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上的文化困境

霜叶红

来源：http://www.cslanguage.com/NewsView.asp?ConID=1209
潇湘晨报 2004年9月3日 星期五
提交人：[黄从清] 提交时间[2004-9-8 11:55:00] 　
　

经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第三周为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今年9月12日至18日期间举行的第七届推普周活动中，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将长沙市列为活动宣传重点城市之一，并决定在长沙举行推普周开幕式。现在长沙各大商场等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火红的推普周宣传海报。

究竟鲜活于多元民间文化中的方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普通话时代还有无立足之地？在中国各城市，方言或“热”或“冷”的不同遭遇，可是一种病？规范用语是否伤害多元本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未来都市人一条舌头把家乡方言、普通话、粤语、英语……玩得溜转，会不会导致“无母语时代”人类更深刻的漂泊感？……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多样语境下如何实现人类更自由的空间，更稳妥的心灵安置？这又恐怕不仅仅是在讨论推广普通话或者保护方言的问题了，然而恐怕这也是更理性思考我们眼前这两个问题当中的应有之意吧。

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一对老友

   过去的汉民族共同语如官话等，从使用者的社会性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方言”。而普通话从各方面来说，都将会是有史以来普及度最高、言说使用上最民主平等的一种民族共同语。

孔子是春秋日期的文坛学家，他周游列国，身边簇拥着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当他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开坛授课的时候，如果他说一口山东鲁国话，学生们也讲自己的家乡话，那么岂不是鸡同鸭讲，乱成一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方言的分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了，但这并不妨碍各地方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为什么呢？文字语言专家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孔子，还有大小官员、文人都会使用一种与方言并行不悖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做雅言，就好比现在的普通话一样。

我们的汉民族共同语在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后，现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制定有普通话方案规定，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语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由此可见，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也以方言底色为基础，以方言的生命力和语音魅力为发展起源，但进而弥补了各种方言之间无法交流的不足。二者从定义上就是互为参照的对立面，某种程度上也就有了相辅相成的联系。

过去雅言、官话等大都限于官文、经曲记载或在达官贵人、知识分子间流传，从使用者的社会性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方言”。而普通话无论从教育普及度、传播流通的便利和广度、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驱动力等各方面来说，都将会是有史以来普及度最高、言说使用上最民主平等化的一种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来势迅猛，却远未欣欣向荣

对于这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提高他们普通话的理解表达能力或许比让上海、广东小孩学会说普通话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一生里，“语言改变人生”的命运转机要显得尤为珍贵。

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的是“该死”，全场愕然；上政治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却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都摸不着头脑，半天才知这一课说的是“私有制”……

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讲，我国的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区方言，其中汉语一般又分七种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这七种方言之下又有更细的分支。泱泱大国，倘若没有一种全国通行的语言，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如何促进地区间合作和交流？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任都必须从推广舌头上的普通话一事伊始。

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但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赫然列入了政府日程。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同时强调少数民族有充分选择自己语言的自由。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中国宪法。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中宣部、教育部、人事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国家语委、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推普周活动，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广播电视部门等各行业系统都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普通话普及战。

说是一场战斗并不过分。在这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方言的13亿人口的国家里，刚刚开始半个世纪的普通话普及运动不亚于一项革命性运动。受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影响，保守的封闭的语言观念成为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心理障碍。2002年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周”期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官员魏丹把推普宣传工作比喻成“一场移风易俗的马拉松式的社会动员”。

1994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普通话水平测试。2001年1月1日，中国施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第19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者，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然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在售票窗口、商场柜台、银行、公共汽车、的士，甚至是某些国家行政办公点，哪里能100%做到仅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呢，更别提大家的口音是否达到国家标准了。

学校是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基本阵地。目前，城镇的大部分学校在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方面做得不错。不过，农村学校，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使用方言进行教学的现象仍很普遍。

然而对于这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提高他们普通话的理解表达能力或许比让上海、广东小孩学会说普通话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除去政治经济等社会意义不谈，在贫困的方言地区孩子们一生里，“语言改变人生”的命运转机要显得尤为珍贵，在他们中间普及普通话，是一个国家应尽的义务。

方言之“病”

方言，本无优劣之分，各种方言都是中国地城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但当方言承载了过多不恰当的符号意味，它的“热闹”和“落寞”便是我们的“文化病变”了。

无论是方言的传说者还是研究者，无论是无形的预警还是有形的抢救，对于汉语方言面临衰微的现状而言，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方言是中国多元本土传统文化的载体，一腔一韵间表达着民间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和文明。方言就是舌头上的文化遗迹。《楚辞》中有多少方言音韵之美，品种繁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中又有多少方言延伸出来的丰富多姿。然而饱含浓厚乡土情结的方言，处在追求规整化、规模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它的地方色彩反而成为陈旧、保守的体现。方言的式微成了一个必然的过程，少有人为它心疼。

但方言在这样困窘的境地下，还是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有几次红火的表现。

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霍元甲》为代表的电视连续剧红遍大陆大江南北，粤语歌成为了当时颇有争议的“时尚之音”。

然后是自80年代末始，伴随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相声等节目的红火，方言也找到新的公共舞台得以大放异彩。然而也有人在这笑声中不高兴了，东北人说，干啥咱一说话他们就笑呢，咱又没胳肢他？广东人说，讲粤语有那么可笑呢，咱又没胳肢他？

紧跟着方言电视剧、情景剧、网络FLASH，甚至方言手机彩铃也火热了。在这些轻情节、重民俗民间的人情、重家长里短的热闹的电视剧里，方言让观众备感亲切。

最近，成都的音像市场又很是“火”了一把。四川方言配音版的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以及四川版《摩登时代》等卓别林经典影片正风靡成都。

尽管湖南卫视早有湖南方言配音版的《还珠格格》播出过，以方言搞笑著称的《越策越开心》、奇志大兵相声等也早不是新鲜事，但方言版《猫和老鼠》在成都的出现，在全国仍掀起一股热潮。

“假老练”（四川方言中极有代表性的戏谑称呼，下文里“风车车”亦同）Tom猫会吹胡子瞪眼地威胁“风车车”Jerry鼠：“我要你娃死得棒硬！”剧中动物的轻声哼唱，被改成了《常回家看看》的调子，而歌词更被改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狐朋狗友，搓上几圈”。

当曾经是文化“载体”和“粮食”的方言，在现代传媒中越来越被定位成“调味”和“可乐”的时候，是否它的应有价值被扭曲了？北京大学教育部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的陈保亚教授则认为，更豁达一点来看，“这仍然是方言表现力和魅力的体现”。

不管怎么说，方言的文化特色已经被时间冲淡了，留下的是浓浓淡淡的市井亲情，和半俗不雅的戏谑幽默。这种某时某地的红火之下，仍掩藏不住方言本身衰微的西山之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垒痛心地介绍，许多方言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特别是那些复杂难懂的方言。比如福建境内的方言差异很大，近年来消失得也极快，而且还是无法确切统计的。

经济总是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现代传媒的“魔法力量”也总能用草船借到箭。于是综观那些能够“稍得风流”的方言：广东话、上海话或新近崛起的“第四城”成都的方言，甚至在电视业发达的湖南湘言的热闹，其中都添加了不少语言之外的砝码。

方言，本无优劣之分，各种方言都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当方言不适应时代需求从舌头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正常自然进化历程，但当人们把东北方言变成粗鲁憨笨的象征、广东话变成富裕洋气的代表时，方言承载了过多不恰当的符号意味，它的“热闹”和“落寞”便是我们的“文化病变了”。


推普还是保方？这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是因为普通话借助国家行政力量从半个世纪前开始在中国的大力推广，让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这样恐怕是不理智的。

如果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方言作为一种已不能承担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传播交流的时代任务的地区语言，已经没有保存的价值和动力了，那么便可以置之不理，这种听任消亡的“败家子”态度恐怕也要让语言学家们气得跳起来。

推普还是保方？这不是一个问题。

民族共同语和母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并不构成势不两立、水火不融的一种关系。二者都应该要有，它们适应不同的需要，它们各自有它们不同的生存范围，因为语言的使用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需要。

在其它国家、其它地区这种经验是很成功的。比如，在香港有两语三文，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多种语言之间并存不悖。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发展中的语言”，或变得更完美，或因使用它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走向消失。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外界强制的手段。

今年8月，担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执行秘书长的张洪明教授在接受凤凰卫视关于“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的访谈时说：“涉及到语言政策要很谨慎，因为这是关乎民生大计的事，但是我们国内在1949年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不太谨慎的，它的不太谨慎包括1955年召开的那个会议，到1956年颁布的那个普通话的定义，推普和简化字，一直到现在包括制订对语言使用的规定，播音员要上岗、下岗，包括现在的所谓的HSK，就是汉语水平考试的内容，都有草率。这些工作要做，非常重要，但是必须要充分论证、专家研究、局部实验、逐步推广。而不是只是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吾辈数人，定则定矣，然后借助行政命令强行推广，我们反对的是这个。但是我完全赞成我们要标准化，我们要有民族共同语。”

就在今年七月，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在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表示，中国推广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诚如斯如。语言是人类的家园，它让人类走向社会，也让人类反观自我。在将思想诉诸语言的时候，也正是人类思想主体性和多样性交相辉映的时分。


延展新语思

“顽固”的方言在发展

    学者说方言会灭绝，这是不可能的！方言“顽固”得很呢，传统生命力很强，是不可能灭绝的。

我们老百姓一遇到外来问路的人，或对着电视台的麦克风，都不由自主要讲自以为标准的普通话。但你跟我讲方言，我肯定用方言回答，多亲切多自在啊。普通话是工作语言，就好像宾馆西餐再好吃，它也不如自己家常菜吃得舒服呀。

其实我看方言不会消亡，因为它也在发展。我注意到很多方言里，许多旧词、冷词只有老人家说说，渐渐在消失。新的方言会融合普通话发生一些适应时代的改变，也产生新的有生命力的词汇，比如长沙人说的“策”。人在，方言就在，怎么会灭绝呢？

　　　　　　　　　　　　　　　　　郑老师（50岁，媒体工作者）

“英语帝国主义”与乌托邦

“英语帝国主义”的叫嚣还真不是“狼来了”的虚张声势。世界60多亿人口中，只有3.8亿人的母语是英语，然而全球四分之一的人都正在说着或流利或蹩脚的英文，70多个国家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

与此相形对照的是世界某些弱势国家民族语言的边缘地位。去年，法国的《国际通讯》杂志刊载，语言学家们发现全球有９６%的弱势语言只被世界４%的人口使用，并且当中大部分语种都极可能在２１世纪“死亡”，规模之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见。

1992年丹麦学者首先提出“语言帝国主义，认为英语国家一直大力“支持”第三世界英语教学，因为越“支援”越“依靠”，英语霸权结构化。

《圣经》里说，上帝看到人类同心同德建造通天的巴别塔，便让人间语言混乱，结果宏伟的“通天工程”也就无疾而终。于是人类始终在构想重返说同一种语言、胸怀共同目标的全球大同世界。可想而知，文化霸权与这一乌托邦理想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却同样虚妄得可以。

事实上，地球文化的多元正是来自每种语言的独一无二，就像罗素所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没有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丰富性，我们为什么而沟通、而建筑呢？

　　　　　　　　　　　　　　　　　子　聪（25岁，中文硕士）

网语：新方言？

偶用Google随便一搜，就得到关于“方言”如下说明：方言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地区通行的交际工具，是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或社会阶层性变体。于是豁然开朗，发现原来网络语言也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方言哦，说明如下：

网络语言，是在Internet虚拟空间里的“地方话”，流传于广大网友之间，换言之，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网站、论坛、即时聊天器等地冲浪漫游的交际工具，是日常语言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变体。如果你觉得我的定义尚有点牵强之处，那是语言专家们当初给“方言”定义时，没有预见到网络这块奇妙的虚拟地域空间的缘故啊。

                                                           爬网小虫（19岁，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