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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iangshan
转贴：提交日期：2005-1-18 9:55:06
祖父：从同盟会员到文字学家
我们家最早居住在安徽休宁，更早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大约在我上面11辈的时候，我家从安徽休宁搬到了浙江湖州，堂名叫清澜堂，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高祖景恩公在太平天国(1848年)后，从老家带了一些钱，到了四川成都安下家来。家里有两处公馆，一处在王家坝，一处在会府东街。王家坝公馆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航委会买去了，我一直没有去过那里。会府东街的房子一直住到解放。祖父澄彦公(仲清)，因为亲戚姚觐元当时任川东布政使，就投奔他，在布政使衙门做一个小官。后来又在富顺、懋功当过知县，光绪32年(1905)病死在懋功任上。
姚觐元刻有一部很有名的语言文字学书《姚氏丛刻》，内有《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后人称为“姚刻三种”。
我的祖父赵少咸，在赵家排行“世”字辈，叫赵世忠，光绪10年(1884)生。他从小就跟到祝彦和读书。祝彦和是莫友芝的弟子，所以祖父从小就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文史功底。
1911年，我祖父当时20多岁，是个热血青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当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如熊克武等人均有来往。1911年6月成都爆发了保路风潮，我祖父是保路同志会的积极份子，9月，刽子手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我祖父参加了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他还甩了一颗土制的手榴弹。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四川军阀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大肆捕杀同盟会革命党人，成都镇压得很厉害，很多同盟会成员因为参加反袁战争而被抄家、逮捕、处死。有人把祖父参加的保路同志会小组的名单弄丢了，被密探捡到后交给成都军政府，军政府立即按名单逮人。
我祖父赵少咸也在名单之中，名字写的是“赵少成”，有人告密说，“赵少成”就是赵少咸。于是我祖父就被军政府抓起来了。无论怎样审问，我祖父坚决不承认参加过反袁，军政府没有办法，就把他关进监牢。在牢房中一天到晚没有事，我祖父请家里带了一本许慎的《说文解字》，每天他就钻研这本书。
祖父被关进去之后，家里的人四处奔走，设法解救，后来由亲戚朋友和邻居出面保他，才放出来。坐了几个月监牢，我祖父把《说文解字》反复看了几遍，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祖父出狱后，四川相继发动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讨袁战争和护国战争，新旧军阀在四川混战一片，割据称雄。祖父看到这种情况，再也不愿意过问政治，于是转到了学术界，最初在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教书，后来又在石室中学、成都大学教书，最后到了四川大学。先当讲师，后来是副教授、教授。祖父一心做学问，专攻音韵文字学。我也觉得很奇怪，音韵学讲究的是口耳相传，是最难学最难懂的，祖父不仅把它钻通了，还能够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后来我在四川大学读书，钟树梁老师教音韵学。除了在课堂上学之外，回到家里祖父就给我开单份，有啥不懂的我就问他。我读书和做学问很大程度受了祖父的影响。
上个世纪40年代，四川大学的林思进、向楚、赵少咸和庞石帚四位教授被称为中文系的四大台柱，林思进的古代诗词讲得很好，向楚擅长讲古代散文，庞石帚对《庄子》、杜诗和“三苏”的诗文很熟，讲起来头头是道。我祖父讲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
向楚称得上是老革命。他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在广东的时候，向楚当过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上个世纪30年代当过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兼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他代理四川大学校务，把四川大学完整无损地交给政府。黄季陆逃跑之前把国民党四川大学区分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向楚代理，由于这个原因，建国之后，向楚就被管制起来，与“地、富、反、坏”属于同一类。每个星期天上午向楚要从九眼桥走到王家坝，到派出所去受训。
我祖父研究音韵文字学，他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与章太炎、黄季刚的学风相接近，所以有人说我祖父属于章黄学派，虽然章太炎的年纪比他大，黄季刚的年纪比他小，但他们研究学问都讲究读书，不空发议论。
1937年，重庆中央大学因为黄季刚去世后音韵学无人教，于是就请我祖父去中央大学教这门课，他到重庆后住在红槽房。当时正值抗战，很多大学搬迁到西南，不少学者、教授也跟着逃难到重庆，他们没有带什么书，等到安顿下来，教书做学问，就发觉没有参考书实在是捉襟见肘。而我祖父从成都去时带了很多书，因此中央大学中文系很多老师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去借书。
在中央大学，我祖父教音韵学，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周法高、李孝定、殷焕先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音韵学的一些基础知识需要死记硬背，我祖父这方面要求学生很严。当时周法高这方面的基础打得很扎实，后来他到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语言学家罗常培发觉周法高对音韵学很熟，一问，才知道他是我祖父的学生。于是罗常培经常与我祖父通信。
祖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了4年书，重庆太热，他过不惯，1943年他又回到成都，在四川大学教书，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后来潘重规也当过中文系的主任，潘重规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夫人黄砚蓉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曾经给蒋纬国当过家庭教师，由于有这样的身份，潘重规一直在台湾没有回来。1989年我到香港曾经会见了潘重规，我对他说：“你是川大的老教授，当过中文系的主任，和我家还是世交，你咋个不回川大来看一看?有啥子关系嘛，回来嘛，没得问题”。后来他终于回来一次，到了敦煌、南京参观，就是没有到成都。
我祖父一生研究音韵文字，写有两部比较重要的书稿，《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这两部书稿在“文革”中散失了，后来他的学生搜集整理了《广韵疏证》，本来巴蜀书社已经准备出版，因为著作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拖下来。
祖父一家比较富裕，他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好几百块大洋。当时的书多数是木刻印刷，名人名家喜爱什么书，不是去买，而是自己请人刻印。祖父在教书之余，也请人刻印书，记得他曾经翻刻过一套宋朝台州本的《荀子》，并附有王先谦等人的考证。他喜爱研究音韵，还刻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
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很奇特，仅在成都刻印这本书就有三家。除了我祖父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家严毂生也刻印过。他是陕西渭南人，又是一个大盐商，但喜欢刻书藏书，他刻了一套《音韵学丛书》，里面收有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建国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用木刻版出版了《音韵学丛书》。这套书在国内的销路不知道好不好，但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很大，销路也不错。1960年我在苏联讲学的时候买了一套，当时在莫斯科的一家外文书店看到了这套《音韵学丛书》，标价100卢布，合50元人民币。如果在国内，这套书我是买不起的，当时我在国内一个月工资才80块。
第三个刻《四声切韵表》的是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的祖父张慎仪，他刻印了一套《岱园丛书》，里面也收了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初，江永这本音韵学专著，小小的成都竟有三家相继刻印出版，这么关心音韵学，在全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成都学术风气之浓厚。
祖父在四川大学教书，他在家里也专门设了书房，有课桌、黑板，除了给我们讲课外，上门请教的学生也在这里听课。他的学生刘君惠、魏炯若、徐仁甫、周虚白、郭诚永等，后来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讲课很认真、也很随和，刘君惠讲过我祖父的一个小笑话：当年他读高中时，我祖父在中学教书，刘君惠听他讲过音韵学。后来刘君惠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我祖父给他们上第一堂课，看见刘君惠坐在下面，就问他：“上一次我讲到哪一个地方喃?”学生一下都笑起来了。
祖父喜爱刻书印书，也吸引了很多爱读书、需要书的学生。他们常常到我家来，祖父很欢迎他们，凡是要印书的学生，只需出纸张和印工费，祖父无偿提供刻版，因为家里很宽敞，刻书印书很方便，直到抗战之前，都还有学生到我家里来印书。
30年代，我祖父在皇城坝教书，皇城坝有一个很大的石牌坊，上面有“为国求贤”几个大字。现在成都二环路立交桥下的民俗公园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牌坊的样子。
大学教授讲课都习惯带原著，要带很厚一摞书。祖父上课都是坐轿子去，轿子有两种规格，“二人抬”和“三丁拐”。我祖父坐的是两人抬的，规格不高，讲课要用的书就自己抱着。规格比较高的“三丁拐”也是两个人抬，另外有一个人帮忙提书，这是一种排场，像林山腴教授就坐的是“三丁拐”。这种坐轿子的风俗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
那时候成都的官宦绅商、大户人家，包括像我祖父这样住公馆的人家，每天习惯吃两顿饭，上午9～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这是正餐。早上要吃一碗汤圆、醪糟蛋之类，称为早点。9～10点正式吃饭，中午12点又要吃担担面、茶汤、蒸蒸糕、豆腐脑之类，当时成都这类沿街叫卖的小吃很多。下午4点是正餐，晚上再加一次夜宵，实际上一天吃五顿，少吃多餐。当然，一天能吃五顿毕竟只是少数人。
我祖父是在“文革”初去世的，关于他的去世有很多种说法，而且是有书为证的，有说是红卫兵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了；有说是红卫兵把他的书和多年的研究成果烧了，他气得吐血而亡。实际上，我祖父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一个多月病死的，尽管他的死与“文革”的冲击、红卫兵抄家不无关系，但他确实是在华西医院病死的。
父亲：郭沫若定的副研究员
我父亲赵幼文，1906年生，1993年去世。我父亲幼年和少年时代受的教育，与祖父的教育密不可分。父亲在石室中学读书，班次比郭沫若低一些，大概和李一氓差不多，他们互相都认识。石室中学毕业后，父亲就和母亲结婚，婚后第二年就有了我。我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大房的爷爷文若公去世得早，我父亲就过继给大房。大房的婆婆姓吴，成都人，娘家在成都双林路，当时叫双林盘。婆婆家里很有钱，人称“吴百万”。后来他们把家产田地全部卖了，搬到上海，住在租界，他们有钱，光吃利息就够了。1929年，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一家人到了上海。
我随父亲到上海时只有八个月大。父亲到上海后，本想去南京考柳贻徵的研究生，研究文化史，结果因为水土不服，害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身体依然虚弱，就不敢再去南京，只得暂时留在上海，偶尔写点文章。
听我父亲讲，当时全家在上海，日子过得很难，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的婆婆家很有钱，她的舅舅当家庭医生，钱挣得不少。她还有个女婿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他们在上海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我父亲是过继给婆婆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穷亲戚，她有钱也不愿意拿出来用。她每个月拿30个大洋给我父亲，作为一家的生活费，这在上海是相当困难的。我一家在上海马当路租了一个独院，“文革”中我到上海还去马当路看过当年的住家，老样子没有变。
1934年，我祖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川，到了南京、上海，会见了许多学者，尤其与黄侃在一起交谈最多。为啥我祖父与黄侃这么熟?因为我的姑父殷孟伦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出生在成都金玉街，他父亲叫黄云鹄，曾经当过成都知府，所以黄侃对成都很有感情，这从他给我祖父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祖父到上海后，看到父亲一家生活如此困难，就要他回成都去，加之“1．28”事变后，上海的局势也不太稳定，1935年底父亲带着我、二弟和三弟回到了成都。
回成都后，我父亲到中学教书，第一年在岳池中学教书，每月60个大洋，第二年他到三台中学教书，每月有180个大洋，后来在石室中学、西北中学、建国中学等学校教书。
1942年，四川大学招聘教师，我父亲和杜仲陵、曾君一等人应聘，进了四川大学，1946年我父亲升为副教授。
抗战时期，不少外省学者教授逃难到四川，四川大学来了很多外地学者教授，如程千帆、潘重规、林尹、黄侃的儿子黄念田等，我父亲与他们都有交往。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学问不同，外来的学者与四川大学本地学者，特别是与一些老先生有矛盾，有冲突，宗派现象比较明显，经常有一些笑话。
有一个教授在一篇文章写道：古人都是晚上写书，比如屈原的《离骚》、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都是晚上在清油灯下写成的。有人就专门挑他的“漏眼”，嘲讽他：“你这样说有啥根据?中国古代用清油灯，荷马、但丁是不是就用清油灯?屈原那个时代有没有清油灯?”
有一次，某教授在学生办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一句是希望学生们“朝着时代车轮前进”，有人抓住这一句就嘲笑他，说，“朝着时代车轮前进，哪不是要被时代车轮压扁?”
当时四川大学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一些老先生看不起外地的教师，像叶圣陶这么著名的学者，到川大来，居然没有让他在校本部教书，而是在成人夜大教书。叶圣陶当时在省教育厅兼职，常常要到外地去考察。一些老先生见他有时不在学校，就趁机贬损他，说“叶圣陶为啥不敢来上课嘛，他的《辞源》、《辞海》还没有运来，等运来了，他就来上课了”。
我父亲和丁易也有过交往，丁易后来是现代文学的著名专家，在北师大教书，但当时在成都，丁易也只能在石室中学教教书。
1946年，经程千帆、殷孟伦等人介绍，我父亲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书。当时川大给他的是副教授待遇，而西北大学给他教授待遇。和他一起去的有台湾学者高明(仲华)，还有高文(高石斋)。
我父亲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讲《三国志》、诸子概论，讲《韩非子》、《荀子》。据西北大学的学生讲，我父亲讲课受欢迎，学生很感兴趣，不仅教室里坐满了人，连窗台外面都站满了人。在西北大学，高明、高文和我父亲三个人往来密切，与系主任张西堂闹矛盾，不到两年，三个人就离开了西北大学，各奔前程。
我父亲回成都后，没有回到川大，而是到了乐山师范教书，后来又先后在铭章中学、成都二师教书。
建国后，我父亲如何调到北京，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呢?这还要从他与郭沫若的关系谈起。我父亲和郭沫若是石室中学的先后同学。1956年我父亲把《殿本三国志考证》手稿寄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老当时正在写剧本《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急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史料的人，因此就把我父亲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审查我父亲的学术资格，他在成都中学教过，大学也教过，此前他主要是搞文学，现在要转到史学，究竟该评个什么职称。据说是请示了郭老，郭老的意见是先评副研究员，我父亲也不计较。我父亲在北京结识了孙毓棠、胡厚宣、谢国祯等学者，相处很好。
父亲在北京的重要工作，就是为郭老写《蔡文姬》提供历史资料，据父亲说，有一次郭老问他有关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诗的押韵问题，他也不是很清楚，于是他又写信向祖父请教。
关于曹操80万大军下江南是否滥杀无辜的问题，我父亲根据虞预的《江表志》、王沈《魏书》的佚文，给郭沫若提供了史料和的建议。魏国和吴国的史学家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立场不同，所以记载也不一样，吴国的史书就说曹操下江南，滥杀无辜，杀了上百万人，但魏国的史书上记载是杀了十多万人，二者数字相差很大，我父亲认为曹操80万大军下江南，杀人肯定是有的，但是否上百万值得考虑。后来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资料和观点。我父亲的遗稿《三国志校笺》后面有一篇《自述》中提到过这件事。
大约60年代初，朝鲜对我们与他相邻的边境领土有一些异议，我国有关方面需要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查阅有关东北边境的历史资料，了解历史上我国东北边境的变迁。我父亲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
1973年，也许是叶落归根的思念情绪，我父亲请求调回四川，回到了成都。
父亲一生对名利权位比较淡然，对很多事情都看穿了。当时他在北京是副研究员，回到四川省哲学社会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也是副研究员。那时不时兴职称，后来时兴评职称了，有人问他“你还评不评正高?”他说：“我教授都当过了，评正高还有啥意思?当教授也就那么回事，我现在的工资在所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了，无所谓了。”
后来他退休的时候，领导找他谈话，“你这么大年纪，可以退休了，你有啥要求?”当时他都快80岁了，他说：“该退休就退休嘛，我没得啥要求。”
父亲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一生力作很多，但到了晚年，他对学术问题，既不争论，也不写文章。我都劝过他，“你在这么一个单位，不写文章咋个行嘛?”劝了好几次，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卢弼三国志集解献疑》，对那本书提出批评。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中华文史论丛》杂志，寄去之后很快就发表了。同时我也交了一篇文章给《中华文史论丛》，结果好几年后才发出来。
1981年父亲写的《曹植集注》也出版了。实际上，这部书稿早在“文革”前就写成了。“文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有屈原、曹植、李白、杜甫等12个大诗人，都应该出他们的专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把整理注释曹植诗文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他很快就写完了，书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旧稿，发现了他的书稿，准备出版，派人来问他：“你还有没有修改?”父亲回答说：“没有啥修改的”。很快《曹子建集注》就出版了，我父亲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
我父亲一辈子都在搞“三国”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著述之外，他在《三国志》书的边边角角写有很多批注，很多字我都看不清楚。有很多成果只是书稿，还来不及出版。比如，《殿本三国志考证》，他写好后交给郭沫若参考，郭老后来退给了他，他带在身边，躲过了“文革”抄家之劫，书稿得以保全。
父亲去世前，告诫家里的人，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搞遗体告别。据说单位写讣告，写到我父亲是“副研究员”时觉得不妥，因为他一生的成绩摆在那里，不写，也不好，斟酌来斟酌去，最后改成“老一代历史学家”。
父亲去世后，我和老伴、儿媳一起，花了几年时间，把父亲有关《三国志》的研究成果汇集整理为《三国志校笺》。当时我用的计算机是286型的，很多字都打不出来，漏掉的字很多，我就一个个用手填，工作量太大，1996年才整理完毕，2001年这本书终于在巴蜀书社出版。
音韵文字世家的继承人
我是1928年生，我们弟妹一共10个，我是老大。因为是长孙，祖父很宠爱我。记得3岁时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管得很紧，要求很严格，每天要背《三字经》，一天背4句，隔几天默写一次。7岁时本来要在法租界读小学，父亲考虑到要回成都，就让我在家里自学。平时我除了背《三字经》外，还要读父亲买的小学国语课本，那些课文很多篇至今我还能背得。
我回到成都已经是秋天，错过了学校招生，祖父说“那你就在家里读书”。父亲到鼓楼街一家叫“墨耕堂”的书店，买了一本《诗经》。祖父就每天教我读，他先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就跟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念了3遍之后，就该我自己念，然后要我背，隔一段时间他还要抽我默写。当时完全不懂《诗经》的内容。读完《诗经》后，祖父就教我读《左传》。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周秦历史故事》，用白话文写先秦历史，所以《左传》中讲的故事我基本上都晓得。
第二年我进了华英小学，祖父把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要把他教的内容背熟才准我去上学。读完《左传》又读《礼记》，《礼记》更难懂了，只好选一些来读，读得最多最熟的是《檀弓》、《乐记》。1937年我祖父到重庆中央大学去教书，父亲在新繁石室中学教书，不在家。我母亲就辅导我学习，她是旧制中学毕业的。那个时候，为了躲警报，我家已经搬到苏坡桥。母亲喜欢柳宗元的散文，她就教我读《永州八记》。关于读小学的经历，我曾经写了篇文章《我的小学》，发表在《蓉城金秋》杂志2002年第1、2、3期上。
小学毕业后，我在蜀华中学读初中，最近我写了一篇《蜀华中学散记》，刊登在2002年第9期《龙门阵》杂志上，回忆了当年蜀华中学的经历。
蜀华中学是私立中学，我总觉得低人一等，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就考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简称省成中，就是现在成都二中。学生入学要有保证人，保证学生在学校遵纪守法，不参加异党活动。当时程千帆先生在省成中兼课，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就找他当保证人。他看见了我，说：“你也考取省成中了，那篇作文你写得好嘛”。入学作文考试的题目是《故乡岁华记》，恰恰是我在初中作文做过的，考试之前我把以前做的作文都背熟了，所以考得特别好，直到今天，省成中考试那篇作文我还背得。
程千帆老师告诉我说，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学风好，考试不能作弊，作弊不仅要挨打，还要开除；二是学生喜欢闹事，如果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学生就要起哄，赶老师走。
我进了省成中之后，发现果然如此。学校高考的升学率很高，有人说，进了省成中，就有一只脚进了大学。我读高二的时候，班上就有同学考起大学了。学生都很刻苦，晚上学校10点钟吹了灭灯号，电工把电闸拉了，寝室的灯都灭了，过了几分钟，电工又把电闸合上，寝室的灯又亮了，同学们就可以开夜车了。夜车还有前后之分，有的同学开到1、2点钟后就睡了，有的同学是睡到1、2点钟后起来一直开到早上。这样搞，学生身体当然不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是“药罐罐”，学校烧开水的茶炉上，经常摆着不少的药罐罐。
省成中的老师要是课讲得不好，学生就不听你的课，唱“空城计”，如果老师上课看到没有几个人，就晓得“遭”了，下回就不愿来上课了。前几年我曾经在《龙门阵》上写过一篇文章《别了，省成中》，我很感慨，当年省成中刻苦学习的风气现在很少看到了。
读高中时，祖父对我的要求还是很严，规定我每天要读《说文解字段注》5个字，祖父告诫我：“段注里面很多东西你不懂，比如什么切，什么反，古音在什么部，这些你可以不管，其余的你都要搞懂。”星期六回家，祖父就要考我。开头我还不在乎，一天读5个，一周不过30个字，随便读完了。哪晓得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周末回去，祖父都要考我，问我《说文解字》读了好多，这些字咋个解释，弄得我如坐针毡。这样就迫使我仔仔细细地读，高中三年我把《说文解字段注》读完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春季，离高考还有半年，我就自己在家里复习。我考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高考发榜，我的化学成绩最好，考了85分。当时我们班上40多个同学考川大，只有几个人被刷下来，其余的都考上了。
记得高考的作文题目叫“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说”，这句话是顾亭林先生说的。华美女中的刘映月写得最好，当时川大中文系老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考大学的作文写得再好，也只给79分。阅卷的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给了79分，又拿给院长向楚看。向楚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嘛，你才给79分?”向楚把红笔拿过来，改为81分，加了两分，又写了两个字“必取”，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刘映月的古典诗词和散文都写得很好，后来她在德阳教中学，是特级教师。我们那一届考生中总分第一名是黄昌禄，建国后他当过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
我在省成中的同学还有杨析综，他比我高一个班，后来他与我同年考川大中文系，成了同年级同学。
课余时间我的爱好就是打排球。在省成中的时候，我的个子就比较高了，很快就进了学校排球代表队，而且在成都中学排球队里面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体专(后来的成都体育学院)要组织一个排球代表队参加比赛，他们请我去，我在那里打了半年球，有比赛就去参加，没有比赛就在家里复习功课。进了川大后，体育老师在新生中物色体育尖子，曾经看见我参加过成都中学生的排球赛，就把我选进新生院排球代表队。后来新生院代表队参加学校的排球比赛，校代表队的队长看我打了几场球，说：“这个人还可以嘛。”就把我要到校代表队。后来我又到过成都市排球代表队和四川省业余排球代表队打过球，直到1957年在青岛参加全国排球锦标赛，后来就很少打球了。
当时刚进校的一批女同学喜欢打排球，而且还打得好，王德芬就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后来她当了四川女排的教练。
大学四年，我认真读书的时间不到一半，进校第一年和第二年上半年在认真读书，下半年面临解放，我在学校认识的人很多，经常参加学生运动、罢课。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了，1950年3月我入了团，在中文系当学生干部、团总支委员，读书的时间就更少了。三年级下期我随西南地区篮排球队到北京参加全国篮排球比赛，回来不久，土改开始了，又参加土改。
1952年7月，我被临时抽调到重庆西南文教部高教处工作，当时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学习苏联，高教处成立了一个高校院系调整办公室，我参加了西南片区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当时康振黄也在那里，他负责院系的设计方案。
在重庆搞了四个月的高校院系调整：11月我又回到川大，分配到中文系。系上个别老先生对我留在中文系当助教颇有微词，讥讽我们这一批留校的是“革命草包”，其原因一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读多少书，另一个原因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老先生曾受到我们的冲击和批评，因而心存芥蒂。
刚留校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原先我以为会留在文学组，因为觉得在古典文学方面有浓厚的兴趣，结果把我分在语言组。我找系上的领导，我说：“我原来学的音韵、文字、训诂，现在都用不到，要重新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果不到外面去进修一下，恐怕不行啊。”领导就说：“好嘛，以后给你找个学习的机会。”正好当时北京大学办有语言专修科，我就提出到北大去学习语言专业知识。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包括语言学理论也要学苏联，我也很老实，决定必须要学俄语。当时热情很高，我花了一个月时间突击俄语，然后看一本苏联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花了半年时间，居然看完了，俄语水平也大有提高。
1953年，中文系就介绍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班，导师就是高名凯教授，当时他才40出头，已经是全国有名的语言学家了。他讲的语言学理论就是苏联的，教材就是我看过的那本苏联的语言学教材，和其他一起来进修的老师相比，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我学的俄语，教材早就看过了。
当时国内高校都没有开语言学课，能够讲语言学课的就更少，进修班一共7个人，后来都成了各地语言学的骨干。
北大的条件很好，语言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我去的第二年，北大又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王力、岑麒祥等著名学者都来了，可以说集中了全国语言学界的精华。这些先生讲的课，我有幸都听了。在北大进修两年，读了不少书，思路也开阔了。没有出去之前，我只以为川大的语言文字学不错，出去之后才发觉，语言学方面自己好多东西还不懂，好多知识还要更新，语言学要吸收国外的理论，不能固步自封。
到北大进修前，我曾经下决心金盆洗手，不再打排球了。到北大后，课余时间我也常常到排球场去，但我只看不打。教体育的林启武教授发现我经常在旁边看，而且很投入，他就走到我面前，说：“同学，你把手伸出来我看一下。”我把手伸出来，手上尽是茧巴。林老师教体育，一看就知道我是打排球的，他说：“我看到你在某某排球队打过球。”林老师就把我调进北大学校排球队当运动员，后来我还代表北京青年队打过球。
在北大进修了4年，获益不少，1957年我回到川大。当时中文系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不多，我算是比较可以的，很快就从助教提成讲师。当时学校要中文系派一个人出国去讲学，我老老实实地推荐甄尚灵先生，甄老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后来系上决定派我去。
1959年秋到1961年夏，我在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汉语。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苏联已经和我们吵架了，关系逐渐紧张，但苏联老百姓对中国人还是很好。我们在城里排队买东西，如果排在最后面，往往有苏联老太太就把我牵到前面去，对排队的人说：“他们是中国人，让他先买”。
学生就不同了，他们常常找我的麻烦，出一些难题，问一些怪问题。记得有一个学生问我：“你们为啥要镇压西藏人民，为啥不要他们信教?”当时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边界提出领土要求，中印边境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有一个学生问我：“你们是不是侵略了印度?”遇到了这类问题该怎么回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要是再问这类问题，你们就批评他们丧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其实，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特别是学中文的，还是很害怕我们教汉语的老师，如果他的中文不及格，他就遭了，不能毕业。以后又有一个学生提出类似挑衅性的问题，我就对他说：“你对中国这么不友好，你这样就不能再学中文。”这个学生期末考试考得很差，本来我还是想让他及格，那天教研室主任也在考场，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他一个也回答不出来，教研室主任提出这个学生不能及格，后来他就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
和我一起在莫斯科教汉语的，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李格非。我们是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又一起到苏联。他比我大12岁，他经常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交”。他在莫斯科大学教汉语，我在国际关系学院教汉语，我们都编在中国专家党支部一起活动，两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又在一起编《汉语大字典》，编了16年，算是老搭档了。
在苏联那一段时间，中苏关系逐渐紧张，我们除了教书以外，不能到处随便走，只好到列宁图书馆看书，我看了很多语言学方面的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那些没有发表的学位论文，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之后，图书馆就不再借学位论文给我们看了。
在莫斯科大学教了两年，学会了简单的生活用语，俄罗斯的国骂也懂了，但俄语并没有学好。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中文系语言文字教研组，祖父很是高兴。他教我读《经典释文》并把他的校本拿给我抄。我到北大进修，祖父不止一次写信给我，告诉我，北大的魏建功、周祖谟、王力和高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要我好好向他们学习请教。1955年，祖父接受系上交给的讲授“汉语史”课的任务，就开始写教学大纲，当时我在川大，每周回去一次，他就和我讨论讲课的内容，我体会他是在教我如何做学问。后来领导觉得他年事太高，就改让杜仲陵教授去讲课。祖父写的教学大纲在“文革”中散失了，但基本内容我还记得。
1961年6月我从苏联讲学回来，祖父快80岁了，学校要我去跟他学习。那时候《中国语文》杂志正在讨论《切韵》，我读了讨论的文章，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祖父给我改了多次，最后我把这篇文章寄到《中国语文》杂志，这就是1962年10—11月号发表的《从切韵序论切韵》。祖父觉得我的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又要我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我用了3年时间把这部书读完，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每写完一节祖父都认真批改，并经常与我讨论。文章写完已经是1964年，没有寄给刊物，直到1979年才选了一部分，题为“读《广雅疏证》”，交给《中国语文》杂志，于该年第四期发表。这篇文章王力先生非常赞赏，不止一次向人推荐。其实，这篇文章我祖父花了不少心血。
1961年底我当川大中文系副主任，这一当就当了25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这一段经历，后来在“四清”中成为我的罪状之一，说我“宣扬苏修”，当时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是“糊”的，咋个批判我，我就咋个检讨，我前前后后检讨了18次。“四清”运动完了后就叫我下乡参加农村的“四清”。一年之后回到学校，“文革”就开始了，造反派整我，说我是“走资派”。开初我心里还有点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无所谓了。我想：“你说我是走资派，现在川大和隔壁的成都工学院的系主任都是走资派，都是走资派就没有走资派”。造反派又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苏修特务赵振铎的形形色色》。是不是“苏修特务”我自己心里最明白，我认为：这些人的本事到此为止，柳宗元《三戒》中说的黔驴技穷就是这个样子。到过苏联的就是苏修特务，那就没有苏修特务，这个叫辩证法。
当然，我的这些话要是说出来肯定要遭到造反派批判，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尽管我没有啥问题，但一直到1969年才宣布“解放”，是中文系“解放”得最迟的干部之一。虽然我“解放”了，但中文系的“革委会”已经成立了，造反派把大小职务都占满了，就把我搁在一边。当时学校也没有上课，我也落得清闲。家里很多小说都被“革命群众”拿走了，说是“大毒草”，只有古籍书没有拿走，我就认认真真地读《周礼正义》。
1970年学校派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干部宣传队”(简称“干宣队”)，我当队长，进驻成都市房建公司。当时川大党委书记丁耿林还没有解放，也是干宣队的队员，他是10级干部，级别相当高。很多事情我都向他请教，他就告诫说：“莫要乱整”。房建公司的住宿条件确实相当差，我就对丁书记说：“你到工地上去住实在不合适，干脆你骑自行车回家住，我们派一个人跟到你。”其实，派一个人跟到他，等于保镖，主要是怕房建公司的造反派整他。
“四人帮”倒台后，我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工作，后来带硕士生、博士生，一直到2000年2月退休。退下来我就集中精力搞《集韵》，这部书还没有人全面整理过，我想先搞一个校本，再搞一个疏证，弄清楚字音是从哪里来的，字义是从哪里来的。这部书我70岁开始搞，争取在80岁搞完。
我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还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很多学术活动能参加的我还得要参加，比如社科评奖、学位论文答辩、学术研讨会。我这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但还是有很多值得留念的平凡事，我准备写一本《八十春秋》，把我一生的经历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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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国学论坛的巴斯光年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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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9 22: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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