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梦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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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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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是散文化的小说，或者说小说散文化。因为他的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拉拉杂杂随意写，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地理风貌等，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想到哪儿写到哪，主次不明，弱化小说的故事性。
        例如《大淖记事》，全文用“一、二、三、四、五、六”分成六个部分，写到第四部分才开始引出故事（黄海蛟的不幸及其家人的状况），前三部分，几乎占去小说的一半，是写大淖的地理环境、民风民情、锡匠的生活、挑夫的生活及妇女们“豪放粗俗”的特征。
        但是，他的小说却能艺术化地处理各种插入成分，用顺其自然的随笔文体将这些插入成分有机地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赋予作品一种自然恬淡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的艺术世界，疏朗质朴、清雅温馨，给人一种博识的杂家风范。
       例如：《受戒》一开头提到明海出家已四年→马上转写荸荠庵→从而引出当地当和尚的风俗→再分析明海出家的原因、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以及每个和文字尚的性格、为人处事，（尤其是三师父的“绝技”与“歌谣”）→明海与小英子一家人的交往→牵带出对小英子父母、姐姐的逐一描述→要到“善因寺”受戒→从而又描写了善因寺的形状结构特征以及和尚们吃粥的场面→最后才通过明海与小英子的对话讲出受戒的情况、感受。
        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穿插进来的叙述都暗含着这种内在秩序，一切是那么自然、仿佛水的流动，不拘一格，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一篇文章的文体尤如一种容器，用来盛载着作者的内容（即情感、思想、体验等），不同的内容，就有不同的文体相配，就如酒瓶装液体及细粒状的东西，篮子宜装水果等固体物件，等等。要研究汪老小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别具一格的文体，那么就要从他所要表现的情感、思想入手。
        我深入分析《受戒》后，发现了作者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各种压抑的反叛心理。正源于这种反叛的心理，才塑造 了《受戒》中桃花源般美好的世界和理想人性；也正源于这种反叛心理情绪，使作者拒绝沿用传统的小说形式，他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来盛载他的这种对传统、现实叛逆的心理情感。
        但他的反叛仅在于心理、情感、情绪方面，而没有上升到精神方面，由于性格、经历等等原因，汪曾祺还不是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他不可能有象鲁迅那种彻底的反叛精神，敢于揭示吃人的社会和愚味麻木的奴性，更不可能写出锋利的杂文，一针见血地针砭时弊；他也缺乏巴金那种敢于对历史进行痛苦反思的责任感和勇气，因此他不可能用真实的散文随笔文体去写他的《随想录》。他只能通过小说这样虚构的文体，伴着时隐时现的反叛心态去写一个几十年前的梦。
        既然是小说，就应该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命运，戏剧性是小说特有的特征。但汪曾祺却反对小说戏剧化，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这里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汪曾祺曾从事戏剧创作工作几十年，而在耄耋之年却提出反对原本要求戏剧化很强的小说戏剧化，这是对他以前的《沙家浜》、《骑兵列传》的否定和叛逆，是对中国文革戏剧、小说的否定和叛逆。基于这样，就难怪我们可爱的老汪有如此散文化的小说文体了。
        在此，我忽然想到了我的老师安文江，评论界曾对安老师小说评价道：“安文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杂文化小说。（如：《职称问题》等小说）”；而汪曾祺小说则是散文化小说。这使我思考汪老为什么要选择用散文这种文体来写小说？而不是其它文体？
       有人说这源于故乡（江苏高邮）童年美好的生活感受已烙印在他内心深处，对现实越是失望，对遥远故乡童年的怀念就越强烈，童年的故乡成了他精神的家园。他想营造人间的伊甸园，所以他不遗余力去（或者是想象，或者是真实）描写水乡自然和诣的景色、纯朴的民风民俗、辛勤而又自足的生活……要表现这些题材，当然非散文莫属了。
        不错，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源于作者极其宽容的人生观。与其说他对世俗有着上帝式的悲悯关怀，还不如说他对世俗有着超乎常人的宽容，他宽容了善恶、美丑、爱恨，表现在文章中，则是一种淡化，淡化了仇恨、淡化了苦难、淡化了抗争、淡化了丑恶……以致淡化了一切应该的和不应该淡化的。只剩下弥漫着淡淡温馨之雾的苍茫和苍凉……所以这是他有意识地创作这种淡化式散文化小说的原因所在。
        例如：在《大淖记事》中，淡化了挑夫们毫无任何保障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痛苦和恐惧，淡化了锡匠们的愤怒——仅仅是默默的游行，作者对霸道凶恶的刘号长也似乎宽容了——只得到隔靴搔痒的调职……
        他曾对散文化小说的特征作过这样描述：“题材无所谓大小，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见课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269页）
        好一个“大事化小”、“性情温和”、“对严酷现实失去硬度”的汪曾祺！记得鲁迅临终时说过一句话：“一个都不宽恕”，因为鲁迅清醒地知道：过分的宽容无疑就是一种纵容、一种妥协、一种退让、一种明哲保身！我始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历史良知、人文关怀和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科学、更合理，人间才会更美好。
        我们去评论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利用、借鉴、吸收其精髓，去其糟粕。站在21世纪之初，面对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输出、文化融合，我们将何去可从？汪曾祺独特的创造——散文化小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他把地理、风俗、典故、经验等民族文化融入了他的小说，我们或许可以把世界优秀文化融入我们的文学、融入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中，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换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汪曾祺创造一种新的“容器”（即小说散文化的文体）来盛载他的思想情感，我们是否也应该不区一格，敢于创新，敢于尝试，也为自己的思想情感找一个合适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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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贴由 虎子 于 2004-10-21  01:06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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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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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锦绣江南，历史悠久，名城座座，人文荟萃。汪曾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多年，对博大精深的吴文化尤感兴趣。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星期天除了听戏写作外，他最爱看戏考。一日，他又兴致勃勃地翻看一本老戏考，上面有一段滩簧，其中有句唱词“春风弹动半天霞”，令他大为惊异，并夸道：“这是李贺的诗！”汪曾祺对昆曲也情有独钟。《打虎游街》、《借茶活捉》诸戏，他百看不厌。一日，汪曾祺去剧场看昆曲，一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那小丑传神的苏白，使他听得心醉神迷，不时发出笑声。不料，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来听去不知所云，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说什么？”汪曾祺于是充当了那位京剧女演员的临时翻译。

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那么，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汪曾祺产生过影响呢？他坦言，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归有光是明代吴中著名散文家，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其结构“随事曲折”，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他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通过比较，他还认为归有光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并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

“能多掌握几种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的标志。”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常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江南作家徐卓人在许多小说里保留了吴语的韵味，引起了汪曾祺的浓厚兴趣，赞不绝口。他希望徐卓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深入研究吴语的魅力，保持自己的特点。”他还向她指出：“不要为了具有江南特点，过多地装点吴语的句式和词汇。”此述堪称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调理吴语颇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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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南师大附中 信息资源中心


研究目的

　　阅读汪曾祺自述，了解其生活的各个时代的风貌、家庭教育、师承关系，阅读他的代表小说和重要散文篇目，从作品形象、作家情怀、人生体验、艺术态度、艺术风格等方面掌握“为艺术”文学的特征。

研究过程

研究一　汪曾祺的人生经历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学养笃厚的文化人。他高中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学家沈从文。1946年初秋到上海任教，1949年后先后任职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近4年，1962年年初禧任北京京剧团编剧。1997年5月16日病逝。

　　汪曾祺从上个世纪40年代步入文坛，其创作便充满诗性才华和艺术探索精神，至80年代则以如梦如幻的乡土田园情调享誉当时文坛，进入90年代，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越来越回归于内心世界恬淡、旷达的求索。汪曾祺丰富多样的创作成就与他受过的传统教育、江南故乡生活的滋润，尤其是与他离开家乡后的个人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了解和研究他的坎坷经历，有助于准确理解其作品的内容、审美情趣、语言风格等。

　　研究汪曾祺生平的资料很多，可以阅读他的《自报家门》、《汪曾祺年谱》、《访汪曾祺实录》以及他的不同年代的代表作。

研究二　汪曾祺作品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关系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成了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的人格、文学主张对年轻的汪曾祺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影响甚大。沈从文主张文艺应表现人性、表现人类的爱、表现自然的真与美，反对把自己的作品纳入某种目的和倾向中。受老师影响，汪曾祺的创作也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沈从文的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让感情的细流缓缓地拨动读者的心弦，因而他的作品有一种缥缈迷人的氛围。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的风格，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洒脱之美。这对情深似海的师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在题材、审美理想、艺术手段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因此，研究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对于研究汪曾祺早期文学创作及其对后来写作的影响、汪氏作品风格的形成有很重要的意义。

　　可先研读沈从文的散文代表作《汀行散记》，小说名篇《边城》、《萧萧》等，再阅读汪曾祺写于40年代的《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小说，从作品倾向、审美情趣、艺术境界、语言特色等角度多方面地比较异同。

研究三　汪曾祺80年代散文小立的人文艺术价值

　　80年代，文坛流行的是风格凝重的伤痕文学的反思文学，而当汪曾祺以一篇《受戒》将亲时期小说从冷硬的氛围中带入温馨的人性世界，继而又连续发表小说《鉴赏家》、《大淖记事》和《湘行二记》、《紫薇》等散文名篇后，中国文坛产生巨大震动，人们欢呼这种充满理想人性追求和温馨柔婉艺术风格的作品的出现，为汪氏作品如梦如幻的天国情调所陶醉。

　　站在引领新时期小说迈入新的历史门槛的角度看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我们有必要研究此时他的思想状态、艺术追示，其作品对当时文学界的冲击、影响，有必要研究他的作品与其先前的审美理想、文学创作观念的联系。为此，应尽可能我读一些汪曾祺写于80年代的小说、散文作品，如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鉴赏家》、《晚饭花》、《八月骄阳》，散文《昆明的雨》、《天鹅之死》、《紫薇》等，从整体上认识汪氏风格，然后重点研读代表作《受戒》、《达淖记事》，力求更深一步把握作家在80年代这个新旧更替时期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吟唱安魂曲，引领混乱污浊的人清纯恬静的快乐彼岸的良苦用意，再对这些作品的艺术个性如形象、选材、意境、语言风格等进行研究品味。

研究四　汪曾祺90年代作品风格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启迪

　　进入90年代，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又有了与80年代不同的变化，在依恋传统文化的同时，分明少了些乌托邦的观念，淡了些桃花源式的温情，多了些对苦难人生的抗议和对挣扎着的生灵的悲悯，这一点，在汪氏的小说中有清楚的显现。汪曾祺散文的审美情坡也有微妙的变化，形成了以“静”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流露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形成了90年代的汪氏作品新的美学风格。

　　文学就是人学，关注人性，是文学永远的主题，古稀之年的汪曾祺终以他的不懈追求为我们开辟了一大片艺术天地--回避大波大澜的题材，写 生命本体，写人作画体验。可以说正是有了汪曾祺等人的这种关注人性的文学创作的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才越来越明显地向艺术本身回归，这是文学发展的幸事。 因此，研究汪曾祺90年代小说，散文中的精品，可以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汪老的人生观、文学创作理念，提高鉴赏艺术性强的文学作品的能力。建议同学们先读一读他的散文名作《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及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鲍团长》、《尴尬》、《卖眼镜的宝应人》等作品，从思想意义、人物形象、文化色彩、语言风格等角度多方面理解汪曾祺的老年情怀。

研究结论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微弱抗议、温热的悲悯、逍遥的妄想、超脱的情思、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浪漫的风俗……这一切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天空中一道亮丽奇异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这些特点正如他的散文《七十书怀》中坦言的，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

　　他的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其父温柔敦厚、随和洒脱、情趣盎然的品性修养深深地影响了作家本人，对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信念、行云流水般的气韵、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邮故乡如诗如画的水乡风物也滋润着汪曾祺的身心，他总是把和触伸向闾巷平民、运河人家。美丽的水乡景色、纯朴的人际关系，为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形成半边天定了题材基础。

　　恩师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思想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使行后者专心于民欲风情题材的写作，致力于表达超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构筑自然纯朴的理想境界。

　　而对汪曾祺创作影响最大的应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时遭士兵的训斥，1946年在上海失业时则一度打算自杀，1958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文体大革命期间因跟着江搞过样板戏深陷政治漩涡，所有这些遭遇都给这个善良斯文、清纯如水的书生一次次粗暴的打击；文弱的、坚守传统的汪曾祺只有安于命运的拨弄，或至多在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或主平气和地传达自己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或闭上眼睛，陶然于充满温情的桃源梦境。因此，汪曾祺作品的主调是对现实阴冷和此岸痉的体验，这种体验又风照于对彼岸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热情赞美和忘却人生痛苦的通脱旷达的必境的自适之上。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文风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文学殿堂中，正是汪曾祺这类讴歌人性之美、挥洒恬淡心境、语言风格灵秀飘逸的作品的出现，才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

梦仙子

:tongue:辛苦你们几位了，我在这代表我的朋友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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