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座城市》-------（5）张贤亮看银川

湘里妹子

张贤亮简介


                                                      


1、简介

      张贤亮，男，江苏盱眙县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

　　1955年中学毕业后至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任教。

　　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遂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

　　1979年9月获平反。

　　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受家庭影响，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中学时代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并尝试文学创作，曾写作发表了60余首诗歌。


2、主要作品：

　　 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后，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中篇小说《土牢情话》、《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其中《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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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我是在《凤凰于飞》的歌声中从银川市北门进入银川市的。眼前是一座寂寞、荒凉、破落的古城，耳边却响起华丽而甜美的歌声，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终生难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银川别号“凤凰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巧合。

                                                                                           ---——张贤亮
                                                     



                                                         


       我祖籍江苏盱眙，生于南京，在重庆、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高中也没能毕业就成了“城市待业青年”，由于生活所迫，1955年我18岁时，只好带着我的母亲和7岁的妹妹从北京移民到银川，用文言文可说是“携老母弱妹”了。1954年至1958年间，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向银川地区迁移来了十余万人，全部是失业无业人口和所谓有“历史”问题以及“家庭成分不好”的城镇居民。移民们大多数被分配到农村矿山安置，我们一家三口被安置在银川市郊的贺兰县农村当农民。

　　我第一次进入银川市，却是为了送一位北京同来的移民的妻子，她突然在夜间害了俗称叫“绞肠痧”的急病，肚疼如割，我们只好用两根木棒绑了副担架，将担架驮在两头驴背上，一前一后，前边的驴屁股对着她的脑袋，后边的驴嘴不断啃她的脚尖。就这样在田野中一路颠簸疾行，逢沟过沟，逢坎过坎。待接近银川市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远远地在晨光的微曦中隐约看见一座土城呆板地耸立在前面，给我们领路的老乡向前一指，说：“快到了！那就是银川市。”而这时，躺在担架上的可爱的病人竟然好转，肚子不疼了，也兴奋了起来，在被子里唱起了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据说她在旧社会是北平市的一名“舞女”。我是在《凤凰于飞》的歌声中从银川市北门进入银川市的。眼前是一座寂寞、荒凉、破落的古城，耳边却响起华丽而甜美的歌声，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终生难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银川别号“凤凰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巧合。

　　看看这些老照片，“老”也只“老”到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摄影者直到1980年才买得起一架国产相机。

　　这是1980年拍摄的，市区内只有这样一条像样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商店没有一幢高过古老的城门，城门楼在很多年中都是这座城市的制高点。那么，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银川的市容是个什么样子。

　　再近距离看看这些店铺。每一家都用木柱在它们的“门脸”前面支起延伸出去可以避雨的屋檐，这样，街上就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这种闽粤式的店面格式在少雨的西北地区并不必要，我怀疑这就是“江左遗风”的遗迹。这点我想留在后面讲。家家木板插门，而且室内普遍比室外低，又反映出西北地区少雨的特点，与门前用以避雨的廊檐极不协调。

　　这种民居和我进城后住的学校家属宿舍类似。可以看出它不过是乡村的农家小院，只是移进到城墙里面来了而已。上面展示的这些建筑物的外形及其内部格局，几百年来没有变化，也反映出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几百年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书－街区）

　　1983年我出版了《男人的风格》，这部作品是中国第一部以城市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T市就以银川市为原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来描写这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的风貌：“一条马路三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四只猴，一辆汽车赛老牛，一家饭馆尽卖粥”。这话原来就流传于民间，因我把它写进了小说而推广，还演变出许多版本，成了老银川市的高度概括。我所说的“三座楼”指的是“玉皇阁”、“鼓楼”、“南门楼”三座古旧建筑。

　　到1964年“文革”前夕，就成了“一条马路两座楼”了。这“两座楼”指的是新建的百货大楼和邮电大楼。百货大楼的设计者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判劳改，罪名是“浪费国家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座大楼外观看起来是三层，内部却是两层。设计者和我在一起劳改，这在我的长篇纪实小说《我的菩提树》中提到过。追求建筑物的外观效果达到较高的高度居然也是一条罪状，于是以后的十几年间，银川市不可能再出现比百货大楼更高的楼层了。

　　这座默默无闻的城市第一次显现出有了我与没有我不同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成了这座城市最大的“右派分子”。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公开点了我的名，措词强烈，火力凶猛地批判了我的抒情诗《大风歌》，甘肃省、银川市的报纸及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当然也跟风而上，让我这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举成为全国性的“右派”，银川市的知名度在中国也得到一定程度地提升。

　　二

　　1958年9月“十一国庆节”前夕正式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也升格为首府城市。

　　我劳改的农场名叫“西湖农场”，在银川市北郊。“西湖”是个美丽的名字，作为劳改营的“西湖”也同样有美丽的景色，这在我的小说《我的菩提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景物描写中都有所反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芦苇湖边洗澡，使男主人公产生初次性冲动的。

　　银川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曾经作为“夏国”即我们今天称为“西夏王国”的国都，那时叫做“兴庆府”。银川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由此而来。但蒙古军队在攻陷“兴庆府”后对西夏采取了“种族灭绝政策”，连西夏王公贵族的陵墓也不放过，焚烧捣毁殆尽，只剩下一堆堆土丘似的残骸，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也从此基本消失。

　　后来，这地方长期称为“宁夏府”，大约在近代才改名为“银川”。前面我已经申明过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只谈银川市给我的感觉，我感觉中的银川市。我不清楚这座城市取名为“银川”的由来。那时，在劳改队，因为大多数犯人都来自外地，我们聊起天来，猜测“银川”二字大概是指她是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地吧。盐碱地是寸草不生的，我们犯人在上面劳累忙碌一年看不到一点点成果。这种猜测带着强烈的犯人式的感情色彩。如果往好里想，应该联系到陕北民歌中唱的“金川银川米粮川”，民谚说“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银川就处在这“一套”、即黄河河套引黄灌区的中心，尽占了水利的优势，历来是中国西部一块美丽富饶的农业生产基地。所以，我认为“银川”二字并没有什么高雅深奥的历史文化的内涵，而是民间通俗文化赋予她的封号。

　　其实，银川市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湖城”，这才应该是银川能引以为自豪的特点。我到银川落户的时候，就曾听本地人说银川是“七十二连湖”，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湖泊，有的是农田排水造成的沼泽湿地，确实像江南水乡，无愧自古以来就有“塞北江南”的称号，南方人移民到此，并没有太大的陌生感。

　　可是，自1958年以后，尤其到“农业学大寨”时期，银川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展开了“开山造田”“围海造田”“围湖造田”运动，许多湖泊沼泽被填平种上庄稼。不仅如此，古城墙也被拆除了。我第一次进入银川市穿过的城墙、城门、城门楼已完全在视野中消失。今天人们才发觉它的价值，这就是银川城剩下的唯一一块墙体。

　　三

　　在农场就业的时候，我偶然也能到银川市一游，一般是半年允许我进一趟城。我就业的农场叫“南梁农场”，离市区30多公里，每天有一趟班车来回，公共汽车班次为6路。这就是银川市6路车在银川市区设的始发站。没有车站牌，乘客们似乎是约定俗成，到下午4点钟都聚集在这里等车。

　　那时的城市是没有“夜生活”的。夜幕刚刚降临，每家每户亮起灯吃晚饭，然后立即睡觉。冬季到晚上8点钟，夏季到晚上9时许，银川市市内就悄无声息，只有我一个“流民”在街头流浪。只见街道两旁民居窗户昏黄的灯光，每一盏灯光下都有一个生活暗淡却不失温馨的家庭。家庭在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是最佳的避风港。而我仿佛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避风港，终生注定被抛在风口浪尖上挣扎。这种感觉也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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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回到久别的银川市，再次成为银川市市民。

　　我想，我可以说我与中国其他作家有个绝然不同点，我不仅因为文学创作而为所在的城市取得了一定的声誉，还亲身参与了城市建设。在谈这方面之前，应该谈一谈我能参与城市建设的前提。我不是本地人，18岁时才从外地来到银川。银川连是我的“第二故乡”都谈不到，至多是我的“第三故乡”。如果是在一个本土性很强、比较排外的城市，一个外地人即使再有名，也很难在已经形成固定结构的排他性地方社会圈子中发挥作用。

　　原来，银川，乃至于整个宁夏，都可说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地区。即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回族，最早也是唐代至元代数百年间逐渐从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被征调或迁徙而来，以半军事、半屯牧的形式安置在这里的。

　　这是中国著名的清真古寺，也是宁夏最早的一座清真寺－“纳家户清真寺”，追溯其历史渊源，仍是外地迁移来的纳姓回族大家族所建。

　　到明朝初期，大批回族人口以“归附土达”身份被安插在现在的灵武一带。而灵武过去是银川市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翻一翻明朝万历年间刻的《宁夏志》。那上面说，“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之也。《长安志》曰：‘五方杂处，风俗不纯’，亦犹是矣。”尤其在明代，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也就是江浙一带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习俗也具有“江左遗风”。所以我认为银川市一般店铺的建筑格局来源于江南甚至闽粤一带。银川市号称“凤凰城”，也是来自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古代从东南方飞来一只凤凰，落在贺兰山上栖息并繁衍出她的后代，从此这一片荒原才有了人烟，今天的银川人都是凤凰的子孙。为什么是从东南方而不是从别的什么方向，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年代，几乎没有间断地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一批批地向宁夏以“支宁”名义迁来众多的干部、工人与农村人口。有的甚至成建制地向宁夏及银川搬迁，如现在的银川橡胶厂、西北轴承厂、吴忠仪表厂等等。今天，你随便去问问银川市市民的祖籍，从领导干部到一般老百姓，大多数不出三代都是外地迁徙来的。因而，银川市历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这点与早期的美国与澳大利亚颇为相似。所以，改革开放后宁夏的经济虽然较为滞后，但社会人文景观并不落后于其它地区，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与兄弟省区相比还位于中上水平。并且，银川市市民们追求时尚的风气在西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五

　　一个具有开放性，没有排他性的社会人文环境，是这个地方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也给我提供了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并且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我始终认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我在文化创造中的“另类作品”。请看一看这张10年前的照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可说是张“老照片”了。

　　其实，镇北堡西部影城早先不过是明清时代的边防戍塞。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多次提到的“土围子”指的就是这类城堡，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建立过许多这样的兵营。辛亥革命后，这里逐渐被牧民们占据，成为贺兰山下的一处大羊圈。

　　在经济效益上，每来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一部影视片，时间或长或短，平均每一部要给银川市拉动100万元的内需。每年，周边老百姓来当群众演员的收入有数十万元，近10年来，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了50多部影视片，就为银川市带来了5000多万元的内需。

　　作为作家，我最感欣慰的倒并非我写的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而是我能给上百人提供就业机会，有上千人靠我办的企业生活。现在，人们生活得都不容易，我能够直接帮助一些人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是我最感欣慰的。

　　六

　　请注意，当年我劳改的地方，“西湖”，现在成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旅游资源。银川将是一座“人在林中，林在湖中，湖在城中”的美丽城市。我对银川有较深厚的感情，是因为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城市，她既古老又年轻。过去我在苦难中一一经历感情创伤的地方，今天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在银川时，我大约有一半时间住在英国电影美工师为英国电影《归途》设计的庭院中，我在正房上悬了一块匾额，题为“安心福地”。佛教哲学说“安心即福地”。哪个地方令你安心，哪个地方便是你感到幸福的地方。这20多年来跑了20多个国家，在纽约和巴黎住的时间还较长，在国内，也经常到各地出差，但离开银川的时间稍长，我就“归心似箭”。

　　我是银川市成长的见证，银川市也是我成长的见证。我是在银川市受伤的，但也是在银川市痊愈的。

　　当年，我为了节省一毛五分钱步行的那条银川市老城通往新城的道路，当然已经完全改造了。每当我自己驾车在上面行进时，我的耳边不由地会响起《凤凰于飞》的乐曲声。这盘CD也是我车中必备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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