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小说与当代生活”圆桌会议纪要

梦的轻波

来源：左岸会馆：http://www.eduww.com/bbs

        6月25日，首届上海大学文学周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隆重开幕。25日下午举行的圆桌讨论为文学周第一项内容，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大学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文学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等五家单位共同主办。著名作家莫言、王安忆、韩少功、严歌苓、张炜、曹征路等著名作家以及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作协及出版界、杂志社等专家，在上海大学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鸿生教授的主持下，就“小说与当代生活”展开了对话。

       圆桌会议由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光东教授主持简短的开幕仪式，上海大学校领导李友梅教授及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张钟汝教授致辞。之后，上海大学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鸿生教授主持了圆桌对话，著名作家莫言、王安忆、韩少功、严歌苓、张炜、曹征路与著名、学者批评家王晓明、蔡翔、陈思和、吴亮、葛红兵、郏宗培、何锐、陈家琪、罗岗、栾梅健、张业松等针对“小说与当代生活”发表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众说纷纭。在长达四小时的对话之间，一些中心问题浮现出来。

      生活和文学的关系历来是文艺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当代生活”的切身性和当代性，使之更加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参加本次圆桌会议的三十余位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当代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阐述和论争。

       “生活”概念是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开始上升为一个核心问题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认为，80年代，“生活”不会作为问题被提出来，那时候，大家关心的是文学本身，关注文学的形式，文学被认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和“生活”无关。后来，尤其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诗话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折，这个转折要求重新解释“生活”。所以，“生活”的问题日益被凸现出来。

      文学的虚构与想像是会场上的焦点之一。作家王安忆提出（艺术中的）虚构生活和非虚构生活之间的区别。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它用自己来辨证，而不需要用生活来考量。她认为，当下的艺术正在被生活消耗。艺术要依靠虚构需要脱离这种困境。作家莫言认为现实的生活丰富多彩，其中艺术的内容比比皆是。如此丰富的“生活”已经不需要作家去编故事，“写什么”的问题不是衡量作品好坏的首要标志，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写”。个性化的语言、结构等因素是文学的核心要素。但是，他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构就是一种政治。作家曹征路也赞成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他接着区分了虚构与虚拟，虚拟是不受约束的编造，而虚构和“生活”/现实的关系更加微妙，要求作家实进行更加富于个性化的表达。作家张炜进一步提出现实生活矛盾的激烈程度和作家虚构能力之间成反比，可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恰恰相反。第三世界作家在变动如此剧烈的社会现实面前，其想像力和虚构能力反而贫乏。所以，他跳出生活和创作之间的简单二元关系，把作家的个体力量提到高处。他认为，难度最大的想象力是极其个性化的，同时写的又不完全是现实生活，这中间需要对结构、语言、词序进行个性化塑造，写作是通过个人语言抵达事件。而作家严歌苓提出疑义：写当代生活可不可能？她认为，当代生活，不能脱离曾经的当代生活。曾经的当代生活中的审美、道德、伦理等问题不可能被解决，并且一直遗留至今。这里关系到写作的自由度问题。在局限之上写当代生活是不可能的。作家只能写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来自上海作协的吴亮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虚拟的游戏，比如世界杯，是虚拟的，但也是一种现实，这样的虚拟生活那么广泛，也要算作真实生活。同时，他提出文学一开始就是件世俗的事情，他把文学归为一种群体的要求即消遣。而上海大学中文系葛红兵教授对小说的精英意识进行了怀疑，认为小说家的精英意识造成对当代生活的脱离，小说家应该对生活进行低调的、匍匐的观察。

       与会人员慢慢开始讨论到“现实”这一概念。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教授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现实”。他认为，在哲学中，“现实”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即现实是不存在的，现实只是从多种可能性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可能性。这里，语言和“现实”是同一的关系。所以拯救一个民族的重任应该放在拯救语言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恰好担当了这个重任。上海大学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鸿生教授更加注重“现实”的伦理纬度，他认为我们时代的现实经验是零碎化的，我们的生活充满差异和片断。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整体是被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就是文学的反映功能。同时文学不能没有“应该”的尺度。文学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主动参与到对现实的建构/虚构和对现代人格的培育中去。关于这一点，蔡翔指出，“生活”不是一个单纯自足的概念，而是被各种力量组织起来的。他要求重提形式问题。他认为形式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休戚相关。文学的形式关涉到对现实的“态度”即形式背后的立场。所以，文学的批判性和文学的想象性和可能性紧密纠缠在一起。而罗岗的观点是对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诉求是互补的，他们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或者说，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需要答案。文学边缘化，文学又无处不在。

        对“当代”或者说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和文学之关系也是大家关注的兴奋点之一。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分析了我们时代的新的整体性力量——“训练年轻人”的兴起。这是当代生活最大的事件。如今的教育方式目标是把年轻人培养成只关心个人现实生活的改善的人，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人在现实面前感到十分渺小，无力反抗现实，缺少精神和现实的支持，从而陷入无力、软弱感。这个时候文学也随之变得无力。陈家琪则认为好的文学是悲剧作品，他指出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相信眼泪，人不再有在困境中的选择，所以悲剧的作品已经不太可能。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的观点是，他心目中的文学是精神意义上的，文学承担着精神承传，承担精神承传的人自古以来就很少，这决定了文学就是边缘事物。80年代文学那样轰动是个例外，人们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文学才充当了很多人的精神生活。文学的功能还是虚构，写作应从生命出发。应该远离道德律令，文学的道德本质上说都是后人追加的。

       这次圆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各种观点相互碰撞，虽然，难以产生统一的答案，但是，大家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是作家、学者、批评家之间的一次良性交流，这种论争对当代文学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