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立足特殊性，倡导理论探索

李华倬

语言的特点是有国界和民族性，研究语言的科学自然也就有国界和民族性。直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出汉语和印欧语之间有着必然的共性，然而汉语的特殊性倒显而易见。而且从哲理上来说，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性中才能看出共性，由此可见，汉语的特殊性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目标。
当然，没有那一个人会怀疑汉语有特殊性，但是对汉语特殊性的看法却不一样，目前的主流看法依然认为语言的共性是主要的，因此语言理论可以互通互用。又因为中国没有成熟的语言理论，所以解决汉语的问题还得要借助国外的理论。然而深思之后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要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汉语呢？还是要“借鸡生蛋”，以此来孵化出汉语自己的理论？不过，历史己经为我们作了结论，用外国的语言理论不可能全面地解释清楚汉语。至于后一个目的，则是见仁见智，但鄙人以为，用外国理论孵化的汉语理论，必然是外国理论的延伸，了不起也是个不伦不类的混血儿，怎比得上土生土长的孩儿纯朴。
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到处搬用，语言科学的成果却不能到处搬用，为什么？就因为语言科学有国界、有民族性。现在，对于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尚且需要强调自主创新，然而面对着有国界的语言科学却提不得创新，一提自主创新就会有人火冒三丈，就会跳起脚来反对，甚至还会遭到围攻，似乎对外国人亦步亦趋的追随才是正宗的道理，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其实，研究汉语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揭露出深藏于汉语内部的奥秘，倒不在乎急着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汉语。我国历史上的医家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借道教的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中医学，这虽然也能解释一些宏观的表面现象，但却掩盖了中医学中本质的东西，致使中医学长期处于原有水平而不得提高。这种只满足于表面现象的解释而不深究内部机理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现代汉语研究的创始人马建忠原以为学了西方之后“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而百余年后的今天来看汉语，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所以如此，我看原因还是出在实用主义，可见实用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是欲速而不达。语言界现在这么热衷于借鉴和引进，我看其根本动机还是出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由此看来，汉语研究实际上还没有跳出传统的实用主义怪圈。外国的科学家就不是这样，他们非常重视本学科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建设，结果反而促使了应用的发展。大家不是对学习外国很有兴趣呜？我看首先就要学习他们那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由此可见，如果不使汉语研究跳出传统的实用主义怪圈，就很难将汉语学发展到新的高度。
如何才能跳出实用主义的怪圈呢？如何才算跳出了实用主义的怪圈呢？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就是摆脱实用主义，踏踏实实地去进行针对汉语本身的理论探讨，要寻找指导汉语实践的原理和法则，而不是满足于语言事实的牵强附会的解释。
科学探索也好比攻堡垒，攻堡垒先要找突破口，科学探索也要找突破口，突破口找准了，便可长驱而入，直达内部。对于汉语来说，突破口就应当在特殊性上找。汉语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形象化，具体地说，汉语就是形象化的语言。
说汉语是形象化语言当然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可以从汉语的源头上找，也可以在现实的语言事实中去找。众所周知，汉字的雏形是象形文字，发展到现在，字的形态相似度当然已经大大降低，甚至有的面貌全非，但依然保存着形象化的意义。如果说象形是形似的话，那么形象化就是神似。有意思的是，用象形的办法只能造字，用形象化的办法却能够造词和造句，语言的事实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比方说，汉语对事物标名时总是先标特征，然后标类别，比如“红花”和“白花”、“方桌”和“书桌”、“男人”和“女人”、“电视机”和“洗衣机”、“汽车”和“火车”等等。因为行为是事物在动作的作用下产生的，所以汉语对行为的表述总是先表述动作，然后再表述事物，这就形象地表示动作是行为的形式，事物是行为的内容，比如“吃饭”、“睡觉”、“读书”、“刮风”、“下雨”、“打仗”、“驾车”、“当兵”都是行为词。汉语用因果法则构成所谓的因果词，把第一个字表示因，第二个字表示果，比如“看见”、“打破”、“拉拢”、“摔倒”、“甩掉”、“冲出”都是因果词。一些不可分的词如“观察”、“发现”、“秘密”、“研究”、“讨论”也都形象地表达了二字的合成意义。开始了的现象经过一定时期后会消失，于是汉语便用“过”插于其间，形象地表示了行为的解体，实际上等于是行为的消失。比如“吃过饭”、“睡过觉”、“下过雨”、“打过仗”、“驾过车”、“当过兵”。在因果词中插进“得”，表示因而有果，比如。“看得见”、“打得破”、“拉得拢”、“摔得倒”、“甩得掉”、“冲得出”；在因果词中插进“不”，表示有因无果，比如。“看不见”、“打不破”、“拉不拢”、“摔不倒”、“甩不掉”、“冲不出”。汉语的量词也是模拟了物理学原则：数量＋量单位。比如“一张桌子”、“两个人”、“三本书”、“四只狗”、“五朵花”，其中的“张”、“个”、“本”、“只”、“朵”就分别为桌子、人、书、狗和花的量单位。为什么大家都说汉语词类一看便能传神会意呢？就是因为汉语词类能够触发人们的形象化的感觉。
以往有人把汉语的词按音节划分而称为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多音节词，这种划分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因为汉字有义，字的组合不是音的组合，而是意义的组合，我们不能把“观察”写成“官查”；把“读书”写成“独殊”就是这个原因。词在印欧语中是固定的，汉语的词却不然，像行为词和因果词都是可分的，中间可以插字。而且大部分的词只在句中临时组合。以印欧语的观点来看，汉语词的这些表现都难以令人理解，可是从形象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表现都不难理解。至于这些算不算词，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认定了汉语是形象化的语言之后，就会联想到汉语对真实世界的模拟性，也就是说，汉语是用存在于真实世界的逻辑法则和逻辑关系来构造自已，否则就不能使人产生形象化的感觉。与此不同的是，英语的语言法则有很大的人为性。认清了这个区别之后，就会联想到描述的原则，汉语坚持的是逻辑原则，凡不合乎逻辑的话不能说，凡不合乎逻辑的字不能用，比如“墙上挂了一幅地图”可以说，而“天空挂了一轮明月”就不能说，为什么？形象化的解释是，“了1”所表示的过程是有始点的。现实中的绝大多数时空过程都有始点，因而都能用“了1”句表述。在人们看来，天空的明月自古就有，也就是明月挂之于天空的过程无始点，因而不能用“了1”句表述，只能用“着”字句“天空挂着一轮明月”表述。然而这样的描写却很自然：“自嫦娥奔月开始，月球上就有了第一个移民”。此句之所以能够用“了”就是因为嫦娥作为第一个移民存在于月球的过程有始点。与此相同，墙上的地图也是有人在某个时候挂上去的，所以“墙上挂了一幅地图”也是合乎逻辑的描述。如上所述，英语有一套人为制定的语法规则，一切描述都必须遵照语法规则。过去我们的语言学家总以为语言有着天然的共性，所以就总想在汉语中也建立一套像英语语法那样的语法规则，现在看来理论上就错了，所以实践上就行不通。
认定了汉语是形象化的语言之后，就可以根据逻辑法则和逻辑关系来理解介词的选用。比如同是双宾句的“张三借了李四100元钱”和“小偷偷了李四100元钱”，转换成介词句时就不一样，前一句可以说成“张三向李四借了100元钱”，后一句却不能说成“小偷向李四偷了100元钱”。为什么？因为“借”是一种企求行为，张三作为企求人当然要面向李四。“偷”是一种瞒着人而将其财物占为已有的行为，因此小偷就不敢面向被偷者的李四，“小偷向李四偷了100元钱”之所以不能说就是这个缘故。而且“偷”是在被偷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动作，因此就应该用“被”来表示主语不知晓、不情愿和无可奈何的被动情态，于是“李四被小偷偷了100元钱”才是合乎逻辑的说法。英语的主动句都可以变成被动句，但汉语的主动句就不一定都能用被动式表述。我们可以说“她被母亲骂了几句”，却不能说“她被奶奶给了五元钱”，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于母亲的“骂”，她只能被动接受，对于奶奶的“给”却愿意主动接受。英语的被动式纯粹是语法结构，汉语的被动式则是形象化结构，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过，由于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的被动式也有扩大的趋势。
形象化好比是一个思路，顺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找到更加隐蔽的东西，比如时空统一法则就是我找到的一条重要规则，下次对此发专文论述。
其实，以往很多文章都用了形象化的描述来分折双宾句和“把”字句等一些句型，只是没有明确地提出汉语是形象化语言这个总体看法而已，现在鄙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明确地提出这种看法，为的是想促使汉语研究有更快的发展。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