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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分析的十大质疑
作者：D.Z.菲利普  主题类号：B4/心理学 【 文献号 】1-527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25～30
【分 类 号】B4
【分 类 名】心理学
【复印期号】200011
【 标 题 】对精神分析的十大质疑
【标题注释】此文系D.Z.菲利普(D.Z.Phillips)教授专为本刊惠稿（2000年），菲利普教授系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译者
【 作 者 】D.Z.菲利普
【 译 者 】王成兵
【 正 文 】
一
据说，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一个人的行为提供了“真正的”解释，这个解释是这个人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获得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真正特性。精神分析可能已经展示了无意识的思想、信念、动机、目的和情感。在《无意识》（1959年发表于《心灵》）这篇论文中，I.狄尔曼(I.Dilman)说：“那些我们作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精神深处的无意识’而加以谈论的东西是一组创新，‘精神分析的奠基者’使用它来研究人类精神”。（第446页）对于这个“创新组”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我提出十点质疑。
狄尔曼欲使这个关系非神秘化。这个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障碍在于如下的假定：无意识的思想确实就像有意识的思想一样——除了前者被掩藏起来这一点外。我们认为，只有有意识的思想对我们来说才是可以达到的，而无意识的思想是通过有意识的思想的推导才达到的。狄尔曼争辩说，这个假定是误导性的：“关于某人的无意识的愿望或悲哀的陈述不必是关于他的不幸或目的所需要的陈述之外的假设性的陈述。当不幸远远不够明显（尽管假定他的眼泪是否有意义这一点是根本性的），关于某人的不幸的陈述是一个假设。如果所有的病例——在其中，精神分析学家谈论无意识的情感和思想——都不过如此，那么，关于无意识的陈述可能是假设。坚持这样一个见解的人忘记了，被从主体中隐瞒的东西和许多其他东西一起可能在精神分析家面前（在分析中）作为精神状况、动机和愿望而暴露出来——我们给这些东西赋予了意识的性质。”（第452页）换句话说，“无意识的情感并不是无人知晓的情感，它们是不为具有这样的情感的人自己所知道的情感”。（第461页）通过牵涉到精神分析中的反思，人们逐渐看到了情感的真相。
狄尔曼强调，一位患者在精神分析之后用来讲述自己的行为的语言，与他先前所使用的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争辩说，所获得的不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或一种理论的解释，而是对情境所作的一个更为清楚的理解。因此，把“无意识”与理论概念——诸如电子概念——加以比较，是一件误导性的事情。狄尔曼说：“当他或另一个人据说具有了这个无意识的动机或那种无意识的情感，他却意识不到被声称的东西，因此，一个不能理解和解释特定的行为（他自己的或另一个人的行为）的人就不像那些未能理解或解释某种被观察到的事件的人，因为他没有听说过原子和电子，没有学习过原子理论。他其实就像一个末能对所观察到的东西加以理解和解释的人，因为他的观察不够宽泛；他只看见了图像的一个部分。”（第454页）
根据这个观点，精神分析学家有助于我们看清我们生活中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却往往为我们所错过。比如，一个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在他生命中起作用的无意识的嫉妒。这并非是一个理论性的发现，它也不像发现了一条躲在矮树丛后面的蛇，它更像发现了一条盘绕在矮树丛中的蛇。当他看到了嫉妒本身时，这个人就不是处在某个特殊位置上的人——他已经掌握了一种理论并知道如何运用这个理论。相反，他是一个现在意识到他的嫉妒并不再打算掩饰这一点的人。
狄尔曼提醒我们，弗洛伊德的解释并不意味着被简单地运用于变态行为。弗洛伊德坚持，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无意识地决定。精神分析被视作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成熟的终结，在最为熟悉的方面，它产生了诸如“他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一种思想，但是他并不知道它”，“他是嫉妒的，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它”，“他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愿望，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它”那样的范例。根据这个观点，精神分析学家只是一个探访病人的人。后者的生活像一个七巧板，病人自己不能把它拼在一起。具有比较高的洞察力和较多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则能够把这些片段拼在一起。他看到了病人自己看不清的图案，他也可以带病人去看清它。许多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解。A.斯多尔(Anthony Storr)说：“洞察一直是一个分析的呐喊。那些具有或者达到它的人是胆小鬼，而剩下的那些在愚昧无知中过日子的人是蠢货。”（第63页）（注：A.斯多尔：《治疗的概念》，载于“被观察的精神分析”，C.瑞克罗夫特（编）(Pelican Books,1968)。）至于精神分析学家和达到解脱的病人，斯多尔提出一个高贵的世系：“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训令在弗洛伊德被人们听到之前很多世纪就被反思的人们所接受。”（第62页）
至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精神分析进行某种解释，这个解释应当使精神分析脱去神秘的外衣。我明白，这个解释是有争议性的。但我真的不愿涉足这个争论。在我所勾勒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我集中讨论的是一组使我困惑的问题。
二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理论和训练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幅关于精神分析学家的图画：精神分析学家简单地变成了探访病人的人，他帮助澄清病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在把七巧板拼凑在一起的过程中，他不使用额外的片段。这样的一个见解鼓励我们通过把精神分析学家与其他人——朋友和智者——进行类比来对他们进行思考，这些人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无法看见或者不愿看清的东西。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的确谈论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对特性具有洞察力的人们，但是，他们不能被称作专家，而且我们不能通过训练而达到他们所具备的水平：人们不能学习关于它的课程。在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家是训练出来的。与其他大多数专业训练相比，这种训练更为昂贵，也更为精深。他们所学的东西大概是被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的病人的一个根本条件。我的问题是：朋友或智者所必须给予的东西，是不能通过训练而获得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给予的，据说不经过训练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它们怎么能做比较呢？
第二个问题产生于对精神分析学家和朋友或智者——我们向他们请教——之间的所谓类比的进一步探索。人们生活中的特定问题的深度的一个标志是，他们不能或者不想与任何人谈论这些问题，它是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个标志。即便在人们对其他许多人“谈论”他们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可能否认，他们在真的谈论他们自己。如果人们有三、四个可以经常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如果他们要真正谈论他们的最深层问题，他们就自认为幸运到极点了。那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吗？我们该怎样解释某个自称有100个知心朋友的人？但是，现在该如何解释精神分析学家？作为一位专家，与某人谈话不是他的工作吗？进一步说，他的谈话对象不是他的当事人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职业关系吗？把这个术语引入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家一直被比做处于这样的关系中——可能是件奇异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们做比较呢？
第三个问题自然来自前两个已经提出的问题。当我向一位朋友请教时，我们的关系的密切不是偶然地与我所学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我向他（她）请教。如果说我也可以从一位陌生人那里学到这一点，那纯属无稽之谈。斯多尔承认，人们转而求助于朋友、牧师或顾问性的专栏作家。他说，这些人很乐意给出正面的建议。在我看来，那种情况预先判断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斯多尔所提及的情形进行区分。朋友或聪明的熟人或许不会给出正面的建议，然而，他们提供了自我理解的机会。
斯多尔似乎提出了关于理解——它有别于正面的建议——精神分析学家是专家的建议：“分析学家尽可能少地给出建议和保证，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干扰了病人的康复。指导另外一个人如何生活或简单地给他鼓劲，最终只会是对他的贬低。我们都面临着相同的人类问题，我们承担着人类的重负。至于一种特殊的生活该如何过，分析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懂得更多，但是，他可以恰如其分地声称，他们的确知道如何增强一个人对自己的理解，并因此使得他在作出与他生活有关的决定时更符合他的实际本性”。（第75页）这些评论的普遍性与我们从他人的爱、友谊和智慧中获得的方式的特殊性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在这些场合中，我们从个别的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与之相对照，斯多尔讨论了精神分析学家，“但是，他不能也不应当提供直截了当的爱。他其实是一块共鸣板，别人可以冲着这块板测试他与他人疏远的本性，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与他人的这种疏远是与他与他自己的疏远一起进行的……由于精神分析学家什么都不是，他又似乎什么都是；他是一个谜，病人可以在它上面作出多种解释”。（第76-78页）
我要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理解的本性。这种情形是不是说精神分析学家对其病人对生活的新概念的形成无所作为呢？显然，关键性的概念统治着精神分析理论，它们的解释力量与它们在儿童时代起形成性格的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后来的发展要依据对儿童时代的无意识的欲望加以解释。因此，人们的生活通过对“先天”的指称而得到解释，但是，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它们不是武断地决定的问题。问题并不是武断的，因为它们的确指称了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然而，它们是“先天”的，因为所有精神分析的解释都必须围绕着它转。因此，其他因素必须被视为远离本质了。在为《被观察的精神分析》所写的题为“原因和意义”的导言中，C.瑞克罗夫特(Charles Ryecroft)使得他关于人类本性的先入之见清晰了。他声称，精神分析是一种生物性的意义理论。斯多尔评论道：“这些陈述所蕴涵的是：首先，人与其他动物一起享有基本的欲望；其次，正是‘与内在的非人格力量’的疏远导致了紊乱，而正是这种紊乱把他们带到精神分析家那里。因此，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解析病人的言谈举止，而这种解析的方法又使得精神分析经常性地与原始的、生物性的愿望——我们与动物王国共享这些愿望——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指望通过病人再次与他基本的、内在的本性进行接触而使得他能够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它的更好的方法。”（第67页）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并没有关照人们生活的细节，但是，对这些理论而言，这些细节变得可以回答了。
J.安德森(John Anderson)争辩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法解释人的目的和兴趣的多样性。狄尔曼试图进行一种辩护，他争辩说，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兴趣的多样性，但是，他使它们服从于一些居支配地位的兴趣。然而，这样的辩护是用未经过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安德森正在质疑兴趣和支配地位的兴趣的整体区别以及前者必须借助于后者来解释的假定。（注：安德森：《弗洛伊德主义和社会》，1962，《经验哲学研究》。）比如，安德森争辩说，如何用儿童时代的无意识的欲望来解释属于成人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运动的兴趣？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后者毫无意义。在狄尔曼看来，说弗洛伊德在分析中发现他的病人追溯到他的儿童时代，这无济于事，因为安德森的要点是，这种追溯对于寻求解释毫无意义。
第五个问题关系到分析学家中的理论的多样性。如果分析学家被简单地说成探视病人的问题，而没有给七巧板带来额外的片段，那么，怎么解释这些理论的差异呢？简单地考虑一下伦敦精神分析研究所中的差异——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对弗洛伊德派、克莱恩派和中间学派的不同的强调，病人的问题如何得到诊断——这是首要的问题——将依据治疗病人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自哪一个派系。人们可能说，由于研究所是弗洛伊德派的，因此，不同的着重点自然就云消雾散了。一旦我们加宽频谱，囊括非弗洛伊德的分支学派的分析学派——容格、阿德勒、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分析、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分析（更不用提那些在精神病学和分析之间飘忽不定的治疗模式）——上面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任何人想争辩说，分析学家简单地探访病人，那么，他欠我们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不单是对理论在分析中的角色的解释，而且还是对这个领域中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的地位的解释。如果它们不是相互竞争的假设，它们是什么呢？
我的第六个质疑涉及到对精神分析的治疗中的病人的认可所赋予的角色的困难。据说，除非病人赞同这个治疗，否则，解释是无法获得的。这个主张与狄尔曼对“无意识的发现”所说的一切并不一致。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狄尔曼争辩说，无意识的情感“并不是无人知晓的情感，它们是不为有情感的人自己所知道的情感”。（第461页）当然，狄尔曼也说过，“它们不是具有情感的人们不能知道的情感”。（第462页）困难在于，在这两种情形中，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其他人在当事人自己认可他的无意识愿望之前知道它们是什么。根据这个观点，病人的认可似乎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观点所必需的。精神分析学家可以在病人认可这个解释之前知道，病人与什么事情牵扯在一起。
人们可能会说，病人乐于在分析中构成某些联系本身就表明，某些事情与病人有关。比如，某个人可能打算把他做过的梦与他生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梦得到延伸和发展。一旦这些联系被形成了，它们看起来就非常明显，甚至具有逻辑性。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在形成这些联系的过程中病人是在将他无意识地形成的联系明朗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人们会争论说，形成这一联系取决于被用来治疗病人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些联系使得形式成为一种模式，即一个方面。但是，就像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在被精神分析认为是中心的方面和重点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方面和重点。前者不能被还原到后者。比如，一个人的工作可能是他生活的中心。安德森争辩说，没有理由把与工作相联系的能量看作一种性能量的升华的形式——弗洛伊德把性能量看作基本的能量。一种能量形式不会比另一种能量形式更为基本。
第七个问题涉及到在人们面临我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时进行的辩护。人们可能会说，与弗洛伊德时代相比，如今的分析更具有弹性，最终的解释从本质上说不需要性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弗洛伊德那里，难以设想他会允许宗教概念成为最后分析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在获得一种理解的过程中已经消失了，精神分析不会把上帝或魔鬼视为“最终解释”。但是我们现在被告知，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个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已经显而易见了。如果宗教信仰对一个病人来说非常重要，它成为他常态的一部分，那么，在最后分析中，它也必须保留原样。
我的第八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来自前面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经常被认定为某个通过自己更丰富的经验而把病人从麻烦重重的生活带入明晰境地的人。根据这样一种见解，精神分析学家一定要比他的病人更有辨别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情景会不会被逆转呢？某个特定的问题会不会产生于一种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不具备的严重性呢？M.O'C.特鲁里(M,O'C.Drury)告诉那些同事们——准备治疗某些他自己根本无法治疗的病人，（注：M.O'C.特鲁里：《发疯与宗教》，见《词语的危险》，1973，伦敦：罗德里奇。）在某些病例中，他把自己的病人视为可以从精神上更多地教自己而不是向自己讨教的人。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可能说，尽管一个特定的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不是一个病人的最恰当的医生，但是，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没有见到这种先验乐观主义的理由。的确，总是存在着在分析过程中使得问题的严重性被淡化的危险，特别是如果人们对这样的谈论的抵制被解释为正在接近真理的标志。
我的第九个质疑牵涉到精神分析已经对可能被称为大众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谈论那些的确去看心理医生的人。但是，怎样看待那些对自己的困难保持缄默的人？是不是几乎无法不把他们作为“不开化”而加以谈论？当然，人们可以考虑这个情境中的不同情况。我在考虑某个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论自己最深层的问题（比如他婚姻中和工作中的问题）的人。他可能把这样的行为视为让他粗俗化，他的问题的隐私性可能与他对它们的严重性的看法有内在关联。他可能不会说，谈与不谈可能都一样。精神分析至少已经在它的公众影响方面使得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变得相当困难吗？他的沉默不是被视为在抵制对他非常必要的治疗吗？我怀疑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会发现很难不谈论压抑。然而在那种情形中，盲区栖身何处，是居于那个沉默不语的人身上，还是在精神分析学家身上？
我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质疑必须涉及精神分析的流行概念。弗洛伊德说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日常的不幸代替精神病的不幸。然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许多走访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在寻求对精神病的治疗。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学派的分析这家并不阻止这样的指望，分析因此被与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逐渐认为，困难是表面现象，在它的下面，是一个需要辨别的被掩盖的模式。具备了更大的辨别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被看作一个可以透过我的困难看清明晰模式的人，他可以辨别这个模式，但我做不到。人们容易看到，困难如何逐渐被视为某人应当能够为我们扫清的东西。
但是，困难可能完全不是如此。它们可能不是掩藏于更深的模式之中的表面现象。有时候，它们就是实质性的东西。我可能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然而，人们可能不得不忍受这些困难，这些困难发挥了作用。那些谈论解决的人们可能把那个认知称为对我的困难的一种解释，但是，对我来说，它可能是完全空洞的。另外，与他人的困难相比，人们能够说揭示不同性质的现实总是一件好事吗？几乎不能这么说。我后来的同事D.西姆斯(David Sims)写过一篇论文讨论麦克白夫人的可怕的爱情——这个爱情允许魔鬼麦克白出现，尽管出现的代价是她自己的疯狂。但是，对现实的展示的危险性不必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精神分析的流行效应在于使我们认为，面临严重困难时，一种解决一定是可行的。我们重复贝克特的爱斯屈功所说的话：“你不能这样继续”，但是记住弗拉基米尔的回答：“那是你所想的！”
三
我以对十个质疑的概述和评论来结束我的文章。我们的初衷是使“无意识”的谈论非神秘化。我们被提醒了许多方面，在其中，无意识的动机、目的等都成为意识的。我们被鼓励去把精神分析学家作为有辨别力的人去思考，他们帮助人们看清他们自己无法看清的生活模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学家探视他们的病人，他并没有给他的生活构成任何观点。立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这种解释，我有10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1.我从一位心理分析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如何能够与我从一位朋友或一位聪明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加以比较？后者不是专家的意见或专业培训的产物，但前者是。
2.如果我们能够与两三位朋友分担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那就是一件幸事了，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却可以对任何人谈话。这难道没有表明关系上的重要差异吗？
3.在向一位朋友请教的过程中，关系的密切性并不是所学到的东西中偶然的因素。在精神分析中，这样的紧密性并未得到正面的鼓励，这不是比较中的一个难点吗？
4.力图解除人们的麻烦而不带来对人们产生任何额外影响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家以他们理论中的主要概念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不是事实吗？
5.根据第四个质疑，如何谈论更普遍地控制精神分析和分析的不同理论？
6.如果别人——包括精神分析学家——能够看清病人生活中的、病人不能或者不愿对它进行分辨的一个模式，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病人对那个模式的认可能够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而根据这个必要条件，人们可以把模式对他的归属称为是正确的？进一步说，如果病人的确认可了一个模式，人们能够由此认为，这些关系已经先于认可而无意识地成立吗？最后，一个人生命中不同的重点和兴趣如何才能被还原到精神分析所涉及到的那类解释性的模式中呢？
7.精神分析实践中更大的弹性——比如对宗教信念的关心——真的构成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某种变化吗？
8.我们能够简单地设定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比他的病人更具辨别力吗？
9.精神分析的广泛影响是否使得几乎不可能不把某个人拒绝谈论自己的困难视为“压抑”？
10.精神分析的广泛影响已经鼓励了这样的见解吗？——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困难总是能够被克服，以至于“带着困难生活”是否成为看上去拙劣的虚构？
已经列举了我所提供的进一步讨论的十个质疑，我可能发现我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本身隶属于一种形式的分析。在文章的结尾处，狄尔曼说道：“不对细节进行理解——细节可能被掩盖它的表达轻而易举地弄得模糊和歪曲了——我们无法对使得弗洛伊德发展起的无意识的心灵的概念有一个恰当的理解。然而，妨碍对细节作这样的理解并不仅仅只有语言，还有我们心中所有的动机和渴望——它们构成了偏见和幻想，使得对我们形成这样一个见解具有敌意的东西也阻碍了我们对它所牵涉到的东西的欣赏。”（第472页）
狄尔曼是在说，妨碍对精神分析的本性进行欣赏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纯哲学的困难。在其他的场所“可能”变成了一个“必需”，所以，构成我的真正问题不仅仅是它们所表达的困难，而是导致偏见和幻想的动机和渴望。如果那个见解得到拥护，我的问题就不会让分析家感到头疼，因为他会动手去分析它们。
如果情形果真如此，我的担心就会增加。在表达我的困难时，我已经提议，精神分析学不要简单地探视人们的个人困难。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它也没有探视人们的哲学困难。
（译者通信地址：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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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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