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廷虎的修辞学史研究

湘里妹子

作者：高万云（本版斑竹）
来源：http://sdfxyw.wh.sdu.edu.cn/

      宗廷虎195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师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创始人陈望道研究修辞学。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修辞学领域耕耘，成果丰硕，贡献较大。正因为如此，1991年王希杰评价说：“在80年代中，他是中年修辞学者中成果最多也最卓绝的一位”[9]20世纪末，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Univ.of Alberta）比较文学与东亚系教授高辛勇（Karl Kao）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的演讲，在谈到中西修辞学的发展时，高氏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重要的项目是汉语修辞学史的建立”，“复旦大学宗廷虎与李金苓教授夫妇对此便有卓越的贡献”[10]

      宗廷虎在修辞学理论和修辞学史两个方面都有突出成绩，这与他“史论并重”的研究策略紧密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序中曾言：“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其实，好的理论家又何尝不是三者兼具！只有先进科学的理论，才可能使选材精当；也只有精熟的史料，才可能抽象概括生发先进科学的理论。客观地说，宗廷虎符合良史之标准，学识两长，史论双兼，文笔精练，因此在中国修辞学界较有影响。
               
一、充分的理论准备

      治学之初，宗廷虎专攻修辞学理论，后根据陈望道遗愿侧重研究中国修辞学史。1979年，他接受胡裕树先生建议，在治史之前，先系统研究修辞学理论，用修辞学理论指导修辞学史的研究，并从修辞学史中吸取修辞学思想菁华，进而提升完善修辞学理论。于是，他主持策划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修辞学理论著作《修辞新论》，并亲自撰写了修辞理论和修辞学史部分，从此便把历时的史的研究和共时的论的探讨结合起来了。

      宗廷虎的修辞学理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先，他继承了陈望道关于“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的理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共发表了修辞学与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文章学和演讲学等学科关系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修辞新论》专辟“修辞学的性质特征和理论营养来源”一节，对修辞学的逻辑基础、心理机制、审美追求、社会制约、角色互动、语言物化以及哲学认知等做了详细的探讨，这对揭示修辞学的本质属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宗廷虎对陈望道提出的三大修辞学命题都进行了再探讨。

    命题一：“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对此，宗氏发表了《修辞研究必须注意题旨》、《说话的场合》、《写说要看准对象》、《写说要注意语体》、《口头辨论与语境》等文章，并在《修辞新论》理论部分专列一小节“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对修辞的主题思想、写说目的，对写说对象、写说时间、写说地点、修辞主体的主观心境与客观社会环境以及上下文等可控与不可控因素作了科学的分析，而在《辩论艺术》中专辟一章“辩论与语境”，进一步阐述了修辞性言说与语境的复杂关系。

    命题二：“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陈望道认为：“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11]必须重视。对此，宗廷虎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词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功能探讨，到人工符号、标点符号乃至体态语、手势语的研究，可说是深入细微，尤其在《修辞新论》和《辩论艺术》两部专著中，更对语音因素、文字形貌、词汇因素和语法因素和动作语言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使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的学科定位更加明确。

    命题三：“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宗廷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1982年，他与胡裕树先生合著了《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陈望道与〈修辞学发凡〉》，对陈望道的“内容形式相结合”的修辞纲领作了进一步阐发，在1987年独著的《修辞学与对立统一规律》中又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论证这一命题，尤其是在《修辞新论》中，更把修辞现象的辩证法做为贯穿全书的总纲，从偏重于内容方面和偏重于形式方面和二者统一各个角度研究各种修辞现象，这是很有开创意义的。到了2001年，在为曹德和博士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作的序言中，宗廷虎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考，进而使得陈望道的修辞学理论更加完善和科学。

      宗廷虎继承陈望道的修辞学理论，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在继承中超越，在完善中发展。首先是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这主要体现在《修辞新论》这一重要著作中。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很成功地运用了辩证的方法构筑其修辞学体系，比如“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比如“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等。而到了《修辞新论》，整个体系则完全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统一”起来了。这从各章的题目就能看出来：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修辞现象的辩证法（上）——偏重于内容方面，第三章修辞现象的辩证法（下）偏重于形式方面，第四章语言风格，第五章汉语修辞学史概说。不仅如此，这一体系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而这主要表现为修辞现象的层次性：第一层是修辞现象本身的对立统一，即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对立统一；第二层是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统一；第三层次是两大分野下位概念的对立统一，如偏重内容与偏重形式修辞现象的对立统一，而每一方面又分为平直和奇曲两方面，第四层是第三层下位概念的对立统一，如平直与奇曲又分为“同义平直”和“同义奇曲”，“多义平直”与“多义奇曲”，“反义平直”与“反义奇曲”等。并且还揭示了这些对立统一双方的依存和转化关系，以及历时演化趋向。这就使得这一修辞体系更具科学性，更体现演绎方法的推导原则。它比一字排开描写几十个辞格要实用和具有指导意义。这与二十世纪比利时列日学派在表达面词级与句际和内容面语义和逻辑四个层次内划分修辞的四类基本运作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更为难能的是，宗廷虎把继承和发展了的陈望道的辩证的修辞观作为研究修辞学史的基点，使得史料取舍、优劣评价等各个方面都有据可依。

      其次是研究范围的扩展。在陈望道的修辞学研究中，无论是《修辞学发凡》还是以后的论文和讲话，都对接受修辞有所涉及。对此，宗廷虎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把这一认识引入修辞学史研究。在1989年出版的他与李金苓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中，他首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修辞活动存在于交际过程之中。写说者运用言辞或文辞，通过种种表达手法，抒情达意，传递信息，作用于听读者，这只是交际过程中的一半。听读者收到言语表达的信息后，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甚至通过联想、想象予以正确理解、鉴赏，或者作出反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因而写说者与听读者是修辞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写说者如何善于运用修辞现象，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收到最佳的修辞效果，这是修辞学应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听读者如何通过修辞现象、修辞方式，正确理解写说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也是修辞学应该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2]在这部著作中，宗李二氏在每一历史时期大都设“论修辞的理解和鉴赏”一节，对历代关于接受修辞的论述都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评价。如先秦孟子的“知言”和“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西汉王充的“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与“六观”之说：“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宋代杨时的“体会诗情”、朱熹的“识得意思好处”、黄庭坚叶梦得“读诗勿穿凿附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知古人之世”、“古人之身处”、“察立言之所谓”等等。1991年新加坡召开《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宗廷虎在提交的论文《汉语现代修辞学研究60年》中向世界研究汉语修辞的学者呼吁：“语言的信息交流是一个‘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的全过程，应该放眼探索它的全过程，而不能像以往那样只研究信息的表达。……修辞研究应该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既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平衡、稳定、静止的状态中考察，又要看到它是一个活动的过程、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此后，他与赵毅合作了《弘扬陈望道修辞理论，开展言语接受研究》、与李金苓合作了《陈望道先生的理解修辞论》，独著了《钱钟书的理解修辞理论》等论文，尤其是1996年发表的《21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向何处发展——关于现状与前景的思考》中，宗廷虎的理解修辞理论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们认为修辞学应该探讨言语交际的全过程，既包括表达修辞研究，也包括理解修辞研究。”“因为修辞效果的好坏并不是表达者单方面就能完全控制得了的”“表达和理解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在谈到理解修辞时说：“要从理解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根据表达对象的表达意图与心理特征，联系特定的语境，结合对方使用的表达手段，从设想对方设置的前提，到通过对方的话语作出推理。这既是理解对方话语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不能认为理解者只要被动地接受信息就行。理解者在理解的过程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最佳理解效果。从这个角度去深入总结规律，甚至可以建立一门理解修辞学。”[13]而在《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中，他更明确地说：“修辞学如果着重研究写说者表达的一方，称为表达修辞学；如果着重研究听读者理解的一方，则称为理解修辞学。不论是表达修辞学还是理解修辞学，都要关顾到交际的全过程。”[14]可以说，这些见解，是对陈望道修辞学理论的极大发展，是对中国修辞学思想作的科学演绎，更是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后，宗廷虎的修辞理论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修辞学思想和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又借鉴了西方修辞学、语言学、传播学、符号学以及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修辞观，即修辞是运用语词以适应题旨情境，修辞学关注以一切有效语言使用为研究对象，（既包括消极修辞，也包括积极修辞；既包括表达修辞，也包括理解修辞；既包括词语修辞，也包括篇章修辞。），以内容决定形式为修辞纲领，以适应题旨情境为最高原则，以高效表达为修辞目的整个交际过程。这一思想在当代修辞学理论界是比较科学的，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修辞学家的认同。

湘里妹子

迄今为止，国内各种修辞学史的论著有十多种，修辞学史研究者有上百位，但可以肯定地说，宗廷虎是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修辞学史的论文《陈望道与中国修辞学》开始，至今共发表这方面的论文90多篇。从1989年与李金苓合著《汉语修辞学史纲》以来，又独著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与袁晖主编了《汉语修辞学史》，与郑子瑜、陈光磊共同主编了五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并与李金苓合著了《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还参写了《修辞新论》和《大学修辞》、《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修辞学史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著的科学含量较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为理论决定了史料的去取，修辞观决定了修辞学史观。宗廷虎不仅熟悉中国古代修辞理论，而且对现代修辞学十分精通；不但熟悉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而且对中外历代修辞学成果十分熟悉；不但熟悉修辞学本体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与修辞学相关的学科也十分熟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不但熟悉前人别人的修辞学理论，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修辞理论体系。所以，他在写史时，就既有先进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又有丰富翔实的材料做基础，这样才决定了他的取舍精当，见解深透。

    首先是修辞观对修辞学史的指导。用同义反复的扩展法描述，修辞学史当然是修辞学的发展史，所以研究修辞学史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修辞学。修辞学是什么？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和修辞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修辞学史要研究的是古人对修辞现象和修辞规律的论述，包括修辞思想和修辞评论。那么，怎样就算是修辞思想和修辞评论，这又必须弄明白什么是修辞。宗廷虎认为，“修辞指的是运用语言的方法和技巧，或者指的是调整语言的活动或规律”，[15] “就是运用语辞以求适应题旨情境”[16]。也就是说，凡是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和活动，都属于修辞的范围，而凡是涉及语言运用方法、技巧和规律的论述，都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而对这些论述作历时的考察，就是修辞学史。所以，宗廷虎说：“修辞学史的研究既然是修辞学和修辞思想、修辞评论，那么修辞学、修辞思想和评论的范围有多大，修辞学史的研究范围当然就应该有多大。”[17]正是有了对修辞、修辞学、修辞学史的科学认识，所以他才可能做到“史论结合”，尤其是修辞学理论和修辞学史理论对修辞学史编撰的指导和限定。正如宗廷虎和陈光磊合著的《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中所说：“不论是史料的挖掘、著作的评析，还是规律的总结，都离不开理论的导向。同时修辞学史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身便需要系统的理论建构。理论从哪里来？一是运用现有的修辞学、语言学理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学、文章学、心理学等理论作为深入探讨和阐释的论据。而与此同时，又需从修辞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提炼和概括出理论。这种理论性集中体现在《通史》的‘总论’和各卷各编的‘绪论’里，也体现在各卷具体的章节的论述里。”[18]

      因为宗廷虎认为修辞学是一门多边的学科，所以宗的修辞学史十分重视修辞学与社会，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社会大变革导致了修辞思想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修辞思想的发展” ，“文学、美学、训诂学、音韵学和文章学的发展影响到修辞学探讨的进程”，“统治阶级培养人材的制度对修辞学的影响”。所以，对每一朝代修辞理论的描写，不但要说明这种理论，更重要的还论证这种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想根源。这一点，是其他修辞学史所不及的。比如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写先秦修辞思想，首先描述社会变革、百家争鸣促进了修辞技巧的发展，而修辞技巧的发展又呼唤修辞理论的出现；写两汉修辞演进，儒家思想的独尊与反对汉赋形式主义文风决定了“文持彬彬”（内容与形式统一）修辞思想的确立，而言文并重又决定了文体论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清谈成风促进了修辞和修辞批评的发展，文字独立带来了修辞形式美研究的热潮，佛教传入，强化了声律美的研究；唐朝，古文运动和唐诗的高度发展，促使散文修辞论和诗论修辞论的高度发展，当然，明清戏曲小说的兴盛与戏曲小说修辞理论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此等等，论析精到，严丝合缝。

    因为宗廷虎认为“内容和形式统一是修辞的最高纲领”，所以他对历代关于文与质，言与意、辞与事、文与道等的论述多所采撷，真正凸现了中国修辞学的特点。

   因为宗廷虎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所以他对社会环境、时机场合、对象心理和职业等非语言因素对修辞制约影响的论述十分重视，进而揭示了中国古代修辞理论与西方现代语境理论的相通之处。

    因为宗廷虎认为修辞是“极尽语言的一切可能性”，所以史著中对各种修辞策略、操作方式作了细致的梳理。这样，他的修辞学史才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还是一部理论著作。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科学的修辞观和先进的修辞理论，所以宗廷虎的修辞学史才成为真正的“修辞学”史而不是文学史美学史哲学史等，也因为恰当地选择了修辞学史料，所以宗廷虎的修辞理论才成为真正的汉语修辞学理论而不是西方修辞理论语用学理论的复制品。一方面，“内容形式统一”、“适应题旨情境”、“极尽语言可能性”和“研究交际全过程”的修辞思想，强化了对中国修辞学历史的科学认知和准确描绘，另一方面，对中国修辞学史料的提炼升华如以“修辞立其诚”为起点，以“言曲而中”为运作方式，以“文质彬彬”为修辞目的的修辞传统又反证并提升了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严格说是宗廷虎发展了的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而这自然使得宗廷虎的修辞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刻。

    宗廷虎修辞学史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既重视宏观的修辞学演进规律，又重视微观的修辞思想、修辞评论的梳理，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修辞学史体系。这一点贯穿他整个修辞学史研究。早在他与李金苓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中就非常自觉地体现了这一点，到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国修辞学通史》之《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这种体系更趋完善。首先是长焦宏观，对中国修辞学进行俯瞰和远视。对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大势作粗笔勾勒，把汉语修辞学与外部相关学科的关系，把修辞学内部的字句篇章修辞论、修辞手法论、文体风格论、修辞理论作整体观照，理出我国修辞学的发展脉络：先秦重视口语修辞（主要是论辩），到两汉转入书面语修辞，魏晋南北朝骈文与辞赋修辞互相包含，唐代散文修辞论与诗歌修辞论各自独立并延续到清，宋元及明清产生戏曲小说修辞理论。这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过程就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整体面貌。这对读者整体认识中国修辞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宗氏的宏观认知具有层次性，第一层是对整个修辞学史的宏观把握，第二个层次是对每一历史时期的宏观把握，第三层次是对每一历史时期各修辞学分支各语体的宏观把握，这种以历时的学科演进和共时的理论分布构成的坐标系，可说是对中国修辞学史的一种创造性描述。

    宏观研究是为修辞学发展定向、定序、定量，而微观研究则是为修辞学思想和理论定位、定性、定型。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时期到底产生了哪些有价值的修辞学理论，尤其是那些本属修辞学理论而被忽视的理论，那些本不属修辞学理论而被错认的理论。这一方面关系到中国修辞学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修辞学遗产的保存和再利用。在这一点上，宗廷虎做的也非常到位。如在他撰写的所有史著中，他都把修辞理解和鉴赏理论做为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更经过细心考证科学论证，把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端由普遍认为的1919年提前到1905年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如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中对金元时期陆辅之《词旨》和周德清《中原音韵》对修辞的论述的描写，前者虽有人论述但失之太狭，后者几乎无人提及，但宗的描述却是非常细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贡献。如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和论文《胡适的修辞观》中对被别人忽略而很有价值的胡适的修辞理论的探讨，如最近对蔡元培修辞见解的发掘和评介，如此等等，新见创见高见颇多，不多例举。

湘里妹子

宗廷虎在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研究方法上也有突破，这就是修辞理论研究的演绎方法和修辞学史研究的系统论方法。

    演绎法表现在由他主持的《修辞新论》和他的修辞学论文中。我们知道，中国修辞学研究大都是根据已有的修辞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把那些具有复呈性的修辞方式“格式化”，从而“归纳”出一个个新格。在这方面，唐钺陈望道和谭永祥吴士文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修辞现象纷繁复杂，隐显难测，未发现未出现的修辞方式即未经“格式化”的“潜辞格”、“准辞格”不知有多少，不可能用几百个“格”就可概括。正如陈望道所说：“无论如何渊博的修辞学家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搜集了来，也无论如何详尽的修辞学书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罗列在一书之中。故辞格数目，可依著者见解，自行去取。但其分类必须能够包摄一切辞格，使要增设几格时，随时可以安插，不必改动类别。”[19]所以，修辞学研究者不应只做整理工作，做修辞术的收容队和命名者，而应掌握它们的生成机制，把修辞术建立在初始的公理系统的基础之上，从而在使用时可以进行各种修辞推演，生发出无数的具体方式来；在研究时可以进行逻辑运算，揭示出修辞方式的规律来。正因为如此，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在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基础上运用演绎法，推演出一个全新的体系。对修辞方式分为偏重于内容方面和偏重于形式方面，而在每一方面又分平直和奇曲，如语义上分“同义平直与同义奇曲”、“多义平直与多义奇曲”、“反义平直与反义奇曲”、“同音平直与同音奇曲”、“本义平直与本义奇曲”、“明确义形式与含浑义形式”、“语义正释与语义别释”等，而在形式方面又对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各个层面的齐整与错综、简省与繁复、顺序与倒序、常规与变异进行了科学运算，从而全面科学地统辖了所有的修辞现象，也给语言使用者提供了创造性使用语言的余地。

    关于修辞学史研究的系统论方法，这可以说是宗廷虎教授最具贡献的史学研究方法。从《汉语修辞学史纲》开始，他就自觉运用系统论方法，首先是用整体性原则考察修辞学史，把修辞学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与社会文化互动，以口语与书面语并重，以文论修辞论、诗论修辞论、戏曲修辞论和小说修辞论互相补充互相作用的系统。其次是运用结构性原则考察修辞学史，指出修辞学史大系统中各要素的结构有序性。对各文体中修辞理论、字句篇章修辞论、辞格论、文体风格论和各朝代、各学派、各作者的多维复杂结构进行科学探讨。第三是运用层次性原则考察修辞学史，对修辞学史既作纵向分层考察，对萌芽期、奠基期、建立期，发展期等进行下位层次分析；又进行横向分层考察，如把各语体修辞论先分为修辞理论、字句篇章修辞、辞格论和语体风格论，然后又分为第三层次：字法、句法、章法和篇法。第四是运用历时性原则考察修辞学史，对修辞学的每一层面都做历时地考察，真正体现“史”的特质。第五是运用相关性原则考察修辞学史，把修辞学发展与社会、文化、政治教育体制和其他学科的影响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修辞学理论的发展机制。

    当然，宗廷虎的修辞和修辞学研究还用了其他方法，如逻辑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及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等。
宗廷虎的修辞学史研究也有不少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界共有的毛病，即所述史实距写作年代越远，其评价定位越准确越到位；而对近期发生的事件发表的论著却往往把握不准，论述不周。原因是，时间久远的史实，经过千百年的过滤，千万人的筛选，治史时有较多的材料可资借鉴；而对近期发生事件的评述就没有这个重要条件。在治史上，往往“距离产生真实”，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一个学者而言，即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必然受时代、地域、经验、知识的种种限制，所以一次性做出准确的评价可说是难乎其难。宗廷虎自然也逃不脱这历史的局限，所以，在他所写的修辞学史著中，最有价值的当数他与李金苓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在他主编的修辞学史著中，最有分量的也是写20世纪以前的部分。而写20世纪的修辞学史，越靠近作者的时代、时段越不好写，越写不好。所以他的包括本书在内的现代修辞学史著中已经或将要留下不少遗憾。如作者的条件和局限必然会遗漏一些优秀的成果，而作者的阅历和知识又必然会收入一些平庸的研究。如对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优秀论文介绍评价就比较少，对其他学科的修辞学研究也所知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二是宗廷虎主编的一些修辞学史著作中，往往水平参差，风格不一，影响其整体质量，如《中国修辞学通史》就有这样的瑕疵。

[注]
[1] 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载《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2] 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前言，商务印书馆，1980年。
[3] 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4] 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第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
[5][6] 袁晖《二十世纪的中国修辞学》第602、603页，书海出版社，2000年。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8]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9] 王希杰《修辞学史家宗廷虎对修辞学的贡献》，《松辽学刊》1991年第1期。
[10] 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19]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8、25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
[12][15] 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第61、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13] 《云梦学刊》1996年第2期。
[14][16][17] 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第2、1、3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8] 《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诌不通

宗廷虎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确实很大.该文是我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一小节,现在看来有的地方说的不太到位,望大家批评.

子祺

没想到在这看到高版主的文字,对宗先生的评介全面、深入.站长请的极是.我也正想看一看宗先生的材料.

[ 本贴由 子祺 于 2005-12-4  20:39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