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专题］罗贯中研究七十年

梦的轻波

作者：李灵年
【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来源： 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213.htm
－－－－－－－－－－－－－－－－－－－－－－－－－－－－－－－－－－


    [摘 要]  对罗贯中生平事迹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八十年代以后形成热潮。由于史料单薄、纷乱，论者的认识多所分歧。在籍贯上主要有太原说和东平说的争论；在时代上，论者多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入手，考察罗氏生活的时代，有罗氏为元人或元明之际等不同说法。《水浒传》是否为罗氏所作，他在《水浒》的著作权上占多大份额？判断差别甚大，有罗著说、施作罗续说等。另外，罗氏与元代浙东慈溪理学家赵宝峰的关系也引起关注，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

      [关键词]  罗贯中   籍贯   生活时代   《水浒传》著作权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080－09

      [收稿日期] 2000－01－30

      [作者简介] 李灵年，男 ，1930年生，江苏铜山人，原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文教资料》杂志主编。

           

      真正的罗贯中研究是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步的。1931年的夏天，赵万里、郑振铎、马廉三位先生发现了天一阁抄本明无名氏撰《录鬼簿续编》并把它公诸于世。《续编》所著录元明间杂剧作家第二人即为罗贯中，小传原文如下：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1]。

      这个著录与明清人的有关记载大致相符，因而更加证明了罗贯中实有其人。所以鲁迅先生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所能至哉[2]！”

      但是，由于《续编》中罗贯中小传的语词存在不确定因素，在籍贯上又与罗氏作品的题署不同，加上《续编》的作者无名氏是否为贾仲明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昔日的“聚讼”不但没有“冰解”，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分歧，诸说杂陈，互相抵牾，令人莫衷一是。

      从时间上说，罗贯中研究是从八十年代热起来的。在此之前，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五十年间，除了少数文章讨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参见后文）之外，一般论者，包括几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3]，都据《续编》约略介绍罗贯中的生平，谈不上多少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整个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的蓬勃兴起，涉及到罗贯中生平思想的论作大量出现，探索和争论的焦点也愈益集中，下面仅就所见，分几个主要问题简介如下：

一、关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著作权问题 ＊

      确定罗氏对《水浒传》的著作权，不仅能够为罗贯中研究提供可信的文本，而且关系到罗贯中创作成就的评价，所以对这问题的研究至为重要。

《水浒传》作者的题署，历来有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后又改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一百二十回本题署同上。只有金圣叹贯华堂七十回本单题“东都施耐庵撰”。金氏在题      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所作的同时，又断定七十回以后的部分为罗贯中所续，并嗤之为“狗尾续貂”，于是有“施作罗续”说。

      罗贯中究竟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氏在《水浒传》的著作权上所占的份额如何，一直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两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对这个说法，明人惠廉野叟从文字风格上断然否定罗作《水浒传》的可能性。他在《识余》中驳斥郎瑛说：“此书（指《水浒传》）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可见前人成见之深。

      如何回答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作了深入的探讨。罗先生受到“水浒”书名取义于《诗经·大雅·绵》中的“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启发，又根据明嘉靖、万历人王圻《稗史汇编》中“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的一段话，运用“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方法，从百回本《水浒传》文字的比勘中，写成论文《水浒真义考》[4]，此后又陆续撰写了《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等系列文章，收入《水浒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中[5]。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研究探索，罗尔纲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水浒传》原本为七十回本，即百回本《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半。后面的二十九回是后人续加的，续加者对前七十一回半进行了盗改。金圣叹谎称七十回本《贯华堂水浒传》为古本，只不过是腰斩了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2）从《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对勘中得知，《忠义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半出自罗贯中之手，成书的年代在元末明初。后面的二十九回是明代宣德、正统（1426－1449）以后人续加的。否定了“施作罗续”说。（3）《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半，继承了元代水浒戏“替天行道救生民”、“替天行道公平”的主题思想，宣扬“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的农民起义。后面的二十九回是为了发泄对朱元漳诛杀功臣的愤懑不平，而不是什么招降封侯，正如李贽所说：“天下那有强盗生封侯，死而庙食之事，只是借此以发泄不平耳”（《忠义水浒传》第一百回总评）。

      对罗先生的研究成果，学术界的评价不一。肯定者认为这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典型范例[6]”。“是信而有征不可动摇的[7]。”不同意见者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国光、徐朔方、杜贵晨、林同等先生都发表了商榷文章。刘知渐先生更从罗文的方法、观点和所据资料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全面的质疑[8]。刘先生认为，罗尔纲的文章，“由于主观想像过多，而作出背离小说发展客观历史的结论”，“把书名‘水浒’说成反抗宋政权的‘真义’，显然以今解古，离开了历史主义。”刘先生的论断有几点颇具说服力：

      1书名问题。他认为《水浒传》并不是“水浒”故事的最初书名。据明人记载考查，《水浒传》之前可能存在过《宋江三十六人传》或《宋江传》之类的评话或小说。这就是郎瑛所谓“旧必有本”。在元末明初，又曾出现过一部《京本忠义传》。《水浒传》这一书名是在明代中期流行的，是较高水平的文人迎合上层读者的兴趣而改的。

      2说《水浒传》“发挥元杂剧的思想”，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仅见于明末的《元曲选》和《脉望馆抄本古今杂剧》，其中的宾白，是《水浒传》出现以后才加进去的，决非元人杂剧所有。元杂剧中有关宋江的几本戏，没有一本写过彻底反抗。

      3罗先生讲《水浒》的“真义”，是从政治角度来对待七十回本的。其实，七十回本的出现，并不是全是政治问题，而主要是艺术问题，是明代后期有经验的批评家也插手戏曲、小说的批评，把“留有余不尽之意于言外”一类论点也使用于戏曲、小说上来了。《水浒传》本来“有尾”而使之“无尾”，是明末文艺批评家所为，断非罗贯中、施耐庵所为。把七十回本《水浒传》说成罗贯中原本，显然是受骗。林同在《双峰并峙，众脉相连——从三国、水浒之异同看两书作者兼与罗尔纲、王晓家同志商榷》[9]一文中认为，二书在内容、结构、语言风格均大相径庭。从二书异同看来，可以证明二书作者有一定关系，但决非一人。罗尔纲先生的种种新说和王晓家同志的论据一样，只是找到了问题的某些侧面，虽然促人思考，但总体看来都是想当然的。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李伟实先生根据弘治到正德年间出现的明代大画家杜董描写一百单八将的《水浒人物全图》，结合郎瑛《七修类稿》的有关记载，推定《水浒传》的产生不晚于正德初年，作者为罗贯中，同时否定了《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或嘉靖初年说。这样，《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也就与《续编》所著录者无涉[10]。

      顺带提一句，关于“编集”与“编次”的含义，黄永年先生在《重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11]的论文中引用明嘉靖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作“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卷首有嘉靖癸丑李大年的序，说“《唐书演义》书林熊子钟编集，书成以视余”云云，由此可见这种前面说“□□□的本”，后面说“□□□编集”或“编次”，后面的“编集”或“编次”才是本书的真实编写者或最后写定者，这一诠释有助于我们对罗贯中是《水浒传》真正作者的认识。

二、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论者的估计相差甚大。其中估计最早的有成书于宋代说。如周村先生根据作品中的“小字注”有为宋代地名，而推断此书可能成于元以前即宋代甚至更早[12]。此说因与通俗小说演进的实际相距太远，因而容易被研究者所否定，一般不再置论。成书于明代中叶说是最晚的提法。这是张国光先生的意见。张先生的主要理由有三：（1）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在此之前无记载；（2）如果嘉靖之前有刊本，何以元明文献毫无音讯；（3）最重要的是从文学演进的阶段性来考虑。《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必在《三国志平话》成书之后若干年，张先生推定此书或即序书者庸愚子蒋大器所为[13]。  

      不过，多数论者都以充分的论据推定《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或元明之际，最迟在明代洪武年间至永乐初年。大家的推断虽有前后不等的差异，但大的时代概念相差无几。

      这里要说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问题。因为这是研究者判断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一时且成为争论的热点。

      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影印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在“说明”中提出根据地名今释来考查成书的年代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除了上面说到的周村之外，章培恒、袁世硕、李修生、王长友、张国光以及欧阳健等许多先生都撰有专文参与讨论。章培恒先生特别注意到书中关于建康、江陵、琼州、潭州等地名的今释。因为在元文宗天历元年，元皇室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内乱。天历二年（1329），为了庆贺这场斗争的胜利，遂有改革地名之举，将建康、江陵、琼州、潭州分别改名为集庆、中兴、建宁和天临。因为这是一场规模很大的内乱，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罗贯中不能不知道，加之他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对建康之改名更不可能不知道。但书中所注“今地名”仍作建康、江陵、潭州，不作集庆、中兴、天临，据此推定《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成书于大历二年之前。假定此时罗贯中在三十岁以上，罗氏当生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即1300左右，其卒年也要作相应的改变[14]。

      此后几位研究“小注”的专文作者，大都根据“今地名中既有宋元地名，又有明初地名的参差杂乱情况，推定成书于元末明初或明初洪武年间。这以欧阳健先生的考察较为细致。他对“今地名”作了认真的统计、排比之后得出结论说，“今地名”实系宋以前（包括宋代）地名共三条，为元明两代共同地名共八条，确为元代地名的共五条，实系明代地名的为三条，并认为可确定为元明两代共用的地名可视为明代地名。因为“今地名”中已出现了明代地名，所以认定此书应成于明代，并确定为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其全书初稿的完成，尚在1371年以后。这个具体写作时间是欧阳健根据卷十二写到“耒阳”时注为“今衡阳”条以及其他明洪武年间建制的情况而判断的[15]。此后章培恒对欧阳健以及张国光、王长友等的商榷意见一一作了答辩，并作补充论证以坚持自己的看法[16]。

      应当注意到，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注，持论者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嘉靖本是罗贯中原本，小字注是罗贯中自注的基础上的。1983年王长友先生在《武汉师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根据小字注所考证出的“今时”，“只能是作者作注时期（假定注为一人所作），而成书远在作注之前。”文章特别指出一条小字注纠正“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句说“旧本‘书’作‘板’，差矣”，认为作这条注时已有一种“旧本”存在。文章发表后引起讨论，张国光随即予以驳难[17]。三年后章培恒又发表长文[18]予以答复，指出“旧本书作板”一注中的“本”是本来之意，而不是指版本。文章从写作思路等五个方面提出一系列论据，证明小字注是作者一边写正文一边随手作出的。1988年，王长友在海南会议上提交《再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旧本’和小字注问题》一文[19]，指出嘉靖本“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在闽建诸本《三国志传》中恰恰就作“遂令破板焚之”，“保留了‘旧本’的面貌”。章文所用以证明出于作者之手的注文，在闽建诸本中也恰恰就是正文。文章提出：“今存《演义》的各种明代版本，差不多都有小字注”，且“数量不等，文字有异”，“是由多人陆续加进去的”。文章分析了各种明刊本对耒阳的不同注解，郑少恒本用了元代大地名，其它各本（包括嘉靖本）用明代地名而各有不同，“反映了注文作者和修改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其后，王长友在比照阅读现存明刊本后，发现周曰校本一般情况下与嘉靖本几乎全同。但有十大增文，四大异文[20]，其中有三段可能是原本所有，后被嘉靖本删去，两段出自原本与周曰校本之间的过渡性版本。五段为周曰校本新增。四大异文则都与闽建本相同，这进一步证明嘉靖本之前确有旧本。周曰校确有一个属于《三国志传》系统的“古本”在手，从原本到今存明本，“当已发生过多次变化”，嘉靖本“也是一个经过了大量增删的本子”。“嘉靖本之前肯定有过刻本，抑或就始刻于弘治甲寅”。

      另外，任昭坤先生的论文《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21]中列举了作品后半部多处提及的火器，如“大将军”、“碗口铳”、“一窝峰”、“地雷”等等，都是明初洪武年间才发明并大量使用的火器，在此之前是没有的，因此，只有在此后的作品中才可能在书中描写这些武器。有趣的是，这些火器的描写都在作品的后半部，前面未出现过，由此可知该书的后半部创作于明洪武年间或者有更迟的可能。任昭坤的这个论证正与罗尔纲的推断相合。罗先生的在《〈水浒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22]一文中根据陈毓罴先生发现《三遂平妖传》中的“里甲”一词，确定此书必写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之后。《水浒传》中也有“里甲”一词，可证明《水浒传》也必定成书于洪武十四年之后。罗先生称这是铁定不移的结论。他又据“南京建康”这一地名的出现，认为这是在永乐元年正月建康再称南京后写的。于是初步判断《水浒传》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年后至永乐初，约当于1387至1407年这段时期。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是依据《三国志》及裴注以及朱熹的《通鉴纲目》等史籍而编，但它同时又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的基础编集的，特别注意吸收了金元时代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的丰富素材。张政?先生早在五十年前曾说过，“通俗演义始于罗贯中，乃仿平话而作之大众读物，不专为说话之用矣[23]”。张先生这个观点是我们研究罗氏著作的重要参考，而说话艺术的集结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构思的基本框架。今见《平话》刊于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全名《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既标新刊，当然前此尚有旧刊，可知其编写年代当可提前。但据“新刊”本内容和文字都十分粗糙推知，今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必然产生于它之后的若干年，因而若把此书的创作时间推之过早，甚至超前或同时于《平话》，那就不符合文学演进的规律了。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研究罗贯中其人的大前提，只有确定了《水浒传》罗氏的著作权和确定其著作成书的年代，才有可能去探究罗氏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

三、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续编》的发现，不仅证明了罗贯中实有其人，而且大致可以推定他的时代和片断的行踪。《续编》还明确交待罗氏为“太原人”。依据这个记载，包括鲁迅、郑振铎先生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认定罗贯中为太原人。但是，《续编》记载虽然明白无误，但却是孤立的一条，而罗氏著作的题署和明清文献的记载都与此不同。比如《三国演义》凡冠作者籍贯者皆为“东原罗贯中”或“东原贯中罗本”。《水浒传》作者标有籍贯者也作“东原”。其他系在罗氏名下的小说如《隋唐两朝志传》，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三遂平妖传》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等等，可以说众口一词。至于明清人有关罗氏籍贯的著录就更加纷杂，有“杭人说”、“钱塘说”、“越人说”、“浙人说”、“庐陵说”等等。近年又有“慈溪说”，不一而足。一般认为，罗氏原籍为太原或东原，后流徙江浙等地，所以说他为“浙人”、“杭人”或“钱塘人”似乎没有什么疑义，分歧点主要在原籍上，即他的原籍究竟是在太原还是在东原（即东平）。至于后起的“慈溪说”可在罗氏与赵宝峰的关系中交待，这里先就两个热点介绍争论或研究的进展情况。

      先说“太原说”。前面说过，如果确信无名氏《续编》的记载，便不会有什么争议，而偏偏又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于是一些论者便认为“太原”为“东原”之误。如刘知渐先生说：《三国》最早的一个刻本（嘉靖本）刻工很精，错字很少，“大题”之后有“东原罗贯中编次”，序文又有“东原罗贯中”字样，所以是可信的。反之，《续编》则抄录粗糙，难免有错。因而认定罗氏原籍为东原[24]。持此观点并详加辨析的有王利器、罗尔纲、周楞伽、欧阳健、沈伯俊等先生。

      坚持太原说者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太原说的可信性。正面的除了陈述他们的理由外，还在探寻罗氏的新材料上下功夫，并且有所收获，有所进展。在这方面孟繁仁先生用力最勤。协助他的还有太原清徐县的几位先生。多以反证来证明罗贯中非东平人的学者则以刘世德先生为代表，他撰有《罗贯中考辨》的系列论文，来阐述他的观点。下面对盂、刘二位先生的论作作简要介绍，并连带述及其他学者的意见。

      孟繁仁潜心于罗贯中研究多年，同时努力探寻有关罗氏的新材料。1984年，他在元代后期文坛大家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十中，发现了《题晋阳罗氏族谱图》的文章，证实了在太原居住着一个可能是“由蜀迁晋”的罗氏家族。“族谱图”中的罗氏之次子允中，“以教授辟仪曹史”，在“还就蜀省幕府”之前，约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在京城大都请忝名四川名人的虞集为“族谱图”题序。孟先生推测此处的“允中”可能为罗贯中同族的叔伯兄弟或亲叔伯兄弟。沿着这条线索搜寻、查访，孟先生终于在1986年6月，在太原市清徐县找到了这个世居于此的罗氏家族以及这个家族珍藏的《罗氏家谱》。盂繁仁和郭维忠在仔细研究了《家谱》之后，写成《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的论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上。据介绍，此谱系由罗氏第二十二代后裔、六十八岁的罗礼重保存的。它创修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以后历年续修、增补。这是一部表格式的民间谱书。令介绍者注意的是：在罗氏第一支前八代世系名录表格中，于第六代公全子（罗）锦之后，注明共“生六子：才聚、次子出外、才增、才森、才宝、才仓”。介绍者据《家谱》中第八代己有“监生”、“贡生”的科名，推测此辈己进入明代，因而上推若干年，则把目力集中在第六代罗锦及其外出的次子身上。《家谱》各代所记名录多有“出外”者，对这些“出外”人员，不仅在家谱中照录名子，有的还明白交待其人的去向。唯独罗锦的这个“次子”既不录名子，也不记去向，实在令人费解。介绍者又根据此谱“谱规”，排除了遗漏或隐瞒的可能性。那未，剩下的最大可能莫过于其人为“败子”或“逆子”了。作者在分析了元明间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以及罗氏家族的历史之后认为，罗贯中的身份和所做所为，正符合《家谱》除名的条件，因而作初步的推测判断：“这位原名或小名‘才？’被家谱除名的罗锦次子，很可能是罗贯中。”接着孟繁仁、郭维忠还在分析有关史料和小说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家谱》中的罗钊之子，曾任“重庆府通判”的罗才盈，即《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中的罗允中，也就是罗贯中的堂兄弟。至于清初刊行的小说《善恶图全传》第二十一回写到的英雄人物罗定，并言明为罗贯中令郎，正与《家谱》中罗锦的第三子罗才增的三子、“在湖广”的“罗定”相贴合。这也难说是偶合。因而推定此罗定即为罗贯中的子侄。孟、郭二位先生还从《家谱》中的一系列序言文字所反映的清徐罗氏家世背景与罗贯中小说、戏剧创作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几乎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在罗贯中著《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改写李存孝的任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乡土”之思，凡此种种，都证明了罗贯中为太原人的记载。

      包括孟繁仁的一些论者在肯定《水浒全传》也出于罗贯中之手的前提下，还就该书第九十回和九十一回描写的隐士许贯忠的形象作出判断。早在1976年12月，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就提出作者在“许贯忠”的描写文字中“暗嵌描叙作者意境或身世之情节”，并声称：“罗氏贯中之名，本出于《仪礼》乡射之‘不贯不释’，贯字之意义等于中的之“中”（去声）。然‘中’字下加‘心’为忠义之忠，‘许’字复作动词，则许贯忠一名之含义则许以贯彻忠义之忱自始至终而已。[25]”此后宣啸东、姚仲杰、盂繁仁和郭维忠等几位先生或出于自己的读书心得（如宣啸东），或对柳存仁的意见引伸发挥，确认许贯忠是罗贯中的虚影，并据小说中的描述，论定罗氏晚年化名许贯忠隐居在大名府浚县，即今河南省鹤壁市郊区许家沟村，并在此撰成了内容包括征田虎、征王庆的《水浒》续书。论者又与嘉靖年间《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者蒋大器联系起来，认为蒋氏曾在河南浚县作过“主簿”，他在序中所说《三国》流传情况，是他在浚县期间的耳闻目睹[26]。读者注意到，以上的某些论辨与罗尔纲先生的论证大相径庭。

      清徐《罗氏家谱》的发现无疑为太原说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孟繁仁等的研究也是深入的、系统的，他的推论往往能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因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当然，《家谱》中毕竟没有出现罗贯中的名子，所有的推测只能是逻辑推断，都不应该是“结论”或“定论”，并不因此防碍学界的继续探讨。

      持“太原说”又有专文论证者，除了孟繁仁等外，还有李修生、张国光、刘世德等多位先生，就中以刘先生的论作最多，最详。

      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中力主罗贯中为太原人。论点有三：1蒋大器序文在毗邻的两句文字中，先是把罗贯中的籍贯说成“东原”（东平），紧接着又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籍贯说成“平原”，无疑是信口开河的不根之谈（当然并不排除刊印有误）。2那十六种小说版本的刊印年代都比较晚，它们所标明的作者的籍贯乃书商所乱加，与罗本人无涉，绝非“作者本人题署”或“罗贯中本人所为”。3贾仲明的“太原人”说是可信的，正确性是不可动摇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信任宁可给予明初、和罗贯中同时而又稔熟的贾仲明，也不给予那弘治时的陌生的蒋大器。[27]”接着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举出《三国》和《水浒》三处地理描写上的错误为内证说明罗氏不是东平人，若为东平人，绝不会产生这样常识性的错误[28]。第一个内证是宋江自郓城发配到江州牢城而途经“梁山泊”的地理错误；第二个是武松籍贯的交待，书中把“清河”和“阳谷”两县倒置了，到《金瓶梅》才把它颠倒过来；第三是嘉靖本《三国》卷二第十则叙述曹操与鲍信共同兴兵抗击黄巾军时，把“寿张”写成了“寿阳”。这是因为他熟悉山西地名，所以顺手写来，出现了笔误，也是罗氏为山西人的明证。

      刘先生文中所举数例都有道理。问题是我们难以据此作出直接的判断，小说家言非史地著作，何况两部著作都是在民间艺术长期流传的基础上连缀整合而成的，比如宋江从郓城被发配到江州牢城的路线，途经梁山，被晁盖搭救，可能是沿袭元杂剧的固定格式安排的。这种描写也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需要，因此，作者似不必讲究地理方位的正误，而让他绕一个大圈子，如此等等。

      持“东平说”者也大有人在，其中以王利器、刘知渐等先生持论最力，其他如冒?、刁云展、欧阳健、沈伯俊先生都有专论。刘知渐的论述己见前文。王利器先生则说：大多数明刊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续编》中的“太原”当作“东原”，乃是罗贯中的原籍。由于《录鬼簿》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又说，“我之认定罗贯中必定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全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29]。”

      尽管持“东平说”者不少，但因没有更多新材料的发现而进展不大,相对而言，“太原说”在新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展现了较为广阔的天地。但学术研究不能只看一时的成果，何况迄今谁也拿不出确定不易的铁证。所以我们主张诸说并存，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求得共识。

四、关于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关系

      1959年，上海书店收购到一部《赵宝峰先生集》，卷首载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一篇。祭文日期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十三日。与祭者赵氏门人共三十一人，其中第十一人名罗本。赵宝峰名偕，字子永，号宝峰，宋宗室后裔，慈溪人，理学家，卒于元亡的前一年。《宋元学案》卷二十三有“静明宝峰学案”记其事。上海书店将这一消息在《业务通讯》上报道以后，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周楞伽先生首先发表文章，认为祭文中的罗本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30]。刘知渐赞成周楞枷的观点[31]。接着王利器连续撰写文章，除肯定周、刘等先生的意见外，并认为《祭文》具名的“高克柔”即元代《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高明有《柔克斋集》，“克柔”是“柔克”的颠倒[32]。王先生又据《宋元学案》所载赵宝峰门人的名单中第一人的陈文昭（名麟）与《水浒全传》所描写的东平太守陈文昭连系起来，认为这是罗贯中为表彰曾在慈溪作县令、颇具政绩的陈文昭而精心描写的好官[33]。        

     这些文章发表后，围绕着《祭文》中的罗本是否即罗贯中，作为“湖海散人”的罗贯中，是否会为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章培恒指出：“这篇祭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与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34]”孟繁仁从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三十《书画舫燕集诗序》等史料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罗本字彦直的人是一个喜欢吟诗和收藏名家书画的儒雅之士，与号为“湖海散人”、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戏曲、小说创作的罗贯中相去甚远。至于《水浒》第二十七回写到的陈文昭，始作俑者不是罗贯中，而是施耐庵。施氏是在他的好友鲁渊的影响下，产生了创作冲动，把陈氏写入《水浒》。百回本《水浒传》陈文昭的“像赞”文字，乃是罗贯中补写入书的[35]。

      针对一些否定《祭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的商榷意见，周楞伽先生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撰文予以答复，并发展、补充了他的观点[36]。例如，清代学者王梓材增补的《宋元学案》，在罗本名后的按语中说他字“彦直”，是赵宝峰另一门人罗拱字彦威的兄弟，周先生解释说，“贯中”是罗本著书时所用的别号，“那末罗本著书时为什么要用罗贯中为别号呢？这个也不难解释，因为彦直的‘直’与贯中的‘贯’字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孔子不是曾在《论语·子路篇》中说过‘直在其中矣’吗？‘中’字的取义就在于‘直’。孔子又在《论语·里仁篇》中说：‘吾道以一贯之’。而赵宝峰的学案正是‘有见于万象森罗，吾道一贯之意’。森‘罗’、一‘贯’，再加以直其中，这就是字彦直的罗本著作时用贯中为别号的由来”。

      对于周楞伽、王利器等的论断，对于他们在文章中应用的史料，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刘世德作了较为系统的批驳。他在《看朱成碧：罗贯中与“罗本”》[37]的论文中认为“慈溪人‘罗本’不是罗贯中，因为二者缺少中间环节，慈溪罗本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家境富饶，有“书画舫”，有“竹所”，因而与别号“湖海散人”的罗贯中大不一样。至于王利器所说的高克柔即高则诚，陈文昭即《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东平太守陈文昭，都是“看朱成碧”的例子，更不足为据。

五、关于罗贯中的时代和施、罗关系

      认定《续编》所记戏曲家罗贯中也是《三国》等通俗小说的作者是研究其所处时代的一个前提。这个问题的研究又与《三国》、《水浒》、《平妖传》等的成书年代密切相关，因而对罗贯中生活时代的探讨，往往与这些小说的版本研究互为因果，所以关于罗贯中的生活时代，多在上述专题中涉及到了。这里仅就其具体生卒年的各种推断，大致清理一下学者的结论。至于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难讨论的问题。因为对施氏其人的研究，对施氏史料的辨析，学术界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时也难以弥合，这里只能与罗氏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作一些概括的介绍。

      关于罗贯中的时代，有宋人、元人、元末明初人、明洪武时人几种说法。黄?成先生已作了大致介绍[38]，现将有关内容摘录于下：

近年来争论者多以王圻《稗史汇编》和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为据，而推论有所不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据之称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1300－1400）。周村《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39]一文提出，“院本系乃元人记元事，从‘国初葛可久’可推知罗亦元初人，或由宋入元。”李修生《〈稗史汇编〉“院本”条非元人记元事》[40]一文提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并与元末农民起义有关。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41]则据上述史料推论出“罗贯中大约是生在元元贞元年（1295）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前后，活了八十五岁左右。”章培恒提出罗、贾“忘年交”乃罗比贾大四十岁左右，则罗为元中叶人，“一般假定生卒为1330一1400年，实是跟他实际生卒年也许相差几十年的假定。[42]”罗尔纲、周楞伽、柳存仁、刘冬等人均认为是元末明初人，或是施耐庵的门人。

黄文发表之后的十五年间，对罗贯中的时代研究虽屡有涉及，但未超出黄文所介绍的推断范围，可以不作补充。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第一次明确指出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研究者根据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廷佐墓志铭》等有关施氏的材料，对施、罗关系作了种种推测，特别是《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发现之后，对施、罗关系的探讨有所发展。刘冬、欧阳健先生等按他们二人推定的施、罗二人的年龄和行踪，认为他们在杭州相识，是完全合理的。罗闻施耐庵之名而师之，实在情理之中。施氏《秋江送别》之曲，有“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之句，可知施耐庵于1363年前后，在苏州、钱塘留下过自己的足迹，而罗贯中于1366年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无论在时间地点上，都可以说是毫无问题了[43]。陈辽先生综合现存史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对罗氏的生平和著作进行归纳，撰有《罗贯中其人其作》[44]一文，认为罗氏1315－1318年间出生，山西太原人。1345－1355年间从太原来到杭州，与施耐庵结识，创作了《风云会》等几个剧本。1355－1360年间，在山东东原定居，与贾仲明为忘年交。1360－1363年间，罗贯中在张士诚处作客。1364年与贾仲明“复会”。1366年参加了门人们祭奠赵偕的活动。1371－1377年间加工补写了《水浒传》。这期间和以后，他并创作了《小秦王词话》、《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约于1380年左右，从杭州到福建，巧遇王道生。1381一1385定居卢陵，并在那里逝世。

六、关于罗贯中的政治思想

      最后介绍关于罗贯中政治思想的讨论。研究者根据清顾苓《塔影园集》和明王圻《稗史汇编》的记载，结合他的小说作品的分析，一般认为罗贯中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并参加元末张士诚起义（或别的什么起义）的“有志图王者”。但《稗史汇编》是把罗贯中和葛可久并提的，根据葛可久的生平材料，结合元季的具体政治形势，同时考虑张士诚的政治表现，特别是他与元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笔者曾提出不同看法，写了《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45]，拙文认为：（1）王圻把罗氏与葛可久相提并论，而葛氏乃为元朝剿灭反元起义军效力，罗贯中似乎不能例外；（2）张士诚在元顺帝至正13年起事，至正17年即降元，封太尉，至正23年复称吴王，罗贯中若在其降元期间在张士诚幕府中，此后因“吴王”不听谏阻而离去，就不能说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如同当时的一些元朝官员和知名知识分子那样；（3）如果罗贯中为赵宝峰的门人，那末，赵氏是坚定地站在元朝统治者一边，积极反对起义军的，罗氏必然受到老师的影响；（4）从其作品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刘备一边的，而刘备和三国诸主的出身都与征讨黄巾军有关。其他作品如《三遂平妖传》赞赏的英雄文彦博也是镇压义军的历史人物。至于《水浒》，它因沿袭了民间原有的反抗邪恶势力的内容，因而同情乃至赞扬水浒英雄的反抗精神。不过，同情和反叛不是一回事，一般士大夫总是严守忠君的大节。

      我的这些看法虽然少有认同，但我仍坚持这些观点，并且还可以补充一些史料以详论对罗贯中“有志图王”内涵的认识。

七、几点认识

      （1）要把罗贯中研究看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做，充分利用罗著文本、题署、文献记载和新发现的资料等作整体的、综合的考查，“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判断，它必须用其他各方面是协调一致的，互为补充的，至少也必须是和其他方面不矛盾的。[46]”要尽量避免抓住一点两点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2）应当继续留意访查、挖掘有关罗贯中的新资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哪怕片言只语也弥足珍贵。孟繁仁等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当然，研究者也不要等待新资料的发展而裹步不前，应当加强对罗著文本的研究，在这方面罗尔纲先生作出了榜样。

      （3）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求是态度，不受成说的束缚，解放思想，开拓前进。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学术为公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能渗入丝毫的私心杂念。

      （4）七十年的罗贯中研究，特别是近二十年的研究，开展了百家争呜，保持了良好的学风，进展是显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存在的分歧仍然是突出的。希望新世纪的罗贯中研究能有更大的突破。

  

      注释：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黄叔成先生在《近八十年来水浒传作者的争议》(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第123页)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1页。

      [2]《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全集》10，第146页。

      [3]如1963年和1964年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中科院文研所编和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

      [4]发表在《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5][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本。

      [6]谷霁光《赤心的挚友，诚实的专家罗尔纲》，见《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转引自罗尔纲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第267页《后记》。

      [7]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见1991年巴蜀出版社《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第130页。

      [8]《〈水浒〉的真名及其所谓“真义”——罗尔纲同志〈水浒〉真义考质疑》，载《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第74－87页。

      [9]载《明清小说研究》增刊《明清小说的审美观照》，1990年出版。

      [10]李伟实《从杜董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11]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199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第277页。

      [12]《〈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13][17]《〈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四川省社科院1983年12月版《三国演义研究集》第226－279页。       [14][42]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标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

      [15]《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本年代》，载198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研究集》，第280－295页。

      [16][18]《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三期。《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答张国光先生》。以上两篇文章均收入章培恒著《献疑集》，岳鹿书社1993年版，第122页－178页。

      [19]该文后来发表在《学海》1994年第3期。

      [20]见台湾《戏剧与小说》杂志1991年第3期《周曰校本十大增文考辨》，1994年第6期《周曰校本与闽建本》。

      [21]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

      [23]《问答录“说参请”》，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1948年1月至5月。

      [24]《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25]《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1976年12月出版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收入刘世德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137－138页。

      [26]参见姚仲杰、孟繁仁等编《罗贯中新探》所收的一组论文及报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7]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28]《罗贯中非东平人说——罗贯中籍贯考辨之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4页。

      [29]《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

      [30]《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

      [31]《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

      [32]《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33]《〈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34]《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35]《慈溪罗本非太原罗贯中考》，载《学术论丛》1991年第1期，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罗贯中新探》第118－129页。

      [36]《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1991年巴蜀出版社出版，第119－130页。

      [37]载中华书局1995年12月版《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第251－267页。

      [38]见《近八十年来水浒作者的争议》。

      [39]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7期。

      [40]载《江海学刊》1963年第2期。

      [41]载《江海学刊》1963年第7期。

      [43]见刘冬著《施耐庵探考》，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1页，第49－53页。又见欧阳健著《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16页－119页。

      [44]载《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第74－87页。

      [45]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期，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6－47页。

      [46]引自刘冬著《施耐庵探考》篇100页。  

                                [责任编辑  黄毓任]

                                [责任校对  吕兴华]

  

The Past 70 Years of Study on Deeds of Luo Guan Zhong's Life

By Li Lingnian  

[Abstract] The study on deeds of Luo Guan Zhong's life was started since the 1930s, and was pushed to an upsurge after 1980s. Due to the lack and disorder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viewpoints held by the researchers are different. To find where is Luo's birthplace, the main controversy remains between the people who regarded it as Taiyuan and those who regarded it as Dongping. To define the times when Luo was in his life, the most researchers started the study by finding the finishing time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Three Kingdoms. The time they inspected was Yuan Dynasty, or the interface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Whether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was written by Luo Guan Zhong, and if so, how much was his portion of the novel copyright? To define who was the author of the novel, the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judgments. One is that the author is Luo Guan Zhong, the other is that the novel was written by Shi Nai An and then continued by Luo.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o and Zhao Bao Feng, who was the  Neo－Confusianist in Cixi of Zhe Jiang Prov. in Yuan Dynasty, has been the concern also. It is now one of the focuses at issue.

[Key words] Luo Guan Zhong   birthplace   time of life   copyright of the novel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