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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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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0 23:24: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前天到下乡,借宿农家,同屋的老同志半夜起来看书,害得我也睡不好,怪梦不断,其中一个是:单位通知我,要给我开追悼会。我说我还没死呢,但一位领导说,先开了,省事儿。开就开吧,我这个人一贯服从领导——即使在梦中。我回家跟妻儿告别(不知怎么回事,有两儿子,多一个出来了),然后上殡仪馆,看大家放鞭炮、致悼词,都正二八百地煞有介事,我也特感动,连忙上前一一上烟……

醒了,一身大汗,很奇怪做这么个怪梦。回家问爱人,她说肯定是王文艺英年逝世,对我心理造成伤害。这极有可能,一晃,王文艺已经去世十天了。这十天,日子过得飞快,一部片子还没做完,下一部又等着了,让我来不及感伤、怀念……但并不表示我完全麻木,对二哥的辞世,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和王文艺都是1989年进市广播局的,他长得眉清目秀,娇媚如少女(团堡人水色就是好!),以致于有人说,广播局有位领导想招女婿,看中他的长相,才强行把他要过来的——他毕业于中南民院,本来学的是化学,而非新闻。也因此,我常说他是禁脔。

开始几年,我一直在乡下从事技术工作,跟王文艺打交道的时间很少,但都是团堡老乡,聊过几次也较投缘,我这才知道,他才几岁时,即父母双亡,家庭极为贫困,他之所以上中南民院,也是看中中南民院助学金较高,整个大学期间,他没有花过家中一分钱。到市电台工作后,他俨然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要竭尽全力支持弟妹读书。那时他在市电台的收入比我高,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了解他经历的人,感叹他不幸的命运;不了解者,常会批评他小气。

2000年广播局三台一,我们一起共事,经常一起外出采访,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他已经33岁了,仍单身一人,成为本地著名的单身汉,王二哥这一略带戏谑的称呼于是不胫而走。某局局座曾表态:他们系统有很多女职工在乡下工作,只要王二哥追到手,就负责调动进城。还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在王文艺去签订广告合同时,他表示如果二哥当年能成亲,他在原有费用上增加一万元。 

但二哥总是让大家失望。我的一位姨妈曾给二哥父母牵线搭桥,听说二哥的情况后,在当地小学给二哥物色了一位女教师。说好星期六在我姨妈家见面,二哥却临阵退却。这类事儿举不胜举,给他做过媒的人,都知道二哥专门放的鸽子,都大骂二哥,诅咒发誓再不给他做媒了。现在想来,我们其实都冤枉二哥了,他很想成家立业,但也知道自己有宿疾,可能会害人家,思想反复不定,必然非常痛苦。

到2003年,我们对二哥婚姻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于是与他打了一个赌:他哪时结婚,我哪时买手机——因为我拒绝用手机,很惹朋辈生气。结果当年国庆,二哥就找到心爱的人,一起步入洞房!我们都很高兴,但没料到一年未到,他的病情就突然加重了,被迫入院治疗。虽多方救治,仍于今年四月刚刚过完39岁生日后去世。

与他的骨灰一起运回单位的还有一个尚未动用的生日蛋糕。

                             (二)

二哥的骨灰运回时,同事们都到郊外迎接,想到他的一生,都不免感慨万千,尤其是三十岁以上的、和二哥同时代进广播局的同事都感叹说:“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要吃,就要吃个饱;要喝,就要喝尽兴。”然后暧昧地一笑,意思是:要嫖,也得趁早。——请别见怪,咱们土家人有“喜丧”一说,就是要大伙儿在丧事上瞎开玩笑,荤素皆宜。

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找了家大排档吃夜宵。三杯酒下肚,伤感就更明显了,平时不会说、不便说的话,也都说出来了。现在我没喝高,要我表述出来,还真有点困难。好在主旨并不复杂,即一个新闻工作者如何对待名利、对待同事。

估计任何一个记者在接手一条新闻线索时,都会先大致判断一下其新闻价值如何,如果价值较大,甚至会想得更细一点:这条新闻能否上上级媒体,能否在年底参评获奖?有时还会比较做这条新闻难度大不大,耗费的时间长不长,好不好玩(比方说到北京上海去考察就好玩),有没有实惠(有的被采访单位可能会派红包或香烟)?考虑这些,当然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在大的新闻单位,追求新闻价值大的新闻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是应该提倡的。但问题是我们是一个县级电视台,如果大家都去追新闻价值大的、可能会获奖的新闻,那就搞不好事。

我很尊敬二哥,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屡次获得省州新闻学会嘉奖的老记者,他当然有自己的新闻来源,能够准确地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但为了单位的事业,他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在我的印象中,到北京进修或到上海香港考察的机会,从来没轮到过他。我们也习惯于把那些不好报道的、太花时间的以及没大价值的会议报道全部发给他。

2002年我们同在新闻部,他每个月大约要发20多条新闻,是数量最多的。他也是下乡最勤的记者,那年我和他下乡的次数可以占到全台的一半以上。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气息散乱,面带腊色,肝部时常作痛。真不知在乡下一走十多公里时,他是怎么撑下来的。

2003年后,二哥到广告部,我到专题部办《财经热线》,都较为轻松。有时熟悉的单位喊我去采访,我就偷懒(坦率地说我最害怕会议报道,坐得腰酸背疼,还写不出好新闻),把王二哥拉在一起,我摄像,他写稿和后期制作。据我所知,采用这种办法的绝非我一个人,王二哥成为许多记者的“听用”,不管是让他写稿,还是让他摄像后期制作,他都一声不吭,保管完成任务。以致于有个月他发的稿件与新闻部的专职记者一样多,害得领导把新闻部的记者批评了一通。我听说后,又去把二哥讽刺了一把,他也只笑笑,没反驳我。

到去年下半年,二哥的身体已经完全跨掉了,但他仍然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坚持采访——他患的病与焦裕禄周国知一样,他的工作态度也与两位前辈相同。我是个马大哈,虽然看到他脸色不太好,也只开玩笑地问一句“是不是水土流失严重”。到九月份,一位局领导强行要他上医院检查,才发现出大毛病,已经是肝硬化晚期。

我的办公桌里,还有两盘二哥用过的采访录像,但他淡淡的、略带忧郁的笑意已经不见。二哥辞世的第二天,我代表本台记者撰挽联曰:

一生清誉昭后世,

万篇新闻照汗青。

老实说,这挽联有点“大”,但我问心无愧,二哥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诚诚恳恳对待朋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二哥,请走好!
发表于 2005-6-22 15:07:5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想也给自己开个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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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蛮兄以幽默风趣而荒唐的“梦境”开场,首先就把偶吸引住了。

      一口气读下来,很想跑到哪里去大声地呼喊几句:“二哥,你回来,你别走啊,别走!”

      “二哥”的价值观、人生观表面看来是很不时髦了,但当我们读完这些看似不太精安排的细细碎碎的对二哥的“纪录”后,心灵的震颤不小,“一个新闻工作者如何对待名利、对待同事。”“二哥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诚诚恳恳对待朋友的精神”,这都是二哥给我们还活着的人留下的思考。

      生与死、事业与爱情、亲情与友情,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可一旦失去,才感到它的弥足珍贵。

      到2003年,我们对二哥婚姻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于是与他打了一个赌:他哪时结婚,我哪时买手机——因为我拒绝用手机,很惹朋辈生气。结果当年国庆,二哥就找到心爱的人,一起步入洞房!我们都很高兴,但没料到一年未到,他的病情就突然加重了,被迫入院治疗。虽多方救治,仍于今年四月刚刚过完39岁生日后去世。

      其实,走了的人算是解脱了,给活着的人留下来的却是永远的伤痛。。。。。。

      很想知道二哥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心爱的人”,她是如何来接受这个失去了二哥的痛的?

      人生如梦,活比死更艰难啊,偶想。
发表于 2005-6-22 21: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应该有续集吧,或者前传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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