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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钟瑞 潘国霖
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的是“该死”，全场愕然；
●北方人在广州的公园里打听“缆车”在哪儿，按回答寻去，找到的是“男厕”；
●山西籍医生嘱患者服药“饭前一包，饭后一包”，被听成“房前一包，房后一包”，险些吃错药；
●上海一检察官到哈尔滨出差，服务员问他有没有“家伙什儿”（枪支），检察官不悦，怪她怎么老追问有没有“家务事儿”；
●列车广播员分不清“常州”和“沧州”，害得旅客下错了车；
●领导交代下属去“深圳”出差，下属跑到了“新郑”；
●上政治经济学课，广东籍教师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摸不着头脑，后见教师板书，方知说的是“私有制”；
●在外人听来，胶东人分不清“油””和“肉”，辽宁人分不清“人”和“银”，南京人则分不清“河南”和“荷兰”；
●“日本”两个字，不同地方会说成“一本”、“二本”，甚至“十本”；
●解放战争时，一剿匪小分队在鲁南听“有水”为“有匪”，紧急行动，结果一场虚惊；
……
相信您也能说出不少因方言差异造成误会或损失的事例。
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使用约80种语言。仅其中的一种语言――汉语，就分成北方、吴、赣、湘、粤、闽、客家等多种大方言，每种大方言下又分为若干次方言，次方言下又有无数种土语。各大方言之间，各次方言、土语之间，难以听懂甚至无法沟通的现象比比皆是。试想，如此泱泱大国，倘若没有一种全国通行的语言，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98岁高龄的语言文字学大师周有光说：“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幸而，我们有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普通话既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民族共同语。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到明清的官话，从民国的国语到现在的普通话，民族共同语一脉相承。如今，普通话在台湾仍称“国语”，在海外华人中称“华语”。外国人旧称普通话为mandarin，今多直呼为putonghua。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推广普通话的强大客观动力
在古代，雅言、通语为君臣、胥吏、书生、商人所专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黎民百姓既无说雅言、通语的需求，更无学雅言、通语的机会。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过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或问：“为什么秦始皇只搞了书同文，不一块儿搞语同音呢？”这您还不明白吗？那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无需全民都说雅言，再说共同语的普及是要靠学校教育实现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文盲率还高达80%多呢，就算是秦始皇想过推广雅言，也未必有这个勇气提出来吧。
方言是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民族共同语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西欧早在300年前就基本达到了这个要求，日本在100年前也基本达到了这个要求。
百年前，普及国语之梦与工业救国之梦相伴而生。尽管国语推广历史从晚清就开始了，尽管后来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翼，卢戆章、康有为、王照、朱文熊、严复、胡适、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吴玉章、郭沫若、黎锦熙、赵元任、罗常培、魏建功……无数先贤为推广民族共同语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但国家羸弱，民族多难，民生凋敝，国民教育不能普及，国语也不可能推广和普及。
新中国建国伊始，虽百废待兴，但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下，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政府日程。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各省市相继建立“推普”机构，全国掀起学习普通话的空前热潮。“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推广普通话工作也受到摧残。然而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却把普通话带到全国各地，天南海北都能听到用普通话朗读“最高指示”，倒使普通话得到广泛传播。这也算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改革开放以来，推广普通话步伐加快，力度加大。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写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不久，推普工作方针由原来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
推广普通话步入快车道，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开始的。1990年前后，国家教委、国家语委陆续发出关于师范院校、小学、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普通高校普及普通话的通知，随即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普及普通话工作进行检查评估。1992年初，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鼓励我们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更加拓展深入，市场经济浪潮日益强劲，中文信息技术飞速进步。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人口流动规模空前，商品市场繁荣兴旺，信息交流尤其活跃，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其广度之大、速度之快、频度之高，以及对亿万人民群众传统观念冲击的烈度之强，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今天，在全国任何一座小城里，我们随处都能遇到外来打工仔打工妹――当保安员、建筑工的，当小保姆、做美容美发的，做牌匾锦旗工作证获奖证书的，送牛奶报纸纯净水快餐盒饭的，还有弹棉花裁衣服修皮鞋开电梯炸油条装修房屋的……。除了一般干体力活儿的民工，还有为数十分可观的教师、医师、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房地产商和IT产业工作者，在广袤大地上向沿海向南方向中心城市有序或无序地涌动。北京市的人口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近10年内迁入的，光是有文凭没固定工作的“北漂族”据说就有几十万人。假如你能从太空鸟瞰，你会看到铁路上、公路上、城市街道上，还有江上的轮船、天上的飞机，都是一串串一群群“小蚂蚁”在东西南北地匆匆奔忙，你的心中一定会激动万分、唏嘘不已！
伴随人口流动的是语言的流动。每个人都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但是只有普通话才是全国通用的语言，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不得不操着各自特色的普通话，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谋生和竞争。强大的普通话潮流有力地冲击着各地封闭的方言环境，人们在全国任何城镇都能听到普通话了。这在过去，哪怕就是10年前，语言学家和推普工作者也难以想象啊。佛山一家纺织厂里2000多个打工妹大多来自江西，说“井冈山牌”普通话，工厂的领导、技术员必须改用“岭南牌”普通话对她们进行训练和管理。想想看，那么多外来人员在这里，出门坐公共汽车，买东西去商场，看病去医院，给家里汇款去邮局，架不住人多，搅得周围的人哪，简直不学会普通话不行了。就算你不同他们打交道吧，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可老师是北方来的，用普通话讲课，孩子不学普通话也不行了。结果呢，像东莞人说的那样――普通话和广东话一样，都成了我们这儿的通用语言了！记得1991年，笔者曾问佛山市财政局一位科长：“你上次讲普通话是什么时候？”科长想了想说：“大概四五年前吧，因为接待北方客人，说过一次普通话。”曾几何时，方言势力最强大的佛山，语言环境竟变得如此这般！
跨省市的会议活动、经济协作、投资招商、展览推销、交流培训、旅游观光、体育盛会和科技医疗文化下乡，搅得五湖四海真个是热气腾腾，波翻浪滚。很多企业招聘员工明确地把会说普通话列入录用条件，很多城市要求年轻干部“四会”――会计算机、会开汽车、会外语、会普通话。人们听普通话的机会多了，说普通话的机会多了，不得不说普通话的场合也越来越多了。长途电话、电子邮件令邮递员几近“失业”，电报局纷纷改行。别的不说，手机短信是当今一大时尚，千百万个大拇指在小小按键上飞速移动，都是在用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绝大多数人在键盘上处理文件、在BBS上发表言论、在MSN上聊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在普及教育、普及广播电视、普及电话、普及卡拉OK和随身听的时代，方言语音在向普通话悄悄靠拢，土得掉渣儿的方言词语在普通话面前悄然隐退。
2000年10月3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明文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公民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等。此前此后，教育部、人事部、铁道部、中央金融工委、国家邮政局、信息产业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纷纷发出加强行业系统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通知。教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师范学生、国家公务员、列车广播员等积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人事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语委、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推普周活动。每到金秋时节，语言工作者就迎来了自己的节日，荧屏上播出推普专题节目，舞台上演出推普幽默小品，广场上回荡着推广普通话的朗朗歌声，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着推广普通话的宣传画。第五届推普周的宣传画面是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王小丫美丽清纯的笑容：“恭喜你，说对了”。近些年来，热心“推普”的人越来越多，主动报道“推普”的报刊越来越多，愿意资助“推普”活动的企业也日渐增多。
结论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推广普通话的强大客观动力，法律和政府对社会普通话热因势利导，把推广普通话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如今，从白山黑水到南海诸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普通话已经成为惟一能够跨越语言和方言隔阂的国家通用语言。百年来革命前辈和学界前贤的“语同音”梦想，初步实现了。
推广普通话的关键在于语言观念的更新
尽管推广普通话工作力度在逐步加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尽管以学校、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行业为重点的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已经启动，很多行业单位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规章制度，但并非意味着推普之舟从此一帆风顺。从说惯了家乡土话到改说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能力问题，更主要的是观念问题。当前推广普通话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在于还有多少人不会说普通话，而在于很多人本会说普通话却不敢说、不愿意说、不好意思说。
一位中年校长，当初任教时，曾用普通话讲课，后来当了领导，便不说普通话了。上大学的女儿问爸爸会不会说普通话，爸爸笑而不语。“爸爸，我从来没听您说过普通话，你就说几句让我听听吧。”女儿越是央求，爸爸越是不好意思张口，憋了半天，还是用方言说出一句：“算了吧，闺女，别难为我了。”
笔者曾接受成都某报一年轻记者用方言采访。问她会不会说普通话，她说会，为什么不说？答曰不好意思。笔者对她说：“作为新闻记者，你的职业语言应该是普通话；你采访我这个外地人，也应该说普通话；你采访的内容是推广普通话的事情，更应该说普通话。”她仍含笑不语。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播出郑州一记者采访出租车司机的镜头，记者手持话筒说方言，出租车司机却用普通话回答。这真是不该颠倒的事。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租车司机比电视台记者离市场经济更近一些罢了。
思想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存在。时代已经前进到21世纪，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化浪潮方兴未艾，然而不少人的语言观念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宁卖祖宗坑，不改祖宗声”的封建意识也许不那么强烈了，但是一改多年习惯去学普通话，大概还需要鼓起一点儿勇气来。在有的地方，这种保守的语言观念表现为盲目的方言优越感，例如报载上海交警用普通话纠正违章，得到的是嘲讽：“哈，还要跟我开国语！”在另一些地方，会认为说普通话是“打官腔”，是忘了家乡，丢了根本！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还有不少国家公务员对着采访话筒讲方言土语，检察官、律师和法官用方言土语提起公诉、进行辩论和宣布判决。
能否自觉地在公众场合说普通话，其实有阅历深浅在起作用。笔者曾在广东顺德的一家著名企业问一位女工会不会说普通话，那女工不屑地说：“我不说普通话，照样发大财！”第二天，我把这话说给几家大企业的推销员们，推销员们气愤地说：“她胡说。没有我们用普通话在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她凭什么在家里发财！”
社会变革时期，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相互交织，也相互斗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面日益扩大，使得体现国家意识、法制意识、现代意识的新的语言观念正在迅速地占领越来越多的人群：
――宁波一位市领导在干部大会上问：“我说的是宁波话，听不懂的同志请举手。”大家纷纷说我们都是本地人，你就放心讲吧。没想到市领导说：“大家都听得懂不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外来干部太少，宁波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佛山一位副市长说：“当着外地客人说本地方言，不仅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且会使客人产生对我们的不信任感。”
――广州南方百货大厦一位营业员说：“过去不愿意说普通话，是因为跟面子联系在一起；现在愿意说普通话，是因为跟票子联系在一起。”
――辽西山区的一位村长对回乡探亲的年轻干部说：“你在外多年怎么还说土话呀？现在咱村里都学普通话呢。咱村的产品远销南方，跟人家说土话，人家会嫌咱们的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海南建省初期，曾发生过因方言误会而中断台商投资洽谈的事情。海南省为此发出通知，要求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投资环境建设的要素。重庆市副市长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学说普通话，他说台湾投资商给重庆市提出了十几条改善投资环境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希望市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十几年前，青岛人说：“我们青岛山美水美姑娘美，就是姑娘别张嘴（指说方言）。”市委市政府积极建设“三优一推广”，“三优”是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一推广”就是推广普通话。如今不光在青岛，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青年人说普通话已成为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城市里如果只流通本地方言，这个城市必定是比较封闭的；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能听到许多种类的语言和方言，并且通行普通话，那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必定很高。歧视和排斥普通话的心理，其实是小农经济意识的残余。
有人振振有词：“说普通话，跟周围群众格格不入，显见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这也算是一种怪论奇谈。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说的都是南方话，毛泽东、刘少奇说的是湖南话，但很快就得到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成为穷苦大众的依靠和希望。黄世仁跟杨白劳说的倒是同一种家乡话呐，怎么倒是你死我活呢？跟群众是不是一条心，要看你的人品和作风，是不是给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在于你说普通话还是说方言。至于在公众场合因怕人笑话而不说普通话，就错得更远了――你怎么不想想，你满口方言，外来的投资者、参观者、旅游者不会在背地里笑话你吗？
人们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不但逐步认识了普通话的实用价值，而且逐步认识了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普通话是文化语言。从古至今，汉民族共同语承载着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学校教授普通话的主渠道是语文课堂，绝大部分课文是用普通话写成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著作（包括用普通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少量的文言文也是用普通话讲解和诵读的，史、地、数、理、化、生等其他课程的教材也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至于讲课，国家更是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的。因此，学生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了解和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过程，掌握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成为文化修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之一。
普通话是美的语言，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平升曲降的声调和切分整齐的音节使汉语天然地带有音乐性。从形式上看，语音美和节奏美体现着普通话的可感形象性，是汉语一般形式美的升华；从内容上看，其社会功利性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体现着任何方言都无法比拟的实用价值和文化内涵。换言之，普通话的形式美与其实用价值、文化价值相结合，凝成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年轻人特别看重这一点。他们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实践普通话，把说好普通话看作是充实自我、完美自我的重要手段，是对美的自觉追求。洛阳大学生的口号是“说好普通话，高雅又潇洒”，重庆大学生的口号是“让标准语显示你的魅力，用普通话播撒我的温馨”。河南濮阳一对小青年，谈恋爱时两人一直都说普通话。新婚之夜，新郎对新娘说：“以后咱们还是说家乡话吧，说普通话太累了。”新娘奇怪：“你不是一直说普通话吗？”“我不是怕你看不起我吗？”“那干嘛以后不说了呢?”“嗨，我不是已经把你娶回家了嘛。”于是两个人又恢复说方言。但小夫妻有了小孩后，丈夫又对妻子说：“以后咱们还是说普通话吧，别让孩子从小跟咱们学土话。”
有人说语言是人的无形包装，也有人说语言是人的第二相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共同语说得标准不标准，流畅不流畅，已经成为个人文化修养、气质品位的标志之一。同样，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共同语普及程度，也是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标志之一。
学校是普及普通话的最重要基地
周有光先生说方言是“母亲语言”，民族共同语是“教师语言”。因为一般而言，方言是小儿哑哑学语时跟母亲学会的，共同语是上学以后跟老师学会的。因此方言是生活语言，共同语是文化语言。
民族共同语的普及，从根本上说靠学校教育。周先生说：“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
学校承担着共同语的教育普及任务，是无须论证的天经地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明孔夫子在教学、典礼等庄重场合必定说雅言而不说鲁国土话。民国以后，中小学语文课曾称作“国语”，标明语文课的任务就是进行共同语教育。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到底什么是“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还是“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化”？其实早在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个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所谓语文，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成的语体文。”中小学语文课是普及普通话的主渠道。语文教材之所选，无论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科学普及读物，都是用普通话写成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用普通话翻译的。至于古典文言文，也是用普通话来讲授和诵读的。学习语文的过程也是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也是吸收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语文课讲究的“听、说、读、写”，哪一样不是普通话呢?
本来，这都是用不着细说的“废话”。然而，这些“废话”却不得不说。
长期以来语文课重“读、写”轻“听、说”已见怪不怪，“你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直到今天，城乡各级学校里，用方言讲课的各科教师仍大有人在，教授、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用方言包装自己并不新鲜。“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用普通话教学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不少学校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标语上。1994年10月，国家启动了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一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乙等，语文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尽管接受测试的已经多达近900万人次，但“证书一到手，方言又开口”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一些重点学校，“用普通话教学会影响教学质量”、“用普通话教学不如用方言讲得具体、生动”的说法时有所闻。殊不知，用方言进行教学，这本身就不符合教学基本要求，那本来意义的教学质量又从何谈起呢？
根本原因在于考试指挥棒。
除了报考表演、播音等极少数专业需要应付面试外，考大学、考中专、考高中都无须当面口试，决定命运的只是那张书面的考卷。自隋朝兴办科举以来，学子单凭一纸一笔就能金榜题名，跃过龙门，可见“读、写”比“听、说”重要得多。自古科举如此，何怪当今教师？
还有观念上的原因。
本来，先秦时期是很重视口语表达的。一是那时诸侯纷争，天下大乱，“游说”大有用武之地；二是那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演讲”乃圣人贤才必备之功；三是那时通讯不灵，书写不便（尚未发明文房四宝，真正“无纸办公”），于是口才大大重于文才。朝拜天子歌功颂德，称霸天下炫耀威仪，诸子百家争鸣讲学，游说列国连横合纵，统统离不开三寸不烂之舌。晏子使楚、毛遂自荐、完璧归赵、孟子说齐之引人入彀、唐且面秦而不辱使命……，这些典故无不展示着出色的口才。至于后世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和舌战群儒，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年佳话。遗憾的是，自从开办科举以文取仕之后，伶牙俐齿渐失用武之地，而不善言辞、少言寡语，倒成了忠厚、可靠的代名词――“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嘛！
教育是最具时代特色的，“与时俱进”是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目前，中小学正在试行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语文“课标”突出了语言应用能力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您想想，这5种能力的哪一种不是语言文字能力的运用呢？吕叔湘先生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语文课在素质教育中承担着最基础的培养任务。21世纪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并提的高科技时代，会说流畅标准的普通话，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加上掌握一两门外国语和熟练操作计算机，这样的学生在学业、择业和事业的竞争中必然处于优势地位。很难想象，一个连国家通用语言都不会说的青年能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游刃有余。说普通话不仅是能力问题，而且还是个是否具有国家意识、法制意识、现代意识的问题。
学校普及普通话的工作如何，决定着全社会普及普通话的进程。炊事员如果和大家一起进食堂，决不可能按时开饭。要如期实现2010年在全社会范围内初步普及普通话的目标，教育是基础，学校要先行，学校必须提早达到普及普通话的基本要求。河北省教育厅与全省11个市分别签定学校普及普通话的责任书并对全省县、区、市逐个进行评估验收，秦皇岛市对青年教师提出普通话“升级”的要求，辽宁省锦州市教师连续10年苦练语言文字基本功，湖北省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普及普通话的促进力度，全国师范院校坚持普及普通话20年如一日，一批综合大学和工农财医大学狠抓“推普”后来居上，给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做出了榜样。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把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纳入管理常规，纳入基本功训练，渗透到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等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是普及普通话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而且是促进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教育部、国家语委今年将启动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希望能使更多学校焕发出普及普通话的热情。
走出家乡话的小田园，跨向共同语的大天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普及普通话，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校长们，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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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3-9-28 12: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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