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义》音看等韵理论

冰路

作者：周祖庠（漳州师大 ）
来源：作者惠赐

提  要：《名义》音证实了音韵学“等”的概念并不存在，从而说明等韵理论、等韵学的脱离实际；因此应以《玉篇》音系为基础建立新的音韵理论。
关键词：“等”；“等韵理论”；“等韵学”；脱离实际。

      唐朝中叶以后，音韵学家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识读韵书的反切，制作了一种以“四声为纬，七音为经”的表格，把韵书中的每个小纽都安排在相应的座标点上，使每个反切的读音都能直观地显示出来：声韵调开合口一目了然。这种表格就是韵图，它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声韵调配合表。

     应该说，韵图一经产生，关于构图原则及读图方法的知识也就产生了。早期韵图这方面的知识，估计是口耳相传的，即使是已付诸文字，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流传下来。总之，我们今天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资料。

     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发生了变化，用后代的读音去读前朝的韵图，必然有新的问题需要解释。再加上早期的韵图是图解《切韵》系列的韵书，而《切韵》又是一个综合音系[1]（后代的韵家要么不清楚这一点，要么即使清楚也拘于《切韵》是钦定的韵书而不能自行其是。同时，也不可能意识到语音是不能综合的——我们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才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只能照图解释），这样，很多问题的解释必然是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的。

    随着韵图需要解释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大概入宋以后，这些解释终于与韵图一起，构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传统音韵学三大分支之一的等韵学。      

    之所以叫等韵学，是因为韵图作者把同一摄的不同韵部（或同一韵部的不同韵类）分别安排在纵列的四个横行里，这横行唐人就叫做等。以等来区别不同的韵部、韵类甚至声类（因不同的声类跟不同的韵类配合）、以等来解释不同反切的读音（“门法”）、以等来描写声韵配合规律以及语音的发展变化规律等等，就构成了传统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等韵学实际上成了古代汉语语音的音理之学。清朝龚自珍云：“等韵明而天下之言语明。”[2]可见它在音韵学中的重要地位。“等韵”一词虽始见于明代，但在唐代就有了“等韵”的概念。                                   
    关于等的区别，自清代江慎修《音学辨微》提出:“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学者未易辨也”[3]之后，韵家翕然从之，视四等的不同在于开口度的大小。           
    而如何理解开口度，人们认为有以下看法：   
    一种认为等的区别不在韵而在声。这是江永在《四声切韵表·凡例》中提出来的：                                          
“学者未易辨也。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4]
即等的不同是因为反切上字的不同。
    江氏辨等以声，仅言一等有何母 ，二 、三  、四等又各有何母。实际上是在谈声纽在四等里的分布情况，并不能以字母来辨别韵等。
    试举例说明。如果是唇音和牙、喉音，则一二四等同类，而舌、齿音则一四、二三等同类，又怎能靠声母来辨别呢？可见以声母区别韵等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种说法是等的区别不在声而在韵。这是清代戴震在《声韵考·卷二》中说的：
         “盖昔人论韵，审其洪细，为一二三四等列，如平声二冬、十一模、十五灰 、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韵皆内声一等；……全韵皆外声四等；上去入大致准此。”[5]
内声外声即合口开口。戴氏此说，实际上是叙述二百零六韵在韵图中的分等情况，并非是以韵辨等。              
    可见，无论以声辨等或以韵辨等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这也说明了：等的区别既不在声，也不在韵。     
    而现代音韵学对等的区别的解释是：         
         “等的划分主要是就韵母中介音和主要元音的差异而言（其中也涉及到声母的不同）。”[6]“韵母中没有介音而主要元音发音的开口度最大和舌位较后的，属于一等韵；韵母中没有介音而主要元音发音的开口度次大和舌位较前的是二等韵；韵母中带有介音而主要元音发音的开口度较小和舌位在前的，是三等韵；韵母中带介音（隋唐时的四等韵也不带介音）而主要元音发音的开口度最小，舌位也最前的 ，是四等韵。”[7]
    如效摄四韵：
            一等豪韵[ɑu ]               二等肴韵[ au ]
            三等宵韵[ iε u ]              四等萧韵[ ien ]   
    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江永洪细理论的现代语言学解释。
这种理论，现在已为各种论著、教材所采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有的学者还将“等”这个韵图专家用来图解《切韵》的形式，也原封不动地搬到上古音中去。因此，我们说，等韵理论也成了现代音韵学的基本理论，并且还可以说，等韵理论在现代音韵学中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多年来王力先生就一再提醒音韵学界的朋友们多研究等韵，以加强理论基础，还要大家多留意国外的等韵学研究”。[8]
然而，我们认为：《切韵》中并不存在“等”的差别，在汉语语音中，也没有等的区别。现代音韵学对“等”的解释，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我们说，“等”是韵图专家根据当时已经变化了的语音，审视《切韵》音系制作韵图时人为的产物，并不是字音开口度大小的必然反映。
“等”既以韵分，又不以韵分；既以声分，又不以声分。它并没有固定一致的划分标准，它是韵图专家图解《切韵》这个综合系统时权宜之计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韵图作者在“开合口分图”的原则确定下来后，就把韵图纵分为三十六或四十二行，以安排声纽；横分成两行，分别安排洪音和细音韵部（或韵类）。这样安排的结果：“纵列三十六行则太密，横列二等（庠案：即二行）则太疏。”[9]整个韵图分布不均、产生了大量空格。同时字也太小，不便于阅读。
    如果减少声纽的纵行数，字虽然变大了，但在翻开的两页内，又不能把一个韵部所有声母的小韵完全安排下去，而不便于一览。
    考虑到在声韵配合方面，端组韵类与知组韵类呈互补状态，于是韵家又把洪音和细音的横行再分为两行，有端组的韵类在一行，没有的在另一行。这样调整的结果，二十三个直行就可以把所有的声纽全部刊列出来，而韵类也由两个横行变成四个横行，四个声调加起来就是十六行。这样，韵图疏密有致了，大量的空格现象没有了，翻开的两页也可以把相应四声韵部的所有小韵全部安排完毕、能一览无余了，字也并不算小。韵图的这种设计，既体现了当时的声韵配合关系，又使韵图变得经济、实用、方便，体现了韵图设计者的匠心。
清代潘耒曾有以声将开齐、合撮分为二类，有端类、精类、帮类的韵列在一四等叫上层，知类、非类、照类的列在二三等叫下层的说法 [10] 。其实，声类的标准只能是端知类，帮非类、精照类仅仅是附带标准。因为帮非类不能划分一二等，精照类不能区别三四等（甚至不能区别一二等，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名义》精庄不分[11]，《广韵》音系及其所由构成的语音层面是否有精庄之别，也很难说）。同时，潘耒也不知道韵图制作时并没有撮口呼；《切韵》时期也没有帮非、端知、甚至也没有精照（实际上就是精庄）之别。                                                                                    
    一等与二等、三等与四等的分别，这是《切韵》声纽在韵图时期发展变化的结果。潘耒所谓的“下层”语音，在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分化出来，《切韵》韵部或韵类也就不可能分成四等。再加上《切韵》本身就是个综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韵图分等，是以唐宋后已经变化了的语音去划分的，分等的标准也不一致，同时被分的对象——《切韵》又是一个南北朝时期金陵洛下雅音的综合系统 。这样分出来的结果，必然仅仅是一种形式，仅仅是韵图作者的一种临时安排，根本不可能有实际意义上的区别。只需想一下，作为一个综合系统的《切韵》，它的各个韵类可能用具体的音值去区别吗？                                 
至于韵图作者为什么不把上层硬音放在一三等、把下层软音放在二四等的位置？笔者认为，若将现四等硬音放在三等地位，则照组声纽就会被精组分隔于二四等，因为在唐宋时期，人们认为照二与照三是同一声类。                                                
韵图的这种编排方式，当时虽然经济实用，但由于它的编排体例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便以为“等”不同，音必不同。其结果是使音韵学凭空产生了“等”的概念，凭空产生了“等韵理论”，凭空产生了一门音韵学的分支—— “等韵学”。等韵理论成了音韵学的基本理论，等韵学成了音韵学的核心部门，成了音韵学中问题最多、也最为复杂、最为难学的部门。                                                            
    音韵学这门古代的“小学”功课之一，先是经颜之推等人将南北韵书综合为《切韵》而被唐朝定为“官韵”，后又经唐宋等韵学家将《切韵》韵部在韵图上分为四等。其结果是照顾了当时的仕子，却苦了后代的韵家。人们对此如坠入五里雾中，一千多年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两件事，如同迭床架屋：一是使音韵学变成了空中楼阁；二是使音韵学变成了负蝂之虫，背上了大而无用的包袱。人们视音韵学为“绝学”，每每提起莫不瞠目结舌；或皓首穷韵而不得其解，莫不与此有关。这两种作法，从一千多年的实际结果来看，是弊远远大于利。
    周祖谟先生的北大同学，现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阎崇璩先生说：
“音韵学这门科学像核桃，外头很硬，不容易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里面却是空的。”[12]形象地道出了这种感受。
等韵理论既不符合《切韵》的具体实际，也不符合韵图专家设计韵图时的初衷，更不符合古代汉语语音的实际。然而，现代音韵学家却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工具（国际音标），对“等”及“等韵理论”进行所谓的科学解释和标示，并把它推广到古汉语语音中去，实在是一种退步。古人分二百零六韵为四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分类。现代音韵学为它们赋予了一套音值，把原来就不清楚的东西搅得更加混乱了，把原来错误的东西合法化了。因此，尽管现代音韵学给二百零六韵和四等蒙上了一层现代语言学的外衣，使传统音韵学回光返照、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寿命，但终究改变不了它走上绝路的命运。
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说过：假使当时颜之推等人不采用综合的方针，那么反映一地之音的韵书便会流传下来，我们便会了解南北朝语音的真面貌，那对音韵学工作者来说，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笔者也说：假使唐宋韵图专家不去考虑韵图经济实用的原则，将韵部分为四行；而采取一种简单、朴实的方法，就将韵部以洪细分为两行。这样，阅读起来虽然有些不便，但后人就会免去这搅人的等韵学之苦。
    假设终究是假设，历史不会倒退回去。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寻求解决这两个症结的途径。               
    八十年代，笔者在整理原本《玉篇》零卷反切时，发现了萧宵、盐添等韵部合流的现象。由于《零卷》仅为原书八分之一，一些韵部如霁祭、先仙、青清等混切字并不算多，因此未敢将它们合并，而仅仅是对等韵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对古音的理解多来自《切韵》，对《切韵》的认识多来自韵图。借助韵图，我们固然较好地认识了《切韵》；但囿于等韵理论，我们又不能透彻地了解《切韵》及其它的音韵现象。这说明了等韵理论是建立在《切韵》基础之上的，它并不是全面分析古汉语语音现象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而《切韵》又是一个综合南北语音的系统。” [13]        
    由于资料不足，对等韵的探讨一时难以作出明确的结论，而寄希望于对《篆隶万象名义》、《经典释文》等六朝语料的深入研究。                                       
    1996年，笔者又撰写了《从玉篇音看等韵理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等韵的看法。[14]
    1997年，华东师大潘文国先生的《韵图考》出版，该书中编《韵图排列的方式》认为：
       （韵图的）“这一安排反映了作者要充分表现韵书的声、韵类别，表现其声韵配合情况的苦心。四行（庠案：即四等）的形式是在排图过程中客观上（庠案：排图构思）形成的，并不是细致审辨音值的产物。后人看到这样整齐的形式，不明其所由来，又看到不同的行之间有的存在着洪细的差别，有的存在着声母不同的差别这一表象，便作出了‘依声分类’、‘依韵分类’等种种猜测，但由于不能维持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15]     
    该书是现代音韵学著作中对“等”的人为性进行系统探索、对“等”的区别性作出大胆否定的“第一个”。可以说它是一篇讨伐“等韵”的檄文，多年没有见过这样有创见性的著作了，其识见与魄力令人赞赏。尽管该书中很多观点仅仅是推测、是假设，但语言科学与其它科学一样，也需要推论和假设。恩格斯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童话，而科学的预言是事实。检验假设的唯一标准是事实，该书对音韵学的贡献，将随着诸多问题的证实而日益凸现。      
现在，通过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证据，找到了一条解决音韵学症结、拯救音韵学的途径。
《篆隶万象名义》以其作为一个比《切韵》早五十八年问世的完整单一音系，以其全部独立四等韵与三等韵合一的事实[16]，雄辩地证明了三、四等韵区别的不存在，也就是等的区别的不存在，圆满地实现了我们在整理原本《玉篇》时所提出的希望，证实了潘文国先生的推论，也算是实现了罗常培先生和我们的假设。         
    至于一等韵与二等韵，虽然《名义》中没有它们直接合并的现象，但是，种种理由也可以帮助我们推出一二等差别的不存在。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一等与二等、三等与四等的区别在于声而不在于韵，在于端组与知组之别。既然《名义》没有端知之别[17]，一二等的差别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王韵》目录小注：                     
      韵 部            同者               分者           《切韵》
     江二冬一           阳               吕 夏侯           从分                     
     怪二泰一          夏侯                杜              从分               
  夬二会（泰）一        吕                夏侯             从分                     
     巧二皓一           吕                夏侯             从分           
     箇一禡二           吕                夏侯             从分                 
     谈一衔二           吕               阳 夏侯           从分
    说明在南北朝韵书中，也有一二等合一的现象，它们绝大多数来自代表北方较古语音的吕静《韵集》。从分者基本上是代表南方语音的夏侯詠的《韵略》，这种情况符合我们对《名义》所认定的情况。《名义》一二等是从分的，但这种分立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区别是一等读音洪大、二等次大。                                 
当然，在南北朝韵书中，三、四等韵也有从分的现象，如吕静的《韵集》：
韵部        分者        同者        《切韵》
霁四祭三        吕        李杜        从分
先四仙三        吕        夏侯阳杜        从分
萧四宵三        吕杜        李夏侯        从分
青四清三        吕        李（吕夏侯）        从分
（庚韵清三）        吕（夏侯）          夏侯（吕）        从分
（幽四尤三）        吕夏侯        杜        从分
添四盐三                吕夏侯        从分
这种分立同样也不表明三、四等音读的区别一定是三等细小和四等尤细。
在魏晋南北朝其它字书、音义书中普遍存在着或一二等、或三四等不分的现象。
这些现象说明了所谓一等与二等、三等与四等的区别并不是中古汉语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以所谓开口度大小把韵部分为一、二、三、四等的说法并不符合古汉语的语音实际。一、二、三、四等的划分是唐宋韵图专家结合时音人为图解《切韵》的结果，它的根子在于《切韵》的综合性。
再看一下现代音韵学对等的洪细的解释。
如果按学者的说法，等的区别一个因素是主要元音的不同，一、二、三、四等元音开口度依次减小。那么像东韵、歌韵、麻韵、庚韵这样的由两个等构成的韵部，两个等的主要元音岂不是不相同了吗？如果是这样，韵家又怎可能将它们合为一部而以同韵视之呢？作为诗歌韵脚又怎能相押呢？
如果说等另一个区别因素在介音，那么对于以上这些一等与二等或三等与四等不分的韵部又怎样解释呢？因为只有介音甚至整个音节相同才能合一。
如果说声母不同，那一四等与二三等又怎样划分呢？何况《切韵》中轻唇音、舌上音并未分化；而像《名义》这样的南北朝字书、音义书中，不少书精庄又是合一的。因此连一等和二等、三等和四等的声母也难以划分。
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所谓的“等”的概念并不存在，建立在“等”的概念上的声韵配合理论、音变理论当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是这些本来就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却一直在现代音韵学界通行无阻，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等韵声韵配合理论认为：洪音配硬音声母，细音配软音声母（腭化音）。可是二等和四等究竟是洪音或者细音？等韵理论无论作出何种解释，都难以成立。
    在唇牙喉音下，切上字分别为一二四等一组、三等一组。一二四等是硬音，三等是软音。可是在舌齿音下，上字却分成一四等一组、二三等一组，二等又变成了软音。如果说二等韵是细音，则为什么唇牙喉音上字二等又与一等同类？若说是细音，为什么舌齿音又与三等同类？
    传统理论认为四等是细音，可是由于四等反切上字与一二等同类，现代音韵学家又解释说：唐宋时四等应为洪音，元明清才变成细音（定为唐宋时，则是认为《切韵》是隋唐宋时期语音的代表。《切韵》之不代表隋唐宋语音，我们早已有论述）。可是，《名义》纯四等韵与三等韵合一的事实，否定了这种说法，证明了四等也是细音。这些，都说明了以反切上字来区别韵类洪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也证明了声韵配合理论的不正确。
    再看一下音变理论，一般认为二三等声母非组、知组、照组，是帮组、端组、精组腭化后产生的，但二等有无介音，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若没有介音，知彻澄娘、庄初崇生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若有介音，为什么牙音、喉音又不能产生腭化音？
现代音韵学家无法解释二等声母软化的现象，则又产生了一种学说，认为二等上古有复声母[r]。但这种说法也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因为这个x不管是什么代数值，都无法解决舌齿音与唇牙喉音的矛盾。何况连中古都没有“等”的区别，上古又哪来“等”的概念呢? 而现在，《名义》帮非不分、端知不分、精庄同一的事实，已彻底地否定了这种理论。
等韵理论的症结，是用唐宋以后已经变化了的语音去图解《切韵》这个南北朝时期的综合音系。它是“层累”建造起来的：隋初颜氏等人综合南北朝金陵、洛下雅音，中唐之后韵图专家又根据时音图解《切韵》，再后等韵专家又根据时音解释韵图和《切韵》。而从根本上说，《切韵》既然是个综合音系，一切建立在这个体系上的语音理论都是靠不住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切韵》音系及等韵理论一层一层地剥开，使它们恢复原来的真实面目。
《名义》音系不存在“等”的分别这一事实，是对“等”的概念 、等韵理论、等韵学的否定。它将音韵学从等韵理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一是将它从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二是将它从繁琐龃龉的等韵理论中解放出来。                        
    以《名义》音系取代《切韵》音系所建立起来的新音韵学，不再有“等”的概念，也不再有“等韵理论”。“等韵学”这门学问，将永远从音韵学中消失。音韵学变成了一门联系实际的科学，而不再是复杂的玄学 [18] 。它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在学习和研究古汉语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开发璨烂的中国典籍文化、建设世界现代文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注：
[1] 见拙著《原本〈玉篇〉零卷音韵》（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及拙文《从〈玉篇〉音看〈切韵〉音》
[2]《龚自珍全集》 121页  中华书局  1959
[3]本江永《音学辨微》 19页  渭南严氏孝义家塾 1863年刊本   
[4] 同[3]  20-21页         
[5]《戴震全集》（五） 2268页  清华大学  1997版      
[6]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 215页  北京出版社  1986   
[7]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 25页  中华书局  1983
[8]（美国）薛凤生《汉语音韵史十讲》 43页 华语教学 1999版
[9] 潘耒《等韵辨·图说》（《类音》卷二））
[10] 同[9]
[11] 参见拙文《“精庄归一”的证明》
[12]（日本）濑户口律子《珍贵的回忆》（《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71页 中华书局  1998）     
[13]《原本〈玉篇〉零卷音韵》 223页      
[14] 参见拙文《从玉篇音看等韵理论》     
[15] 华东师大版  78页   
[16] 参见拙文《纯四等韵与三等韵的合一》  
[17] 参见拙文《〈名义〉之声纽》     
[18] 参见拙文《〈名义〉音与新现代音韵学》

此文系第十二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2002年石家庄]交流论文,
但会后结集出版的<音韵论丛>未将此文收入.

<篆隶万象名义研究>  192--200页载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