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获奖作品《龙脊》简介

湘里妹子

该片拍摄于1994年，记录了广西山区一个叫龙脊的地方发生的故事。龙脊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勤劳善良的红瑶人民在这里生活了300多年。大山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也隔断了文明的辐射。但是，这里的孩子们却没有因为贫穷而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尽管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多数孩子还是依然留在校园中。为了能够供孩子读书，家长们节衣缩食，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去勤工俭学。本片在'95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获得大奖。
2002年7月23日、24日已播出《龙脊》（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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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妞

来源：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14641/39805/42846/3143496.html

虎子

作者：97广电 崔霞  
来源：http://www.gdruc.com/ReadNews.asp?NewsID=196
发表日期：2003年12月13日      

      给陈晓卿老师打电话，我曾犹豫了很久，他的一部新纪录片《百年中国》七月份就要同观众见面了，现在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真的不忍心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但陈老师对我的采访要求答应得极爽快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半年之后又一次见到陈老师，他还是黑黑的皮肤，两只深陷下去的眼睛努力地瞪得圆圆的，似乎在给自己提神，头发却更短了。他看到我愣了一下：“噢，是你呀。”自认为在这半年里有了些改变，而陈老师每天接触那么多人，肯定早忘了半年前只有过短短接触的那个大二学生，他的反应又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他不停地抽烟，声音很低，只有离这么近的时候才能看出他眼睛里的疲惫。又是几个不眠夜呢?

      听说要谈《龙脊》，陈晓卿就像一个父亲要谈到自己出色的儿子时那样自信，那样谙熟于心。“我当时在新闻30分地方组，桂林电视台送来了这个选题，我觉得非常好，请示部里可以参与试作，到 94年4月份桂林台负责联系的人说可以去踩点了。”陈老师清楚地记得他们动身的日子有点特别——4月1日，果然他带着两个人上了山，到了他们选定的拍摄地平安寨的时候发现“那儿的确很美，壮族的山寨，壮族的歌曲什么的都非常好，但我们毕竟要拍希望工程的，而那儿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根本不是很突出，和我们想象的有差距。在那儿呆了一天一夜，晚上喝完酒，当时陪我的龙胜县委宣传部部长说可以再往山里走一走。一行人又走了大概7个小时，走过6个村子，发现外景还不如平安寨感觉那么好，我们当时都灰心了，实在不想再走了。这时候，我们最后拍摄的这个地方的校长听说有人来了就从山上赶下来，当时我已经紧得睡着了，他把我叫醒说希望汇报汇报情况，(他们当时误解我们是上头派下去给希望工程搞捐助的)，我当时实在是很灰心，所以就有点敷衍他。我说你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吧，我觉得有意思的话下次再来拍。小学校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念：‘亲爱的领导同志们，我们小寨望村小学有42名学生，5位教师……’我当时昏昏欲睡，听着听着觉得没声了，我一抬头，三个老师都在那儿哭，当时心一软，我说，这样吧，您也别说了，我们吃点东西就上山看看。”陈老师没想到要不是他的心这么一软，就和《龙脊》之交臂了。“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转了一个山角就发现那儿好像仙境一样，特别特别美，村口有几棵大树，半山腰上一个村子，村子下面是云彩，太美了。”外景已合乎要求，但更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在那儿拍的还是村子里的两家人。“到了村子我们就直接到了一些孩子家里。先到的是一个女孩家，叫潘龙艺(音)，今明两年可能拍《龙脊》续集时要拍她。那个女孩特别想读书。家里断了粮，就卖了一头牛，为了读书，她把卖牛的钱分出15块藏起来。家里要，她不给，说要上学买课本。当时的确感触很多。后来紧接着到了潘能高家里，看到他们家。他爷爷当时跟我们聊家里情况，正说的时候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往地下一扔，躺在地上就开始读书，念课文。然后，他爷爷跟我们聊着聊着就再不理我们了，拖着个小凳子拖拉拖拉就跑到他孙子旁边看他孙子念书，当时感觉特别好。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个东西，说我们要把拍摄点改在这儿。”踩完点之后，从5月24号到9月28号回来，他们的摄制组在山上呆了4个月，实际拍摄了75天，住在4人一间的村公所。为了保障供电，他们自己带了一个发电机，但发电机一转就会影响到山里整个同期声的录音效果，只能在吃饭的时候照明、充电。
   
     记者：陈老师，有人概括纪录片创作流派的时候说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形：有的作者注重记述过程。事情怎样开始，到高潮，有明确的结果，讲究矛盾冲突和内在发展节奏，希望有较高收视率；有的作者比较着重记述一种状态，没有这么多“追求”，也不奢望高收视率，但异常执着，您觉得中国纪录片的“海派”和“京派”是否是这两种流派在中国的体现呢?

      陈晓卿：在世界纪录片发展过程中，从最早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拍的文献片，一直发展了40年没有任何变化，到50年代末有这么一批人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是以法国的让·鲁什为代表的真实电影。今天在法国还有一个真实电影节，我们的《八角南街十六号》还获得了真实电影节的大奖。在他之后有一批人拍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更多让你感受到拍摄所在地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好，行为方式也好，精神状态也好，没有更多的蒙太奇，它的魅力在于事件本身。同一时期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也在探索，探索出另外一种叫直接电影，也有一大批代表，鼻祖是《北方的拿努克》，他们拍的片子除了片子本身往往更多地找到影片故事之中的某种含义，到了八十年代末还非常盛行。几乎每年的奥斯卡纪录片奖都是这类片子获得。我看过一个叫《罗杰andme》，分析的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失业情况，两个摄影队同时拍公司上层和一个失业工人，像这样的片子还有《竞选》。它很激烈，很激动，很感人，能把人带进片子中去。反过来很多片子更多的是平静，很容易让人安静地看，它的余味更深厚，中国纪录片起步非常晚，“京派”，“海派”是这两种情况在中国的体现。从国外发展来说，真实电影、直接电影已经基本融合到一起了，对外国人口味来说，静态的东西可能更讨巧一些，可能有一些矛盾冲突的东西外国人欣赏起来会困难一些，但不是说那种东西不好。我感到这两种东西迟早是会走到一起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很平静的东西更多是拿到国外，比较“吵吵”一些的是在国内看到的。

    记者：从理论上说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别在于它没有一个先定的主题和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我觉得如果拍之前没有想法和意识就很难选择素材和角度，您在拍《龙脊》前脑子里是否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呢?

     陈晓卿：对，肯定应该先有个想法。所以我不把纪录片和专题片严格分开，我把它笼统地叫作纪录片，专题片在纪录片这个大范畴之内。二者都必须先有一个想法，想法在前。在过去中国刚有纪录片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有机器，我有设备，我去吃苦，我去感受生活让你们来看，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除非钱多得没地儿花了。你必须找到一个媒体或媒体的外围组织，领一笔钱，做一件事情。那么领一笔钱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楚的想法，不能说你有个感受，有个梦想，我就把钱给你。我们的有些纪录片爱好者可能更热衷于这种纪录片，那是因为他们不是迷恋纪录片本身，而是迷恋人类学。

     记者：但魏斌老师作为《望长城》的主要编导之一，他跟朋友说拍《望》片之前，他“也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只是看日本人这样拍了，便也跟着拍了。”

      陈晓卿：实际上，中国纪录片现在仍处于一种模仿阶段，包括在手法技巧的运用上，因为它起步非常晚，而《望长城》又是纪录片的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突破，那时模仿的因素更多些。但纪录片毕竟在发展我们自己的想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

     记者：作为电视纪录片，它最好就是能展示信息源本身的全方位状态，不破坏其原生态，在《龙脊》中，您是怎样把这种破坏降到最低。

      陈晓卿：“破坏”应该落实到最后一点，就是让观众看着真实不真实。只要观众相信你，既使整个都是演的。只要你相信，没有道理把它分为客观真实还是主观真实。而且每个人可能都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看事情。至于如何驾驭你要面对的现实让它按自身规律去发展，这只是个技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初拍的《龙脊》的镜头，那些人都是有反应的，但最多一个礼拜，你扛着摄像机像一般家里养的宠物一样跟着人，他肯定就不会有任何反应。最后我们就已经发展到了和他们家的狗无异，他们都知道我们只要一扛机器就是不说话的，养成这样的习惯。既使这样的习惯也还是有伪装的，往往是在有些很极端的情绪要表现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所顾忌。

     记者：电视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永远可能出乎意料之外，但《龙脊》这部片子在这方面似乎太完美了些，比方潘忌安淘出金子。您当时从拍片的角度考虑是不是更希望他淘不出金子，给片子留下点遗憾呢?

     陈晓卿：对，应该是。往往是有毛边的地方给观众的感觉更真实些。淘金子的事是真实的，但它看上去不那么真实，因为它太戏剧化了。这也是这个片子比较失败的地方。好多东西都是无法预料的，实际上纪录片的魅力正在于此。这种正在进行时的状态下的东西是最感人的东西。这个片子还不是十分明显，毕竟生活每天都是那么朝而复始，朝而复始，我拍《远在北京的家》中的小保姆的时候，真正是每天都不知道她们第二天还会不会在。

    记者：这部片子人物特别多，不太集中，您保留这么多人物仅仅是因为剪掉辛辛苦苦拍到的素材感到很痛苦吗?

     陈晓卿：对，这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是给电视观众看的。如果要保存一个状态很难。我有个梦想就是拍一个像《暴风骤雨》或《艳阳天》那种全景式的纪录状态的纪录片，后来我发现我的试验是失败的，我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电视它是线性的结构，不是像书本那样，不可以回头再来找一找，它是按时间顺序走的，能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那您觉得《龙脊》中有没有最终被删掉而让您很心痛的素材呢?

    陈晓卿：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再删。(大笑)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和杨小肃老师既是编导同时也是摄影，您觉得这种合二为一的方式是否应当成为一种趋势呢?

    陈晓卿：不应该。《龙脊》更多的是靠镜头来说话，没有更多的导演先见的东西，导演驾驭的东西，我们更多地在讨论的是今天该拍禾苗了，明天该拍树了之类的东西，操作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来完成的，按个人的想法把它更多地串在一起，能把它体现出来。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再找一个摄像跟他说我需要什么，往往是等你说清需要什么的时候，许多东西就会转瞬即逝，没办法再重演一次，如果能够重演，我也希望找一个好摄像。这决不应该成为一种趋势，应该是专业人员各司其职。导演也应该是在我俩儿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总导演，现在中国找这种导演好像不太容易。

    记者：几年前，人们评论非纪实的作品往往用一个“美”字，如今评论纪实性的作品经常用一个“真”字，有人将“真”和“美”对立起来，认为追求真实的拍不美，拍得美的不真实。上海的一些片子他们的画面好像没什么美感可言，而您好像特别讲究造型美。

     陈晓卿：我一直认为上海的片子不是纯粹的纪录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新闻背景，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比较偏激一些，这种片子它突出的就是一种新闻性，它发生了什么，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情绪抒发，它如果做一个情绪烘托肯定不合适。我有个朋友拍一个癌症患者，他追踪这个孩子一直到死，他过去做这种《西藏的诱惑》之类的片子习惯了，他老想抒情，在那部片子里他也不自觉地抒了一下情，这样就很别扭，整个搭不上。

    记者：陈汉元老师说“完全意义上的纪录片”不需要旁白说明和音乐伴奏，您是否也追求达到这种境界呢?

     陈晓卿：巴赞说过，没有绝对排斥无声源的音响。但这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问题上。《北方的拿努克》用不着解说词谁都看得懂，但当你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交待时，那你靠什么?法国真实电影周其中大部分还是有解说词的，你自己也感觉到没有解说词往往会容易误导别人，需要看具体题材，不一定非强求一种模式。我今年就要拍一部无解说词的纪录片，20分钟。记：能问问是什么名字吗?陈：现在还不能说，机密。(笑)

     就像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久了会得“职业病”一样，我觉得陈老师本人也似乎具有了纪录片的某些通性。他平静，平易，他说“平视的心态很重要，包括画面叙事的方式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他真实，自然，在叙述中他的每一句话都像心理状态真实纪录的播放，未经剪辑，不会掐掉一些别人也许会感觉不美的东西，他的性格隐现于他的纪录片风格中，而他的纪录片风格又影响着他的性格。这也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附注：陈晓卿作品《远在北京的家》获第一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作品《龙脊》获亚广联评委会大奖。)

疯狂滴石头

改变的和不变的命运

作者：陈晓卿  来源：CCTV.com 2007年06月27日 15:32

    《龙脊》是我1994年拍的一部纪录片，说的是桂西北山里的孩子艰辛求学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第二年它又在四川电视节获得了一个奖项。当时的四川电视节奖项设置还不是很多，因此，我也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没想到的是，又过了十二年，这个节目被上海的“真实影院计划”选中，在电影院里和观众见面。我挺尴尬的，一来我怕见人，二来片子是十几年前拍的，可以说到现在我再没什么可以拿出手的节目，这些年我都干嘛去了呢？都在写博客？


　　放映的地点在上海新天地国际影院，这一带是上海小资扎堆儿的地方。影院里人很多，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戴着画着骷髅的黑色大帽子，我有点紧张。上海真实频道的金阳曾经和我同事三年，非常了解我，见我眉头紧锁，过来和我耳语。小金说，这些人不是看我的，他们看的是大片儿《妈勒比海盗3》－－服务员的行头就是那部电影的造型。酱紫哈，难怪他们贼眉鼠眼的，我心这才放下。

　　片子在影院里放着，我一直没好意思进去，在门口的茶座东张西望。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算个年轻人吧，对社会，对生命的理解今天看来都是那么浅薄和幼稚。我在深山里前后呆了半年，每天把镜头对准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他们没钱上学这一件事儿，我天真地认为通过我的片子唤起人们的爱心，从而能够解决他们读书难的问题，这一点，是和我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我出生在皖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我至今肯定还在那座小城里过着悠闲而平淡的生活。毕业分配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理所当然地相信每个人通过读书，通过考试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未来。我拍片子的时候是这样想，回到北京几年后，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天真，曾经获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那些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后资助便自行终止。好在由于我的促动，一些好心人继续为他们提供学费，使他们得以完成了学业，其中一些成绩特别出色的还考上了大学，永远离开了那个山村。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命运的确被改变了，最典型的是一个叫潘纪恩的孩子，考上了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他和我当年拍片时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读书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他成了那个龙脊山村里愿意读书的孩子的榜样，并且通过他，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的捐助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大山里的那些学校。他们中间有平时就乐善好施的，诸如邓建永、陆全胜、樊庆元、祖晨、陈晓楠……也有平时抠抠嗖嗖斤斤计较的，像李洁、李慷、王小丫……不过所有这些人，都很少对别人提及自己做过的这些事，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很多人的命运的确因为他们而改变了。

　　影片放映结束，我被请到了台上回答问题，观众席上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热爱纪录片的年轻人，问题中不时地蹦出用光、录音、结构、拍摄片比等专业术语。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第一排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非常眼熟，很快，我想起了他是谁－－这是我高中时代的英语教师阮钦安。于是，我离开了话题，也离开了座位，向大家介绍我自己的老师，主持人也有些激动，一时间，台上已经有了些艺术人生的意思。

　　阮老师不是导演安排来的，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次见面会的消息，特地从家里赶来。应该说，二十五年前，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甚至因为我没有报考外语专业还不高兴过。后来的大学时代，外语成了我的负担，那时候我特别怀念我中学的阮老师－－我到今天见过的最好的英语老师（罗永浩也挺好的）－－我一点儿都不夸张，阮先生让我感到学英语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一直和阮老师保持着通信联系。阮老师喜欢集邮，每年春晚的首日封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寄去。去年去肯尼亚，遇到他另外一个得意门生，我们一起给他寄了四张明信片，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音。

　　可以说，阮老师在我当年的中学是一个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甚至和在当地的上海人来往也不多。每天，他厚厚的眼镜片里都透着笑容，但谁又能想到，文革中他是学校里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阮老师受尽屈辱的时候，他的一个姓寿的女学生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对他保护有加，并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是阮老师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

生活就那么细碎：一个是上海的大学生，一个是本地的乡下女子，情感的和谐也掺杂着文化巨大的裂隙，有些差异大到了我小小的年纪都看得出来。比如，他们夫妻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名分别叫大憨、玲玲、毛捣子－－显然只有二女儿的名字是阮老师起的。但阮老师对这一切安之若素，照样和妻子在校园的操场上亲昵地散步，当时十分扎眼，他甚至还在课堂上用英语讲一些怕老婆的小故事自嘲。阮先生生活能力很差，家里全靠寿老师一个人打理，他们夫妻就这样一直相伴着。三年前，已经在上海生活的阮老师突然中风，多亏师母和女儿们悉心照顾，也加上阮老师天性乐观，他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这次到新天地，他竟然是从闸北骑自行车过来的。

  由于晚上要参加闭幕式，我不得已和阮老师匆匆告别。刚刚分手，就觉得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和老师说，毕竟十几年没见，只能等到下一次再去上海，或者他们来北京再聚了。回酒店的路上，我在想阮老师的一生，一个上海人，读了安徽大学，因为不合时宜的言论又被分配到了皖北的乡下，在那里组织了家庭，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那片贫瘠的土地，而这一切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从这一点说，知识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roxanne

哪里能下载或者买到《龙脊》的dvd？

请各位多多指教！:happy: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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