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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17 2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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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所谓“量词”的类型学分析（摘要）
作者：刘丹青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来源：http://www.blcu.edu.cn/cscsl_y/newworks/liudq.doc
2002年12月18日
1. “量词”的类型学地位
1 .1“量词”名称质疑
度量量词，包括度量衡单位词或容器度量词，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语言与非量词语言区别在于是否有个体量词（王力“天然单位量词”）。个体量词与度量量词句法表现有同有异：三本（*的）书~三斤（的）肉~三把（的）沙子。临时容器类度量量词与标准单位度量量词句法表现也有同有异：<吴>本书（这/那本书）~把沙（这/那把沙）~*斤肉（这/那斤肉）。
“量词”一名的名称问题：与海外对quantifier（量化词）的译名“量词”混同。
“量词”一名的实质问题：作为语言类型（量词语言）确定依据的个体“量词”与数量无关：一本书，三本书 ~ a / one book, three books. 汉语用量词，英语未用，汉语不比英语多任何数量信息。数量信息纯由数词传达。
“量词”一名的误导性：语法书在给量词定义时会表明或暗示其表数量作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7. 量词 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
量词表数量的（错误）印象的两个由来：度量量词与数量有关；量词经常与数词组合，数词在句法上（但不是语义上）必须靠量词的同现才能入句。
前一个因素与量词更原型的成员个体量词无关。后一个因素不适合许多情况。普通话量词也常不跟数词组合（这本书/吃个苹果），在粤语中，据有些文本统计显示，个体量词82%的用例不跟数词同现（Erbaugh2002）。因与数词组合而称量词对粤语等方言完全失去理由。
“量词”一名的研究导向：只注意“数量名”组合的搭配，忽略量词句法功能的多样性及语言方言间的类型差异。
下文“量词”只取其约定俗成的外延，不取其内涵。
1.2“（数量）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名称质疑
汉语量词在国际语言学界通称classifier（分类词），全称是numeral classifier（数词分类词）。分类词被看作是名词分类系统（system of nominal classification）的一种，而名词分类范畴包括印欧语的性（gender）这类现象，这就使汉语等语言的量词不再是一种少数语言的类型现象，而是与世界上许多语言有关的一种普遍范畴下的一种具体类型。据Grinevald（2000），这类词在名词分类系统中的地位如下：
名词分类系统：名词分类形态：性（如法语等部分印欧语）
名词分类形态（如尼日尔-刚果语团，特别是班图语言）
分类词：数词分类词(加在数词上，如汉语、泰语)、名词分类词(加在名词上，如中美洲的部分印地安语)、指示词分类词(加在指示词/冠词上，如阿根廷Toba语，Pilaga语)、领属语分类词(加在领属定语上，如密克罗尼西亚多种土著语)、动词分类词(动词据论元词义类别加分类词，不同于“动量词”，如某些印地安人说的Cayuga语)。
词汇性分类成分：表类别的派生词缀或词根（如英语表人的-ist, -man）
汉语及东南亚地区的分类词被看作数词分类词的典型例子。
分类词或数词分类词的名称比“量词”合理，但也有明显问题。
量词的分类作用“质”不充分，“量”不全面。“个”（以及某些南方方言中的“只”）用途极广，无法概括出类别特征，已没有分类作用。因此，有学者将汉语分类词分成泛用分类词（general classifier）和分类词（sortal classifier，义译为“专用分类词”更贴切一些）两类。后者的英文原名及中文字面译名都是冗余的，sortal classifier实等于classifying classifier，但这是对“分类词”这个现成名称的迁就，因为存在不能分类的分类词。更重要的是：1、就静态系统而言：大部分名词只能跟泛用分类词搭配，没有专用分类词；2、就动态使用而言：有专用分类词的名词也常改用泛用分类词（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很多方言的“个化”现象），在实际话语中占很大比例（1、2均参阅Erbaugh2002）。3、就内在语感及其句法表现而言：使用同一量词的名词并未被感知为同一类别，因而无法用语句中的同一个量词来概括：
(1) a. 他买了五条鲫鱼和鳊鱼。| 他买了两条鲫鱼，三条鳊鱼，一共五条。
b. *他买了五条毛巾和鱼 | *他买了两条毛巾，三条鱼，一共五条。
鉴于以上原因，将汉语量词称为“分类词”也颇为勉强。
数词（Numeral classifier）一名是基于其与数词同现，但量词在很多语言方言中不必与数词同现（这本书 | 那位先生）。据Erbaugh（2002）的一项粤语语篇统计，专用个体量词跟数词组合的只占4%，泛用个体量词与数词组合的也只有38%。吴语、粤语中有很多种句法位置可以只出现量词、不出现数词（详下文）。据此，很难将汉语量词总体上归为“数词分类词”，尤其不适合粤语等南方方言。
“分类词”名称的研究导向：注重量词的词义分类系统，忽略句法表现及语义话语功能。
本文针对“量词”、“分类词”等名词暗示的研究导向，专门研究以往注意不够的量词的句法表现及其方言类型差异（主要围绕北京话、吴语、粤语）。
2. 汉语方言间量词的句法类型差异
2.1 量词的强制性。
(2) <北京> 一学生刚才来找过你。| 你去买一脸盆。| 来了俩客人。| 我要仨。
(3) 指示词与名词直接组合：这书 | 那家伙 | 这文章 (zhèi / nèi读中含“一”不含量词)
(4) 指示词直接作主宾语：这是什么？| 那是蛇胆。| 瞧瞧这，看看那。
以上例子在南方诸方言中都必须在指示词后加量词，否则不成立。
2.2 实指(specific)NP前量词的强制性。
(5) <普> 他下午去买(本/些)书。(宾语非实指)| 他昨天买了(本/些)书了。(宾语实指)
(6) <广州> 佢下昼去买(本/啲)书。(宾语非实指)| 佢琴日买咗*(本/啲)书喇。(宾语实指)
(7) <苏州> 俚下晚昼去买(本/点)书。(宾语非实指)| 俚昨日买仔?(本/点)书哉。(宾语实指)
2.3 量词脱离数词/指示词的单用功能。
(8) <普> 买了(一)辆新车。| * (这)辆车很漂亮。
(9) <广州> 买咗(一)架新车。| (呢/口个)架车好靓。
(10) <苏州> 买仔(一)部新车子。| (埃/喂/搿)部车子穷漂亮。
(11) <普> 这种手表很好，买*(一)块吧。| 先等*(一)阵吧。
(12) <广州> 只手表好正，买(一)只喇。| 等(一)阵先。
(13) <苏州> 只手表穷灵，买只吧。 | 先等(一)歇吧。| (埃)只勿错，买(一)只吧。
2.4作话题的类指名词和专有名词前的冠词功能。
(14) <苏州>“个”（作为冠词不受量名选择限制，都能用“个”）： 个女人侪欢喜买衣裳。
(15) 个蛇蛮吓人葛。(“蛇”作为类令人怕) ~ 条蛇蛮怕人葛。(特定的那条蛇令人怕)
(16) <广州>“啲”(些)：啲女人都中意买衫。
(17) <京>“这”(指示词而非量词)：这女人都喜欢买衣服。
(18) <苏州>“个”在专名前：个老张还朆来。
(19) <京> 这老张还没来。 (“这”念轻读zhe，不念zhèi，也不用“那”)
2.5定语标记作用（领属定语、时地定语、关系从句）。
(20) <苏州/广州> 张三本书 ~ <京>张三这/那书；
(21) <苏州> 张三点朋友 <广州> 张三啲朋友 ~ <京>张三(的)那些朋友
(22) <苏州> 上头本书 <广州> 上便本书。~ <京>上面那书
(23) <苏州> 昨日桩事体 <广州> 琴日件事<京>上面那事儿
(24) <苏州> 埃丈大只猫还勿会得捉老虫。~ <广州> 咁大只猫重唔会捉老鼠 ~ <普> 这么大*(的一)只猫还不会抓老鼠。
(25) <吴>我买本书勿及倷买本书好看。~ <京>我买那书不如你买那书好看。
2.6被饰代词/名词化标记。
(26) <吴/粤>张三本(好) ~ <京> 张三这本(好) | 张三的(好)。
(27) <苏州> (帽子)我买顶勿及倷买顶好看。~ <京>我买(的)那顶不如你买(的)那顶好看。
(28) <苏州> 昨日看本穷薄。~ <京> 昨天看(的)那本很薄。
2.7“形量”结构。
粤语中“形量”结构是相当能产的格式，形容词由“大、细”充当。可作谓语或定语：
(29) 呢间房好大间 ‘这间房子很大’ | 佢妹妹好细粒嘅。 ‘他妹妹个子很小的’
(30) 我叫佢搦条大条啲嘅竹嚟，之呢条都唔大条呃。‘我叫他拿一根大点儿的竹子来,可这根也不大嘛’ (据麦 耘1995)
其他例子：大/细只、大个/细个、大/细口旧[kw22](“旧”指块)、大/细份、大/细啖[tam22](一啖即一口)、大/细单(一单生意指一宗生意)、大箸(箸，指一筷子菜的量) 、大班(一班人，指一群人)。
“形量”格式还可以派生新词：大只佬(个子大的人)。还可以重叠：大大条、细细包。
闽语也有大量“形量”格式。如福州话的“大/嫩+量”格式：大头、嫩把、大扇。也可以做谓语和定语（作定语时多重叠），或组成相当于“的”字结构的“形+量+其”式：
(31) 只条裤野大条。‘这条裤子很大’ | 只顶帽野嫩顶。‘这顶帽子很小’
(32) 大大只其包包带两只。‘很大的包儿带两只’
(33) 大粒其八角，嫩粒其六角。‘大的八毛钱，小的六毛钱’ (据陈泽平1998)
厦门话“形量”式除了用“大、细”外，还可以用“多、少”构成，如：大个、细支、多只、少本。也可以充当谓语或定语。
官话没有作为一个谓词格式的“形量”式。“一大张、三小块、一小片”等，仍是普通数量短语的功能。这类格式在南方方言中也存在。
3. 量词强势型与指示词强势型
总体图景：粤、吴等南方话中量词的句法功能远比北京话等官话方言重要和活跃：量词使用的强制性更高，能出现的句法位置和所起的句法功能更加多样。换言之，南方方言必用量词之处比北方话多，可用量词之处也比北方话多。 可称“量词强势型”方言。
与“量词强势型”相对的官话类型，可称“量词弱势型”，而更宜称“指示词强势型”。在南方方言量词起作用的地方，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口语常由指示词来发挥作用。南北方都有“指量名”组合。此外，南方：量名/*指名，北方：指名/*量名。再如类指性话题，南方用来自量词的“个”（吴语）或“啲”（粤语）当冠词加在NP上，北方用来自指示词的轻声“这”加在NP上。又如定语标记，南北方都有专用的结构助词表示，此外，南方可用量词连接（我本书），北方可用指示词连接（我这书）。此外，北京口语指示词还有南方话所无的其他一些功能（详见方梅2002）。所以，与量词强势型相对的北方方言当为“指示词强势型”。有一些方言可能介乎两类之间，如江淮、湘、赣、客家等方言。
跨方言的的句法功能比较揭示了量词和指示词很强的可比性：在一些方言中靠量词发挥的功用在另一些方言中经常由指示词担当。这一事实本身显示，量词在语义语用方面主要与指称有关，而非与计量有关。所以它才能与表示指称的专用标记指示词发挥同类的功用，并走上相似的功能引申和语法化道路。
量词强势型方言是更典型的量词型语言。指示词强势型方言虽属于量词型语言，但在某些方面却与非量词型语言接近，如指示词直接修饰名词之类。研究量词型语言的类型特点，应加强对量词强势型方言、语言的研究。
4. 汉藏语言间量词的句法类型差异
在中国的语言方言中，粤语、吴语等还不属于最突出的量词强势类型。最突出的量词强势型语言是壮语，以及壮语周围的一些壮侗语言。其量词的句法和语义功能更加发达，语篇出现率也更高。要加深对量词性质的了解，还必须加强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并比较量词相对不发达而指示词发达的藏缅语。而南方方言量词强势的表现也可能与壮侗语的底层有关（较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有游汝杰1982）。这还涉及到汉语量词究竟是自源还是他源（百越源流）的问题，尚须深入研究（参阅刘丹青1989）。
壮语及其周边语言拥有南方汉语量词的各种功能，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功能：
一、壮语的“量名”组合更宜分析为以量词为核心(韦庆稳198？即持此观点)。
因为：
1、壮语基本上是核心居首语言，除在汉语影响下产生的定名结构外，定语大多位于名词之后，“量名”组合以量词为核心也符合这一语序。
2. 量词在某些名词前可以和指类的核心名词替换：(34) ko1(棵) rau1(枫) = fai4(树) rau1 (枫)
3.“量名”组合可以和以名词为核心的“名量”组合对立：
(35) tu2(只) mou1(猪) ‘(一/那)只猪’ ≠mou1(猪) tu2(只) ‘整只的猪’
4. 量词在壮语中有时虚化为名词前缀，读音弱化，如tu2念成tu0。意义也虚化，如：
(36) t0be4(羊) sa1(干净) iu2(过于) t0mu1(猪) ‘羊比猪干净’
在语法化中，词缀经常来源于原来的核心而非修饰语。如“头、子、性”等。
5. 将“量名”组合分析为“核心+定语”结构，语义可释为“NP中的一个”，如“tu2(只) mou1(猪)”语义为“猪类中的一/这只”。 这与英语a cup of tea (一杯茶)以cup(杯)为结构核心采用同样的句法编码方法。“tu2 mou1”指类时则义为“猪类中的任一个”。
二、名词短语NP更常出现量词，量词成为一个NP的更加基本的核心成分。比较：
(37) <普> 这是什么？—这是猪。(无量词)
(38) <苏> 搿只是啥个？—搿只是猪。(3次量词，其中“啥个”中的“个”已成构词成分)
(39) <壮> tu2(只) nei4(这) tu2(只) raw2(哪)？— tu2(只) nei4(这) tu2(只) mou1(猪) (4次量词)
三、量词单用的能力更强，可以有两个主要成分由量词充当的句式，如：
(40) ki:3(些) pit7(鸭) nei4(这), pou4(个) tu2(只)。‘这些鸭子，每个(人)一只’
(41) pa:i2(次) kn2(吃) an1(个) ‘每次吃一个’ | pou4(个) jaw3(看) pa:t7(次) ‘每个(人)看一次’
四、量词作为被饰代词-名词化标记的作用更加广泛：
(42) pou4(个) o6(年轻) ‘年轻人’ | tu:2 (只) pi:2(肥) ‘肥的(动物)’| ko1(棵) he:n3(黄) ‘黄的(植物)’
以壮语为参照，可以衡量其他语言量词的强势程度。紧邻壮语的壮侗语，如布依语、水语、侗语、仫佬语等基本上与壮语同属量词强势型语言。离壮语区较远的傣语、泰语量词的强势程度略低一些，大体上与粤、吴等汉语方言相当，尽管强弱表现的方面不尽相同。傣语具有壮语量词的一些重要功能，但往往打一些折扣。如量词可以单独句法成分，但限于宾语；可以用作被饰代词和名词化标记，但限于关系从句等谓词性定语。傣语量词不能不带数词或指示词和名词直接组合。此外，傣语泰语指示词可以不靠量词直接与NP组合，如泰语rôm (khan) níí ‘这(把)伞’(Bisang1998)。这两条都不符合量词强势的特点。壮侗语中量词不强势的杀黎语。其指示词不能直接与量词相接，必须有数词同现，即使数词“一”也不能省。黎语指示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不必依靠量词。这两条使黎语离指示词强势型语言又近了一步。
苗瑶语也基本属于量词强势型，其量词的使用不像壮语那么广泛，但具备多种体现量词性强势型特点的功能，例如苗语中可以用“量名”组合表示有定NP，量词可以作为被饰代词/名词化标记受后面名词、形容词等的修饰，组成名词短语，相当于“个北京”指北京人，“只大”表示大的那只，“个红”表示红的那个。也可以应用在领属定语和中心名词之间起定语标记作用，如kuv(我) lub(把) rooj(伞)，几重定语还能用几次量词，如nws(他) tus(个) txiv ntxawm(叔叔) tus(个) ntxhais(女儿)(转引自Bisang1998的Hmong语材料)。“形量”组合则能构成形容词性单位作谓语相当于“高个”表示个儿高。
藏缅语的分布地域广大，在量词功能上表现的差异最大，参阅孙宏开(1988)。总体上，越东个体量词越发达（词项、句法两方面），越往西越不发达，属于指示词强势型，有些已很接近非量词语言。孙文分成东群的NC型（名量语序，发达型，含彝、羌、缅、克伦诸语支）和西群的CN（量名语序，不发达型，含藏、景颇、纳嘎-波若-嘎若诸语支和部分喜马拉雅语言）两大类。可以发现，量词的发达程度受地域的影响超过受谱系的影响。例如，独龙语、嘉戎语谱系属西群（戴庆厦等1989称之为北群，因为西群偏北，东群偏南），但地理位置偏东，量词的表现也属于较发达的东群。
东群的代表彝语(据陈士林等1985)。数词一般不单独限制名词，而要加量词构成“名数量”组合（相当于中古汉语“马三匹”之类）。量词可以单独和名词构成“名量”组合，多表示类义，如(43a)；假如在此结构后再加结构助词su33，则表示有定NP，如(43b)。
(43) a. m(u)21pa55 (马) ma33 (匹) (指马类中任何一个体的马) b. m(u)21pa55 ma33 su33 ‘这匹马’
(44) a4433(大) pu33(朵) ‘一大朵’
彝语量词作为被饰代词-名词化标记的用法很发达，前面的定语可为代词、形容词、动词等：
(45) a. tsh21(他的)dzi21(双) ‘他的一双(筷子)’ b. a4433(大) pu33(朵) ‘一大朵’
c. vu21(卖) ti33(条) ‘卖的一条(牛)’ d. ko21(善跑的) ma33(匹) ‘很能跑的一匹(宝马)’
量词的这种用法只发生在量词强势型语言中。在汉语中，只有南方方言的量词有这类功能。此外，彝语动量词可以单独修饰动词，这也是量词强势型的表现。
藏语虽然存在少量个体量词，但数词通常无需量词就可以直接与名词连用或单独作成分，指示词更是无须量词而直接与名词连用，指示词单独作主语、宾语、介词的宾语也很自由(作宾语似乎比北京话更自由)。而量词在壮语、南方汉语、彝语等语言中的引申功能，如作为定语标记、作为被饰名词-名词化标记等等，在藏语中都不存在。这些都是量词不发达的表现，同时也是指示词强势型的表现。
可见，藏缅语内部差别很大，有的语言如彝语是明显的量词强势型，其强势超过南方汉语；有的如藏语则是明显的指示词强势型，其量词的功能还不如北方汉语发达。
以上量词发达型和指示词发达型都只是举例。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如道孚语（见黄布凡1991），个体量词只能与数词a (一)组合，表示数量为二时则用数量词的结合形式ne (两个)，数词达到三或以上便只能让数词与名词直接组合，不再能用量词。此点属量词很不发达。但道孚语量词有被饰代词功能，此点又似量词强势型语言的特点。
5.馀论
量词语言的特点是使用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作为量词类的典型成员与数量无关。“量词”的名称与个体量词不符。另一方面，个体量词与度量量词在句法功能方面有共同点，而度量量词与数量单位有关。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量词”的名称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用适合部分词类成员（还不是其典型成员）的名称概括整个词类，包括不适合这个名称的典型成员。不认识到这名不副实的一面，容易对量词的研究产生误导。
“分类词”（classifier）一名反映了多数个体量词词项和一部分量词用例的情况，但不能反映语篇中大部分用例可能跟分类无关（只能使用或实际换用泛用量词）的情况，也无法反映大部分名词无类可归、只适合泛用量词的情况，更无法反映使用同一量词的名词在语言心理和句法表现上并不构成一类的情况。分类词一名的更大问题是无法概括句法功能相似的个体量词与度量词，这两类在汉语中似乎没必要在词类的第一层就分开。
数词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的名称反映了数词与名词组合时必须加量词的类型特点，但无法反映汉语早期及一些量词不发达语言中量词的情况，即数词与名词之间的量词是可选的而非必需的。“数词分类词”尤其不能反映粤语等方言中绝大部分量词用例并不与数词同现的情况。这类方言中的量词更像是名词分类词（nominal classifier加在名词上的分类词），而不是数词分类词。
量词的句法功能十分多样，特别是在南方方言和语言中。有接近实词的，也有接近虚词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不同语言方言量词的句法功能相差也很大。其语义作用也十分复杂。Bisang（1999）概括为分类性（classification）、个体性（individuality）、指称性（referentiality）、关系性（relationality）四大功能。不同语言方言在这些功能的有无和比重方面差距也很大，如量词在粤语中的功能远比北京话多样和发达，在壮侗语中远比在藏缅语中多样和发达，而其功能常对应于北京话和藏缅语中的指示词，这显示了量词与指称功能的密切关系。这既与“量”无关，也与“分类”无关。但毕竟还无法用“指称词”或“指称助词”来概括量词的性质。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名称来概括这个词类。也许还是只能用“量词”这个权宜的名词来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主要参考文献]
陈泽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1989《关于我国藏缅语族系属的分类问题》，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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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布凡1991《道孚语》，载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藏缅语十五种》，燕山出版社。
刘丹青1988《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汉语学习》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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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耘1995《广州话的后补式形容词》载《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石汝杰、刘丹青 1985《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1期。
孙宏开1988《藏缅语量词的发展》，《中国语言学报》总2期。
游汝杰1982《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2期。
张元生、覃晓航1993《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Bisang, Walter 1999.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Gvozdanovic, Jadranka. 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Erbaugh, Mary S. 2002. Classifiers are specification: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for sortal and general classifiers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Pari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31:1.
Grinevald, Colette 2000. A morphosyntactic typology of classifiers. In Gunter Senft (ed.) Systems of Nominal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Routle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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