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述评

虎子

作者：邓志勇 来源：修辞学习 2008年第6期

　　提 要　肯尼思·伯克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修辞学家，对伯克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修辞学研究领域的一块热土。国外对伯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国内对伯克的研究尚处初级阶段。本文先扼要介绍伯克生平及学术贡献，然后描述伯克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最后论述在国内开展伯克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伯克研究　特点　趋势　意义
　　
　　当代美国修辞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肯尼思·伯克(1897—1993)享有“亚里士多德第二”之美誉。美国定期召开伯克研讨会，各大学里的修辞学系、传播系、英语系等纷纷开设博士、硕士课程“伯克专题研讨”，文学、社会学、交际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不断从伯克那里吸取营养，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伯克在修辞学领域的泰斗地位和在相关领域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对伯克研究作一综述，力图展现国内外伯克研究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谈谈在我国进行伯克研究的重大意义。
　　
　　1　伯克生平及学术贡献
　　
　　伯克于1897年5月5日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的匹兹堡。受其父亲影响，他爱上了文学。上高中时，伯克加入文学社，并与该文学社成员Malcolm Cowley来往密切。伯克曾一个暑假在匹兹堡一家工厂打工，这段经历使他对技术产生了一种反感，并萌发出走他乡的念头。1916年高中毕业后，他投奔到新泽西亲戚家，然后又在纽约一家银行找了个跑腿的活干，可3个月后就辞了职，进了俄亥俄州大学读书，一个学期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但最终由于对该校颇感失望而退学。伯克曾与Malcolm Cowley，Matthew Josephson，Hart Crane，Alien Tate，E.Cummings，等作家组成非正式的作家群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家船厂工作，干着“制造检测仪表的度量表”(making gauges to check gauges)的活儿。1921年他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名为“The Dial”的杂志社工作，当过审稿人、纂稿人、翻译、音乐评论、编辑等。1924年，他还在该杂志社工作期间，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The White Oxen and Other Stories”(《白公牛和其他故事》)。此外，他也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歌、书评等。1929年伯克由于为美国文学做出杰出贡献而被授予“The Dial Award”奖。遗憾的是，同年该杂志停止发行，伯克因此颇感失落，于是就转到一家基金会做关于吸毒方面的研究和写作，这为他后来研究著名诗人SamuelTaylor Coleridge打下了基础，因为Coleridge也有吸鸦片的嗜好。此外，伯克还为公共卫生局做过编辑工作，并曾担任Nation(《国家》)和New Republic(《新共和国》)两家杂志的文章评审员和音乐评论员。1931年，伯克出版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Counter-Statement(《反论》)。

　　在1930年代初期，伯克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波折，他爱上了妻子的妹妹，于是与妻子离婚，与其妹结婚并生育了两子。这段生活波折反映在伯克1932年出版的小说Towards a Better Life(《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中。

　　1935年，伯克出版了Permanence and Change(《永恒与变化》)，同年美国召开第一届作家大会，伯克“意外地”当选为这个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1937年伯克开始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教授文学批评，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同年，他出版了题为“Attitudes Toward History'’(《对历史的态度》)的著作，这是将文学态度作为象征行为进行研究的专著。在1943至1961年间，伯克在Bennington College(本宁顿学院)任教，期间也时有中断。总之，伯克大多时间是当“吉普赛”式的学者，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高校执教。1966年本宁顿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40年代，伯克先后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文学形式的哲学》)(1941)和A Grammar ofMotives(《动机语法》)(1945)；前者汇集了伯克在1933至1940年之间撰写的评论性文章；后者是他拟出版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1950年，伯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即A Rhetoric of Motives(《动机修辞学》)出版了。可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A Symbolic of，Motives(《动机的象征》没有问世。伯克最后两部重要著作于1961和1966年先后问世：TheRhetoric of Religion(《宗教修辞学》、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前者标志伯克已从诗学转向神学，把神学当作语言运作的一个模式来研究。伯克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于1981年得到了认可，他被授予美国国家文学奖章，并获15000美元奖金。(以上主要参见Foss et al，1985：153—157)

　　伯克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伯克关于文学的观点以及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在文艺理论界颇有影响。伯克学术生涯是以文学创作开始的，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是诗歌和小说。之后，伯克转入了文学研究阶段，其主要成果是影响深远的《反论》、《永恒与变化》和《文学形式的哲学》。伯克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武器(Burke，1931：61)，这是对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一种回应。在伯克看来，文学本身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修辞，同时也是作者的自我显示。伯克对文学形式的定义，即文学形式是对欲望的激起和满足(Burke，1931：31)，以及对语言戏剧的运作过程的描述，即污染——净化——拯救(Burke，1961：4—5)颇有见地，为文学分析和欣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引发大量伯克式的文学分析的经典之作。(参见Zaeharias，1988；Mullican，1981)

　　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伯克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伯克的语言戏剧观，与当代语言哲学家Jane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可谓殊途同归，却比Austin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早几十年。伯克虽然没有像Austin那样把言语行为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但他却从另外的视角描述了象征行动的性质、特征和运作。伯克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在Feehan(1989)的文章有中肯的评价。第二，在论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方面，伯克(1935)认为，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各种背景，包括“训练出来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形成了自己的“术语屏”(Terministic Screen)，任何人使用语言去反映现实，都是对一种对现实的“偏解”(deflection of reality)。与当今人们所崇拜并经常引证的语言哲学家关于语言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类似论述相比，伯克的观点恐怕也要早二、三十年。第三，就解构哲学而言，伯克的解构方法也很值得借鉴。譬如，伯克提出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perspeetive byincongruity)为人们考察包括语言使用在内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论。所谓“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是指通过把两个看来相矛盾的术语放置一起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一个真理。采用新观察视角，可对社会某些方面进行再考察，从而发现以前未能发现的东西，这和Foucault(1969)的知识考古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伯克认为，任何符号的使用只不过是一个视角与另外一个视角之间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使自身被人们当作现实来接受。根据这个观点，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换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就可能不是真理。真理是象征行为建构的结果。伯克的观点告诉人们，现实是可以建构的，对所谓的“真理”要敢于质疑。(关于伯克与Derrida的关系，见Chesebro，1995)

　　伯克对社会学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社会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之上的：人的行为既不是随意的、无规律的，也不是神秘的。这个理念成了研究那些导致社会秩序和混乱的动机原则的必要先决条件。伯克对社会学之贡献，从著名伯克研究学者Rueckert(1969)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伯克的戏剧主义哲学观为人们考察人际互动、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比如，伯克(1966)对人的定义为社会学对社会人进行准确的认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又如，伯克的“同一”理论，为人理解社会中的交往象征行动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框架。就其理论体系而言，伯克的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用象征行动彼此互动，从而达到彼此“同一”并和谐共处的理论，这是社会学性质的理论。伯克的“象征行动”与著名社会学家G.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有学者把当代修辞学描述为“社会学性的”，因为，当代的修辞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正是伯克。伯克与社会学家、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ns，Willian Goffman，HughDalziel Duncan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社会语言学就产生于DellHymes与伯克之间富有成果的学术性交往之中。(参见Jordan，2005)Hymes受伯克关于动机研究的启示，并按照伯克的建议去关注“社会规范”。社会学家Duncan很多论著都是关于或者说运用伯克理论的成果，他一直在试图从伯克理论那里发展出一种研究社会的方法和工作模式。(参见Rueckert，1969：260)伯克对社会学的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目前已发表有大量论著探讨伯克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参见Ovefington，1977；Gusfield，1989)

　　伯克的理论对英语写作教学也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在美国，写作研究已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的线性模式阶段，它强调产品即文章；第二个阶段是心理模式阶段，它强调写作者在写作中的认知过程；第三个阶段主要关注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所谓互动，是指写作中读者和作者之间意义交流的一种磋商，是作者与读者不断调整自己直到他们之间所设定状态的交接点。(当今教学领域里的所谓“合作学习”其实就带有一种社会学性质。)基于伯克理论，写作不是把想好的东西写在纸上，而是一个交际过程，一个人际间互动过程，一个修辞者说服听众的过程，一个修辞者与听众“同一”的过程，写作者应该想方设法与读者在价值、态度、知识、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寻求共同点(参见邓志勇，2002)。在国外，把伯克理论运用于写作教学与研究的尝试也不少，(参见Gesa Kirsch＆Duane H.Roen，1990)在国内，也有学者把伯克理论应用于写作教学研究。(参见邓志勇，2002)
　　
　　2　国内外伯克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1国外伯克研究的历史回顾

　　在美国，对伯克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一直到现在仍然经久不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据伯克研究专家Crable给笔者提供的材料，Toomer(1924)是最早对伯克进行研究的学者——当然是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就伯克作为文学评论家和修辞学家来说，Hyman(1948)的Kenneth Burke andthe CHtieism of Symbolic Action和Hochmuth(1952)的kennethBurke andthe。“nww Rhetoric”是早期研究伯克比较著名的论文。在著作方面，比较重要有：Rueckert(1969)的Kenneth Burke and Drama ofHuman Relations(《伯克与人类关系之戏剧》)、Brummet(1993)的Landmark Essays Kenneth Burke(《伯克研究重要论文集》)、Wess(1996)的Kenneth Burke：Rhetoric,Subjectivity，postmodemism(《肯尼思，伯克：修辞学、主体性与后现代主义》)、Brock分别于1995和1999年编辑出版的Kenneth burke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Thought：Rhetoric in Transition(《肯尼思，伯克与当代欧洲思想：转折期的修辞学》)和Kenneth Burke and the 2ist Century(《肯尼思，伯克与21世纪》)等等。最早研究伯克的博士论文是Macksoud的The Literary Theories ofKenneth Burke andthe DiscoveryofMeanings on OralInterpretation(《肯尼思，伯克的文学理论与口译意义的发现》)。

　　笔者2005至2006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所接触到关于伯克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不下15本。因为伯克思想的博大、精深和超前，至今恐怕没有多少学者敢说完整、准确把握了伯克的理论。这个事实在Bloom(1975)，Henderson＆David(2001)和Rueekert(1982)等论著中显露无余。

　　伯克研究的经久不衰和硕果累累，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伯克研究会有关。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之后每3年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200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该研究会召开了第7届国际研讨会，有来自美国、德国和中国的一百多位学者参加，其中不少是当前一流的修辞学家。

　　根据伯克研究专家Rountree提供的统计数据，目前涉及伯克研究的各类文章、著作已多达1500余种，相关情况见以下两表(http://kbjoumal.org/book/export/html/177)：

　　从1920年代至今，每10年研究伯克的相关文章、著作综合统计见表二。

　　不难看出，伯克研究历史悠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伯克研究不但没有消退，还在不断旺盛起来，从1980年代起，伯克研究成果有较大幅度增长。

    目前，伯克研究会的成员多达百人，他们来自英语语言学、言语交际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大众传媒、宗教和修辞学等学科。该研究学会建立了一个伯克网站，并专门开辟了关于伯克研究的“虚拟讨论室”(virtual pador)，同时开办了伯克杂志(KB Journal)，刊登伯克研究文章。(参见ttp://kbjournal.org/futurekb)现已有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注册，其中母语为英语的学者最多，该网站列出的全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居第8位。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伯克研究可用“轰轰烈烈”来形容，这与20世纪大思想家伯克的地位是相配的。
　　
　　2.2国外伯克研究特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伯克研究队伍，关于伯克的研讨也日趋深入。从内容上看，总的说来，国外伯克研究在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伯克的元修辞学思想即修辞哲学的研究。伯克的修辞哲学思想涉及修辞人的阐释、修辞本体论、修辞认识论等，比如著名伯克研究专家Brock(1985)，Rueekert(1969，1982)，Wess(1996)和著名小说修辞学家Booth(1974)都推出了对伯克修辞哲学思想进行深度探讨的代表性成果。第二个方面是对伯克与其他哲学家或流派的相关性、相似性的研究，重点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与伯克相比较、对照的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尼采、弗洛伊德、拉康、马克思、斯金纳、米德、德里达、海德格尔、库恩等举世公认的大哲学家。(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伯克在当今美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Henderson(1993)，Thomas(1993)以及Southwell(1987)的论著就属于这类研究的重要成果。第三方面是对伯克修辞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同一”(Idenfificasion)和“五位一体”(Pentad)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Hoehmuth(1952)，Overington(1977)，Lewis(1984)以及Rosenfield(1969)等的成果。第四个方面是对伯克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在文学批评、修辞批评、写作教学与研究等领域展开，其中伯克理论在修辞批评中的运用研究最为深入、最有影响。伯克的修辞理论为修辞批评提供了多种模式或方法，如戏剧主义批评、群聚修辞批评等等，其中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是美国修辞学界最流行的批评范式之一，如Birdsell(1987)发表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文章就属于对伯克修辞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历年伯克研讨会主题也基本反映了上述特点。据目前笔者掌握的信息，伯克研讨会的主题，从第3届到第7届依次为：“伯克百年：继续这个讨论”、“文化、批评、辩证法：研究伯克”、“不协调而获视野：伯克的喜剧面具”、“伯克与其圈内人物：20世纪及21世纪的修辞学、理论、批评实践”、“通过视角获得超越”。这些会议主题以及会议论文基本上涵盖了伯克理论的本体研究、运用研究、关联性研究、哲学基础研究。(第1、第2届研讨会分别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伯克留下财富》和《伯克体系的延伸》。)在今年的第7届研讨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中，应用性论文占多数，这说明伯克研究经历几十年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伯克理论的运用。
　　
　　2.3国内伯克研究现状与特点

　　在我国，知道伯克的人不多，对他的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人则更少。我国最早对伯克撰文进行介绍的是顾日国先生，他(1989c，1990a)先后在重要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伯克的理论。我国著名修辞学者胡曙中教授和温科学教授出版的多部修辞学专著对伯克的理论也都有论述。李鑫华先生于2001年发表的论文是有一定深度的伯克研究论文。此外，曾在胡曙中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的学者也相继发表和出版了涉及伯克修辞理论的学术论著。(参见邓志勇(2001，2002，2007)和鞠玉梅(2003，2006))值得一提的是，胡曙中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不少都运用了伯克的修辞理论。总的说来，我国对伯克的研究还显得零碎，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不多。从国内伯克研究的内容来看，大多局限于伯克的“同一”理论和“五位一体”理论，其他方面涉及较少，对伯克的修辞哲学以及伯克与相关学科之关系研究则更少。坦率地说，国内伯克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
　　
　　2.4关于伯克研究的一点看法

　　由于伯克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超前，对其完整而准确的把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内外伯克研究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把“五位一体”与“同一”割裂开来，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伯克的两本巨著《动机语法》和《动机修辞学》分别对“五位一体”和“同一”进行了详尽论述。从书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对动机的论述。所谓动机，伯克是指对修辞情景速写式概括(shorthand summary of situation)，也即人们在特定情景中的典型反应。《动机语法》研究人们在特定情景中用话语建构现实的规律性特征，而《动机修辞学》研究话语者的“同一”的修辞运作。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果割裂它们的关系，就不能完整、准确把握伯克的理论精髓。另一个问题是，对伯克的《宗教修辞学》与先前著作的联系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该著作论述的是抽象层次更高的修辞运作，它应该涵盖《动机修辞学》。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只是对宗教话语进行的修辞分析而已。更有学者对《宗教修辞学》不屑一顾，对它嗤之以鼻。这说明对伯克体系的完整性、有机统一性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要完整、准确把握伯克的理论体系，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和“一个坚持”。首先是宏观把握与微观阐释相结合。在宏观上把握驱动伯克进行修辞哲学与理论建构的动机和出发点。这就需要把伯克著作置于历史背景之中考虑，在解读其著作时以这个宏观背景为参照；同时，要把握伯克的修辞哲学与其修辞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结合是轨迹梳理与逻辑论证相结合。伯克的著作时间跨度很大，对其理论的梳理，必须加以论证。研究伯克的思想，离不开对其浩瀚的论著进行研读，这就要依照这些论著发表的时间，对它们做跟踪研读，然后再进行分析、比较、对照，溯源，然后得出结论。这样做的理由是，伯克的思想都孕育于早期的学术著作如《反论》和《永恒与变化》之中。从理论的建构来说，对伯克进行研究，应该以他的人性论哲学思想人手，努力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紧抓语言是象征行为这个核心，先探讨象征行动的语法，然后探讨象征行动的修辞。第三个结合是现代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相结合，即把现代修辞学理论(包括伯克的理论)奠基于古典修辞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之上。同时，还应坚持修辞学跨学科研究的原则。修辞学与其他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伯克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是经过吸收众多学科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譬如说，伯克吸取了来自Wittgenstein，Freud，Nietzche，Marx，Coleridge等人的理论。如果不坚持跨学科研究原则，就难以完整地、透彻地把握伯克的理论体系。
　　
　　2.5伯克研究发展趋势

    由于伯克思想之博大、精深和超前，对伯克的研究很可能会呈现以下趋势：首先，从内容上，伯克研究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也就是说，伯克研究者们对伯克庞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或理论也将有更深入的探讨，并不断追溯伯克与其他学科、其他学术人物之间的联系。比如，今年第7届伯克研讨会上，“Transcendence”(超越)就是一个探讨的焦点。其次，伯克理论的应用研究将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伯克的理论好似丰富的矿床，将会不断有人在这里挖矿，并应用于各自的领域，尤其是修辞批评。比如，以前少有修辞学理论涉足的一些领域也开始有伯克理论运用其间，如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可以不夸张地说，伯克的思想体系是阐释人类行为的理论体系，它不仅用适于语篇分析、人类的交流、交往，而且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甚至包括艺术、建筑、军事、外交等。从今年伯克研讨会论文来看，伯克理论的应用越来越宽。比如，以女性主义批评著称的Marl Boor Tonn在该研讨会的专题讨论上向与会学者展示了如何运用伯克理论进行女性主义批评。又如，著名社会学家Robert Perinbanayagam在本次大会上宣读的论文The Rhetoric ofRobert kennedy’s Battles也是对伯克理论的运用。不仅如此，他已出版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专著Signifying Acts and discursive Acts和ThePresence of Self也大量使用伯克的理论。笔者在会议间隙与他交谈了片刻，他认为，伯克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论著统计来看(见上表二)，伯克研究的成果每10年都有不小的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伯克研究会网站自从其建立以来点击率越来越多，这说明人们对伯克的关注越来越多。
　　
　　3　我国开展伯克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伯克研究对我国来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汉语修辞学理论建构而言。“在当代美国话语中流通的‘rhetoric’一词与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流通的‘修辞’一词所代表的是大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实践，将两者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和误译……”(刘亚猛，2005：3)。在美国获得修辞学博士学位的刘亚猛教授的真知灼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学习、掌握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当代美国修辞学泰斗伯克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当前，我国修辞学还没有完全摆脱狭隘修辞观的束缚。“长期以来，修辞被视为一种加强表达效果，表情达意时锦上添花的手段，游离于语言的基本功能之外。修辞学则成为一门‘效果之学’，由此也把自身放逐于语言本体研究之外。这已经成为今天限制修辞学发展的一大瓶颈”(李秀明、缪俊，2006：p，28)。“如果固守以往的‘修辞’观念，许多新出现的问题就无法纳入修辞学研究，而修辞学也将与当代强调学科间交叉渗透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在闭门造车的窘境中越陷越深”(同上)。因此，汉语修辞学要借鉴西方修辞学的长处，把修辞学根植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中，而不是根植于审美色彩浓厚的语言调整、美化、选择中，树立一种宽广的视野，扬弃语辞(包括辞格)中心论，把整个交际过程纳入修辞学视野内。伯克把修辞根植于语言基本功能之上，认为修辞是用符号在那些本性上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的行为(Burke，1969：41—43)；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这个观点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此外，伯克研究可以促进国内的修辞批评研究。当前，我国似乎还没有出现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伯克的理论可为国内学者提供修辞批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美国，建立在伯克理论基础之上的修辞批评模式至少有两种，且流行甚广，影响重大。

　　从对外交流和宣传来看，对美国新修辞学主将伯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样显得重要。由于汉语修辞理念与西方修辞学存在巨大差异，对外宣传的策略选择和运用往往不能适合西方的听众，结果效果不是令人满意。对此，刘亚猛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我国在对外宣传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经济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高，也为从事有效的对外宣传提供了所有必须的技术、资金和地缘政治条件。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一般人感觉不到中国宣传的存在，更不用说感受到他的效果和冲击了。……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听到过中国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在发言，更不用说在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模式做出他们听起来未必完全顺耳，却觉得言之成理的解释、辩护或宣扬……”(刘亚猛，2005：13)。因此，对美国修辞学泰斗伯克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4　结语
　　
　　肯尼思·伯克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修辞学家，他在修辞学的地位被认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对伯克的研究，在国外盛行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国内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随着国内从事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国外的修辞学理论不断引人国内，伯克研究也将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