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先生访谈录：（七）方言学与音韵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湘里妹子

问：方言与音韵在您的研究中密不可分，您的一本论文集也以《方言与音韵论集》为题。您认为方言学与音韵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方言学自身也可以成为目的，那么，一个方言学者是否一定要具备较高的音韵学素养？方言学者的音韵学素养对他的方言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中国方言学之所以能从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的东西到现在成为独立的学科，事实上渊源之一还是得益于音韵学。赵元任讲过，音韵学是代数式，方言是具体的数字，把数字代入代数式一经运算语音史就出来了。李荣先生文革后招硕士生时，开的参考书目就是《方言调查字表》。就是说，你要研究方言，必须要懂得广韵，必须知道中古音，《方言调查字表》就是中古音系，有了这个音韵的基础，你对方言事实就有立体感，就能真正理解，分出不同的历史层次。有些方言事实是金子，但它是和泥沙混在一起的，有了音韵学的基础就是辨别出来。比如说闽语，中古的喻四等“以”母字，一部分在闽方言的白读系统中可以读成ts，ts‘，s，“身上痒”的“痒”，厦门话叫[tsiu)6]，福州话叫[suN6]，开始时可能会以为有音无字，后来你发现“痒”可以读［ts、ts‘ 、s］，翅膀的“翼”可以读［sit］，也是以母字。这样串联起来有十几个字，蝇、檐、赢、餈，等等。如果脑子里没有音韵学的格局，不知以母是怎样发展的，就不能认定这些字的白读音。有了音韵知识，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说明在上古时期一直到汉代，以母跟邪母有关系。由此还可以联想，“以”跟“似”、“余”跟“徐”、“由”跟“袖”也是以母跟邪母通谐的例证。

再比如，很多方言都把父亲叫“爸”，“爸”本来就是“父”，因为“父”在上古属鱼部，鱼部读[A]，它的声母[f]是从[p]变来的（古无轻唇），所以“父”在上古就应该读成[pA]。到了中古，重唇变轻唇了，鱼部跑到遇摄去了，“父”就读成[fu]。人们认为这两个音不是一个字，就另外造了一个“爸”字。事实上它是上古音与中古音两个历史层次的音。

所以，没有音韵学知识，作方言调查就会寸步难行、危机四伏。你的音韵学基础越深厚，你对方言的研究就会越深入。


问：就语音来说，方言学是否最终要为音韵学、语音史乃至汉语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或者说除了方言分区的意义，方言学要为音韵学、语音史服务？或者相反？或者互相服务？互相服务中哪个更倚重对方的结论？


答：我想，方言学与音韵学是双向服务的，谁也离不开谁，分离就两败，合作就双赢。因为音韵学是研究方言的语音现状和演变的阶梯，可以沿着梯子上上下下，方言是口口相传的活化石，可以提供各种语音史的例证。二者各有特色，不能互相代替。方言本身有它共时的系统，可以从共时的角度研究它的结构，音韵也可以专门就语音的演变过程、把几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结构串连起来看，找出它的演变规律，而者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它们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说谁只是谁的工具，应该都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音韵学用方言事实来检测化验它的历时系统，它也可以用典籍进行考证。所以我想，不好说方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音韵服务，也不好说音韵学的目的是为方言学服务，而是相互为用、有分工有合作的两个分支学科。


问：音韵学和语音史研究多借重书面文献，这种研究的缺陷在哪里？方言学成果在哪些地方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答：原来的音韵学几乎完全是依靠文献的，二十世纪以后现代语言学开始，才利用活的语言材料加以论证。文献对研究语音史来讲，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依托，尤其在中国，有关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非常之多。虽然从宋元到现在一千多年一直在研究，但仍没有穷尽，依然有许多领域需要努力去总结。但是文献毕竟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文献尽管很多，但记录的时候有遗漏，也有伪托，出自不同人，水平有的高，有的低，《广韵》是研究音韵的一个最基础的材料，但是看来《广韵》也不是没有问题，也有错漏的地方。比如说“鼻”，吴方言现代读音为入声［bie/8］，大多数官话读阳平，说明它也来源于浊入，可是在《广韵》里边没有入声的反切，只有去声的反切。去声的反切见于现代的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吴语跟官话是从入声来的，闽语、粤语、客家话是从去声来的，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这么常用的字，《广韵》把应该有的两个反切丢了一个，我想不是错就是漏。所以，文献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它不足的地方。显然，方言材料作为世代相因、口口相传的语言，是鲜活的，是直接现实，从这一点来讲，比文献有着不可等量齐观的长处。当然，方言材料也有自身的问题，因为有些现象在现今的方言中保留下来了，有的没有流传下来，历史上语言现象经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就磨灭了。所以，文献跟口语材料应该互相补充，不能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有人说，音韵学就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文献上，这种说法恐怕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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