人民开始使用祖国制造的汽车

　　从今天起祖国的钢铁骏马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五天之后，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年底时，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从1956年开始，《小喇叭》广播成了他们童年记忆里每天不变的牵挂。  [img=right]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5_15.jpg [/img]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开幕，来自全国的一千多位代表着一千零七十多万党员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人们得出结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工作重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7月，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主办的“到月球去旅行”科学幻想艺术作品国际比赛揭晓，中国29个学生集体创作的连环画获得集体一等奖。在连环画中，同学们描绘了20年后的儿童节，他们乘坐火箭登上月球，和全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在月球上的玻璃大厅尽情联欢。

　　这年高考的命题作文，题目叫《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在一个大学生的日记他这样写道：1956年，这是黄金的一年。

湘里妹子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01日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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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 [/center]

　　1957年1月3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一。北京人可以在各大电影院看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贺岁片《恭贺新禧》。根据东北二人转的曲调编写的“小拜年”描绘的是新年的气象：“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哎，老乡们多欢喜哪。家家门前贴红对儿，哎，人人都把新衣裳穿哪。高高兴兴的是啊，哎哟……哎哟 社会主义胜利年 哎哟 哎哟……社会主义的胜利年哪。”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剪辑车间里，导演用画面向人们介绍1956年的中国。

　　在这一年，我国的钢铁工人们提前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一月底，钢铁的产量已经达到和超过了五年计划中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解放牌汽车，在这一天开出了第一汽车制造厂。

　　私营的工厂和商店这一年都换上了公私合营的招牌，许多资本家在这一年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这的确是个不平凡的大喜的日子。

　　影片《恭贺新禧》的主题曲是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祖国颂》。“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首歌曲在中国传唱一时。

　　在北京，老百姓最大的乐子仍然是逛厂甸。从教育行政学院以南一直到南新华街南口，这条传统的春节文化市场始终是人山人海，空竹声、风车声、锣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响成一片。

　　劳动最美是这个时代响亮的口号，春节期间，北京市东四区的居民走上街头除四害。上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四种害虫。

　　麻雀因为偷食粮食也算作四害之列，一时间，一场向麻雀宣战的人民战争展开了，男女老幼齐上阵，挥舞笤帚赶麻雀，制作弹弓打麻雀，小孩子还爬树掏麻雀巢。有一种经验说，麻雀不耐劳，飞行一阵子就得停下来歇息，如果不断驱赶，不容它有喘息的机会，就会累死，跌在地上。

　　经过八年的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入正轨。和安定的国内局势不同，从1956年年底开始，遥远的东欧风雨飘摇。几个月来，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团体组织集会。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斯大林的铜像被推翻。

　　随后苏联出动坦克，用武力平息了风波。

　　苏联和东欧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春节刚结束，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避免中国出现类似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在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强调社会主义不应该剑拔弩张，它应该是可亲可爱的。

　　1957年，广州的春天来的特别热闹。广州在古代和现代都是我国和海外通商的门户，在50年代，我国和亚非国家贸易交往大多都经过这里。这年的4月25日，第一届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举办。

　　虽然国际社会对我国实行禁运的贸易歧视政策，但第一次“广交会”仍然来了19个国家、地区的客商。从此，每年两届的广交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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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庆

　　这一年，一本叫做《中国之行》的写生集在莫斯科出版，作者是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两年前，比茨特鲁普应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他写道：

　　在中国，人们对外国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好奇，我在街头写生时，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至于被团团围住，使我无法再画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任何画家的眼里，中国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伟大国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用自己所熟悉的创作手法，记录了当时中国的风土民情。他在书中记下了三个正在公园晒太阳的老人：

　　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话。许多中国人喜欢笑，甚至在谈论最忧伤的事情时，也是带着这样的笑容。

　　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是从苏联坐飞机到的北京，北京的古城风貌给了他无穷的绘画灵感。在他眼里，这座有着300万人口的都城更像一个巨大的村庄，因为除了城墙，再没有比宫殿更高的房子。他在笔记中写道：

　　在古老的城墙外面，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许多地方铺设了柏油马路，正在按统一计划建筑楼房。那些楼房的建筑风格常常引起人们的批评，有人说这些中国风格的现代化楼房的楼顶像古代的庙宇。

　　那些结合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现代建筑，有不少是梁思成设计的。梁思成是著名雕塑史学家，建筑大师，他的父亲梁启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在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等清华大学的建筑学家，为解放军提供过详细的北平重要文物建筑的地图，攻城演习的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1957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分管建设的副市长。北京城墙因为限制发展被陆续拆除，这让他非常焦虑。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古代文物建筑集中的北京城，应该成为“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环绕北京的城墙应该尽可能保留，并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

　　但最终北京城墙还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拆除。烟囱林立，机器轰鸣，高楼大厦，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急于实现的“工业化”象征。当时的小学课本里这样形容未来的北京：工厂的烟囱里冒着浓烟，像一朵朵水墨画的大牡丹。

　　梁思成的妻子，建筑学家林徽因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除了城墙，更让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感兴趣的是新中国妇女的面貌：

　　新中国解放了妇女，使她们摆脱了压迫，在所有方面与男子平等，特别是在劳动中与男子一样同工同酬……所以她们工作起来就像战士打仗一样。

　　1957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三八妇女节专辑》里，报道了山东省掖县的女社长徐建春，她就是因为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带领农业互助组实现增产，而成为全国共青团代表。徐建春1950年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并被选举当互助组组长。两年后，徐建春负责的互助组由7个发展到20多个。（加一个结尾的空镜）

　　1957年4月，徐建春参加了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一群女青年围坐在毛泽东周围，谈话间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徐建春看到桌子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这个温馨的时刻被《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拍摄下来，成为一张流传久远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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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运动转化为反右派斗争 [/center]

　　徐建春后来在文章《在领袖身边二十分钟》里回忆说：“我一看见毛主席，心里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我们的领袖是多么健康！”

[img=left]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9_25.jpg[/img]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电影《护士日记》中女主人公简素华的一句话，简素华从护士学校毕业后，自愿离开上海，来到北方荒凉的地方工作。为了工作，她甚至还和从上海千里迢迢赶来逼婚的男友断绝了关系。

　　饰演简素华的王丹凤人称小周旋，因为王丹凤扮演的护士太美丽，当时不少男同志都有选择护士作为妻子的愿望。

　　片中，王丹凤轻快地哼唱着的歌曲，后来成为流行的儿歌《小燕子》。

　　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谢晋在1957年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女篮五号》。秦怡扮演的林洁，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健康温柔，典雅而略带哀愁的林洁深深的留在了观众的记忆里。

　　这一年，另一个风靡中国的电影是《柳堡的故事》，电影描述了抗战期间新四军战士李进与房东家姑娘二妹子纯洁而美好的爱情。在这部60分钟的电影里，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的台词一共才208个字，然而甜美、健康的二妹子却成为这个时代女性向往的偶像。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流传至今。

　　相比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女性身上更多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健壮饱满、热情自立，象征着革命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在这个时代，银幕上的女性浓眉大眼，闪耀着无邪的光辉。

　　在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中国之行》里，新中国的儿童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他在书中写道：

　　解放前，由于寒冷、饥饿、疾病以及工厂里繁重的工作，孩子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而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所有解放以后出生的孩子都平平安安。据说，在北京一家冶金厂的附属医院每月有150个孩子出生。

　　1955年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总数超过六亿。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接近千分之三十，如此发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有二十六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1957年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提议要控制人口，并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的办法。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控制人口成为与会的政协委员们议论的焦点，。但是由于连续几年的粮食产量增长，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形势发展良好，人多好办事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随后受到了批判。

　　1957年黄河下游遭受连续半个月的暴雨，在临沂、菏泽、济宁，河水泛滥成灾。中央决定治理黄河，修建三门峡大坝。在人们的设想中：要在十五年内改造黄河，要把黄色的泥浆变成绿色的清水，要用滔滔的洪水发电，把黄河的夜晚变成白天，要让扎满彩绸的轮船从海口一直开到兰州。  [img=right]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topic/geography/C13527/20050201/images/102849_24.jpg[/img]

　　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专家设计，被认为是治理黄河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工程，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可以彻底解决为害多年的黄河水患，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良好愿望。

　　但是在有70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孤身一人，反对大坝上马，会上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论整整7天。他认为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将会导致中游的泥沙淤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变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不现实的。黄万里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三门峡工程在1957年4月上马。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表达异议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再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些党外人士在给党和政府提出宝贵意见的同时，有些文章和言语明显过激，很快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整风运动也很快转变为反右派斗争。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24年前的这次运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清华大学的黄万里被评为右派。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向右派斗争》中，黄万里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48岁的黄万里离开了讲台。


　　之后，黄万里被送到北京密云水库的大坝上从事体力劳动。根据黄万里女儿黄无满的回忆，当时的黄万里在和亲人的通信中写到：“我真的需要哪个儿子在身边，可以扶着我回去。”

　　在1957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反右斗争的标语格外醒目。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有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1957年国庆节前五天，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试通车。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提前两年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是这一年国庆最轰动的献礼。在它的建设过程中，苏联专家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

　　当时，向苏联学习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就在十月革命节之前不久，苏联先后成功的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开始了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新纪元，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飞跃发展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

　　中国的国庆节后五天，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科学的成功很快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意义，在卫星上天的较量中，苏联战胜了美国，也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57年11月16日，在遥远的莫斯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焦急而兴奋地等待着毛泽东的接见。这一年23岁的王永志已经在这里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他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

　　和其他的留学生一样，王永志是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离开北京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每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都会听到这首歌。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陆续向苏联派出8310名留学生。

　　新中国解决了留苏学子的后顾之忧，留学期间的生活费是每月500卢布，这比当时的部长工资还要高。留学期间每人发了两大箱衣服，包括中山装和西装，甚至还有四季穿的袜子。每天的早饭是豆浆、稀饭、白面馒头和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

　　那个时候，无论是莫斯科大学，还是其他学院，起床最早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上自习学习到最晚的是他们，熄灯最迟的还是他们。

　　夜晚来临的时候，王永志终于看到了没有参加宴会就匆匆赶来的毛泽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留学生们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送对留苏学子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此时，毛泽东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目的地同样是莫斯科。

　　1957年11月17日这一天正是苏联四十周年国庆日，在红场上，苏联的阅兵队伍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洲际导弹。

　　几天之后，根据国家的需要，王永志从飞机制造专业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三年后，王永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45年后，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和战友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载人火箭。

　　王永志完成了他这项压力最大的任务，至今谈起圆梦时刻仍是激动不已，他说“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

　　毛泽东在接见在苏联的留学生10天后，北京举行了田径运动会，运动场上的较量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政治意义，山东姑娘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人保持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全场为之沸腾。

　　而在莫斯科，当毛泽东听说苏联准备用15年时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时，毛泽东公开宣布：15年后，中国也要赶上英国。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十三陵水库》里，纪录了1957年冬天，中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片中豪迈地说道：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冬天的苦战决定了球后的大丰收，靠天吃饭的日子必将结束，让我们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