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就其金融小说《财道-富人上天堂》的写作答编者问

滴滴真摔锅

Flash: http://www.xumm.net/ghbadv.htm

[img=left]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5-12/2005121412141395.jpg[/img] 《财道•富人向天堂》的几个问题

葛红兵就创作问题答编者问

编者：大家都知道你是由学者而作家的，作为国内少有的教授级作家，你的上两部引起轰动的长篇作品《我的N种生活》、《沙床》有很强的学术特征，太多对存在和死亡的本体性追问，很多地方一般读者无法理解，这次我看你书稿之前，也有担心，怕书稿中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看了这个书稿，感觉它和你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样。请你谈谈，是否这部作品中你有了新的追求，有了转型的色彩？一年前，你开始这部作品创作的时候，你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家的小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呢？你放弃了你擅长的自叙传手法，放弃了个体写作的一些基本特性，是否意味着你想和新生代作家群的总体倾向分道扬镳？要注意的是这个“晚生代”是一个静态时间概念，而不是指的是一个动态变化中的作家群，它是指90年代刚刚登上文坛的，被斥责为个人化写作，缺少社会担当和史诗气质的晚生代写作模式，如今这个模式现在出现了危机，那么需要转型。《财道》是不是寻找另一个可能性？有人说，《财道》是站在好望角上看世界。

葛红兵：其实你说话还是比较客气，要知道我已经在你的建议下，删掉了四分之一篇幅。不过，你提的问题是对的。以前我都是用自叙传的方式，从我个人的问题出发写作，社会的问题、读者的问题是次要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我可以更多的看到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人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关联，觉得有可能脱离个体写作的樊篱，去看一些更重、更大的问题，我不再仅仅把目标定在写内心的真实上，而更多地希望，我写出了外在的真实。这一点，你也可以从这个小说的技术方式上看出来，这次我使用第三人称、外视角，写一个“他”的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我希望在这个小说中能够建立我和这个社会的扎扎实实的“关系”。我让我的主人公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钱”，第二句话是“我要富贵”，我希望我的主人公喊出来的愿望是真实的、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声音，我们有追求财富的权力吗？我们有保有财富的权力吗？财富是否真实地保护了我们的自由和尊严？我们能“富”切因富而“贵”吗？我希望思考这些问题，让这个小说具有一种别样的“人民性”。我想我对那种小资小调、那种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已经有了足够的反省能力。所以，2006年，读者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葛红兵，谈不上和晚生代分道扬镳，但是是和我自己分道扬镳的作品。

编者：你这部作品有很强的纪实色彩，是不是这种色彩也和你的上述追求有关？
葛红兵：为了这部小说，我在南京和上海采访了很多人，分析了很多真实的案例，有些经过艺术处理之后融合了进去，但是，更多的是写不出来的，我们都说，小说比生活有更大的自由，其实恰恰相反，小说写不出生活的万分之一，小说中能写到的，生活中一定有，但是，生活中有的，小说里我们常常是不敢写、不能写，或者是写了出来，许多人不敢看、不愿意看，甚至会痛骂的！我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专业书籍也读了不少，林奇的、巴菲特的，有些是非常专业的书，我自己也亲自去股市尝试，买票卖票，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希望我的作品和这个社会更切近，更有概括力。但是，我想我还没有做到最好，它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勇气都是考验。不过，经过了这些，我倒是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更真切地认识这个社会，比如都去买一点股票，去体会一下，你的财富怎样一夜贬值，它又是为了什么贬值的，这样你就能看到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中最真实的处境了，这样我们的知识分子对放下的社会就能理解得真切一点了，就不会无病呻吟，或者空口说白话。

编者：这是一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故事，其实我最近也很关心一些写外省人，游离在上海边缘的人，对上海的认识的小说，在这个层面上，你的创作非常有意思，它是上海的，但又是游离的，我看到你里面写了乌鲁木齐路，写了很多上海的景象和风物，是否，这会构成一种对上海本土写作的冲击或者回应？有人认为你的创作已经构成了上海最有特色的文化景观，构成了某种新的海派风格。
葛红兵：海派写作经历了从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写作、茅盾社会分析派写作到张爱玲的世情派写作，再到后来的宝贝小资写作等，随着城市文化的内涵的扩大，新海派小说也在面临转机，怎么转，向哪个方向转，从纵向来分析,海派写作茅盾是高峰，不可否认，他的成就最大，为什么？用他自己的世界观、宏观地历史地看待上海，对它的特性进行定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做得比茅盾更好。横向上看，上海的宝贝小资写作，则为书写都市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书写个人生活提供了一些参照。我是来自北方，迁居上海的，我希望我能既站在上海的心脏，又能脱离上海的躯体，看上海，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自己飞在上海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上海，看到上海的每个街头巷尾，那里发生的故事。醒来，我立即把这个梦记录下来，竟然写了8千字，我渴望更为宏观地看待上海，把它放在10年甚至20年的背景中。是否构成了某种新海派风格，我没有这种打算，但是，我想，我现在没有明确地要在技术上建立这种风格的打算，我会为上海拍一张尽可能真实的照片，并且尽可能让它写实。我觉得我更多的力量来把握它：从空间上说，从酒吧到股市，是个转变；从方式上说，从以前的独白型，到现在的交流型、对话型的写作，这些都是转变，这些转变要靠你的思考和观察，靠你的世界观。

编者：但是，你的写作，可能在客观上更容易满足一些外省青年对上海的想象！  

葛红兵：小人物，但是雄心勃勃，这是我酷爱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大智大慧，没有大勇气和大道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让小人物有雄心，崔钧毅说我要钱，我要富贵，这个社会给他的是什么呢？是两个耳光，是放逐，他有这个欲望，就被看成是狼，就要被驱逐。上海呢？比北方好，它会接纳这样一个北方青年，尽管这里在某种方面可能更为残酷。你说得对，《财道•富人向天堂》无论是对上海城市的描述，还是对上海人的描述，都是一个外省青年对繁华上海的指认，视角上是非上海性的，这种写作方式和当年的茅盾有相似性，我希望我能找到茅盾的那种感觉，某种感觉上的对上海的总体指认，我想上海的有些东西，只有用非上海的眼光才能看到，它是藏着的，在上海视角之外。但是，它不是想象性的书写，我对所谓的想象已经厌倦，我要真实，要案例，要现实主义，要紧紧地抓住那些真实的残片，把它们缝合起来。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崔钧毅这样的人是不真实的，但是，我要说的还是我刚才的话：上海的生活中每天在发生的事儿比我在小说中写的崔钧毅所能做到的还要多！真实是想象力所不能抵达的地方。

编者：你是否在着力塑造我们的时代偶像？崔钧毅这样的人，可能是新偶像！

葛红兵：我很欣赏你在编者推荐中对崔钧毅的判定，你的把握非常准确。长久以来，“富贵”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梦想之一。崔钧毅代表了这种梦想，很多人反对这个标题，觉得我的价值观有问题，但是，我要坚持，事关我的价值判断，我不能让步。为什么我坚持“富人向天堂”这个标题？在我看来，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此岸的天堂就是“自由”，而什么是自由的保证呢？财富！不是政治、不是美学，而是财富。财富是通向自由王国的惟一桥梁。崔钧毅在北方生活，他的绝望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带上命运的诅咒？不是贫穷，而是贫穷的孪生兄弟：禁锢。对于崔钧毅来说，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枷锁，同时也时人格枷锁、社会枷锁。但是，他并没有被人生的绝望吓倒，相反，正是绝望让崔钧毅踏上了寻求“富贵”之路。我希望我的小说赞美了这种时代新人，他们是真正的时代英雄。他们作为偶像有什么不好么？但是，我也知道，崔钧毅还没有成功的条件，他的命数不够，这个时代给他的命数和他的个人天才、血汗意志是不相称的，个人天才和意志力，要放到社会中去试炼，它可以用来评判我们的社会，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

小说里的邢小丽道行很深，在财道上已颇有斩获的奇女子邢小丽。邢小丽好强、泼辣、工于心计，孤身一人闯荡上海多年。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用威胁手段从一个外省官僚手里获得大量青春损失费，又通过结识金融大亨周重天获得了房产和金钱。正是这个女人，后来成就了崔钧毅的辉煌。武琼斯，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老山前线跟越南鬼子玩过命的战斗英雄，既有军人的冷毅，又有商人的狡诈、自私与残酷。武琼斯不喜欢过于聪明的人，他出了一道“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谜让崔钧毅去破解，然后拒绝了他。这些人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有英雄的质素，但是，他们都只能演绎悲剧，他们抗拒不了时代分配给他们的命运。

编者：小说中的老范不是例外吗？没有工作的崔钧毅为了省钱，常常饿着肚子坐在街角等待招聘消息。由此，他结识了卖盒饭的小巷奇人老范。老范逍遥自在，但多有惊人之语。其实隐姓埋名多年的他，是南京大学商经系的高才生。更让人惊奇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街巷奇人，后来与崔钧毅联手威震上海滩，又在事业鼎盛之时，激流勇退，似乎修成了正果。

葛红兵：我试图用中国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小说中的人物找一点出路，但是，某种意义上，这是逃避，我知道写这样的人物，赞美道家哲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妥协。但是，我不能不写这样的人物，否则，小说就太黯淡了，简直没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欣赏崔钧毅和邢小丽，他们都是宽容的信徒，身上有大的悲悯，邢小丽在财道上搏杀，伤痕累累，甚至忍屈含辱，但是，她不怨恨，对伤害她至深的人，她也是如此，她的身心永远对着爱开放，她还认养了很多孤儿，这种东西，是我非常欣赏的，这种人格和信念是我的某种理想之一。

编者：现实中有这样的人格吗？这种人格看起来更近乎神性。

葛红兵：我想一定是有的。

编者：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需要理想人物的，《财道》与其说是关于一个小人物奋斗挣扎的命运史，不如说成是你给我们时代设置的一个神话。在一个越来越稳定的社会，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分层，不同层次之间的人物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少。一个小人物如何才能到达社会的最高层？现实中如何才能寻找到通天的道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英雄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独特的景观，它既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又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还寄托着一代人的梦想，从六七十年代的雷锋，到八十年代的崔建，到九十年代的痞子英雄，而如今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消失，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需要不需要英雄，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崔钧毅、邢小丽、武琼斯、范建华这些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英雄抑或是枭雄吧。

编者：这个小说是写财富问题的，是否会引起价值判断的问题？看起来，你过分地赞美了财富！

葛红兵：我们对财富的仇恨和蔑视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传统，而尊重财富、保护财富的传统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五四以前，我们是知道的，勤劳和智慧带来财富，财富和勤劳、智慧等美德相联系，五四之后，在我们的观念里，财富总是和剥削、和为富不仁、和道德沦丧联系起来。但是，我想说，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一定和每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平等的追求财富并因此而享受尊严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但是，我这样说，并是说要作财富崇拜、富人崇拜。问题的关键不在财富本身，而在获得财富的途径是否公平，这个社会是否对财富进行了公正的调节。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正是我们对财富的不尊重，导致了我们追求财富的制度不公开、不公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仇富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定的制度原因，但是，它的第一个原因恰恰来自我们本身，来自我们对财富的错误理解和不尊重。

当然，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人类追求财富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中所犯下的原罪该如何看待？财富积累的过程难道真的是一个不择手段，丧失良知，玩弄手段的过程么，也就是说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存在伦理悖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 无论是周重天，还是武琼斯，还是崔均毅，他们要想获得财富，都必然要带上原罪的枷锁，这是不是中国式的悲哀？

编者：眼下中国股市持续低糜，你对中国股市和股民有什么话说？

葛红兵：关于中国股市、中国企业制度等等，我本来谈了很多，应你们的要求，删除了大部分，也许你们是对的，既然，在小说里多说不好，在这里恐怕多说更不好，但是，我想，我是站在小股民的立场上的，我渴望一个公平、公开的股市，一个属于广大投资者的股市，在我看来谈财富的原罪，还不如谈中国股市的原罪，也许弥补这种制度欠缺，需要整整一代股民的血汗。我很欣赏上海的左安龙，他是为中小股民说话的代表，一个有立场的人，据说他看了小说，愿意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