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序

孙兰荃

作者:黄霖    ?
来源：易文网
2005-9-16 12:32:30
     
    说起《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问题，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戴不凡魏子云等先的影响下也曾经注意过。在1982年的《〈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及1983年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等文章中，曾经积极地利用过《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来论证小说的作者，但我当时只是随手拈出几个例证，并没 有像半农先生这样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后来，我在主编《金瓶梅大辞典》(1991)时，负责语词部分的老同事、浙江诸暨人谭兰芳女士，也很注意点明《金瓶梅》的这一用语特点。差不多同时，我的老同学张惠英在美国哈佛作研究时，也关注过《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问题。她是语言学家，也是上海人，在她的《金瓶梅俚俗难词解》(1992)一书中就十分强调《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但问题是，这些语词及语音、语法特点在吴语地区，甚至在上海市郊存在着，是否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所共有呢?何能进一步去辨证这些语词、语音、语法在吴语地区，乃至上海市郊存在的唯一性呢?显然，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与此同时，另有一批语言学家如朱德熙、白维国、李申、张鸿魁等，或作论文，或编辞书，纷纷强调《金瓶梅》用是山东等其他地方的方言，乃至有人从小说中找出北京、广东、 湖北、山西等地的语词。不可否认，他们的工作也卓有成绩的。 因此，到目前为止，恐怕只能说：《金瓶梅》中所用的方是十分复杂的。但不管怎样复杂，它确实存在着吴语方言，而且存在着不少现在还活在上海市郊的吴语方言。
    那么，《金瓶梅》中的方言能否为作者问题的“‘破案’提供线索”呢?按理，应该是能的。我也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破这个案还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金瓶梅》这部小说“嵌”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且往往是处理得十分巧妙，不露痕迹。比如，《金瓶梅》第九十八回结尾和下一回的故事，就是“镶嵌”了《古今小说》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内容，基本上只是换了一下人名与地名而已。假如我们没有搞清楚 《金瓶梅》中哪一些是“镶嵌”了前人的作品，哪一些才是作者自己 的创作语言，那就要出大问题，会把前人的用语当作作者的用语来 加以“破案，这必然会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像第一个提出《金瓶梅》中有吴语方言的戴不凡先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所据的有些例证就是《金瓶梅》抄录《水浒传》的部分，如第二回“武松便掇杌子打横”等的“掇杌子”，第九回武松对郓哥道“待事务毕了”等 的“事务”，都是浒传》中原来就有的，这怎么能证明《金瓶梅》的 作者用的是吴语方言呢?这只能说明《水浒传》中存在着吴语方言而已。因此，我们假如要根据小说中的词语来追寻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弄清《金瓶梅》的“镶嵌”情况。但要弄清“镶嵌”的情况，真是谈何容易!前人的作品已大量散佚，我们怎么能去按图骥呢? 我总认为，在《六十种小说》中肯定有不少作品被《金瓶梅》所“镶嵌”，但目下我们能见到的只剩几种了。看来，我们要彻底搞清 《金瓶梅》的“镶嵌”情况是十分困难，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退其次：我们应当特别注意《金瓶梅》“作者在抄录现成作品时所作的改动之处。这种改动，才是较真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色”——这是我曾经提出过的区区之见。可惜的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年，能注意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相反，还不时见到一些人在未能确定所摘的一些《金瓶梅》中的词语、事物究竟是否是作者所写时，就轻易地来证明作者的某某身份。这样的研究，在我看来，真是“可怜无费精神”。
    如今，见半农先生对《金瓶梅》如此钟情，对语言的研究又如此热爱，是否能在以往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注意分辨作者用语与“镶嵌”用语，为破解《金瓶梅》的悬作出一些令人期待已久的结论来呢?当然。我也清楚，这个要求对于一个业余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十分苛刻的。但我总觉得，做学问的成败主要在于有一种执着追求、刻苦钻研的精神。在我认识的业余研究的朋友中，不乏有真工夫的人在，他们的功力往往远在专业者之上；而相反，在专业的队伍中，也不乏淘浆糊的人在。半农先生在家里，“日逐吃过夜饭，就拿伊当桩事体，像正在读书个学生子”那样勤奋；去图书馆，“不晓得几转，老早出去，老晏转来”，“有时去得忒早了只好候在外头，坐在阶沿上等开门”。这，就是做学问最可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铁杵就是能磨成针。我相信半农先生一定能在以往的基础上更一层楼，能看到更远更美的景色。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