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耘： 我的语言学研究之惑

霜叶红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441

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快五十了，却越来越困惑。我从事语言学研究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还负责着一个语言研究所，但是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也主持着一个语言学学术刊物，每年出版6期，每期发表十几篇论文，该刊创办30年了，已发表论文2000余篇，这些论文到底有多少人看？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还担负着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但我能教他们些什么？我会不会误人子弟？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杞人忧天，或者自作多情。但我近几年来的确是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无法抑制。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知道自己有时出差一天的住宿费就等于我父母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的专业是汉语方言，经常要去偏僻的农村山区做田野调查，我知道如今还有不少地方的人年均收入只有几百元。父母供我上到了大学，国家给了我优裕的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但是我却始终无法说明我的研究工作是物有所值的，我也无法确定我的社会角色到底是什么，到底该干些什么。

李伯重先生《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分析了我国目前存在的“全民学术”、“学术平庸”等现象，并考察了西方“学术”一词的含义，从而得出结论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按照他的观点，“学术不能追求实用”，学术探索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而在另一方面，袁岳先生在《从社会科学到社会科技》一文（载《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09期）中，则严厉抨击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空洞化”、“玄虚化”，他呼吁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从社会科学转向社会科技。他所谓的“社会科技”，是指“必须以能面对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型研究为基本追求的应用型智力服务工作”，并指出这种社会科技应具备以下六个特征：一是针对实际问题从事具有实证特点的调查研究，二是交叉学科研究，三是重视行动与研究的结合，四是关注社会新现象，五是服务于关键事件，六是全球化视角。

两位先生提出问题的背景是相同的，但开出的药方却截然相反。李伯重先生提倡学术的纯粹化、学理化，袁岳先生提倡社会科学的器用化。不过，他们似乎都未完全否定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取向。例如李伯重先生说：“为‘致用’而治学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分”，他的主要意图可能是想明确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是什么，“学问”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反对“学以致用”。而袁岳先生说的是“中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混饭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需要那么多社会科学机构”，或许他也认为“可以有”几个不混饭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此看来，我们也许可以综合李、袁两位先生的意见，而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极少数人去搞真正的“学术”，大多数人则转而去搞“技术”。这样，对于那极少数人而言，可以更加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去跟他抢食了）地躲进象牙塔之内，去为学术而学术。对于大多数人（这当中自然包括幼儿园教师）而言，则既可以从“大炼学术”的“炼狱”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技术性的问题。岂不是两全其美？

我因为专业的缘故，是无法成天呆在象牙塔里苦思冥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相反，我需要不断地走进社会基层，走进老百姓当中去，去观察他们的行为，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思考解决问题之道。而这种长期的互动，也使得我热衷于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思考。近些年来，鉴于我国许多地方传统方言的急剧衰亡，我投身于传统方言的调查保存工作，除了大声疾呼以外，更重要的是与同道们一起倾七年之力完成了《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的调查编写，目前，正在积极参与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工作，并开始探索建立汉语方言博物馆的问题。在这些工作中，我切实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社会的语言方言现状问题太多太严峻了，同时太被漠视和冷落了。我国目前有那么多的语言专业博士点，每年都培养出一大批博士生，但能够去关注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似乎很少。就拿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来说，我们在物色调查人员时，常常一个省连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想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令我困惑的问题。

近日在读台湾学者洪惟仁教授的《台湾方言之旅》（前卫出版社1994年），里面写到他1986年初去南投县埔里调查平埔族的语言，得知当地只有几个80岁左右的老人才会说他们本民族的巴宰语，六七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改说闽南话了。眼看着平埔族的语言文化即将消亡，他情绪激动地说：“如何保存、恢复台湾传统文化，应是我们这一代年轻台湾人的使命，……只可恨我们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只一心在追名利，没想到自己应尽的文化使命。如果平埔族文化消灭的命运是必然的，那么谁去为他们做个‘墓碑’？他们将连个‘墓碑’都没有就被消灭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埔里平埔族的巴宰语大概已成绝响。而自2001年以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主持实施了“语言典藏”计划，开展了大规模的语言方言数字化保存工作，其子计划“台湾南岛语数位典藏”就收录保存了包括巴宰语在内的多种南岛语语言文化资料，在抢救保存濒临灭绝的台湾南岛语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情况可参看http://formosan.sinica.edu.tw/。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已经落后了十年，我们的步伐能不能加快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