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简介

湘里妹子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要讨论的是“拯救纯文学”的话题。这个话题不可谓不及时，初衷也不可谓不良苦。然而我却有个不那么对题的感觉---纯文学没有上帝。

　　换名话说，如果纯文学“命”里该绝，它就得乖乖死亡；如果纯文学命不该绝，那么
，月有阴晴圆缺，水有波浪起伏。正处其生命周期之低潮的纯文学，必将会重新迎来勃发生机的又一轮高潮--但这是它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使然，任何主观的、外在的、善良却未必是有助益的“拯救”都奈何它不得、左右这趋势不得。此所谓纯文学没有上帝，要拯救日渐式微的纯方学，全靠纯文学自己。

　　虽然早有期刊在热烈讨论纯文学的科学定义，我却无意在此讨论这个不易说清也并无多少现实意义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有着45年历史的省级文学期刊<雨花>的现任主持者，我及大多数读者无疑都把我们这份刊物定位于纯文学之列。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各类报纸期刊、影视网络超常发展，休闲娱乐方式丰富多采，生存竞争空前惨烈，在此背景下，多少需要一结闲情逸志才能领略的纯文学刊物，自然也要面临它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短短几年，<雨花> 的发行量就从黄金时期的近20万份，猛掉到一万份以内。在这种情况下，<雨花>何去何从，要不要再坚持纯文学的办刊方向，便成了一个紧迫的选择。

　　(<雨花>的选择始终是：不悲观，不焦虑；不跟风；不盲从，坚持自己的定位和个性。

　　我们的理由很“保守”：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变化，终究还是需要文学的，而文学刊物的使命就在于，它应该坚持纯文学的方向，坚持高品位高格调不动摇，为保持文学的薪传而努力焕发自己的光和热。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纯文学刊物也有一个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如何向读者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优质文学产品以争取读者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适应变化；如何达到生存与发展的目标？是仅仅在形式上变换花样，还是努力办出自己的个性来？

　　具体而言，从<雨花>于2001年新千年改版后的首期“新年献辞”中，或可窥出些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亦可看出我们自我“拯救”的期盼与努力。文学不算太长，故全文附录于下--

　　“读者朋友：新年好!

　　虽然已过元旦，时令其实还在冬天。当本期刊物送达您手上是，北国尚在冰封，南方犹有寒潮阵阵。愿面目一新的<雨花>，能如新千年的阳光一样，带给您些许暖意。

　　“的确，‘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年轮在变，世纪在变，人心同样思变。一份已有着40余岁年幻的文学期刊，也不可能不发生应有的变化。而‘刊’过中年，变化的目的已不再是趋迎潮流或玩弄时尚，而在于使自己焕发青春，更富生命活力，踏上改革的节拍，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具体而言，是要在仍处低潮的文学背景下，用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唤回更多的老读者，辽来更多的新读者。

　　”当然，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文学!对于我们而方，文学是理杨，是宿命，是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的<雨花>之本；亦是我们逆流而动、苦心经营的希望所在。而‘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尽管已目不暇接，我们仍愿乐观地相信：‘山荫道上’，不会没有‘红杜鹃的独特风采。

　　“翻阅刊物，读者也不难发现，我们变革的要点并不在形式上。虽然版式出新、栏目出新、实行了主持人制，等等，但形式的变化是有限的。我们没那个财力也没多少兴致去搞豪华本或时尚本。在我们看来，‘包装’固然重要，但和文学并无必然的联系。我们的变革主要致力于内容，使文学更像文学，使品位与趣味、思想性与可读性相结合，使读者喜闻乐见，是我们的心愿。

　　“更突出的一点是，<雨花>将从本期起，不遗余力地倡导短文，并努力使之成为本刊一大特色。我们的小说将真正姓短，篇幅限于8千字以内。我们的中篇小说将真正精悍，字数不超过2万5千。尽管经费拮据，我们的稿酬仍将向短文倾斜，实行按篇计酬，即中篇每篇2000元，短篇每篇500元和(5千字以下)300元；并将视财力而逐步上浮付酬标准。

　　“短些，短些，再短些’，曾是全国文学界的共同吁求，却一直难以成为现实，反而长风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共因固与现行的稿酬制度有关，恐也与圈子里日渐流行的贪大求洋、轻忽构思而散漫不经之风密不可分。作为生活节奏加快、媒介和网络加速挤迫而时间越发金贵时代的读者，而对着这类惨水大作，焉能倾心相许？或许，这也是他们日渐远离甚至抛弃文学的根源之一吧？

　　“我们决心以实际措施来倡求革新，以绵薄之力来抛砖引玉，并期望着新千年的新气象，能给我们的尝试带来好运，同时，衷心期盼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广大作家和读者的理解和支持。诚望新老作家多赐佳作，尤其是方家高手，能牛刀小试，一展奇才，而喜爱短制的读者，请到<雨花>来，请为我们捧场，并请多多提出您的批评和高见。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愿文学的春天、<雨花>的春天、各位读者的春天早早回归。”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努力还只能说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还不能说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现实。文学期刊发行的萎缩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学本身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文学的现状既是不正常的，又可说是相当正常的，它反映了文学的真正“市场”是有限的，而文学刊物本身的运作却还是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多而且滥，有生无亡。这样，有限的市场份额被切割成零碎的许多小块，结果是谁也“死”不了，谁也活不好。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自然是文学期刊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即真正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才有可能让优秀的文学期刊活出应有的风采来---这，无疑是需要时间和必要的条件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完善和巩固。我希望，这一天为时不会太远。

湘里妹子

　　近年来，纯文学期刊阵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嬗变与剥离。剥离的，有的是落旗停刊，有的是利用原刊号办成非文学杂志，铺盖地摊走畅销之路。嬗变的，先是将月刖变成双月刊，再是将16开本变成36开本；还有的是变更文学品种，如将综合性文学杂志变成专发小品文或报告文学之类；再有的就是加大杂志内容的先锋性另类性思想文化性。到了
年底征订刊物的时间，报纸上就不时有消息报道某某杂志有新动作新打算，如何变换栏目等等。这类消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炒作，吸引读者订一份。当然有这种炒作比没这种炒作好。什么是纯文学刊物，这大约是个常识性问题，你把栏目标题做得再哲学再诗意再大众再俏丽再有刺激点，但你这栏目下面发的还是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报告文学，否则，你就不是纯文学刊物了。

　　一切的变化一切的刻意制作一切的机关算尽，作为编辑同行，我们是理解的敬重的并且仔细琢磨然后学其先进性的，我们是为我们的这些同行的敬业与奉献而殚精竭虑的精神而感动的，也受到触动而要求自己更敬业更好地办杂志。

　　真正地进入了21世纪了。不断有朋友问我们<长江文艺>有什么变化？我们的回答是：没什么变化，照过去的方针办。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包容万变!

　　<长江文艺>是1949年大军南下创刊的老牌刊物了，51年来，她的宗旨与纯文学方针没变，她的推出文学新军力举文学力作的方向没有变。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改刊名成时髦的时候，有人说把<长江文艺>改成<长江文学>吧，但我们就坚持了这个“一字不变”。今天，我们还是继承51年的传统，连栏目也没改；仍然叫“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阵地”、“理论批评”等等。我们的想法是，这样设栏目，更直截了当，不用那些花哨的栏目来遮掩住了了我们实在的作品内容。是的，栏目的名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栏目下所发作品的内容与水准。我们不敢说我们发出的篇篇是精品，但我们是将每篇作品进行了认真地挑选与编辑，我们希望我们刊发的作品更贴近时代更好读有更高的文学水准，我们将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更加努力地工作。

　　发表高水准高品位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刊物的操守。

　　我们有不变的原则，但我们在不变中包容万变；那就是不断地提高编辑的素质，不断地提高刊物的版面及四封以及印刷水准，不断地推出好作品，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但决不迎合市场。纯文学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提升和培养高水准的读者和高水准的市场。
　　纯文学刊物阵营有自己的操守。变也可，不变也可，千变万变，操守惟重。

湘里妹子

　　“你知道吗？《天津文学》开始向我们约稿了，它从街头的时尚青春杂志又变回来了！”一位作家把这当成一件喜事讲了出来。

　　据了解，经过一年半的改刊试验，由《天津文学》改版而成的《青春阅读》将从今年
9月份回归纯文学。刊物的名称暂时不变。在此之前，主要以在报亭销售为主的《青春阅读》面对的是初中以上的读者，是一本关注校园和青年人的文化时尚类杂志。

　　近年来，“纯文学期刊如何走向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话题，很多文学期刊纷纷“变脸”，在困境中寻求发展的道路。在这其间，“变脸”例子数不胜数：《湖北文学》变成了《今日名流》；《湖南文学》下大力气搞“另类”，推出《母语》抢占市场；《中华文学选刊》倒是没有变名字，但改刊之后第一期推出的酷评立刻引起了一场争论。“不改等死，一改准死”，有人对文学期刊向市场狂奔下过断言。

　　《青春阅读》的副主编张伟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做了一年半的市场试验。但很多读者反映，刊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在下降，感觉轻飘飘的。现在看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探索之路，它失败了，留下的是教训和经验。

　　《天津文学》改刊后发行量反而不高。张伟刚认为，经过他们反思，认为主要的原因出在刊物的定位上。《青春阅读》提出的理念非常好，但定位不够准，一会儿抓中学生，一会儿抓大学生，还想抓白领，这样一来，刊物的风格就不固定，总在变，晃来晃去。此外，当时《天津文学》改头换面的时候，是一家出版社投资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和编辑部原有的人协同办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编辑思想很不统一，对于艺术性的追求到底放不放弃，一直是两股劲在扭，所以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一年半的试验，似乎让《天津文学》的老编们明白了这样几个道理。第一，跟任何商业集团联合办刊不是期刊的生存之路，这条路走不通，除非出资方放弃对内容的过多干预。第二，文学是文学刊物的立身之本。文学期刊脱离文学走向市场是不可取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编辑们投身纯文学的时间都很长，所以也应该用之所长。第三，文学期刊也要有市场意识，要有自己独特的编辑思想，不能兵来将挡，要主动出击。

　　谈到9月份的第一次亮相，张伟刚说，这和以前的老《天津文学》也不是一回事儿了，我们着力在办刊思想上提出了鲜明的口号：“把握时代，洞彻人生，观照社会，拥抱青春”，刊物的风格则追求“敏锐、新鲜、厚重、博识”。据悉，9月份的《青春阅读》从封面到内容将和以往大相径庭，采用国际开本，硬纸，80页，70%的原创作品，30%的阅读作品。编辑们还透露了一些第9期的“抢眼”内容：“小说看台”中有作家关山的中篇小说《遍地风流》，还有日本当红女作家金真须美的一个中篇小说，这是她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还有名家点评业余作者的栏目，另外，文学要事中比较好看的还有大江健三郎去年在北京演讲的全文等。

　　至于国家有没有必要出钱养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张伟刚认为，有必要。如果国家真的一个子儿不掏，不养几个代表自己国家的高水平纯文学刊物，不客气地说，纯文学刊物说不定将不复存在。现在各个省作协出的文学刊物发行量虽然不大，但是叠加起来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

　　据了解，此次《青春阅读》回归纯文学，办刊的资金由天津市作协直接拨款，作协认为，刊物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但如果经济效益不是那么理想，社会效益很明显，他们也认账。

湘里妹子

　　“拯救文学”这是一个不小的话题。我想没有哪个人敢于坐在书斋里斗胆妄谈“拯救”。

　　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人们活得越来越现实。读者的阅读趣味大都与自己的生活需求
息息相关。它的诸如：服饰、美容、家装、健身、电脑类杂志在市场上就格外走俏。时尚类杂志的大批量涌现，使得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把那些曾一度狂热崇拜过文学的读者重新找回来？让他们重新接受和认可文学读物，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想，接受和认可是“拯救”的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低弥，除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外，与当前文学创作的自身不无关系。时下，一些作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作品写得很“前卫”。作为不同的艺术流源，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可这些作家们却忽略了中国大众读者的欣赏趣味儿，所以一些令读者不知所云的“先锋”作品只能供圈子里的人孤芳自赏。文学一但游离了民族文化和本土血脉，必是会被大众读者疏离的。当然，不是说为满足大从读者的需求就只是故守传统，就只是单纯的叙述一个故事。文学毕竟有别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传说，更不是低俗的地摊小报。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既让读者能够接受，又具有艺术品位。几年来，《章回小说》在这方面做了些初步的尝试。首先我们把到位在大众口味上，坚持它的平民性，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所谓雅，不是雅成大众读者难以捕捉的“阳春白雪”，俗也并非低俗，媚俗和庸俗。人们在欣赏那些真正反映生活本质的故事的同时，也能得到一的艺术享受。我想这才是完美的文学，即有读性和艺术品位缺一不可。

　　近几年来，《章回小说》吸纳了一批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纯文学作家加盟我们的创作集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章回小说》作品的艺术档次。我们严格要求这些作家的作品即要保持他们的文笔，他们的艺术气质，又要具有可读性。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契合点，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努力开拓文学的生存空间。这些作家勇于探索和实践，写出了一大批雅俗共赏的佳作，得到广大读者的爱和期刊界同行的肯定。

　　目前，《章回小说》的读者群已由原来的工作，农民，中小学教师等层面扩展到了在校大学生，机关干部，甚至大学教授和科技人员。当然，《章回小说》的作品与文学艺术的水准和广大读者的需求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几年来，尝试和探索使我们来到了一线曙光，我们将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努力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它，使文学期刊能在旗物如林的期刊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01年9月6日于哈尔滨

湘里妹子

　　有关文学期刊危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多年，有关这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已经开了无数次，有关这方面的专家非专家发表的高论更是难以尽数。应该说该寻的病根都寻了，该找的病源都找了，这治病的药方更是五花八门。既有包医百病的“十全大补”，亦有专治疑难杂症的“神丹妙方”。但是，非但没有药到病除，反而僡发不可收拾。许多刊物为了摆
脱困境，找到买点，采取改换包装、向文化类杂志靠拢、“克隆”其他刊物、甚至走低俗的地摊刊物的路子。可谓挖空心思，其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结果仍然是未能阻止文学期刊市场整体下滑的趋势。

　　那么，文学期刊是无药可救，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往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文学期刊所面临的危机，是源自于人们对于文学的热情的目渐式微。由于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的减弱，读文学作品的少了，那么文学期刊的市场也就开始逐渐萎缩。这似乎是一个十分严密的逻辑推理，但误区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非但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强烈，要求的水平也更高。只不过由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承载文学的媒体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多样化，人们欣赏文学艺术的渠道较之过去不知要拓宽了多少倍。过去人们欣赏文学主要是通过阅读书本的形式来实现的，最多每周再看上一、两场电影。而现在可供选择的方式有许多种，其中最受大众青睐的则是电视，也就是说阅读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除此外，还有VCD(先是录像带)及其他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刊物。可以说大众投入到电视及VCD光盘(含电视剧、电影)上的人次及时间要远远超过过去对书本的阅读。有人把电视剧和电影说成大众文化而完全排斥在文学之外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电视剧和电影都是来自文学这个母体，是文学的一种具像化，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由此可见，文学的市场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那么文学期刊市场的危机完全不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往日的那种对文学的热情，而是来自于大众阅读的主体的转移。随着电视剧、电影制作水平的提高，以及电视和VCD等现代传媒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对这种新的阅读方式会更情有独钟，也就会挤占人们更多的阅读书本的时间。因此，文学期刊市场不可能再现往日的辉煌。

　　综上所床，从大的发展趋势看，绝大多数文学期刊(不包括少数文学选刊)到市场上去寻求自救是不可能的，单单依靠自身是无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的。即便有少数刊物(不超过1/100)现在尚可维持，但未来的前景也并不乐观。如果靠其他方面的经营来“补”的话，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刊物是国家或省(市)文学团体的一个机关刊物，一无财产，二无资本，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有些刊物曾试图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成功的例子不多。显然，如果将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的路是行不通的，其结果是大多数刊物将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呢？维持现有的这种财政拨款补贴的方工固然有效，但这种机制太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只能维持现状，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要想把刊物稿活，使我国的文学期刊事业有一个质的飞跃和发展，必须对现有的机制进行改革。一是政府能否在政策上给刊物一个较大的运行空间。如像报纸那样可以为一个副刊，或者给予有限的出书权。这样就可以把杂志社内部的编辑人才充分利用起来，真正落实政府有关部门前些年提出的“以文养文”的政策。二是要保护文学期刊的版权。现在的版权法规定出版社可以享有自己的图书的专有出版权，而不是保护文学期刊的出版权。不论是出版社出版文学期刊的作品，还是电视电影制作者改编文学期刊的作品，完全可以不经文学期刊的允许而无偿使用。可现在出版社出版的作家的所有中短篇作品及部分长篇作品都是先由杂志发表的，相当一部分电影电视剧也是取材文学期刊的作品。如果这些版权都能够得到保护的话，每家期刊每年将可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
　　以上想法随意性很强，很难说具有参考价值，只不过提供一条思路而已。

湘里妹子

　　一、历史与现状

　　《芙蓉》改版，毁誉参半，证明了改版的成功。三年来，举步维艰，表明了权有单一品种的改良还远远不够，文化土壤乃至整个文化生存的改造，亟需同步进行。


　　与某些直白浅露的言论相比，文学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无疑更为深广，更为久远。对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揭示，对自己表达的权力的追求，这一切都属于移风易俗的范畴，也是《芙蓉》改版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

　　对那些曾经被关进“牛棚”还要举报自己的同类、一辈子都在用：“激进”的方式表达其保守、或者屡次向《芙蓉》荐稿投稿而未被采纳的先生，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我的歉意，因为我实在帮不了他们。

　　二、最大的困惑

　　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还能够让我困惑。我对一切赞誉、诋毁、热爱、仇恨。都能够予以充分地理解。包括我现在所处的尴尬境遇，我也认为都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选择。没有什么不平，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也就没有什么困惑。

　　三、未来的展望

　　孙逸仙先生早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而亡。”未来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那时肯定不会再有人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获罪，因为从法理上来说，任何思想和言论都有表达的自由。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还会有人记得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则《芙蓉》幸甚，本人幸甚。

湘里妹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目前，纯文学期刊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这大概是很现实的情况。

　　纯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两大支撑：财源、稿源，这二者日愈匮乏，是文学期刊
普遍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

　　财源，不用说了。过去文学期刊大多依靠国家拨款生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家给予文学期刊社的拨款不仅没有增加，且有所削减，意在将文学期刊推向市场，以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这当中也确有不少文学期刊大胆革新，改换编辑策略，转变经营方式，投身市场，依靠增加“码洋”解决了财源问题。不过，经由这一番“涅槃”之后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大多已不再是“文学”类目下的刊物，而是其他种属的读物。至于那些依然坚执文学理想的期刊，则显得不合时宜，无法进入市场，因而继续为财源问题所困扰。

　　谈到市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前，文学的确是没有多大的市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激情，我们这个时代的激情为何？这不言而喻，无需我们来描述。我们想说的只是：这个时代比较地崇尚物质而轻视精神；比较地需要刺激而不需要艺术。这是一个文化的“泡沫”时代，一个“文化快餐”时代，在物质的强大挤压之下，人们普遍浮躁，会有多少人静下心来阅读文学作品呢？

　　“读者流失”，这确实是致命的打击，它从源头上扼住了文学期刊的咽喉。

　　至于稿源，那只有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们才知道它的紧俏，知道组稿的甘苦。由于文学期刊之间不动声色的激烈竞争，使得各家编辑部都必需不余余力地寻觅优秀作品，提高艺术品位，才有权力自立于文学期刊之林。过去那种从自由来稿中“矮子里面选长人”的编辑程序早已被打破，而变成主要靠有目的地约稿、组稿来谋划版面、提高质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登上文坛的一大批实力作家曾经以他们充满活力且源源不绝的艺术创造为文学期刊编辑程序的这种变化推波助澜，可是现在，这批作家中不少人转向写长篇，甚或“触电”去了，而后起之秀又暂时未能取而代之。

　　目前，许多期刊都陷于这样的境地：案头可发可不发的稿子大量积压，而有分量、有冲击力的稿件则要等到“千呼万唤”方始露面。

　　与所有高雅艺术一样，文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它的发展需要一种“大气候”这“大气候”不特是经济，还有——或许更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氛围。据我们所知，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这类高雅文化很少被作为赢利事业、赢利手段，而多半是在财团或实业机构的支助下得以发展。这种支助不排其主体的功利目的，但归根到底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珍视。从今年起，我国高中语文教育开始强调“实用性与文学性相结合”，这好像是我们民族有点儿“拨冗”看顾文学了。

　　现在来谈谈我们自己。

　　《山花》于1994年在贵州黄果树集团资助下实施改版，从那以来，我们走的一直是一条依托企业的路子，这已为媒体多次报道，这里就不贅述。自2000年春起，由于各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导致卷烟市场混乱。贵州黄果树集团效益严重下滑，已于2000年8月宣布不再主办《山花》。而《山花》与黄果树集团在联姻之初共同发起的“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经过这些年的锤炼，已较成熟，便从2001年第一期起，接过这副担子。经费由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向各成员单位筹集(黄果树集团仍承担30万元)。也就是说，《山花》走的仍是一条依托企业的路子。

　　我们认为，期刊要想进入市场并不难，由于“入世”在即，相当多的出版企业及出版商都在努力抓进刊号，以期拓展市场，壮大实力。一份期刊如果愿意迎合市场，走以“码洋”论成败的道路，机会还是很多的：找一个掌握着发行渠道的主，便可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盛妝入市。不少期刊已经圆梦了。

　　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些赶不上趟。《山花》从创刊时起，就把“发展文学事业”视为自己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办刊宗旨，也是我们94年改版的初衷。这分使命直到现在也丢不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愿意把这副于市场经济无所补益的“废担子”挑下去。

　　现在，是市场握着大牌——该它发话。我们时时看到它向我们“蚩之以鼻”。幸好，我们这里还有那么几个愿意帮助文学——或者说误入歧途——的企业家。

　　2001年以来，《山花》继续应用已具有品牌效应的栏目推出优秀作品，同时辟出“域外选家”、“都市镜像”等新栏目，而“联网”栏则深入网络作家圈子。这几个栏目很快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并已有出版商预约结集出书。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前沿美术”已造成的影响，在装帧上进一步个性化。为了增加文化含量，2002年我们将把“前沿美术”升级为“视觉人文”，特聘著名画家应天齐为副主编主持这一板块。我们将在文学作品篇幅不变的前提下，以最大版面刊发具有丰富人文内含的视觉艺术作品：包括各种样式的绘画、摄影、建筑艺术、影视、平面设计等等；我们将从2002年第一期起，全年推出12位顶级艺术家的作品以及相关背景材料。这种设想已受到海内外作家、艺术家的高度赞赏。我们的目标是让《山花》实现“文学精神与视觉人文交相辉映”，把最大的艺术享受和最丰富的人文信息奉献给关爱《山花》的读者。

湘里妹子

　　据说，文学史和期刊史无不表明：每一个成功的文学期刊的背后都站立着一长串极具光彩的作家与作品。作为一个创办了廿年又与新时期文学同生共长的文学刊物，《钟山》也不例外。在扶持、培养作者队伍方面，《钟山》本着"不薄名人爱新人"的原则。廿年来也算是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些点滴痕迹。


　　作为省级地方刊物，《钟山》曾多次推出有全国影响的新人新作，并屡屡荣获全国性优秀作品奖。先是1981年，《钟山》连续推出复旦大学学生颜海平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丰县青年作家赵本夫的卖驴，吸引了文坛的注意。接着1984年前后，《钟山》杂志又连续推出了新人王兆军中篇处女作《拂晓前的葬礼》、朱晓平中篇处女作《桑树坪纪事》以及青年作家周梅森的中篇《军歌》，并很快震响文坛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大奖。在此前后，王安忆的中篇《流逝》、叶兆言的中篇《得月楼》、朱苏进的中篇《绝望中的诞生》和长篇《醉太平》、池莉的中篇《太阳出世》等青年作家的的作品都相继在《钟山》发表，并荣获全国性优秀作品奖。

　　当然，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陈建功、梁晓声、史铁生、李抗育、莫言、余华、格非、方方、储福金、阎连科、邓一光、毕飞宇、鲁羊、叶弥、邱华栋、丁天等先后在《钟山》上发表了他们代表性作品。

　　此外，还有一些在创作早已卓有成效的中青年名作家，如王蒙、李国文、林斤澜、汪曾祺、宗璞、刘绍裳、从维熙、艾煊、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张一弓、谌容、张洁、刘心武、理由等几乎都在《钟山》上发表了重要作品。其中，高晓声的短篇《"漏斗户"主》、张弦的短篇《银杏树》、宗璞的短篇《核桃树的悲剧》都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而张一弓的中篇《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李国文的中篇《涅槃》、理由的报告文学《元旦的震荡》等都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正是因为《钟山》同其他兄弟刊物一道率先刊发了这些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才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景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及时展现了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

　　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名人名作，并不断地为当代文学积累资料，应当是一切优秀的文学期刊、文学编辑责无旁贷的责任。

湘里妹子

　　假如时间退回到二十几年前，那时候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多么的风光啊！由文革以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等一大批作品一经问世，几乎是亿万读者争相传阅，文学期刊
一时间也洛阳纸贵，发行量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众多的文学青年在崇拜作家的同时，也纷纷将钦敬和羡慕的目光投射到文学期刊的编辑身上。与此同时，他们也做起作家梦，雪片般的稿件纷纷飞向文学期刊的编辑部。

　　然而时过境迁。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末，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中国的许多文学期刊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这就是：文学期刊的读者越来越少，发行量急剧萎缩，以致出现了《昆仑》的停刊，《小说》、《湖南文学》、《天津文学》等许多文学杂志的改弦易辙，80年代这些在众多文学读者心目中曾经异常神圣的文学殿堂，到了90年代后期竟变得门庭冷落、秋风瑟瑟……

　　有人说，这是因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即将寿终正寝。

　　也有人说，综合性及时尚类报刊、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异军突起已经让读者无暇去顾及文学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传统文学期刊原本拥趸的大量读者大都已改弦易辙、相继离去，的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萎缩，难道真的像前面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即将寿终正寝”吗？——绝对不是。

　　一·文学期刊读者的离去首先是因为文学期刊的办刊思路远离了读者

　　每一个媒体的诞生与存在都有着其特定的宗旨和理由，而它能否生存发展则无一例外地要看它是否顺应了读者市场的需要。

　　近些年来，文学杂志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的高度发达、读者阅读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文学杂志面对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局面，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已逐渐丧失其往昔的魅力。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文学艺术的魅力本身，显然站不住脚，理由显而易见：少数老牌大型文学期刊一直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较高的发行量；选刊类文学期刊争选恐后争夺市场，其中《小说月报》发行量高达30几万份；图书市场的文学图书(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些年来也一直红红火火，贾平凹、余秋雨、池莉、张平等等作家的作品也能一直热销，而且其所呈现出来的明星效应一点也不逊色于影视歌明星；张艺谋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哪一部不是靠小说支撑？所以作为几千年人类艺术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本身并未丧失其固有魅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多数文学杂志陷入当前的窘迫局面？这大概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刊物宗旨与市场脱节。

　　传统的文学杂志大都由各省市自治区的文联或作协主办并且由主办单位拨款，办刊宗旨也大都是为培植本地作家或为本地作协会员提供发表作品园地，口头上也说是为“繁荣文学创作”，这种宗旨在计划经济时代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有国家拨款养着，但养着的作家和刊物自然而然地慢慢形成了惰性，文学成了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奢侈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所谓的“繁荣文学创作”如果无视读者需要而一味孤芳自赏，“繁荣”从何而来？在这样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时代，“繁荣”不在于作品的多少，而完全取决于读者(市场)对这些作品的认可程度，作品如果没人问津，数量再多也算不上“繁荣”。

　　其二，许多作家的创作远离现实、与读者(市场)脱节。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代，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从肉体到心灵的阵痛是极其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角色的转换，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搏、奔波，新的社会分配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下岗、民工潮、腐败、治安等等社会现象的背后，读者却很难看到作家深切关注现实、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真正用情感与心血凝成的振聋发馈的作品，张平《抉择》、周梅森的《中国制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那样的作品可谓风毛鳞角。相反，许多作家热衷于个人化写作，热衷于自己关起门来构筑自己所谓的艺术雀巢或进行自己所谓的艺术探索。然而在大众读者看来，你精心构筑的文学作品如果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大众心灵而只纯粹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好了，干嘛要读你的作品？

　　《当代》2000年第二期“文学月报”栏目上一篇题为《走向市场》的文章曾这样指出：“中国非文学报刊早就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造，文学期刊则是大大的落后了。最可悲的是，如今文学期刊面对的市场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卖方市场，而文学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又是以作家为中心的卖方市场。任何卖方市场都不是健康的市场。中国文学期刊最大的弊端就是刊物为作家而办，而不是为读者办；是读者迁就作家而不是作家迁就读者。实际上所有期刊的改革举措，无非是在转变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按照作者的这种分析，《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世纪之交的讨论反思中认为：读者迁就作家而不是作家迁就读者的中间环节，首先是因为文学期刊的编辑迁就了作家，反过来致使许多的文学期刊受到读者冷落。

　　二·新世纪的《北京文学》正致力于全面提升读者的阅读欲望

　　不经历困境，又怎么能够寻求突围？办刊、尤其是办文学刊物也是一样。

　　世纪之交，刚刚跨越50年光辉历程的《北京文学》月刊，为应对市场竞争、顺应时代潮流和大众读者对文学期刊阅读的需要，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一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力求在新世纪打造中国文学月刊著名的市场品牌。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中，《北京文学》曾以一大批优秀作品赢得了巨大声誉。50年代刊发的著名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曾造成了巨大影响。新时期以来，震动文坛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汪曾祺的《受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那五》，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许多作家如张洁、陈建功、张辛欣、陈祖芬、刘恒、余华、刘庆邦等都是从《北京文学》一举成名的。近年来由《北京文学》发起的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讨论，更是在文化界、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反思，显示了《北京文学》思想上的敏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尽管如此，面临市场严酷竞争和读者自由选择的《北京文学》仍努力寻找突围，力求摆脱众多文学期刊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共同通病和尴尬，以独到的策划、全新的内容、精心的编排和强大的市场亲和力去努力赢得大众读者。

　　新世纪的《北京文学》全面调整了思路、全方位面向大众读者，本着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服务、让读者喜欢的宗旨，全面刷新版面、更新内容。新开设的栏目有：“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新人自荐”、“天下中文”、“文化观察”、“真情写作”、“网络奇文”、“阅读参考”、“纸上交流”和“作家热线”等等。

　　按照这一思路，《北京文学》今年以来全力凸现编辑在策划、组稿、编辑稿件中的主体地位，即：按照刊物为读者办、为市场办这一最高准则，去选择、策划、组织、编辑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而非因为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名望一味去迁就作家那并不为读者所感兴趣的作品和艺术探索。《北京文学》将以强烈的市场意识贯穿于整个办刊和编辑的过程之中，进而逐渐影响并唤回作家的市场意识，使刊物真正走向大众，使《北京文学》的作家和作者真正为大众写作。从今年开始，文学期刊的编辑在选稿时丝毫不考虑印数、不考虑读者的认可度、迁就作家的这种状况，将在《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中被逐渐改变。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种办刊思路，《北京文学》自今年第1期改版以来，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下访——〈黑脸〉书记反腐败最新报告》、《不定嫁给谁》、《美丽的家——〈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续篇》、《幸福嫁衣》、《教育：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教育：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情人节下午的玫瑰》、《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绑架事件》、《超光速运行》、《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寂寞之舞》、《幸福与伤害》、《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等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作品，以及从第1期起策划的“忧思中学语文新教材”系列讨论、“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等系列文章，先后被《北京青年报》、《文摘报》、《报刊文摘》、《齐鲁晚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作家文摘》、《现代教育报》、《成都晚报》、《北京晚报》、《东西南北》、《文学报》、《小说精选》、《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广泛连载、转载或转摘，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9月5日，《北京文学》前9期被全国各地报刊转载、连载和转摘的作品已达到47篇次(详见附表)，上半年除第5期之外的共5期(第5期系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非原发作品，例外)首发作品共42篇次，平均每期超过8篇次，转载率在全国的文学杂志中可谓首屈一指。尤其是“现实中国”栏目中每期精心策划的报告文学，更是因为题材切中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并产生强烈反响，几乎每期的报告文学刚一刊出就被各地报纸争相连载。

　　《北京文学》改版后新设的“新人自荐”栏目，更是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

　　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最苦恼的事莫过于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投寄编辑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这又怨不得各个刊物的编辑部，因为近十年来的邮资突飞猛涨，再加上人力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编辑部都难以有能力给作者退稿并回信。

　　进入新世纪的《北京文学》却郑重承诺：“只要在来信来稿的信封左下角贴上《北京文学》的原始标志并付足返程邮票，本刊将做到每信必复、每稿必回信并提出处理意见”，此举不但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拥戴(每月来信来稿在滚雪球般增长)，而且“新人自荐”栏目每期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终于让一批怀才不遇的文学新秀陆续在《北京文学》崭露头角。从第1期雷立刚的《六根手指》、第2期房文厚的《小村人物》、第3期丁亚红的《敌人》、第4期鲁人的《买媳妇》、第6期韩亮泽的《任务》和第9期司雪的《幸福与伤害》等，虽然作品内容、风格各异，但都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年轻作者的文学才华，构成了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雷立刚在今年第1期的《北京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之后，已先后在《青年文学》、《天涯》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还在《天涯》杂志为雷立刚发表了专题评论；北京铁路局青年作者鲁人在《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买媳妇》，很快被在京城影响巨大的《北京晚报》连载；《北京文学》第9期发表的北京中医医院青年作者司雪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幸福与伤害》，刚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北京文学》内容的改变促进了刊物的发行与销售。以前除了邮局征订，杂志发行商不愿意接受《北京文学》杂志，但现在已逐渐认可，北京的地铁、机场候机楼、火车站候车室、全市各主要报刊亭现在都已摆上了改版后的《北京文学》杂志；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和杂志的销售数额每期也稳步递增。

　　3月25日，《北京文学》还邀请全国著名少年儿童教育专家、原《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卢勤，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北京文学》家庭教育讲座暨报告文学《教育，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签名售刊活动，参加的读者十分踊跃、热烈，这种让文学贴近现实、走近大众的办刊思路令西单图书大厦的负责人十分满意，高兴地称赞此为近年来“最成功的活动”。

　　为了全面提升《北京文学》的质量和市场影响力，《北京文学》已于近期设立了“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总奖金高达18万元；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奖资巨大的“2002年度《北京文学》读者有奖订阅”……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使《北京文学》进一步进入市场、更广泛地赢得读者。

　　三·中国文学期刊的新生与否取决于对陈旧文学期刊编辑观念的突破

　　观念正确与否，是否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是否符合科学精神，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刚进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争论中国这样走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然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并且果断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英明正确。然而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学期刊来说，却同样面临类似改革开放初期观念的抉择。

　　首先必须明白，文学杂志到底该为谁而办？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学期刊没有生存的压力，文学期刊的存在是为作家发表作品服务的，不管作家所发的作品是否能受到读者的认可，编辑只管送审编发就是了，编辑的选择往往只凭个人的好恶或作家的名气大小。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如今已不可逆转，刊物之间的竞争易常激烈，面临竞争压力和生存困境的文学期刊如果再不将读者的因素放在首位，无疑将自取灭亡。所以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杂志应该是为读者办的，读者的认知度决定着文学杂志的生存。文学杂志当然要靠优秀的文学作品去记得读者，优秀的作品哪里来？当然是作家，所以文学杂志还得依靠作家的支持，所不同的是文学杂志必须选择并依赖那些真正为大众写作、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而广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其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的任何一种事件都是发展的，文学的样式尤其是文学期刊的样式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绝不可能一成不变。

　　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清末的文人们曾对“大白话似的”新诗吹胡子瞪眼，大加指责嗤之以鼻，然而新诗最终却还是出现了并且难以阻挡地成为诗歌的主流；白话小说、报告文学这样的新型文学样式同样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脱颖而出。

　　如今，又一个新世纪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作品样式难道就是一成不变的吗？中国的文学期刊到底该不该变？

　　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读者和作家们的叹息，中国当今许多的文学期刊几乎千刊一面，无非是小说、散文、诗歌三大块，内容和面孔都陈腐得散发着霉气，大都让人提不起兴致、缺少阅读的欲望。所以读者不愿问津，作家面对各个刊物寄来的的赠刊，连信封都赖得拆开。然而就是这样的文学期刊样式，纯文学界的一些人却恋恋恋不舍，认为这样才像真正的纯文学期刊，应该像保护京剧那样让国家拨款永远养着、哪怕刊物发行只有数百份乃至数千份，他们的理由是：“真正的纯文学是不能走市场的”。这使我联想到当今一些读者的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是自恋的文学”。那么，当今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否也一定程度存在自恋的倾向呢？不得而知。

　　但我只知道，没有读者的文学绝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而没有读者的文学期刊在我这个办刊人听来真让人毛骨耸然！

　　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中国好运不断：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入世在即。不难相信，新世纪的中国一切都在革新图变。

　　中国文学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在变——不，早就在变！文学期刊的卖方市场早已由新时期初以作家、编辑为中心转向了如今的以读者为中心，即读者决定作家作品的印数、更决定文学刊物的生存。那种至今仍居高临下地蔑视读者，以不变应万变，固执地编辑那让人提不起兴致的刊物、写那故作高深却让人佶屈聱牙的文字的态度，注定要被市场和读者唾弃。当众多的文学刊物被时代的读者普遍遗忘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当中有的期期艾艾只知道一味抱怨读者，有的则干脆宣称市场经济发展文学必然退居边缘——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据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文学不仅没有萎缩，相反却异常坚挺。美国文学期刊的畅销程度位居第二，仅次于体育类报刊，一些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达到几十万分，一些畅销小说发行更是上百万份；美国人喜欢外出旅游，旅途中读小说是美国人的一大爱好。

　　我想，中国已经登上了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中国的文学毫无疑问也已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文学期刊的编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了这种广阔前景呢？21世纪第一春，一位美籍华人即将离京赴美。在首都机场候机楼的书店里，他偶尔翻阅了一本新版的《北京文学》杂志，眼前忽然掠过一道亮光，他发现自己期待已久的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真正面向大众的新型文学期刊已经悄然出现。他二话没说买下了这期杂志，并当即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助手，让他赶快到邮局订一份《北京文学》。到了美国，这位美籍华人每期都在读《北京文学》杂志，尽管这份杂志在他的心目中办得还不尽善尽美，但这本内容清新，可读性强，真正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杂志却常常让他爱不释手。

　　到了2001年7月，这位美籍华人从美国悄然飞抵北京，并特地约见了我，他满怀赞赏之情向我坦言了自己对新版《北京文学》的评价，当然还带来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文学市场兴旺发达的信息，并断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和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中国也将同样出现一个巨大的文学读者群，中国的文学期刊也将重新迎来辉煌的时期、成为一项潜力巨大的产业。但文学期刊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关键是看能否突破旧观念的束缚，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办刊、真正做到以读者为中心，办出真正让读者欢迎的刊物。

　　他还预言，《北京文学》若能按贴近现实、面向大众的办刊方向坚定地走下去，文学杂志重新赢得读者的喜爱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我虽然深知如今文学杂志缺乏资金却必须闯市场的艰难，但我还是宁愿将上述这位美籍华人读者对《北京文学》的评价看成是对我们最好的鞭策和鼓励，我同时也更坚信，新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的市场毫无疑问存在着广阔的前景！

　　尽管目前的《北京文学》质量上还并不尽善尽美，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我坚信只要我们将读者至上的办刊方针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丰厚回报。如果若干年后的《北京文学》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那肯定是《北京文学》因为难以言说的原因而没能将这一方针坚持下去，作为现任的执行副主编，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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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北京文学》2001年改版以来报刊转载一览表

　　第一期：

　　《黑脸书记姜瑞峰反腐败最新报告》作者：一合责任编辑：杨晓升

　　《北京青年报》1月5-17日份连载；

　　《报刊文摘》1月22日转摘；

　　《文摘报》2月4日整版转摘；

　　《新华文摘》第4期全文转载；

　　《东西南北》第4期头题以3个页码篇幅转摘；

　　《不定嫁给谁》作者刘庆邦责任编辑：章德宁张颐雯

　　内蒙鄂尔多斯《小说精选》第2期转载

　　《小说选刊》第3期转载

　　《小说月报》第4期转载

　　《美丽的家——〈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续篇》作者：刘恒责编：章德宁张颐雯

　　《齐鲁晚报》1月31日整版转载

　　《忧思中学语文新教材》讨论作者苗金德、王丽、程光炜责任编辑：杨晓升萧夏林

　　《现代教育报》2月9日整版转载。

　　《无齿之徒陈国凯》作者：黄楚熊责任编辑：杨晓升萧夏林

　　《作家文摘》2月9日转载

　　《陀斯妥耶夫斯基后人穷困潦倒》责任编辑：朱吉余

　　《作家文摘》2001年2月27日转载

　　第二期：

　　《教育，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作者吴必雯责任编辑：杨晓升

　　《齐鲁晚报》2月份连载；

　　《文摘报》3月4日整版转摘；

　　《成都晚报》3月份连载

　　《闵维方的选择》作者王宏甲责任编辑杨晓升

　　《散文·海外版》第3期转载

　　《幸福嫁衣》作者浔桥责任编辑：杨晓升白连春

　　《小说选刊》第4期转载

　　《小村人物》作者房文厚责任编辑：张颐雯

　　《读者》(乡村版)2000年第5期转载

　　《小小说选刊》半月刊2000年第10期选载

　　《牛汉经典》诗歌、散文一组作者：牛汉责任编辑：白连春

　　《中华文学选刊》第3期转载；

　　《四月之花》(诗)作者黄梵责任编辑：张颐雯

　　《中华文学选刊》第3期转载

　　第三期：

　　《教育，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作者卢勤责任编辑杨晓升

　　《北京晚报》3月30日开始连载

　　《文摘报》4月12日整版转摘

　　《情人节下午的玫瑰》作者许建平责编：寇挥

　　吉林《短篇小说》月刊(选刊版)第4期转载

　　《布衣父亲》作者：张曼菱责编：章德宁孟亚辉

　　《作家文摘》2001年6月12日转载

　　第四期

　　《海盗泪——一个死囚的灵忏魂悔》作者郝敬堂责任编辑：杨晓升

　　安徽《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1第7期转载

　　公安部《通俗文学选刊》2001年第7期转载

　　《一切如此寂静》作者赵玫责编：张颐雯

　　内蒙鄂尔多斯《小说精选》第6期转载

　　《中华文学选刊》第5期转载

　　《小说月报》第6期转载

　　《诱惑》作者曼青责编：孟亚辉白连春

　　吉林《短篇小说》(选刊版)第5期转载

　　《买媳妇》作者：鲁人责编：杨晓升萧夏林

　　《北京晚报》6月4日至7日连载

　　第五期(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非原发作品，例外)

　　第六期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作者：刘郁瑞责编：杨晓升

　　《北京晚报》6月8日至日连载

　　《报刊文摘》6月24日载摘

　　《文学报》6月月末版整版转摘

　　《书摘》2001年第8期选摘

　　哈尔滨《新晚报》2001年8月份连载

　　《铮铮铁骨，无怨无悔》作者：张平责编：杨晓升

　　《北京晚报》6月底分上下两天连载

　　《第六代》作者：申维责编：章德宁萧夏林

　　《小说精选》2001年第8期转载

　　《中华文学选刊》2001年第8期转载

　　《梁小斌诗六首》作者：梁小斌责编：萧夏林

　　《中华文学选刊》2001年第8期转载

　　《钱伟大吗》作者：高新东责任编辑：朱吉余

　　《作家文摘》2001年7月6日转载

　　第七期：

　　《一块板皮》作者：刘庆邦责任编辑：章德宁白连春

　　《小说选刊》第9期转载

　　《生长的短篇小说》作者：刘庆邦责任编辑：章德宁白连春

　　《小说选刊》第9期转载

　　《红幡》作者：星竹责任编辑：静矣

　　《小说月报》2001年第9期转载

　　第8期：

　　《超光速运行》作者：石小克责编：白连春

　　《北京青年报》2001年7月20日起每日连载

　　第9期：

　　《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作者：刘元举责任编辑：杨晓升

　　《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5日至23日每日连载

湘里妹子

　　题目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事出有因。


　　1996年底，《广西文学》请来了全国20多家纯文学期刊的社长主编，研讨一个叫做“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次两次会(后来《东海》和《作品》也相继召集了同样主题的会)能研讨得出结果的问题，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互吐衷肠、互相抚慰的机会。后来，一位主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那几个拉小提琴的。探讨生存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寻找泰坦尼克号的拯救方案。船长都束手无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船共存亡，几个小提琴手又能如何。

　　但坐以待毙总是不甘心，总要寻一条逃亡的途径，或是一艘小艇、一个救生圈，或是一块木板。看这几年全国文学刊物的变化，的确呈现出一种大逃亡的热闹场面，显得多少有几分仓惶，几分狼狈。简单作个归纳，至少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内容上降低文学含量，增加少许时尚、休闲的篇幅。这明显是一种改良，或者是内部观念斗争出来的折衷的结果。一般来说，这类刊物的小日子虽然紧巴，连干带稀还能勉强对付过去，但已经感觉到守是难守得住的了。第二种是除了刊名不变(或是变不了，或是不敢变)，从内容到版式不同程度地作大跨度的调整，或雅或俗，或时尚或先锋，虽还称文学，已是十分的边缘了。这一类变化的唯一驱动力就是市场，多是锁定某一个层面的读者，孤注一掷的把命运压在他们身上。现在还看不到很成功的例子。第三种是不再在文学这棵树上吊死，把刊号换了，成了另一种刊物，做得最是干净利索，义无反顾。据说这一类多是傍了大款。大款是没有几个愿意跟你玩文学的，愿意干赔本买卖的也就成不了大款了。当然还有一种是痴心不改，从一而终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花，日子过得殷实，看庭前花开花落，一如既往的耕耘文学园地，春播秋收，培养作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刊物培养作家的说法置疑，说古代没有刊物，作家却灿若星辰；当代有了刊物，但在港台和国外，作家也多从报纸的专栏里冒出来，也很少专事培养作家的“纯文学刊物”。要说培养也可以，那就等于说土地培养了农民，伙房培养了厨师。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可以有大量的举证，但不想在这里讨论。

　　《广西文学》逃亡的途径是寻到一只叫做“小品文”的方舟。刊名不改。宗旨也还是文学。不同的是，它不再是滋生作家的文学演练，而是一种很平民、平实、平易的文学关怀，成为大众的情感元素和精神出口。这一改变，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回应。广东省一位读者因为躲在蚊帐里秉烛夜读而被老板处罚的事使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编辑们每天为从专家、读者群里的反馈回来的信息激动不已。为作家办刊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激动。诚如一位老编辑所说，那只是一种很模式很原始的公鸡母鸡关系。哪只从母鸡背上跳下去的公鸡不是昂首而去？成就感只属于公鸡。

　　还是1996年底那次研讨会。一位德高望重的省政协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说，生存？有那么严重吗？也不奇怪，对很多人来说，80年代的文学的辉煌仿佛还在眼前，一篇《乔厂长上任记》成为企业改革的范本，厂长书记人手一册。据说当年的《牡丹亭》也是火得可以，“冷雨敲窗不忍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世上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位对号入座的小青姑娘大概就很像后来被誉为“乔厂长”的企业家们。但是《牡丹亭》的火是因为那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80年代文学的辉煌却不是因为文学本身的魅力，它和60、70年代文学的灭绝一样是不正常的。不过，毫无过渡的突然就面临生存的危机，也是太快了点。其实，同样属于国有资产的文学期刊(或称国刊)跟某些国企的情况有相同之处，是一个阶段的产物，打上了阶段的烙印，也必然会伴随这个阶段的终结而走向尽头。留恋“曾经也阔过”的的日子没用，还是生存要紧。但在考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发展。《广西文学》之所以艰难地拒绝了多种诱惑，最终选择了小品文，就是认准了它植根传统，又适应当代的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仅仅是为生存而办刊，未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世界也不是只有办刊才能活人的。

　　如果篇末点题，那就是目前全国的小报小刊必须严肃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办刊，办什么刊，怎样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